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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我走在老城广场上，马车嘚嘚驶过，一切恍若过往。很多人席地而坐，沉浸在老布拉格的夜色中，更多的人坐在周边的餐馆里，享受着红酒与烛光晚餐。为了向布拉格人民致敬，我决定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光顾的小酒馆，像一个真正的布拉格人那样吃喝。在那些坐满游客的馆子里，我只会感到深深的寂寞——它们适合情侣，而不适合幽灵。

我穿梭在老城的小巷里，寻找我心目中的馆子，终于在老城与新城交界的一条巷子里，发现了一家灯火通明、半地下的小酒馆，里面乌烟瘴气，坐满了喝啤酒的本地人。侍者光头，身材高大，系着围裙，不会讲英语，而菜单也没有英文，不过我早在本子上记了一些捷克佳肴的名字，如今就按图索骥。我点了烤牛肉配酸奶油酱和蔓越莓，一扎布拉格老泉啤酒。

啤酒是刚从大啤酒桶里打出来的，而烤牛肉配上酸奶油酱很鲜美。已经晚上10点了，周围的人都在喝啤酒，电视正有一搭无一搭地播放着奥运女篮比赛，捷克语像一种晦暗不明的背景音。捷克的啤酒很便宜，十元人民币就能喝到半升的新鲜生啤。我又要了一扎，一口气喝下半杯，终于感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这家暖洋洋的小酒馆，正属于那些天黑以后也不愿回家的幽灵。

进来一位肥胖的捷克大叔，戴着礼帽，穿着西裤，手插在屁股兜里，因为太胖，看上去却像插在裤子侧兜里。他摘下礼帽，挂在衣帽架上，一缕稀疏的长发服帖地趴在额前。他在吧台前要了一扎啤酒，站在那儿一饮而尽，然后拿起礼帽，插着兜，飘然而去。

没错，一个老布拉格的幽灵！

这时，酒馆里进来一个有些谢顶的中年男人，偕同两位穿着热裤和吊带的捷克姑娘。两个姑娘漂亮异常，一个短发，一个长发，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样子。因为没有单独的空桌，他们就和我拼桌坐在了一起。显然，他们是这里的常客，中年男人和侍者开着玩笑，两人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侍者端上来三扎啤酒，他们一边说笑着一边喝。

短发姑娘戴着矫正牙齿的牙箍，她拿出烟来抽，长发姑娘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点燃。男人抽着烟坐在她们中间，不时笑眯眯地和两个姑娘碰杯。他们说着捷克语，我听不懂，但看上去他们的关系格外亲密。长发姑娘熟练地吐了口烟，在中年男人耳边说了句什么，中年男人就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在长发姑娘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我小口呷着啤酒，猜测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时一个酷似珍·茜宝的姑娘从外面走了进来，她弯下腰和三个人亲吻，然后也在桌边坐下。她从自己的包里拿出烟来，一时间四个人都在吞云吐雾，只有我如坠云雾。

于是，我从大卫杜夫的烟盒里抽出一支已经压得有点走形的香烟，把它捏直，叼在嘴里，然后故意四下寻摸打火机。

“你可以用我的。”短发姑娘用英语说。

我谢了她。“现在我们算平等了，”我说，“每个人一扎啤酒，一支烟。”

三个姑娘笑起来，中年男人则眯缝着眼睛。长发姑娘把我的话用捷克语重复了一遍，他若有所思地听着，然后拿起酒杯对我说：“来，朋友，喝酒！”

我和中年男人干杯，我和三个姑娘干杯，他们咕噜咕噜一下就喝下去两大口，我也跟他们一样。

“不错？”中年男人大声问我。

“非常不错！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没错，我也这么认为！”中年男人颇有共鸣地说，“你从哪儿来，朋友？”

我简单告诉他们我的身份，我说想来写布拉格——这座城市，这里的人，这里的酒馆……

“好题目！”中年男人总结道。

“在布拉格，人们晚上都来小酒馆喝几杯，这是捷克的文化。”短发姑娘告诉我。

她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你，有那种小女孩和大人说话时一本正经的神气。

“你的英语不错。”

“我在伦敦待过一些日子——多久来着？”她眨着眼睛算，“两年零十个月，天，将近三年！我根本没想过我会待那么久。”

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短发姑娘告诉我，她叫多米尼卡，长得像珍·茜宝的姑娘叫爱丽斯卡，长发姑娘叫安娜。

“那这位是？”我用手一指中年男人。

“父亲。”中年男人带着一种陈述事实的口吻说。

“他是我们的父亲米洛斯拉夫，”多米尼卡说，“我们是三姐妹。”

多米尼卡告诉我，她们的母亲晚上去和朋友开派对了，留下可怜的米洛斯拉夫一人在家，于是米洛斯拉夫决定带三个女儿一起来小酒馆喝上几杯。我有些震惊。我固然震惊于做父亲的可以带着三个女儿来酒吧抽烟喝酒，随便开着玩笑，更震惊于留着两撇胡子、已经有些谢顶的米洛斯拉夫竟然有三个如此如花似玉的女儿。

