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芬丹尼尔·艾伦

苏联发射的第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是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建立其论述背景的天文学标志。“1957年”，她写道，“一个人造的、在地球上诞生的物体，被发射到了太空中。”她接着说，这个事件“在重要性上无可比拟，甚至比原子裂变还要重要”（“前言”第1页）。甚至蘑菇云那令人惊惧的黑暗，在这个直径大约23英寸的闪亮金属球状物面前也黯然失色。《人的境况》的第一个主题是科学——和技术以及科学认知方式造成的人类经验的改变。第二个主题是一旦我们察觉到科学的诱惑与危险，以及它无需证明的优点和奖赏，我们如何能借着重新激活政治思考的力量，在运用科学的同时恢复人类对科学的权威？

在开篇谈到人造卫星之后立刻提到核爆炸，阿伦特在第一个天文学标志上又增加了第二个。故而，此书的论辩不仅是在科学之诱惑——对我们住在地球上的人有望摆脱地球的欣喜展望——的标志下展开，也抱着对科学之危险的警惕。诱惑超过了危险，仅仅因为它们为危险开路。科学引诱我们想要一劳永逸地结束政治，把人类境况转变为一系列可以用确定方案来解决的技术问题。在这本书的最后，阿伦特终于清楚表达了那种诱惑产生的危险，“人类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勃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第253页）。

在某种程度上，阿伦特把自己定位在以现象学著称的哲学传统中，即，她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视为洞察“人之境况”的出发点。她考察自己周围的世界，在日常经验中观察到一个不断增强的习惯，就是将所有人类行动还原为效用函数，还原为效果计算和成本收益的加总，或是将演绎规则机械运用到行动上的算法。重要的是，与现象学的核心人物，如她的老师海德格尔相比，阿伦特不把这些还原主义操作视为日常现象本来就有的必然病状。在她看来，如果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会令人痛苦地消隐，那么它们也就本不是必然的。相反，她认为正是这些还原主义操作反映了“规则”的问题，用帕钦·马凯尔（Patchen　Markell）的表述，就是一种霸权的智识范型支配了人类生活的所有可能解释的问题。在阿伦特的视野中，这种还原主义范型正是科学和它所依赖的思维模式——预测最终和确定的“正确”答案的思考方式。

在阿伦特的论辩中，科学思维方式有两个关键特征改变了人类经验。第一个是对——事情如何发生的——原因和结果的重视，令人类推理被机器取代，最终被速度更快的计算器取代。她写道，“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经验的不仅仅是沉思，甚至不主要是沉思。思想本身在它‘根据结果计算’时就变成了大脑的一种功能，结果人们发现电子工具要比他们自己能更好地履行这些功能”（第321—322页）。随着科学发展出更大的力量来解释事情是如何运作的，设计出技术解决方案让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有些也是手握资源或权力的人所乐见的，例如核武器），我们应当追求哪些目的和为什么应当追求的问题消退了。的确，阿伦特说她希望人们从她的书中所得的“非常简单，仅仅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前言”，第5页）。

在当代不难发现科学引导下的消极无力政策的例子。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一个报告，《美国的监禁增长：原因和结果的考察》在此很有说服力。报告试图评估美国监狱司法系统在过去三十年里，监禁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在大量已有研究、犯罪率追踪、政策变化对于监禁的影响、选举政治等等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更综合的分析。作者得出了一个有力却令人不安的结论：“在司法领域内，经验证据本身不能提供制定政策的方向，可是随着过去四十年里美国监禁的戏剧性增长，清晰透明的规范原则的表达却显著地消失了。规范原则深植于司法体系和治理理论中，经验证据需要规范原则的补充以指引未来的政策和研究。”（着重字体为本人所加）简言之，作者承认在过去几十年里，刑事司法政策的制定被社会科学家的经验性工作牵着鼻子走，而社会科学家关注的是能够凭量化来解答的问题，以至于“对原则的广泛讨论已经从国家有关监禁使用的政策辩论中明显消失了” 。政策制定者不再讨论惩罚原则，而只讨论原因和后果：监禁令犯罪增加了还是降低了？重犯率增加了还是降低了？等等诸如此类。注意到规范辩论从政策领域中的消失，报告作者承认，在刑事司法政策上，正如阿伦特在更大范围内指出的：我们无力“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

