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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9日上午，项目组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舞代表性传承人黄廷炎在重庆市大学城见面，同他展开了一场关于铜梁龙舞的讨论。在这饱含历史与现代、传承与发展的主题对话中，我们较为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铜梁龙舞的历史、铜梁龙舞的艺术特色以及铜梁龙舞发展现状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图1-2 项目组成员与黄廷炎合影
数千年来，龙就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我们也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四灵之一。古人对龙的崇拜，是在我国出现最早的民间信仰之一，而且龙崇拜作为一种行为也较早地进入了民间习俗的行列。早在夏、商、周时期，尊神侍鬼的殷商就已出现龙舞的活动，龙舞作为通神、求雨祈福乃至娱神的仪式逐渐成形，进入了龙舞的滥觞期。舞蹈史学家王克芬通过对史学的考究得出：“把15个人与龙连在一起，排成一条长龙的形象”证实了商代的龙舞活动。他们迈着雄健的步伐用粗犷豪放的动作在天地中跳起祭龙求雨的舞蹈，而且用龙舞来祭祀求雨的场面已颇具规模和气势。这在那个巫术盛行、图腾崇拜的早期文明中出现是合乎情理的，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因此，龙舞在祭祀的摇篮中出世，在不经意之中创造了与天对话、与神对话的祭龙求雨舞，从此龙舞开始传承为风习，积淀为文化，绵延至今。
龙舞发展到汉代，进入了飞升期。这时的龙舞也在舞蹈的自身发展规律中得以解脱，不再是单独的祭祀活动，而是从祭祀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了一种独立的表演艺术，与当时的杂技、幻术、假形舞蹈（龙舞、凤舞、鱼舞）、歌舞戏等共同并入百戏之中，成为汉代艺术之代表。东汉张衡的《西京赋》讲述当时的舞蹈画面，“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这就是大规模、大场面的“鱼龙曼衍”舞蹈。除此之外，龙舞在民间被扎成黄、青、白、赤、黑五色，承担着求雨祭祀的作用。五种颜色分别代表五行，在五行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创造了五色龙，并且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象征着金、木、水、火、土五色神龙，它们在祈雨祭祀中分别为：青龙（苍龙）居东方主木，春舞；赤龙居南方主火，黄龙居中央主土，夏舞；白龙居西方主金，秋舞；黑龙居北方主水，冬舞。它们在各季节中穿着各色彩衣，舞起长达数丈的各色大龙，场面十分壮观。
隋唐时期，龙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龙舞不再只是舞蹈艺术，其自身的造型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龙体内装有蜡烛和油灯，龙灯的概念和形式就此产生。龙灯的点亮，翻开了龙舞辉煌的一页，这种新的龙舞样式得到了唐王朝的倡导。福州地区《三山志·土俗》记载：“燃灯驰门禁止，自唐光天始，本州批准假三日，诸大刹皆挂灯球……又为纸偶人作缘竿覆索飞龙戏狮之象，纵士民观赏。”文中所谓“飞龙”指的是舞龙灯活动。龙灯的出现，使龙舞艺术更加绚烂，并以它的光彩夺目成为我国古代舞蹈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因此，唐代不仅是诗歌、乐舞等艺术大放光彩的时代，也是龙舞艺术值得骄傲的时代。
