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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世界历史上的许多其他时期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有人以为我们中有智慧的人已经看穿了前代的所有热忱并已经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真正不幸福的，但他们以他们的不幸福为骄傲，他们将其归因于宇宙的本质并认为这是受过启蒙的人的唯一的理性态度。他们以自己的不幸福为骄傲使得不那么老于世故的人怀疑其真实性。后者认为享受痛苦的人是不痛苦的。这种看法过于天真了。无疑这些受害的人从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中得到了些许补偿，但这并不足以弥补他们损失掉的更为素朴的快乐。我个人并不认为不幸福中蕴含着更高的理性。有智慧的人会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过得幸福，一旦他发现思考宇宙带来的痛苦超出了一定程度，他就会去思考用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我要在本章证明的东西。我要说服读者，无论如何论证，理性都不会成为实现幸福的障碍。不仅如此，我还相信那些真诚地把他们自己的悲伤归因于自身宇宙观的人是因果倒置了。其实，他们不幸福是由于某种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原因，正是这种不幸福导致了他们凝思于他们身处的世界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性。
对现代美国人而言，我想要讨论的这种不幸福观是在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先生
在《现代性情》（
Modern Temper
）一书中所展示的。对我们祖辈而言，它由拜伦（Byron）
所展示；对所有时代的人来说，它为《传道书》（
Ecclesiastes
）的作者所展示。克鲁奇先生写道：“我们的事业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自然宇宙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为自己属于人类而遗憾。我们应该宁愿作为人死去，也不愿作为动物活着。”拜伦写道：
世间哪有一种欢乐能和它拿去的相比，
呵，那冥想的晨光已随着感情的枯凋萎靡。
《传道书》的作者写道：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出生的，就是尚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已死去的死人和还活着的活人更好。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审视了生活的乐事之后得出了他们沮丧的结论。克鲁奇先生一直生活在纽约最具才智的圈子。拜伦曾横渡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
，而且他自己也有过很多恋情。《传道书》的作者更是追求过各种乐事：他享用美酒、音乐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挖造水池；他拥有男仆、女仆以及在他房子里出生的仆人。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智慧也没有离开他自己。尽管如此，他把所有这些看作是无价值的，甚至把智慧也看作是无价值的。
我又用心了解智慧、疯狂和愚昧。我领悟到这也是精神的烦恼。
因为智慧多，就忧虑多。知识越多，就忧伤越多。
看来他的智慧让他烦恼，他做了摆脱智慧的努力，但未成功。
我在我心里说，我现在就以喜乐试试你，因此可以享乐。然后，看到，这也是无价值的。
但是他的智慧仍然和他在一起。
然后，我在我心里说，愚人所遇见的，连我也遇见了。那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在我心里说，这也是无价值的。
所以我恨恶生活，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对我都是让人忧虑的，因为所有一切都是无价值的和精神的烦恼。
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读任何很久以前写的东西了，这对文人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如果现在的人们读过的话，他们会得出结论，不管你怎样去描写池塘里的水，写新书肯定是无价值的。如果我们能够说明《传道书》中的信条不是明智的人的唯一选择，我们就不需要为后来有关这种心境的各种表述所困扰。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必须区分一种心境和对这种心境的经过智力加工的表述。对于一种心境，我们无可争辩。心境可能会由于发生某些幸运的事或者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而改变，但是心境不会因为争辩而发生改变。我自己常常体验到一种心境，当在这种心境中时，我感到所有的都是无价值的。我从中摆脱出来并不是用任何的哲学，而是借助一些必要的行动。