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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的被造，开端的原则才进入了世界……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Below， p.177）
汉娜·阿伦特是论开端的杰出理论家。她所有的书都是讲述不可预料的故事（无论是关于极权主义的奇特恐怖，还是革命的崭新开端），对人类开创新事物的能力的反思充斥在她的思考中。1958年，她的《人的境况》一书的出版，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出乎意料的东西，四十年后，这本书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它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成功的模仿者，它的风格和手法始终是高度个人化的。虽然阿伦特从未试图招揽门徒和建立一个思想流派，她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为她的读者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类事务的新方式。她照亮被忽视的经验角落的常用方式是作出新的区分，这些区分大多是三元的，对于她的理智想象力来说，传统的两分法似乎太狭隘了。《人的境况》充满了这样的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权力、暴力和体力的区分；地球和世界的区分；财产和财富的区分，大多数区分常常是通过词源学的探索确立的，不过这些区分更倾向于以富有争议的方式挑战当代的自明之理。因为（就本书最出人意料的特色而言）她在古代希腊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她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我们自以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确，她假定了我们可以从生活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的经验中得到重要的教训，这个平静的假定本身是对现代进步信仰的挑战。对古希腊的持续引证让《人的境况》的许多读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发现难以理解这本书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展现在这里的是一本漫长而复杂的书，它不遵从任何既定的模式，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洞见，但是缺乏一种清晰的论证结构，因此，导言中要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什么是阿伦特真正要做的？
本书的难点和魅力都归因于她一下子做了太多的事情。很多思想线索交缠在一起，不仅仅是初次阅读难以抓住，就是反复阅读也让人惊奇。但是有一件事显然是她没有做的，就是像传统理解的那样写一种政治哲学，即提供以哲学论证支持的政治处方。习惯于那种风格的读者，通常都靠着强调阿伦特对人的行动能力的解释，试图在《人的境况》中找到类似的东西。由于这本书带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也易于让人们相信，她打算提出一种政治行动的乌托邦，一个新雅典。这种漫画式的作法并非毫无根据，阿伦特的确倾向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从1956年短命的匈牙利革命中出现的、草根性质的公民“委员会”，到美国反越战示威游行，她都是这些突然爆发的公民活动的热情观察者。提醒我们行动能力甚至会在最不可能的形势下出现，确实是她的目的之一。但她坚决否认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任务是为未来提供一幅蓝图，或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她拒斥“政治哲学家”的称号，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治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那么，本书不是政治哲学，而且的确本书相当大的篇幅都与它表面上的样子相反，与政治无关。对劳动和工作、对现代科学和经济增长的含义的长篇大论，都着眼于为政治打基础而非着眼于政治本身。甚至关于行动的讨论也只部分地与特定的政治行动有关。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阿伦特把《人的境况》描述为她计划中的一部更系统的政治理论著作（但从未完成）的“某种绪论”。她解释说，由于“核心的政治活动是行动”，就有必要首先完成一个初步演练，目的在于阐明“行动在概念上与它通常容易混淆的其他人类活动，如劳动和工作的区别”
。的确，本书最鲜明的组织原则在于它对三种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这三种活动形式对于人之境况是根本性的：劳动，相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命；工作，相应于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人造物世界；行动，相应于我们作为不同个体的复数性。阿伦特认为，在哲学和宗教占优势地位所塑造的理智传统中，这些活动之间的区分（和隐含在区分当中的活动等级）一直都被忽略了。然而，这本书包含的东西远远多于现象学分析，甚至远远多于阿伦特就传统政治哲学对人类活动的错误再现所做的批判。因为所有这些考虑都产生于她对当代事件的回应。当她在序言中说，她要做的“只不过是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时，也表明了她所做的不仅仅是对人类活动的一般分析，而且是“从我们最崭新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境况”。那么，是什么经验和恐惧？
前言一开头就是她对那些揭示了人类开端启新能力的一个事件的反思：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阿伦特将其描述为一个“在重要性上无可比拟，甚至比原子裂变还重要的事件”。如同在她写作本书期间发生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样，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促使她重新组织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支持了她已经作出的观察。由于注意到人类力量这一惊人展示在各方面引起的欢呼，不是某种骄傲和敬畏的体现，而是人类终于可以逃离地球的一个信号，她评论说这种“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通过逃离地球进入太空，以及通过核技术事业的发展，人类正成功地挑战自然的界限，而现代科学由于未能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就对政治提出了更难以回答的问题。
阿伦特的前言从这个事件接着转向了“另一个同样危险的事件”：自动化的出现。奇怪的是，这两个事件乍看之下没什么关联，自动化虽然把我们从艰苦劳动的负担下解脱出来，却在一个所有职业都被看作谋生手段的“劳动者社会”引起了失业。在本书对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当中，这两个表面上无关的主题逐渐展开为辩证对比的关系。一方面，太空时代的来临表明人类确实可以超越自然。作为现代科学“脱离地球”的结果，人类开端启新的能力挑战了一切自然限制，令人惊恐地打开了未来之门。另一方面，在阿伦特描绘为“脱离世界”的发展当中，甚至被更高效的生产和消费所独霸的现代自动化社会，促使我们仅仅像受自然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那样去行为和思考自身。