进入宋代，龙舞完全渗入民间，加之宋代的社火形式与勾栏瓦舍的出现，龙舞得到了极大的普及。每逢正月初一与十五，大街小巷都搭设许多乐棚或影戏棚以及最精彩的灯山，观灯和耍龙灯可谓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宋代高度自我总结的艺术发展中，龙舞也历经了自我重塑。进入明清，龙舞已经发展到由专门的组织来承担，他们不仅继承了龙舞之前祈福求雨的传统，而且还会利用龙舞在宫廷中取悦统治者及达官贵人。因此，舞龙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且迅速发展，除了各种风习和程式，龙舞的艺术形式也得到了总结，对舞龙者也有一定要求。舞龙者除了热情以外还要具备几种技能：一是要掌握圆场功，以保证在跑圆场时身体平稳；二是要有臂力，以保证在跑龙时龙身不因为分节而有断裂感；三是摆字时要保证速度与准确的路线，避免龙节因步伐和路线的差错而缠绕在一起；四是每个舞者都必须学会相同的数量的字形，以保证在表演对象不同时摆出不同应景字形的需要。可见这种训练有素、具有专业水准的舞队在明清时已成为主流，且悄然形成了雇佣关系，为龙舞的普及与商业化进程向前迈进一步提供了可能。到了近代，龙舞的发展起起伏伏，龙舞的分支也在自我的发展与改变中，其中，铜梁龙舞是最为耀眼的一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铜梁龙舞，从广义上讲包括节日舞龙、民间祭祀等相关的一切艺术活动，是以龙灯为道具，集合舞蹈、音乐、美术为一体的民间综合艺术样式。其发展历程既离不开中国龙文化的演变发展，又离不开各纵向艺术门类的进步。史料记载，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龙舞的活动，至汉代而广为流传，宋元以后大兴，到清朝时期达到全盛。历史的姿态清晰地讲述着它的发展历程与荣耀，直至近代的几十年，铜梁龙舞才被人所熟知，走上高台，走出国门。那些掩埋于历史的资讯未能及时跃然纸上，所以要想给铜梁龙的现代激活必须从系统的艺术考古开始，以展开那一段鲜活的历史画面。
铜梁位于重庆市西北部，历史悠久，山川锦绣，地灵人杰、物产富庶，唐代长安四年（704年）建县至今，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波翻浪涌、大浪淘沙。南接永川，西南靠大足，西北毗邻潼南，东北连合川，东南与璧山为邻。1976年铜梁文化遗址考古发现，距今2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铜梁就有人类居住。春秋战国时，先为巴国的垫江（今合川）属地，后属秦，历汉代至唐为合川的石镜县辖地。因境内有小铜梁山，名铜梁县。至明清，先后与巴川、大足、遂宁、安居分分合合，直至近代才得以“独立”。1983年铜梁划拨为重庆市辖县，其文化属性中既有中华民族的集体审美，又有独具巴渝特色的山地文明，其间龙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发展着。
数百年来，随着龙文化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铜梁人与龙灯、龙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年新春时节都要耍龙灯，端午节赛龙舟祭江，遇天旱玩黄荆龙求雨，年终舞大龙、火龙、稻草龙庆丰收。古往今来，由笃信演化为娱乐，相沿成习，形成了铜梁民间传统的龙灯盛会。铜梁的人杰地灵孕育和滋生了铜梁龙舞这一巴渝民间艺术之花。特别是清代，铜梁龙灯进入了鼎盛时期，清道光本《铜梁县志·风俗篇》记载：“上元张灯火，自初八九至十五日，辉煌达旦，并扮演龙灯、狮灯及其他杂剧，喧闹街市，有月逐入，尘随马之观。”且民间有“大足朝佛、铜梁观灯、合川看春”的民间俚语。“文化大革命”时期，铜梁龙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它被视为彰显帝威的代表而扫地出门，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销声匿迹。直到1980年，全国进行文化普及，才从北京吹来了抢救民间文化的暖风。铜梁龙舞从蛰伏中惊醒过来，重新显示了它的威风。自1983年铜梁龙舞在解放碑震动山城，1984年铜梁扎制的35节大龙首次在国庆35周年盛典上亮相，1988年9月铜梁舞龙队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龙舞大赛一举夺得桂冠后，铜梁龙便开始腾飞五洲，享誉海内外。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宣布铜梁龙为国家舞龙队；2004年4月8日文化部公布铜梁龙为中华民族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项目；2006年1月，国务院公布铜梁龙舞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殊荣种种，都是铜梁龙舞取得的成绩，从古代的风行到近代的艺术高度，都凝结在它那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之中。
