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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柏林那天，下着小雨，天空阴沉得像一块陈旧的大理石。风驱赶着路人的雨伞，像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摆弄街边的花瓣。但很多人根本不用雨伞，他们在雨中浑然不觉，仿佛早已习惯了柏林不期而至的雨水。雨水淋湿了开往查理检查站的旅游巴士，淋湿了奔驰公司的户外广告牌，也淋湿了施普林格先生的雕像。马路上的汽车很少，经过地铁口时，可以听到列车尖锐的刹车声，然后又轰隆隆地开走。
那天上午，我还坐在施普林格先生创办的《图片报》的大厦里，凝望窗外。我的工作很简单，把一篇台湾网站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那篇文章讲的是如何用一盆水给iPhone充电。我谈不上喜欢这份差事，所幸它将在中午结束。下午3点，我将搭乘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前往布拉格。
我在柏林已经住了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住在东柏林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个星期搬到了西柏林选帝侯大街附近的一家老式旅馆。这家旅馆曾是柏林一位时尚摄影师的私宅，二战前是柏林文化人的聚会之所。旅馆夹在宝格丽和卡地亚的店铺之间，可房价却和它的装潢一样还尽量维持着多年前的样子：走廊两侧和二楼宽敞的客厅里，悬挂着当年文人们留下的摄影和绘画作品，高高的天花板，老式电梯，走廊拐角的穿衣镜，踏上去吱吱作响的木地板，当然还有那套持续至今、连经理本人都为之感动的待客之道——每周二晚的爵士四重奏和免费提供的丰盛早餐。
每天早上，打着领结的服务员会把装在小壶里的咖啡放到你的桌上，然后你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观看餐厅墙上的照片或窗台上的雕塑。
那样的时刻总是很美好——柏林夏天的早晨，没有什么会让你感到沮丧。当我即将离开时，我发现我最怀念的正是这样闲散的时光。我不再喜欢在旅行指南上画钩，像积攒邮票一样积攒必去的景点。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随意漫步、坐下，像一个旧地重游的幽灵。我知道，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比欧洲大陆更适合幽灵游荡了。
我把翻译好的文章发给同事，然后提着行李下楼，迎着清新的风穿越被雨水冲洗过的广场，对面一个土耳其人站在杂货铺门口，望着雨中空荡荡的街道。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拐进街角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木质桌子上摆着亮闪闪的餐具，窗玻璃在雨中显得雾气蒙蒙，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女人独自坐在桌边喝着开胃酒。我在靠窗的长椅上坐下来，面对着意大利女人，侍者走过来问我要喝点什么，我说要一大杯“柏林客”鲜啤。
啤酒十分冷冽，很好喝，杯身上是一层细密的水珠。我就着餐前面包，慢慢地喝着。在柏林，几乎每人都可以喝上几升啤酒。在东柏林居住的那个星期，我几乎在任何时间都能看到一个个拎着酒瓶的年轻人。他们在地铁上喝，在餐桌上喝，在路边长椅上喝，从早喝到晚。有轨电车轰鸣着驶过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那些高大空旷的苏式住宅，像一只只眼睛，凝望着东柏林的滚滚红尘。
街边是便宜的小餐馆，从土耳其烤肉到越南河粉应有尽有，墙上是随处可见的涂鸦。二手衣服店、二手唱片店、二手书店，仿佛一切都开放在陈旧的花丛里，而正是这些陈旧之物滋养着东柏林，她像一个毫不在乎自己容颜的女人，自由随性。
每天晚上，我都去一家叫“A-Trane”的酒吧听爵士现场。这里是爵士音乐家的乐园。老板本人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手，酒水的价格更是让北京任何一家酒吧汗颜。我喜欢这家酒吧的名字。每当音乐在午夜响起，我都感到自己坐在一节火车的车厢里，纷飞的音符就是窗外飞驰而逝的风景。