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你会感到不快乐，但是你不会觉得所有的都是无价值的。不管人生是否存在终极的价值，让孩子恢复健康都是一件要去做的事。富人可能而且常常会感到所有的都是无价值的，但是如果他失去了他的钱，他会感到他的下一顿饭绝不是无价值的。这种所有的都是无价值的感觉是自然需求过于容易满足的产物之一。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这种动物已经适应了一定程度的生存斗争，而当智人凭借着巨大的财富能够不费力地满足所有的奇思怪想之时，仅仅是他的生活中缺少努力就让幸福的一个必要成分消失了。一个能轻易得到他只是有点想要的东西的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欲望的实现不会带来幸福。如果他有哲学倾向的话，他会认为人生本质上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得到了所有想得到的东西的人仍然是不幸福的。他忘了，缺少一些你想要的东西是幸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于心境就说这么多。但是，在《传道书》中还有经过智力加工的论证。
江河都流入海中，但海却不满。
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
从前的事物，无人记得。
我恨恶我在日光之下的所有劳动，因为我得来的必定会留给我以后的人。
如果有人要尝试用当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说出这些论证的话，他会说出像这样的话：人在不停地劳作，事在不停地变动，然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虽然新来的和旧去的绝不会有什么不同。一个人死了，他的继承人获得了他的劳动成果。河流流入海中，但河流的水并不能在海中停留。在一遍又一遍无穷无尽而没有目的的循环中，人和物生生死死，没有改进，也没有永恒的成就，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河流明智的话，就停留在所在的地方。如果所罗门明智的话，就不去种下那些由他的子孙享用果实的果树。
但是，用另一种心境的话，所有这些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那摩天大楼、飞机和政治家的广播演说算不算新鲜事呢？所罗门
对于这些事情知道什么呢？如果他通过无线电听到示巴女王从他的领地回去之后对她的臣民所发表的演说，这能让他从那些无用的果树和池塘中得到安慰吗？如果他有一个剪报服务机构能让他知道报纸如何报道他的建筑漂亮、他的后宫舒适、与他辩论的哲人的尴尬，他还会说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也许这些事并不能完全治愈他的悲观主义，但是他将不得不给它一个新的表述。其实，克鲁奇对当代不满的事之一是太阳之下太多新鲜事。如果没有新鲜事和有新鲜事都一样让人烦恼的话，那看起来没有新鲜事和有新鲜事都不是绝望的真正原因。再来看这样的事实：“江河都流入海中，但海却不满。江河从哪里来，它们就回到哪里去。”把这作为悲观主义的根据是假设了旅行并不让人快乐。人们夏季去疗养胜地度假，早晚有一天再回到出发的地方。这不能证明在夏季去疗养胜地是无效的。如果水被赋予情感的话，它们很可能会享受这充满刺激的循环，就像雪莱的诗《云》中写的那样。至于把物留给自己继承人的痛苦，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从继承人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不是什么坏事。所有的物本质上都会消失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悲观主义的根据。如果接替它们的是更差的物，那么可以成为悲观主义的根据，但是如果接替它们的是更好的物，那么这就成为了乐观主义的理由。如果像所罗门所说的那样，接替它们的是与它们全然一样的物，那我们该怎么认为呢？这会让整个过程变得无用吗？显然不会，除非是这个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的。有一种习惯就是展望未来并认为当下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能在未来带来什么，这种习惯是有害的。如果所有的部分都没有价值，整体才没有价值。在情节剧中，男女主人公在历经难以置信的不幸之后获得圆满的结局，但人生不能被想象成情节剧那样。我过我的日子，我的儿子接着我过他的日子，而他的儿子再接着他。这其中如何能制造出悲剧呢？在情节剧中，如果我一直活着的话，生活的快乐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其味道。而实际情况是，生活的快乐一直保持着新鲜。
我用生命之火温暖双手。
火变弱了，我也准备离开了。
这种态度和对死亡感到愤怒的态度一样理性。所以，如果心境是由理性决定的话，那么让人快乐的理由正如和让人绝望的理由一样多。