科学第二个导致非政治化——或者更恰当地说，无力“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关键特征，是科学对数学的依赖。阿伦特说科学家（她在书中经常用这个宽泛的范畴）“生活在一个言谈丧失了力量的世界里”。她还说，“因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被迫采取了一种数学符号的‘语言’，虽然这种符号语言最初只不过用作口头陈述的一种省略形式，但它现在包含的陈述再也不能转译回口头言说。”（“前言”，第3页）。虽然数学有它自己的语言，它还是在人们赖以讲述历史、选择行动进程和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共享语言织物上强加了一种断裂。这里阿伦特承继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观点，坚持人的存在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们有言说的能力。她写道，

或许存在着超越言谈的真理，或许这些真理对单个人非常有意义，即他可以是任何人，他只要不是一个政治的存在。但复数的人（就生活和行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而言）能够体验到意义，仅仅因为他们能够互相交谈，能够听懂彼此和让自己也明白。（“前言”，第3页）

阿伦特预测人们对数学语言的依赖性的增长，会导致政治参与度的降低，到现在为止，科学本身已经表明阿伦特是对的。近年来的数据揭示了，与重视科学的教育相应的是受教育者的非政治化。统计数字表明，在人文科学毕业生的政治参与率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的政治参与率之间有显著差异。例如，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中，92.8%的人文专业学生在毕业后至少投票一次，而在STEM专业的毕业生中，这个数字是83.5%。在毕业十年的学生当中，1993名人文专业毕业生中有44.1%曾给公职人员写信，而在STEM毕业生中是30.1%。作为大学毕业生，这些学生通常有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说明他们政治参与的差异要以其他差异来解释。

当然，学生自己选择了人文或STEM专业，就意味着这些数字可能反映的只是学生的特点，而非他们所受教育的影响。不过政治科学家希拉古思（Sunshine　Hillygus）在将学生原先就有的对政治的兴趣作为控制变量后，所做的研究也表现出相同模式。希拉古思发现，大学毕业生中间出现的政治参与的差异，也反映在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育中。与高分的SAT语言成绩相关的是政治参与的更高概率，而与高分的SAT数学成绩相关的是参与的更低概率。再者，既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SAT数学和语言分数的影响是相同的，那么语言高分和数学高分相应的政治参与度，就清楚说明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和对政治参与的预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指出相关性更不能证明存在因果性。但是有更复杂语言能力的人更愿意参与公共生活，而所受教育偏重科学的人公共参与的意愿下滑，无疑是阿伦特所预见到的危险消极状况的一个信号。

读者也许纳闷，鉴于阿伦特对科学思维方式、数学化和纯“计算”的抨击，是否我提供的数据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但这是对阿伦特的误解。科学思考是强大和极有价值的工具，她的要点不是要抛弃它们，而是将它们提供的知识整合进关于我们正在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和为何如此的更广泛深入的对话中。科学不是一个向导，而是一种支持物——拐杖、工具和加速器——人类借助科学来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此时，在初版六十年后重读《人的境况》，我深深为阿伦特的先见之明所折服。在这六十年间，科学及相关的现象——技术统治，变得越发强大。技术统治，我指的是现今对于政治问题只应当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经济学、气候科学、基因科学等等——的政策专家来决定的普遍期待。我想，我们的不平等经济和分裂的政治正是我们从多数人类生活的非政治化中收获的苦果。几乎二十年前，一个特立独行、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就有力地证明了全球经济的“不可能理论”，即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三者是不兼容的；他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三者。可是这二十年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一意孤行，仿佛如此悲剧性的选择不存在，仿佛增长问题纯粹是一个技术治理的问题，通过正确的税收政策和市场制度就能对付。政策制定者没有看到背后根本的政治问题，并通过教育和培养公民判断力的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2008年的大萧条令他们震惊，然而仅仅十年后，他们再次震惊于席卷而来的民粹主义，后者几乎倾覆了貌似稳固的政治架构。