铜梁龙舞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一种广场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之所以备受各级文化部门的青睐，并在各种龙舞大赛中争金夺银，屡创辉煌，这与它突出的民族性，广泛的民俗性和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龙舞中，道具造型、构图变幻和动作套路是三个基本的条件。而铜梁龙舞的主要特色是以大龙具、大场面、大套路、大变化来营造它的大气势。首先从造型来看，铜梁龙的龙身较长（一般由24节组成，全长54米，超大可达100米以上），龙胸粗大壮实，全身丰满浑圆，立体感极强。龙出场时前有排灯引导，旁有云牌、黄烟衬托，且摆出一副皇帝出巡、大将出征的架势。因此，只要龙一出场，就会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威风八面的视觉感受，其代表为大蠕龙，可达百米。其次，从铜梁龙舞的套路和技法来看，由于套路较多（现有50多个套路）、技法熟练、变化较大，所以，玩舞时龙的鲜活感极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199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50周年国庆晚会上，当重庆铜梁舞龙队以9条50米长的大龙、2只15米长的大凤和由160多朵牡丹花组成的牡丹方阵进入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时，观礼台上和台下10万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图1-3铜梁《龙凤呈祥》在50周年国庆晚会上的表演（图片来源：黄廷炎提供）
由于地域和民族的不同，中国龙舞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但从构图和动作韵律来看仍有一些共同特征。这就是梁力生在《中国龙舞》一书中所概括的“圆曲”“翻滚”“绞缠”“穿插”“窜跃”，其中“圆曲”是龙舞艺术的核心，“翻滚”是龙舞的基本动态，“绞缠”是龙舞动作形象化的诀窍，“穿插”是龙舞构图的基本路径，而“窜跃”则是保持龙体圆曲鲜活的重要因素。铜梁龙之所以誉满全国、享誉中外，根本原因就在于龙体美、玩得活。龙体美是铜梁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而玩得活则是现代铜梁人集体智慧和审美情趣的结晶。如果玩舞时没有腾、跃、翻滚、盘、绞、缠、绕等技法的运用，就很难使一条人工扎制的彩龙活灵活现；如果没有快慢结合、前后呼应、刚柔相济的动作组合，就难以表现龙的威猛轻健和神力无边的雄姿。铜梁龙之所以给人以美的享受，龙体美、玩得活是关键所在。
铜梁龙舞自古与烟火相伴、以彩灯配合，龙舞玩得好坏，往往与施放的烟花爆竹有直接关系。如果烟花质量高、施放数量多，玩舞的人劲头就大，群众的热情就高，节日的气氛就会被烘托得更浓。古时的龙灯在龙体内用油纸来照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操作方便改用电灯泡（干电池）代替，玩舞时龙体金光闪耀，四周又有灯笼和烟花配合。加上锣鼓声、鞭炮声、唢呐声的烘托，更使铜梁龙舞风格独具、魅力无穷，给人无以言表的兴奋之情。
铜梁龙舞的音乐为巴蜀民间打击乐，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主要使用的乐器有大锣、大鼓、大钵、二鼓、小号及唢呐等，其曲牌多用“长锤”“和牌”“赶眼”“陕锣”“水龙吟”“朝天子”“霸王鞭”“伴灯鼓”“双竹马”“将军令”等。由于铜梁龙舞注重形声结合，音乐使用现场套打的形式，并且根据情节或急或徐、或扬或抑，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优美抒情，所以，现场打击乐不但对渲染现场气氛十分有利，而且协调了动作，统一了节奏。当大蠕龙出场时，有雷鸣电闪般的前奏锣鼓先声夺人，震撼人心，接着龙舞队才在惊涛拍岸中亮相；当舞至灯舞“天花”时，打击乐用“扮灯鼓”加唢呐“朝天子”伴奏，使大蠕龙有天子排朝坐殿的神韵；当表演完“宝塔叠翠”时，锣鼓奏“尾煞”曲牌，凭听觉就能判断大蠕龙将在波涛声中返回龙宫。