没有意识到他自身能力和责任的人类动物，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掌管这股威胁地球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回应了阿伦特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一方面相信“万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个体可有可无。极权主义就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织，一起推动的一种虚无主义过程。此一回应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的境况》与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著作有机联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人困境的一种原创性的、发人深省的诊断。
本书起源于阿伦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讲座中的演讲，它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计划——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副产品。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就着手这个计划，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考察了大量关于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前史，但对于斯大林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极权统治，却没有考察它背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她的新的工作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何种特征促成了这场灾难。结果，她钩耙出的东西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她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但其中许多思想线索都在《人的境况》中得到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致命错误是把政治行动误解为其他人类活动——她称之为工作和行动——的混合。
在阿伦特看来，把政治行动理解为制作（making）某物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制作——她称为工作的活动，是工匠用强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于他的模型的活动。原材料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发言权，更不能把人类当成原材料来创造一个新社会或创造历史。
说“人”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是误导的，因为（正如阿伦特不断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不存在：“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于世界。”把政治考虑为制作，就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在实践上压制了个人。可是，阿伦特发现马克思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中继承了对政治的这种特有误解。其实自从柏拉图拒绝雅典民主制，制订他的理想城邦规划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的书写就有系统地忽略了人最显著的政治属性，即人是复数的，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他们不适合成为整齐划一的试验模型，除非摧毁他们的政治能力。因而，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恢复和发现这些被忽视的人类能力，来质疑整个政治哲学传统。
但是这一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她从对马克思的反思中获得的唯一重大主题。因为阿伦特认为，虽然马克思用工匠的术语谈论制作，但他实际上按照更近于动物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劳动——来理解历史。他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可预测的过程，对他来说，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在阿伦特眼里，虽然他错误地假定了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革命导向“自由领域”，但她仍震惊于他所描绘的，个体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命中，这个集体生命无情地前进的画面。她发现这是一幅现代社会的画像，揭露了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在阿伦特关于人类活动的现象学中交织的第二个重大主题，是她对一种“劳动社会”的兴起的解释。
“社会”（the social）这个主题始终是本书最令人困惑、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许多读者攻击阿伦特贬低了社会问题，并且认为她在批评现代社会顺从主义的物质主义时，倾向一种英雄式行动的生活。但是这样的阅读忽视了本书的复杂性，因为本书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关于行动的危险，即行动发起的新过程常常超出行动者的控制，产生现代社会的过程也包括在内。她对人类条件分析的中心要义是，一个建立在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世界的持久存在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抵御了自然过程的侵蚀，为我们终有一死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固背景。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人类世界的共同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的现代化一直是对人类世界的主要威胁，（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不同于马克思把这个变化看作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阿伦特把它回溯到偶然的人类行动所造成的非人所愿的后果，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中发生的对教会财产和农民财产的大规模剥夺。