此刻，窗外下着雨。我一边喝啤酒一边吃海鲜意大利面。爵士乐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即兴，听听约翰·科尔特兰，听听奥奈特·科尔曼，听听塞隆尼斯·蒙克，他们最精彩的唱片无一例外录自现场。那些即兴的片段才是爵士自由的灵魂，而这也应该是伟大的旅行所具备的特质。我不喜欢把每一段行程都安排得严丝合缝的旅行，没有即兴，没有随心所欲，没有突发奇想，旅行更像是一种苦行。
注意到我的行李箱，正待得无聊的侍者突然问：“出去玩？”
“去捷克，”我说，“然后去波兰、斯洛伐克。”
“一路向东？”
“可能。”
“好运！”
是的，好运，我坐在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上这样想着。如今，唯一确定下来的只有这趟大巴，我将前往布拉格，再从布拉格北上波兰，之后我希望能跨越高耸的塔特拉山，进入斯洛伐克。我不确定这之后要去那里，也不确定将在每个地方逗留多久，更不清楚我能选用何种交通方式。在现实面前，任何精心的策划总会显得脆弱不堪，而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随波逐流。我甚至感到一种隐隐的兴奋，因为不确定性正是即兴的旅行者所能得到的最好礼物。
我想起一年前，在印度的大吉岭，我走在街上，突然发现自己丢了钱包。那天阳光明媚，人流汹涌的街道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我回到旅馆，上网用Skype打电话挂失信用卡。窗外的喧嚣有一种催眠的力量，阳光照耀着室内飞扬的尘土。我在心里玩味着自己的处境并安慰自己：旅行者丢钱包就像浪漫主义作家得肺病一样光荣。
我还能清楚地想起自己当时的心境。它仿佛一只沉睡的小动物，被记忆的魔法召唤苏醒。只是因为时间的缘故，一切曾经的困苦，都染上了一丝脉脉温情。就像这雨中的柏林，我几乎是恋恋不舍地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远。
刚来柏林那天，正是柏林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街上到处是盛装的同性恋和异装癖者，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聚集到市中心：穿着蕾丝裙的男人，涂着黑眼影的男人，穿着丁字裤和高跟鞋的男人……和他们相比，那些只在鼻子和下巴上穿环的朋克青年，简直只能算是普通青年。
地铁上，我看到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男孩坐在我对面描唇。他有苍白的皮肤和淡黄色的头发，睫毛细长。他身上的那种中性气质，让我感到心慌。但为了一睹游行的盛况，我还是跟随他来到波兹坦广场。广场一片狼藉，仿佛刚经历过一场战争。警车停靠在路边，闪着灯，清洁车正从四面八方把广场上的酒瓶、垃圾聚集到一起。天空阴沉苍白，风卷来这天下午的第一批雨点。路边，卖图林根烤肠的临时帐篷生意正旺，从游行队伍里退下来的人，正等着烤肠热狗和大塑料杯装的冰镇啤酒。至少在波兹坦广场，交通已经彻底瘫痪。我沿着混乱的街道走向勃兰登堡门。沿路的露天咖啡馆里，坐满了表情如木乃伊的中产阶级游客，他们静静地喝着白葡萄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游行的人群。或许，他们正在人群中寻找自己昔日的影子吧。
游行的气氛在勃兰登堡门到达了顶峰。重型花车上的音响让所有人都停住脚步，随之起舞。有人放起了烟火。冉冉而起的浓烟，模糊了勃兰登堡门上的雕塑，仿佛这些古代诸神刚经历完神话里的腥风血雨，终于杀回到了这个同性恋和异装癖领导的世界。
一个国家的危机是一个机会，是给旅行者的一份大礼。
——保罗·索鲁，《开往东方之星的鬼魂列车》
但是待在这里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我沿着菩提树大街，走向亚历山大广场。平静的林荫大道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夜幕开始降临，当我回望勃兰登堡门时，那些烟雾仍然像中国皮影一样映在天际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