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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行火车上，我总会有一种幽灵的感觉，尤其是当我知道火车将在黎明时分经过奥斯维辛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死者不会待在他们埋葬的地方。”约翰·伯格在《我们在此相遇》中说。他的启蒙导师肯生长于新西兰，也在那里死去，但在死后，他又出现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我在清晨时分即将抵达的城市。

我穿越时空问老伯格：“为什么是克拉科夫？”

伯格说：“年轻人，这世上还有哪个国家比波兰更习惯与忧伤这种情感妥协共处呢？”

是肯让伯格最终认识到，需要以一种不无忧伤、不无幽默的方式对待人生的苦难，无论这种方式最终是妥协还是坚持——这是肯对伯格最初的启蒙。

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我十一岁，他四十岁。在接下来的六到七年里，他是我生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和他在一起，我学会了跨越边界。法文中有一个词叫passeur，通常译为“摆渡人”或“走私者”。不过这个词也隐含有“向导”的意思，山的向导。他就是我的passeur。

——约翰·伯格，《我们在此相遇》

如今，我回想着我是如何穿越被雨水淋湿的平原，在清晨抵达克拉科夫中央火车站的。那天早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湿润。尽管在我的旅行经验里，对城市的印象普遍不好，但克拉科夫却让人感到相当宜居。虽然是波兰第二大城市，但相比于华沙，克拉科夫还保留着一个小城市的情怀。实际上，全波兰唯有这座城市，在经历二战炮火的劫难之后，仍然较好地保存了大多数建筑。

我住在一栋民宿里，用伯格的话说，这里有一种类似修道院的感觉。两扇开向市街的窗，仿佛有好几代人曾经在那里沉思冥想，向外凝望。

我在旅馆里吃早餐，早餐就放在客厅的一张胡桃木桌子上：面包、黄油、酸梅酱、奶酪、黄瓜和波兰切片香肠，咖啡壶里是现煮的黑咖啡。一个活泼的波兰姑娘在客厅里忙活着，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然后摆弄起窗台上的黑色收音机，直到里面传出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我想，她听的应该是“美国之音”。此刻，新闻正讲着奥巴马和罗姆尼的选战。

“你支持谁？”我问。

“你说什么？”她看着我。

“奥巴马和罗姆尼，你支持谁？”

“奥巴马，也许。”她笑着。

“为什么？”

“唔，因为他的移民法案吧，”她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是所有人的总统。”

“大概因为现在是美国的时代。”

“你从哪里来？日本还是中国？”

“中国。”

“中国人不喜欢美国吧？”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讨厌。”

“我们喜欢美国人，讨厌俄国人。”

“俄国统治这里几十年的结果，就是让所有人都更讨厌它。”

“没错，我们有一个关于俄国人的笑话。”

我静静等待着下文。

“在一架飞机上坐着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为了减轻重量，每个国家的人都需要扔下一些东西。波兰人就把俄国人拎起来，一边往外扔一边说：‘这种东西我们在波兰有的是！’”

我笑起来。

我们又倒了点咖啡。波兰姑娘说，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两年了，她喜欢每天有机会练习英语。她有个亲戚移民去了美国，如果将来有机会，她也愿意去美国发展。然后，她问我对波兰的印象。

我说，克拉科夫非常宁静，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这里生活。然后，我问她最公道的货币兑换点在哪儿。波兰姑娘从前台拿出一张地图，在上面画了两个圈递给我。

我漫步在中央广场，它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城市广场。广场中心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纺织会馆，如今已经沦落成了卖各种纪念品的小商品市场。我毫不怀疑，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我往东北方向走，经过古老的圣玛利亚教堂。每到整点，从教堂的最高塔都会传来号声。据说，这在古代被当作一种警示。一旦号声不响了，就表明有号兵的喉咙被鞑靼人的利箭刺穿了。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波兰姑娘的话。在很多地方旅行时，当地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我们？”但在美国、德国、法国，人们从来不会这样提问。在他们看来，那些外来者才是应该被打量的、被评估的，而绝对不是他们自己。

这一点似乎在新兴国家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就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在担心外国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的城市在西方人眼里是什么样子。”这种担心可以用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加以诠释，但我只是为此感到难过，仿佛这些曾经备受欺凌的国家是一群一丝不挂的女人，她们既羞涩又迫切地承受着男性目光的凝视，期待着被选中。

克拉科夫不大，我几乎可以步行到达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家货币兑换点坐落在一栋老房子里，一进门，头顶的电扇正像大苍蝇一样嗡嗡转动着。墙皮已经绽开脱落，给人一种黑市交易的感觉。果然，它的汇率也比官方汇率要高得多。拿着钱走出来时，我不禁下意识地左右张望，仿佛身处铁幕时代，担心有便衣警察突然出现。

附近有一个街心公园，我从遍地开花的酒窖里买了啤酒，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喝起来。天气炎热，但有微风吹拂，让人心旷神怡。公园里栖息着鸽子，喷泉“突突”地喷射着水柱，一些孩子在下面走来走去。旁边的长椅上，一个波兰醉汉正给另一个醉汉倒酒。两个人都穿着牛仔裤、POLO衫、运动鞋，显然已经喝了不少。

此时临近午后，整个城市显得格外安静。那些老建筑，那些叮叮车，那些穿着朴素、沉默不语的行人，一切都仿佛是在一帧旧照片里。这种感觉不曾消退，甚至当我登上瓦维尔山，徜徉在城堡和大教堂间，望着这些波兰不朽的象征，我仍然感到一种旧日重现的恍惚。

克拉科夫一直沉浸在过去，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与苦难里，因为这个国家的命运很少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每个克拉科夫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随遇而安的神色。

1945年以后，波兰人才基本上重新掌管了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波兰的发展随着它的邻居们——德国人和俄国人的进退而发生变化。

三百年前，波兰的东部边境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离莫斯科只有一百五十公里。今天，波兰东部领土最突出的部分，在其17世纪时的边境以西八百公里处，而与德国的边境却向欧洲腹地平均推进了二百五十公里。英国史学家艾伦·帕尔默感叹说：“一个民族的家园如此移动，是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 uPAieG5VXUahj0RoqhbY1SsgaD0vn27dpAigyYd8ZusWQIodUSm7VRbfchZSCs7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