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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车上配有无线网络，舒适度也远超我的想象。我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喝着啤酒，很快就睡意矇眬。等我再次醒来时，大巴正穿行在德累斯顿空旷的街道上。街上无人，有轨电车被夕阳拉出长长的影子，可车上几乎没有乘客。这是我第二次来德累斯顿，第一次是来听卢·里德的演唱会。我还记得他站在易北河畔的露天舞台上，唱着那首《我在等我的男人》（ I'm waiting for my man ）。我的周围都是上了年纪、乳房下垂、挺着肚子的中年人。

当他们是姑娘和小伙子的时候，德累斯顿还属于东德，而卢·里德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生活的想象。他们一定费了不少心思，才能听到卢·里德的唱片，因为德累斯顿地处易北河谷地，很难接收到西德的无线电信号，被戏称为“无能的山谷”。

大巴穿过连接新城和古城的易北河大桥，这是德累斯顿最美的地方。站在桥上，视野无比开阔，易北河缓缓流淌，老城的巴洛克建筑群在夕阳下惨烈壮美，有一种让人心碎的力量。曾经，这里是萨克森王国的首都，也是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

透过车窗，我看到圣母教堂的尖顶，看到歌剧院外墙上繁复的雕刻。毫无疑问，它们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想象和祝福。然而我知道眼前的一切几乎都是新的、重建的——二战末期的盟军大轰炸，将整座城市和它拥有的文明夷为平地。

我试图想象上百架飞机压过德累斯顿天际线的景象。它们扔下数千吨炸弹，在短短的一瞬间，将这座代表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曾经美得让人惊叹的城市，化为人间地狱。

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大火吞没；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

——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

我想象着希特勒在他最后日子里的自白：“当我的人民在这些考验下毁灭的时候，我不会为之流一滴眼泪，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德累斯顿大轰炸发生在1945年的情人节那天。当时盟军已经开始反攻，苏联红军也从东面逼近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是欧洲的文化中心，重工业并不十分发达，一度被认为是安全之地。因此大部分的防空力量都被调往他处。据相关资料记载，德累斯顿仅剩的防空力量是“青少年高射炮民兵”。

当二百四十五架英国“蚊”式高速轰炸机和“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飞抵德累斯顿上空时，没有人拉响防空警报。整座城市沉浸在一片慵懒的气氛里，连影剧院也在照常营业。

炸弹从天而降，高温形成的“火焰风暴”直冲云天。一位参与轰炸的英国飞行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让我完全震惊了，我们仿佛飞行在火的海洋上，炽热的火焰透过浓浓的烟雾闪烁着死亡的光芒。一想到在这人间炼狱里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我就无法自制地对我的战友们喊道：‘我的上帝，这些可怜的人们！’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也无法为之辩护……”

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投掷的炸弹总数约有三千九百吨。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走得太远，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纳粹政府承诺迅速采取报复行动，枪决俘虏的盟军轰炸机飞行员——这意味着撕毁二战中主要西方国家遵守的《日内瓦公约》。但最终，纳粹政府决定采用舆论战，将这次轰炸作为反对盟军的宣传工具。他们首先强调德累斯顿没有军事工业，继而公布了一份名为“德累斯顿——屠杀难民”的传单，上面赫然印着两名烧焦儿童的照片。戈培尔宣称有二十万平民死于轰炸——将死亡数字夸大了十倍。

尽管如此，德累斯顿大轰炸仍然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它不仅影响了中立国的态度，甚至让很多人对盟国宣称的“绝对道德优越感”产生怀疑。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把德累斯顿大轰炸看成“战争罪行”，而在冷战时期，苏联也有意将德累斯顿大轰炸当作宣传工具，借此疏离东德人与西方国家的感情。

我第一次知道德累斯顿大轰炸是在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里。当时，二十三岁的冯内古特正被囚禁在德累斯顿的战俘营里。轰炸发生时，他躲进地下储肉室，而头上的城市化为废墟，他成为七名幸存的美军战俘之一。后来，冯内古特写道：“我目睹过德累斯顿的毁灭。我见过这座城市先前的模样，从空袭避难所出来以后，我又见识到了它被轰炸后的惨状，我的反应之一当然是笑。上帝知道，这是灵魂在寻找宽慰。”

在《五号屠场》里，主人公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九死一生，之后他展开了一场自由穿梭时空的冒险之旅。在特拉法马铎星球，当地人告诉他，当你看到一具尸体的时候，你想到的只是这个人在此特定时刻正处于不良情况下，但他在其他许多时刻却活得好好的。

“现在，当我自己听说某人死了，我只不过耸耸肩，学着特拉法马铎的人对死人的语气说：事情就是这样（So it goes）。” PHtHyT0zKzWXXw/tLeKRnu66DNGVGk5Fq2RdtTX7wBQE562Ym6BdtjLBt/Nfkf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