我们处理气候变化政治上的苦苦挣扎，就是这种科学与政治思考之间奇怪僵持的产物。这种僵持包括科学拒绝承认它的辅助角色在于支持，而不是指导政治思考，和政治思考拒绝承认科学本身的价值。我确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僵化或不作为不会让阿伦特吃惊。相反，政治让技术统治和技术专家们一次次地震惊不已。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受到惊吓的事实是危险和有害的，直到我们再次学着去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以对我们世界的重新政治化来装备自己，才可能消除这种危害。我这样说并非希望废黜科学的力量，因为我们能够且应当庆祝科学让人类潜能得到了惊人的实现。但是我想，是时候重新联合科学与政治思考，计算机算法智能与判断力了。这是阿伦特在很多年前就召唤我们从事的工作，这个召唤，我想，只能变得更为紧迫。

说非政治化导致了分裂和不平等显然是反直觉的。但的确，《人的境况》的责任是帮助我们看清楚为何政治化是一件好事。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出色地阐释了三种核心人类活动的内容和含义：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是我们出于生物学必需性所从事的活动；换言之，我们劳动是为了糊口，它也包括性的生殖活动和养育孩子的活动。工作是我们出于创造性成就的需要所从事的活动，以建造——无论是物理还是文化之物——来形塑我们的世界和确立我们和他人的社会连接。劳动和工作相互重叠，因为我们的浪漫关系不仅是社会技艺的产物，当然也创造了一个我们在其中追求生物性再生产的环境。最后，行动定义了我们作为政治动物一起投入的那些活动：在多元主义的多样性条件下的斗争，对我们政治组织的行动进程作出集体决定。

阿伦特向我们展示了这三种人类“作为”——劳动、工作和行动——如何缩小了我们之间的空间；如何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建造世界，把我们的多元或差异变成创造性的参与；如何使我们自己对他人成为可见的和可知的，而不是做个困在冰冷荒芜房间里的、戒备森严的陌生人。第三种“作为”，是属于政治领域的行动，而阿伦特常常被解释成似乎一门心思要把行动从其他人类活动中解救出来。但实际上，她对政治之事和政治化的拯救要比那复杂得多。劳动和工作也是被科学分析摧毁和缩减的范畴——无论是经济学家的分析还是工程师或计算机科学家的分析。正如我们现在担心自动化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意义感一样，阿伦特的同时代人也担心劳动和工作的消失。

在阿伦特的作品中，只有靠着更广大地解救所有这三种根本的、互相关联的人类作为，政治才得到解救。阿伦特的方案不是把劳动、工作和行动三者分离开来，而是对它们加以区分，显明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更重要的，每个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勾连。在这样做的时候，阿伦特颠覆了数世纪以来思想家坚持的，把劳动、工作和行动划归到不同人群的智识传统。反之，阿伦特坚持这三个领域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政治事业正是要定义这三种活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如何相互发明的语词。政治的更新要求每一个民主公民或公民行动者的能力更新，去诊断人类经验的状况——就劳动和工作的机会而言，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可能的；去追求能对那些状况作出回应的政治工作。

生活改变的速度远比科学要快，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工厂关闭，有人发现自己失去工作，有人被萧条击垮。有人死亡，有人入狱。社会科学家耗时多年去预测、收集数据，检验，证明或否证，重复实验，无休无止。当我们面对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时——像大规模监禁，全球化或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崩溃，我们需要加快我们获致理解的步伐。我们必须使用每种可用的思想工具去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作为一个有知觉的，能认识、学习、处理信息和有情感的存在，甚至在经济学研究给出最终答案之前就能作一个判断，同样地，你也能。于是我们就能讨论我们不同的判断，就我们应当如何作决定展开辩论。这就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意思。

当然，无论我们能走到哪一步，我们都想借助严格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来得出或证实我们的判断。但是关键是要记得，科学总是落后于现实，这个事实限制了它，而且它也不能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做。我们必须为科学补充其他工具来理解当前活生生的现实。阿伦特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科学所不能做的。她还力图交还我们一些思想工具和那些工具所构建的：劳动、工作和行动。就交出这些礼物和塑造政治思想而言，《人的境况》提供了我们时代特别需要的一种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