铜梁龙舞至今为止已经远赴英国、美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等15个国家和地区表演。同时，铜梁龙舞也在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等重要场合演出，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铜梁龙舞被称赞为“中国第一龙”或“中华龙”，为促进民族团结、增进文化交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悉，铜梁舞龙队每年演出达500场次，龙文化产业直接经济效益年产值8000万元。从2011年起，铜梁区财政部门每年对重庆铜梁龙舞和龙灯彩扎工艺传承人给予扶助基金，实施了非遗传承人补助政策，对传承人进行奖励补助，以鼓励其进行传承活动。每年春节前后，铜梁还有“一镇一品”龙舞展演活动，各类龙舞竞相表演，每年都要吸引来自重庆以及其他省区市的市民游玩观赏。铜梁中学、铜梁一中、铜梁二中等学校还建立了龙舞训练基地。目前，铜梁成立了中华龙文化研究中心，实施龙文化挖掘、梳理与研究工作。
图1-4 北京奥运会上铜梁龙舞表演（图片来源：黄廷炎提供）
从今天的发展来看，铜梁龙舞似乎进入了顶峰时期。处于顶点的铜梁龙舞该怎样继续上升是我们要思考的，因为在龙舞的发展中有更多的兄弟门类也在自我改革以谋求发展。铜梁龙舞的原地踏步就是一种故步自封，再加上铜梁当地存在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导致今天铜梁龙舞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客观地讲，铜梁龙舞文化在一片辉煌的背后难以掩盖诸多隐忧。
忧思之一：铜梁龙舞艺术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铜梁龙舞从20世纪80年代再次崛起后，参加了国内外各种舞龙大赛，屡屡夺魁，其舞蹈艺术一直表现出压倒性的优势。但在2004年的江西第五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上，上海、湖南等地舞龙队的表演表现出了极高的造诣，在服装、道具、音乐、套路以及演员整体素质等方面超越了他们，铜梁龙舞陡然有一种危机感。第一，在舞龙队的整体素质上，上海和湖南的队员平均年龄为20岁左右，经过专业训练，舞蹈技艺高超，身体灵活性强，大多具备专业体操和舞蹈基础，表现出专业化很强的技艺水平，逐渐脱离民间的“自娱气质”，而走向“专业气质”。而铜梁的队员，平均年龄超过35岁，仅从面容上看就少有朝气蓬勃的气息，在技巧和灵活性上自然也存在不小的差距。第二，在龙舞表演的套路上，上海和湖南已经有了大胆的创新，许多套路和动作令人耳目一新。而铜梁的套路总体上比较传统，新鲜的东西不多。第三，上海和湖南等队在服装、道具上更胜一筹，道具龙的形态和色彩有不少翻新，不同的比赛项目选用不同的道具，再搭配合适的演出服饰，龙与人显得十分和谐，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铜梁的服装和道具基本没什么变化，容易给观众造成视觉疲劳。此外，就全国范围而言，不同地方的龙都有着极强的特色和价值，比如湛江人龙舞、汕尾滚地龙、浦江板凳龙、长兴百叶龙、奉化布龙、泸州雨坛彩龙等都具有很强的挖掘价值，它们与铜梁龙舞一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着积极而又努力的贡献。
忧思之二：铜梁龙舞艺术传承形势严峻。从品种上看，为铜梁、为重庆、为祖国争得无数荣誉的只有大蠕龙、火龙、竞技龙等极少数的品种，而原生态的黄荆龙、稻草龙、扁担龙、草把龙、鱼龙以及正龙、板凳龙、竹梆龙、高台龙狮舞、开山虎、南瓜棚、雁塔题名等舞蹈却罕见其身影。即便是大蠕龙和火龙，它们原生态的元素也在不断被弱化甚至淡出，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是传承人匮乏。铜梁龙舞是口传身授的师传或家传的模式，不论彩扎技艺还是舞蹈形式均没有图文记载，更谈不上音频或视频记录。随着老艺人的不断减少，铜梁龙舞的许多样式和套路都已失传，其品种和传统元素也在不断减少。20世纪40年代以前，有魏承模、赵贵云、罗夕之等一批舞龙艺人活跃在民间。50年代后，有黄廷炎、尹登榜等艺人在重庆市群艺馆舞蹈辅导干部胡静的带领下挖掘、整理、创编并教习舞龙艺术，使得铜梁龙舞在20世纪后期达到顶峰。到今天，铜梁龙舞因多数时间在应付商业演出，已少有含金量的创编和传承活动。