《传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是引人怜悯的。实质上，克鲁奇先生悲哀是因为旧的在中世纪确定无疑的事情已经崩溃了，而一些起源时间更近一些的确定无疑的事情也已经崩溃了。他说：“至于当前这个令人不快的时代，游荡着从已死的世界来的幽灵，而对自身也仍未熟悉，其困境就像是一个还没学会不去根据童年时的神话来调整自己的青少年的困境。”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说法完全正确。这部分知识分子受过文学教育，对当代世界一无所知，在整个青年时期被教导要把信仰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因而无法让自己摆脱婴幼儿期对安全和保护的欲望。而科学的世界不能满足这种对安全和保护的欲望。就像大多数其他文人，克鲁奇先生执着地认为科学未能兑现人们对它的期望。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人们对科学的期望是什么，但是，他似乎是认为60年前像达尔文和赫胥黎
这样的人对科学的某些期望至今未能实现。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为那些不希望自己的专业被认为没什么价值的作家和神职人员所助长。的确，此刻在世界上有许多悲观主义者。每当有许多人收入下降时，就总是会有许多悲观主义者。诚然，克鲁奇先生的悲观与此无关。他是美国人，美国人的收入整体上因战争而增长。然而，战争本身带给每个人以不稳定感，整个欧洲大陆的知识阶层深受其苦。战争这类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影响远大于这个时代关于世界本质的理论解释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在13世纪让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惜的信仰为除了皇帝和少数显赫的意大利贵族以外的所有人所坚信，但比13世纪更令人绝望的时代则几乎没有。所以，罗杰·培根（Roger Bacon）会说：“罪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盛行，而罪与智慧是互不相容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上的所有状况，并对每一处都彻底地细看一下，我们会发现无止境的腐败，而这首先就存在于最上位的人……纵欲让整个宫廷蒙羞，而暴饮暴食主宰了一切……那么如果这是最上位的人的所作所为，下面的成员会是怎样呢？来看一下高级神职人员吧，他们如何追逐金钱而忽视对灵魂的治愈……让我们看一下整个宗教界，所有人都是这样。看他们个个都如何背弃正确的状态。而新的宗教阶层托钵修士也彻底丧失了最初的尊严。所有的神职人员专注于自大、纵欲和贪婪。而只要是在有见习修道士聚集的地方，他们就会打架、吵架和干其他坏事，这让俗人感到愤慨……没人在意自己做了什么，只要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就不择手段。”关于古代的异教圣人，他说：“他们的生活不仅在所有的礼仪方面而且在蔑视世俗方面都要比我们的生活要好很多，两者完全无法相比，他们的生活愉快、富足而光荣。在亚里士多德、塞涅卡（Seneca）、西塞罗、阿维森纳（Avicenna）、法拉比（Alfarabius）、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作里就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就是这样获得智慧的秘密和发现所有的知识的。”
[1]
与罗杰·培根同时代的文人都和罗杰·培根的观点一致，他们中没有人喜欢自己身处的时代。我从不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其原因是战争、贫穷和暴力。
在克鲁奇先生的书中，最让人伤感的章节中有一章所讨论的主题是爱情。似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把爱情看得很高，但是长于当代且世故的我们已经看透了爱情。“对于心存更多怀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爱情发挥着他们已经失去的上帝的一些作用。面对爱情，许多人，甚至是最为不感情用事的人，会一时变得不可思议。他们发现自己面对某些唤起他们崇敬感的东西，而其他任何东西已无法唤起他们的崇敬感。他们还发现自己面对某些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毫无疑问要忠诚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要求全部的牺牲，但是也像上帝一样，通过赋予所有生活中的现象以一种尚未消解的意义来回报其信徒。我们已经变得比他们更为习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而只有当我们已经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无神论的真正含义。”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与身处那个时代的人自己的看法是如此的不同。我记得有两位我年轻时熟识的老太太，她们都在某些方面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其中一位是清教徒，另一位是伏尔泰哲学拥护者。前者为太多的诗歌以爱情作为题材感到痛惜，她坚持认为爱情是一个乏味的主题。后者说：“没人能说服我，但我还是一直要说破第七诫没有破第六诫那么恶劣，因为至少需要取得对方的同意。”