因为财产（在代代相传的土地权的意义上）一度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根基，它让它的所有者致力于保持世界的稳定性。由16世纪的剥夺所引发的巨大变化是双重的，一方面，本来在世界中有稳固之所的农民变成了临时工，要完全投入到满足他们肉体需要的生存斗争中去。另一方面，稳固财产转变成了流动财富——资本，带着马克思做过出色描述的动态效应。人类发现他们不再居于一个稳固的、为了持存而建的事物世界中，而是被吸收到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到阿伦特反思自动化的含义的时候，这个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已经超出了满足自然需要的范围；的确，自动化所涉及的活动、方法和消费品是高度人为的，但是她指出这种现代的人为性完全不同于从前文明定居于其中的、稳固的人造世界。物品、家具乃至房屋本身都变成了消费项目，直到自动化生产过程带上了一种人类也不得不适应的准自然节奏。她说，“仿佛我们用力打开了保护世界和人造物免受自然——在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着它的自然循环过程——侵蚀的边界，把它们交付和遗弃给那些始终威胁着人类世界稳固性的东西”。在《人的境况》的其他地方，她把发生的事情描述为“自然的非自然增长”（unnatural growth of the natural）或“生命过程的释放”，因为现代化已经证明了它极其擅于提高生产、消费和增殖，比从前的时代大大加快了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步伐。她认为，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而不是像先前所有文明时代那样，隐藏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内），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地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她的论证并非暗示我们，我们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从劳动的沉溺中拉出来，并采取行动。因为现代的劳动霸权并不意味着人类停止了行动，停止了开端启新——只不过现在科学和技术变成了“对自然采取行动”的舞台。在科学发明令人瞩目地揭示了人超越自然限制的同时，人却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看作动物物种。因此与劳动者所遭受的“世界异化”对应的，是在科学家当中发生的“地球异化”。尽管阿基米德早就宣布，如果给他一个立足点，他就能撬动地球，阿伦特则论证说，（从伽利略时代到当代的空间工程师和核物理学家）人已经找到一种从宇宙角度看待地球的方式，并且运用人类开端启新的特权挑战了自然的界限，以至于达到了威胁生命本身的未来的程度。普罗米修斯式的权力——释放带有不可预知后果的过程——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社会：他们沉浸在消费中而无力承担对人类世界的责任或不了解他们的政治能力。阿伦特在她的前言中注意到，无思想（本身与人类公共世界的丧失有关）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特征”，而她大声思考的目的确实在他人身上激起思考。
就阿伦特的目的是激发思想和讨论而言，她已经获得了成功的响应。像她的大部分著作一样，《人的境况》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焦点。的确，很少有其他现代政治哲学著作受到如此矛盾的评价，有些人认为是天才之作，另一些人认为不值一驳。许多学院派反对本书的非正统方式和风格，因为阿伦特把主流讨论放在一边就展开了她的分析，没有界定她的术语或致力于传统的论辩。这本书也引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议，它对劳动动物的处理和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让它的作者在许多左派那里不受欢迎，但她对行动的解释却为其他激进派传递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消息，包括各种民权运动中和铁幕背后的激进人士。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人的境况》被欢呼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而它和那些运动的结盟又再次令它的批评者疏远。
近年来，阿伦特的思想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是出于她本人不希望的原因，例如对她的性别、她的种族、她和海德格尔的浪漫关系的兴趣）。这本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承认，但它的意义仍有待讨论。作为一个交织着如此多线索的复杂体，它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阅读空间。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现象学家、哈贝马斯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思想者都在它丰富肌体的不同理路中找到了灵感，虽然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四十年，但要评价它的持久意义还有待时日。假如我们能从这本如此复杂的书中抽取一个中心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就必定是，它提醒了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提醒我们恰当地理解我们的政治能力，理解政治提供的危险和机会。
阿伦特对人之境况的叙述提醒我们，在开端启新的意义上，人是行动的生物。行动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无论我们是否理解它的含义，而不理解所导致的就是，人类世界和地球本身遭到了我们亲手造成的灾难的破坏。着眼于她所谓的“现代”（从17世纪到20世纪早期），她从中诊断出一种荒谬的形势：高速的经济进程是由人的行动发动的，而与此相关的人却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社会经济大潮中无助的随波逐流者。她相信，这两股趋势都与公共注意力转向经济活动有关，而在传统上经济活动一直是家庭的私人事务。不过，在前言中，她注意到了她描写的“现代”已经退潮，核技术的出现，已经在人类和他们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开展出一个“新的尚不确定的时代”。假如她今天还活着，她就会在权力以及失去权力的熟悉主题上，指出一个新的变动，这个变动与一种迄今为止仍然被遮蔽在私人领域的自然机能，即将浮出公共领域的水面有关。一方面，基因工程的发明（以及它冲破自然束缚、发动新过程的力量）惊人地证明了人的超越能力，和她所谓的“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仅前所未有地依赖生产，而且前所未有地依赖生殖，从而更加深了我们对自身作为动物的自我理解。性的问题虽然只是最近才被允许进入公共讨论，却迅速地排挤了其他话题，同时，新达尔文主义科学家也鼓励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都是由基因决定的。