忧思之三：现有的铜梁龙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不理想。铜梁龙灯彩扎业基本仍停留在较分散、较原始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手工制作费时费力，成本较高，没有形成高中低各种需要的制作模式。手工的高端技术可以保留和发展，在手工技艺上精益求精，在中低端机器化大生产的保障下，用于各种文娱活动或者宣传。除此之外，在龙舞的宣传模式上应该放开放大，不应仅停留在简单的文化状态中。怎样才可以跨越界限，让文化走向市场？龙的衍生产品、龙的相关媒体宣传都要跟上。对于工艺品，在造型设计上应该尽可能满足各种年龄的人群，以适应铜梁龙文化产品的大繁荣。衍生产品发展得好，也会给铜梁龙舞的专业发展和学术发展带来很多保障，再加上行业的提升，铜梁龙舞自然会有更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再看龙文化的演出、教习、培训、营销方面，由于铜梁龙灯文化市场发展刚刚起步，很不成熟，政府还没来得及制定相应的规则，加上相关的行业协会没有建立，无法发挥自律作用，因此，基本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不规范的广告，不规范的价格，不规范的经纪人，导致胡乱杀价，竞相拆台，粗制滥造，致使铜梁龙灯艺术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这既影响到经营者的经济收益，也直接影响到铜梁龙灯的声誉。
图1-5 铜梁龙扎制工艺
忧思之四：铜梁龙文化宣传缺乏系统性。客观地讲，政府在铜梁龙文化的宣传方面是下了功夫的，举办龙灯艺术节、实施“五个一工程”、央视播放专题纪录片、四次进京参加盛典、多次参与中外文化交流……如此种种的大手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铜梁龙灯的知名度，也提升了铜梁的整体形象。但就目前来看，宣传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从宣传内容上看，目前局限在大大小小的龙舞活动方面，对龙舞艺术本身的内涵、价值和魅力宣传不够，对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情感的纽带以及龙舞艺术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很少阐释，对铜梁龙彩扎艺术则基本未提及。从宣传的形式上看，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互联网媒体利用得不够，几家龙舞艺术团体借助一些网站对自己的企业做了宣传，但宣传内容呆板，缺少更新。而由政府主导的专题性的、动态的、内容全面的宣传网站还没有建立，缺少主流声音的铜梁龙灯给外界的印象是模糊甚至是混乱的。
忧思之五：铜梁龙灯文化艺术研究力量薄弱。目前，铜梁从事龙灯文化研究的力量极为薄弱，能坐下来搞研究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像有一定成就的王万明、戴明、杨建国、李明忠等老同志，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基本出于自发的状态，没有组织者、没有明确的目标任务，也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持。铜梁龙舞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当前，全国各地打龙文化牌的地区不少，许多城市都自诩为“龙乡”“龙都”甚至“中华第一龙”，且拿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据。例如，河南安阳就因出土的文物距今7000多年而自诩“第一龙”。铜梁对龙文化的研究仍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因此在对外交流中显得十分被动，巩固“中华第一龙”的地位缺乏足够的自信。研究成果对发展龙文化产业同样至关重要，铜梁龙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是什么，需要什么载体，采取什么措施，都需要正确的理论和创新理念作支撑。这些年，铜梁龙文化产业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而处于自然发展状态，错过了很多发展壮大的机会。
铜梁龙舞的发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也有很多机遇。比如现在国家日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扶植，铜梁文化部门也在积极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相信，铜梁龙舞会重新站在中华龙舞的高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自豪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