这些观点与克鲁奇先生所写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观点相去甚远。他的思想明显是来自某些与其身处的环境极不协调的作家。我想，最佳的例子就是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但是，我深信他所想象的爱情中有一些古板的东西。
感谢上帝，他所创造的人中最为卑微的人
也有两面的灵魂，一面对着世界
一面给他所爱的女人看
这是假定斗争是面对整个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态度。为什么？若勃朗宁来回答的话，会说因为世界是残酷的。若我们来回答的话，会说因为世界不会按照你的自我评价来接纳你。一对夫妻可以组成一个相互敬仰的社会，就像勃朗宁夫妇所做的那样。无论一件作品是否值得赞扬，而在身边的人肯定会去赞扬这件作品，那是令人愉快的事。而当勃朗宁用毫无分寸的措辞指责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居然不赞赏《奥罗拉·李》（
Aurora Leigh
）
时，勃朗宁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丈夫，一个有着男子汉气概的丈夫。我不觉得这种双方把批评功能都搁置起来的做法是真正值得赞赏的。这种做法和恐惧密切相关，意在寻找一个避风港，以躲避不带偏见的批评的寒风。许多年老的单身汉学会从自家的炉边获取同样的满足。按照克鲁奇先生的标准，我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时间太长了，不能算是当代人
。我丝毫没有丧失对爱情的信仰，但是我所信仰的那种爱情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所赞赏的那种。我所信仰的那种爱情大胆且带着警觉，在让人知晓善的同时不忘恶，也不自诩为神圣的或者圣洁的。为人们曾经赞赏的那种爱情赋予神圣、圣洁这些品质是性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深信大多数性行为是恶的，所以不得不对能够认可的性行为用上夸张的形容词。那时的性饥渴程度要比现在严重，而这无疑导致人们夸大性的重要性，就像是禁欲主义者一直在做的那样。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段有些混乱的时期，许多已经抛弃了旧标准的人还没有得到新标准。这给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扰，且因为他们的无意识通常仍然信奉旧标准，当困扰到来的时候，就造成了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我不认为这样的人会很多，但是他们属于这个时代最愿意发声的人。我相信，如果把我们这个时代富裕的年轻人和维多利亚时代富裕的年轻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将会发现就爱情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幸福得多，而且对爱情价值的信奉也比60年前真诚得多。导致某些人愤世嫉俗的原因与旧观念对其无意识的严酷控制，以及缺少当今人们可以用来约束自己行为的理性伦理有关。解决这问题的对策不在于对过去的悲伤和怀念，而在于要以更大的勇气接受当代的观念，决心把名义上已经抛弃的迷信从模糊的隐藏之处根除。
要简短地说清人为什么重视爱情并不容易，但是我想尝试一下。首先，爱情被重视是因为爱情本身是快乐的一个源泉，虽然这不是爱情最重大的价值，但是对于爱情其他价值的实现必不可少。
哦，爱情！他们大大错怪了你
他们把你的甜蜜说成苦涩，
当你结满硕果之时
比任何东西都要甜蜜。
当无名氏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他并不是在为无神论寻找答案，也不是在为宇宙寻找答案，他只是在自娱自乐。拥有爱情是快乐的源泉，缺少爱情是痛苦的源泉。其次，爱情被重视是因为爱情让所有最让人快乐的事，诸如音乐、山上的日出和满月下的大海，变得让人更加快乐。一个从未在自己所爱的女人陪伴下一起享受美好事物的男人，就不可能体验到这美好事物所具有的最大的魔力。再次，爱情能够击碎自我的坚硬外壳，因为这是一种生物性的合作，在这合作中，每一方的情感都必须满足对方本能的目标。在世界上，在不同的时期曾有过各种倡导孤独的哲学，其中有些非常高尚，有些不那么高尚。斯多葛学派和早期的基督徒相信，仅凭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是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一个人就能实现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善。有些其他哲学流派把权力当作人生的目的，还有些其他哲学流派把纯粹的个人享乐作为人生的目的。所有这些哲学流派都把善看作不仅是在或大或小的人际社会中可以实现，而且是每个独立的人可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哲学流派都是倡导孤独的。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不仅从伦理学理论上讲是错误的，而且从我们本能的较好部分的表现来看也是错误的。人依赖于合作，而自然也赋予了人以天生的器官，以产生合作所需要的友善，诚然这些器官还有些不足。爱情是导致合作的最初和最常见的情感形式。对于认为一个人的最高的善与其所爱的人的最高的善相互独立无关的哲学，凡是体验过爱情的人，无论其体验的强弱，都不会赞同。在这方面，为人父母的感情甚至更为强烈，但是为人父母的感情充其量也就是父母之间爱情的结果。我不想假称爱情的最高形式是常见的，但是我坚信最高形式的爱情所展现出的价值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展现的，而且其本身具有一种怀疑主义所无法影响的价值，虽然没有能力实现最高形式的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会错误地把其无能为力归因于他们的怀疑主义。
