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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享受第一次在一个陌生城市漫步的感觉，就像单身很久之后，和一个姑娘开始新的交往。此刻，在布拉格，晚风吹在身上，车上的不适感早已烟消云散。

我喜欢布拉格，因为它到处保留着19世纪的痕迹，就像史蒂文·索德伯格的电影《卡夫卡》里的景象。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头顶的铁桥上驶过，赛弗托瓦大街拐角的一栋楼房里，五楼的一扇窗户亮起了灯光。我突然想到，这里就是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曾经居住的地方——他就住在一所公寓的五楼。他还活着吗？我是否应该去按响楼下的门铃？然后就像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一样穿越回过去？

我将看到雅罗斯拉夫·哈谢克趿拉着拖鞋，流连于布拉格一个又一个的小酒馆。他随手拿起练习本，趴在酒桌上写起《好兵帅克》，只为换几个酒钱。

我将看到摄影家约瑟夫·苏德克杂乱无章的工作室：“一张素描卷放在碟子旁边，碟子里是一瓶硝酸，一些面包皮和咬了几口的小香肠。在这些东西的上方，巴洛克天使的一只翅膀和苏德克的一顶无檐软帽挂在一起。帽子已到了寿终正寝的边缘，正瑟瑟战栗。”然而，在这无与伦比的凌乱中，“他像管风琴手熟谙所有的琴键和踏板一样，对他的这些破烂儿都了如指掌。他需要什么，不假思索便能伸手拿到。”

我也许还将听到，在最后的日子里，捷克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伤感地自白：“我的时间也快要到了。然而，我心里却有一个荒唐的、无法实现的愿望：我希望能活到下个世纪。至少在下个世纪活那么一两天，至少三天吧，看一眼将来的好日子。我们这个世纪怎么看都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塞弗尔特生于1901年，几乎与20世纪同龄。

我凝视着那被橘黄色灯光点亮的窗户，我知道赫拉巴尔、卡夫卡、哈谢克、扬·聂鲁达都已经离开人世，但我相信，这座古老的城市一定还保留着对他们一生的记忆。他们都是这座城市不朽的幽灵，是遍布在布拉格无数个幽灵中的佼佼者。

幽灵是不会死亡的，有时候，他们会回到从前的街区，在路边的啤酒馆叫上一杯比尔森啤酒，然后注视着窗前的灯火。

这些灰白色的楼房已经被暮色调暗，人们纷纷回家，遍布城市的小酒馆里开始聚集起一些忠实的酒客。我拖着行李，上坡下坡，看着那些90年代产的轿车摇摇晃晃地驶过，红色的尾灯在转角处骤然消失。

聂鲁达还不断地回到那里去。啊，不！聂鲁达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你可以到处遇见他，在每一个角落遇见他。无论是在春天还是在寒冬，在炎夏，还是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城市的秋天。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世界美如斯》

第二天清晨，我恣意漫步在布拉格。我沿着赛弗托瓦大街走向老城，经过市政厅，穿过老城广场，游客仿佛从次元空间里生长出来，骤然增多。

和任何伟大的城市一样，布拉格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游客的肆虐中保持优雅。早在苏联时代，这里就是东德人民组团前来抒发怀古幽情的胜地，如今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宠儿。她有和巴黎一样完美的建筑，物价却比巴黎亲民；她有迷人的咖啡馆和小酒馆文化；她还是一个适合散步的城市。

在布拉格无数的游荡者中，卡夫卡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喜欢漫步在午夜的布拉格构思故事，一旦成形，就折回自己的小屋奋笔疾书。我试图在布拉格寻找卡夫卡的幽灵：他经常光顾的Café Louvre，如今依然生意兴隆；他曾经任职的保险公司的大楼仍然巍然屹立；还有他常去看电影的卢塞尔纳影院——要知道它的设计者正是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祖父。

在布拉格，卡夫卡随处可见：他的像章，他的T恤，他的明信片，他的纪念品，他写的书，写他的书。就像切·格瓦拉一样，卡夫卡已经成为商业主义青睐的符号。卡夫卡是布拉格的一笔财富，他回馈这座城市，正如同这座城市曾给予他灵感。他们纠缠一处，难解难分。卡夫卡曾写道：“布拉格永远不会放你走，这个可爱的小母亲有双尖利的爪子。”

但是一个古老的城市究竟该朝商业主义走多远？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更何况布拉格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政局变动后，她亟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今，这里的高档酒店随处可见，即便在老城广场，在中世纪的古老建筑下，也都是提供国际化饮食的餐馆。游客们可以在烛台下喝葡萄酒，吃牛排和意大利面，也可以要上一杯清酒，品尝从千里之外运来的新鲜刺身。无一例外，这些餐馆都提供四五种语言的菜单。

然而，当法国的路易威登提出租赁查理大桥，作为波希米亚古董车巡展场地时，布拉格人抗议了。

除了布拉格，巡展城市还包括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路易威登的计划是，酒会当晚封闭查理大桥，邀请各界名流出席派对，麦当娜也将在桥上献唱。

我站在查理大桥上，想起这个曾经看到的新闻。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是布拉格人的骄傲。据说，在它六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只有两次封桥记录。第一次是1942年，纳粹德国下令封桥，缉捕暗杀党卫军的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成员；另一次则是1968年，苏联军队开着坦克驶入布拉格，封锁了大桥，镇压了捷克人民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对于布拉格人来说，两次封桥的肇事者无疑都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想把布拉格的象征当作文化妓女出售吗？”布拉格人大声抗议。

广播电台的记者也上街采访民众，让商业资本倾听人民的呼声。

“查理大桥属于人民，属于我们所有人。”

“封闭查理大桥？它可是国家的象征。应该对所有民众和游客开放。”

路易威登公司没有想到会遭到布拉格人如此强烈的抗议。他们大概并不知道捷克人民一直就以杰出的公民意识著称。正是这些人在1989年推翻了由苏联扶植的政府，成立了民选政府。由于整个过程都在和平中进行，史称“天鹅绒革命”。

据报道，1989年11月25日，有七十五万人，约半数以上的布拉格人聆听了异见领袖哈维尔的演讲。十五天后，人民的意志获得了胜利。

2011年冬天，当哈维尔在家乡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无数布拉格民众自发前往瓦茨拉夫广场，悼念这位自由主义者。他们感谢哈维尔，因为他告诉了所有人如何在威权体制下做人。他身体力行，不惜以一次次地坐牢来实践自己的理想。他选择成为捷克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历史也选择了他。 uf8R2FivnMBDa4ZvfvPXdH2hfjDzWCsqYv5mNSpYw9UHSBZziNHn5hrL+XQIqb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