“你喜欢音乐吗？”米洛斯拉夫突然问我。

我不知道他所问何意，难道这里也有K歌的地方，他要拉我一起去？

我说：“我喜欢音乐。”

米洛斯拉夫很高兴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多米尼卡说，她们的父亲过去是布拉格一个重金属乐队的吉他手。米洛斯拉夫做着疯狂扫弦的动作，我们都笑起来。

我敬给米洛斯拉夫一支香烟，他喝得脸色微红，操着破碎的英语想表达什么，可惜我一句都没听懂。

多米尼卡说，她的父亲年轻时一直想移民澳大利亚。他痛恨苏联，所以拒绝学习俄语，可是当局也不准他学习英语，这就是他英语说不好的原因。正当他琢磨着移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女人，也就是她们的母亲。米洛斯拉夫结了婚，生下三个女儿，而移民的梦想也终于成为泡影。

“他现在每天早上9点开始喝酒，一醉了就跟人说他年轻那会儿要是去了澳大利亚该多好，”多米尼卡望着她的父亲，目光中带着调侃和垂怜，“和他一起搞乐队的人都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其中一个拥有一大片农场。”

多米尼卡把最后这句话飞快地用捷克语重复了一遍。米洛斯拉夫把烟屁股狠狠地摁死在烟灰缸里，用手比画着：“这么大，这么大的农场！”

布拉格的市民不是以刀剑，而是用玩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致命一击。然而，这种奇特的、不动感情的斗争方式深处却有着惊人的激情。

——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我们都微笑着，只有米洛斯拉夫一脸悲伤。

我拿起酒杯，建议为米洛斯拉夫的健康干杯，我们“叮叮咚咚”地碰着杯。我对米洛斯拉夫说：“移民澳大利亚的朋友也一定很羡慕你，羡慕你有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米洛斯拉夫看了看手中的啤酒，又看了看三个女儿，说：“有最好的啤酒，有漂亮的女儿，也不坏！”

外面，路灯褐色的光线跳跃着，一辆电车叮铃铃地驶过。小酒馆里人满为患，一到夜晚，这些人就躲进这里，日复一日，伴着啤酒，看着时光流逝，仿佛在等待什么。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布拉格的幽灵，如果这颗行星上没有小酒馆，他们将无家可归，而我也一样。

可这又是多么美好！能和米洛斯拉夫、多米尼卡、爱丽斯卡、安娜坐在一起，坐在布拉格的小酒馆里，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多米尼卡告诉我，她之前在伦敦打工，超市的收银员，她辛辛苦苦地攒钱，在二十三岁生日那天，给自己买了一条项链和一个iPhone手机。可是没几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她被一伙儿歹徒打劫了，身上的财物，包括新买的项链和手机全被洗劫一空。她伤心地哭了一晚上，然后决定离开伦敦，离开这座永远不会属于她的城市。她回到布拉格，在郊区的一家肯德基当大堂经理，每天坐叮叮车通勤。她最小的妹妹安娜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现在也在那家肯德基打工。爱丽斯卡则在学习德语，准备去德国碰碰运气。

相遇只是结束，而开始

是星星熄灭成一大袋土豆

当行道树趁机堕落成灰色的棉花糖

老布拉格就把自己点亮了

我看到三姐妹坐着电车

风驰电掣在银河般的街道上

所有的小酒馆都戴上了新帽子

窗口像巨大的烟斗

吞吐夜晚喝醉的甲虫

没人注意天空，已经肿胀成一块马蹄铁

在离月亮最近的桌旁，三姐妹喝着啤酒

伏尔塔瓦河从她们的白手套上流过

一些萤火虫闪耀着采集秘密

一些叹息声像来自宇宙深处的黑洞

玫瑰花开了，在花心的卧室里

荷尔蒙正狠命摇动一棵秋天的苹果树

我知道，就像一个作家应当知道

时间是真实的梦境，而爱情是梦中不真实的镜子

快乐是镜中沙滩上的旧夹克，倾听大海的轰鸣

爵士乐结束时，杯底像干涸的河床

我看到三姐妹乘车离去

城市折叠着街道，橱窗也睁不开眼睛

电车像一只红色熨斗

熨在午夜告别的绸缎上

——《布拉格三姐妹》

“你要是写布拉格的话，一定要写写米洛斯拉夫。”临走前，米洛斯拉夫醉醺醺地对我说，“你就写，米洛斯拉夫有三个漂亮的女儿，他幸福地生活在布拉格。”

我告诉他，我一定会这样写。

现在，米洛斯拉夫，我写下了这句话。我希望你和多米尼卡、爱丽斯卡、安娜能继续幸福地生活。

——在布拉格，或者在别处。 OWttRyNZdbjeGq/bGnnr48bo9ayd5TnrJenDbljFXj5wzvtNkUN4jT8qs2/P6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