真爱是持久的火，
永远在心中燃烧，
永不生病，永不死亡，永不冷去，
自己永不变
接下来，我要讨论克鲁奇先生对悲剧的看法。他认为，易卜生的《群鬼》（
Ghosts
）要逊色于《李尔王》
，对此我完全赞同。“再强的表达力，再高的语言天赋，也无法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创作他的作品的素材，即他对人的尊严的理解，他对人的激情的重要性的感觉，他对人生之丰富的看法，对易卜生而言都是完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对于与易卜生同时代的其他人而言，也是如此。在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之间的岁月中，上帝、人和自然都以某种形式衰落了，这不是因为当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念引领我们去发现平凡人，而是因为正是导致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发展的进程的运转以某种方式强使我们接受了人生的平凡。而这现实主义艺术理论被我们用来为我们的看法辩护。”无疑，旧式的那种描写君主及其悲伤的悲剧已经不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而当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描写平凡人的悲伤时，效果也不一样。但是，造成这结果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人生观变差了，而是恰恰相反。过去我们把某些人看作是世上的伟人，拥有悲情的权利，而所有其他人无足轻重的苦干只是为了烘托这些人的伟大。现在我们不再这么认为，这就是原因。莎士比亚说：
乞丐死了的时候，不会看到彗星；
君主们的死亡，天空才会发出亮光。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这种看法即使不确实为人所信仰，至少也表现了一种实际上通行的、为莎士比亚本人所完全接受的观念。所以，诗人辛那（Cinna）之死是喜剧的，而凯撒、布鲁图斯（Brutus）和卡西乌斯（Cassius）之死是悲剧的。对我们来说，个人的死亡已经不再有宇宙上的意义，因为无论是在外在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心深处的信仰上，我们都已经变得有民主精神。所以，在今日水准高的悲剧必须要关注团体而非个人。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
的《群众和人》（
Massemensch
）
。我并不认为这部作品是在过去最好的时代里创作的最好的作品，但是我确实认为这部作品适合拿来作比较。这部作品高尚，深刻而现实，关注英勇的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应该“凭借怜悯与恐惧来净化读者”，这部作品也做到了。在当代类型的悲剧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少，因为这部作品在抛弃旧的技艺和传统的同时，没有代之以纯粹的操练过的陈词滥调。一个人要写悲剧，就必须感受悲剧。一个人要感受悲剧，就必须不仅用心而且用血和肉去认识他身处的世界。克鲁奇先生在他的整本书中不时地谈到绝望，读者会为他英勇地接受一个无望的世界所触动，但是，这种无望是由于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感受旧的情感来回应新的刺激。新的刺激存在，但不是在文学圈中。文学圈对社会生活缺少必要的接触。而如果人的情感要严肃而深刻的话，这种接触是必需的。悲剧和真正的幸福就来自这种严肃而深刻的情感。对于那些总是恍惚觉得世界上无事可做的有才干的年轻人，我想说：“放弃写作，别去写作。去闯荡世界，做一名海盗，做婆罗洲（Borneo）的一个王，做苏维埃俄国的一名劳动者，给自己找一种为了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就会耗费你全部精力的生活方式。”我并不向所有人推荐这种行为方式，而只是向那些身患克鲁奇先生所诊断出的那种疾病的人们推荐。我相信，以这样的生活方式生活几年之后，这位从前的知识分子会发现自己虽然尽力忍但还是忍不住要写作，而当这样的时刻到来时，他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徒劳的。
[1] 引自Coulton， From St. Francis to Dante ， p.57。——原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