由于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差距比以前更大了，她关于人的行动能力的提醒和对“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尝试，就显得特别及时。不过，我们需要仔细倾听她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易于把她带来的消息误解为对人性的呼唤，呼唤人性从麻木中崛起，对事件负责，并有意识地设计我们的未来。准马克思主义方案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什么“人性”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负责任。人类是复数的和终有一死的，正是人类条件的这些特征，为政治既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令人绝望的偶然性。
《人的境况》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它提示了人的诞生性和开始的奇迹。与海德格尔对我们的有死性的强调截然相反，阿伦特证明了对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来自这个事实：新人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有能力创新，从而打断或扭转由先前行动所发动的事件链条。她说行动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指出在人类事务中，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实际上是完全合理的，即使社会完全陷入僵化，行驶在冷酷无情的轨道上，也不排除新的开端。自本书出版后，她对政治的不可预测性的认识已经得到了惊人的证实，至少被共产主义的垮台所证实。1989年的革命显然是阿伦特式的，表明了她所说的，即使在没有权力的地方，权力也会突然迸发，只要人们开始“协力行动”（act in concert），就能出人意料地从表面强大的政权中撤退。
但是如果说她对行动的分析在黑暗时代带来了希望的消息，同时也带来了警告。因为行动奇迹般的不可预测性的另一面，是无法控制其后果。行动发动了事件，但一个个人甚至不能预见自己创新的后果，更不要说当他的创新在公共舞台上与其他人的创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控制以后发生的事情。从而行动深深地令人失望，因为它的结局可能完全不是行动者所想要的。正是由于在复数的行动者中间的行动的“偶然性”，自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才试图用一种制作艺术品的政治模式取代行动。继哲学王注视理想模型，并把他消极的臣民改造得适合于这个模型之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精心阐述的完美社会方案，在其中，每个人的行为都符合作者设计的蓝图。乌托邦思想这一令人吃惊的贫乏性质，就在于他们当中缺少创新的余地和多样性的空间。尽管阿伦特指出这一点已经四十年了，但主流政治哲学还陷在同样的陷阱里面，仍然不愿意认真对待行动和复数性，仍然想要找到某些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的理论原理，其强有力的理性力量甚至能迫使未出生的下一代人接受，从而让现实政治环境中只有通过妥协才能解决的偶然性变得多余。
阿伦特认为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以让行动变得可预测，但她强调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原因很简单，总是存在着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从而打破表面上冷酷无情的过程或把政治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行动本身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或让不可预见的未来变得安全。只有人类宽恕或承诺的能力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只是部分地解决。报复过去的错误只会激起进一步的报复，而宽恕能打破这个没完没了的令人厌倦的链条，近年来南非种族之间为和解所作出的努力，就是阿伦特观点的一个感人例证。不过，如她所说的，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另外，这一解除行动所引发的结束链条的办法只对人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有效；不能通过宽恕来矫正那类引爆核反应或引起种族灭绝的“对自然采取的行动”（action into nature）。
另一种对付由复数的人的创新造成的不可预见之后果的办法，是人类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一个人对自己作承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复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未来而作出保证时，他们在自身之间创造的合约就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抛出了一个“可预见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共同运用权力。所有这些就是契约、条约和章程，它们或许像美国宪法那样强大可靠，或许（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写在文件上。换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根本达不到哲学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入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况》同样关注行动的危险，关注由行动的自发性所引起、目前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无限过程。当然，她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助的动物：我们能从事下一步的行动，主动打破这类过程，并通过约定来控制它们。但是在控制那些由于莽撞地对自然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过程时，除了要面对物理上的困难外，还要注意复数性本身引起的政治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工作，就能带来巨大的权力；但是复数的人之间的一致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更无法避免其他行动者的自发破坏行为。
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上，我们所能做的一个可靠预测就是，尽管过程的运动一直在持续，开放的未来仍将成为无数人自发行动的舞台，这些自发行动远非我们当前所能想象。也许作出另一个预测不算轻率：未来读者会在《人的境况》中找到供思考的养料和供讨论的范围，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断发掘和发展出不同的线索与主题。对阿伦特，那是最适合不过了。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所说的：
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物，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