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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时,我买过一张德铁通票。这是一种专门针对非欧盟地区旅行者的火车票。它允许你在一个月内任意搭乘德国境内的火车。这张票上全是德文,在一些“文明的缓冲地带”就容易出现混乱。

记得有一次,我从德国边境城市特里尔乘德铁去卢森堡,说法语的列车员一脸狐疑地看着我的票,最后决定收取车费。可当我从卢森堡返回特里尔时,另一位狐疑的列车员则大手一挥:“Vous n'avez pas à acheter un billet.(你不用买票。)”

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如果有通票的话,特里尔和卢森堡之间是否还需要买票。但我确切地知道,从德国去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不用买票,而去因斯布鲁克需要买票。奥地利列车员对这类事情可比卢森堡列车员精通得多。

“这里是奥地利,你需要补票。”胖胖的奥地利列车员对我说。此时,火车正穿越一座座山脉,大片的松林和山谷里的城镇在窗外飞驰。雾从松林间升起,像一条白色的腰带,松垮垮地挂在山间,让人想到中国山水画里的风景。

我热爱乘火车旅行,因为它总能以最小的风险,提供最多的可能。对我来说,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更是一个场所,是出发和抵达城市的一部分。你尽可以通过一趟火车之旅想象两座城市,就像科学家能通过一块恐龙化石还原侏罗纪时代一样。

中学时,我家附近不远处就是北京北站。每次听到火车尖锐的哨声,我都希望自己能跳上那列火车,风雨兼程地远离自己熟悉的一切。火车并不出发,它们启程:它们以自己特有的节奏夯实风景,让被穿越的大地显得更加壮丽、宏大。

约翰·科尔特兰有一张著名的唱片《蓝色火车》( Blue Train )。一辆行驶在空蒙夜色中的火车,总是令人充满遐想。美好的爵士时代也是火车时代:作家和音乐家乘着火车旅行,由此催生了大量的音乐和文学作品。

长久以来,我对火车的热情丝毫未减,这多半源于乔治·西姆农的一本小说《看火车驶过的男人》。我是在一家旧书店买到的这本书,它讲述一个叫蓬皮加的男人决定放弃原本安分守己的人生,成为另一个人。他搭上充满怀旧感的火车,出发寻找他渴望已久的女人——过去老板的情妇。然而,在老板的情妇面前,他所期待的爱情并未到来,迎接他的是女人不可抑止的嘲笑。这轻蔑的笑,让蓬皮加顺手解决了她。

他开始一次次地坐上火车,让火车带他前往新的地方,遇见新的女人。他喜欢看火车离去,就像载着希望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他要和过去决裂,不与现实妥协,哪怕幸福从此毁于一旦也心甘情愿,因为他早已不在乎。

这本书或许代表了火车写作的极限,我至今仍然对其中一段话记忆犹新:

比如说,火车情结。他早已过了男孩儿那种幼稚地迷恋蒸汽车头的阶段,但是火车,尤其是过夜火车,仍然对他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它们总会把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送进他的心里。

傍晚时分,当我从布拉格踏上去往克拉科夫的过夜火车EX403 Silesia时,我确有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那是一种假期即将终结的感觉,而实际上我的假期才刚刚开始。

此时,布拉格车站沐浴在一片耀眼的阳光中,候车大厅里弥漫着嘈杂的声音,仿佛年久失修的舞台布景。它对面的街上停着一辆白色加长版凯迪拉克,车身上有一排诱人的裸女——那是一家脱衣舞夜总会的流动广告。

车厢里有些闷热,我和一个英国人拼命地扇着帽子。英国人五十多岁,是牛津一家画廊的油画修复师。他旁边是一位黑人女子,穿着尖头蛇皮凉鞋,宽厚的脚板像船桨,露出脚后跟上一层厚厚的白茧。她是个丰满的女人,丰满体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上,那对巨大的胸脯在衬衫下起起伏伏,沉重的金耳环随之熠熠放光。

她对面是一个头发卷曲如方便面的印度小伙子,正用笔记本电脑看枪战片。因为戴着巨大的罩耳式耳机,颇显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在门口相对而坐的是一对说捷克语的情侣,穿着质量不太好的套头衫,一个红色,一个蓝色,胸前都印着四个黑色大字:中国黄山。女人梳着马尾辫,男人头上架着墨镜,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俩在说话。男人解释着什么,女人则脸望窗外,不时耸耸肩,然后两人都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男人摘下墨镜,头枕靠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火车开动以后,英国人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口吹风。他长着灰白的波浪形鬈发,高高的鼻梁,一对爱尔兰人的纤薄嘴唇,眼窝深陷,讲起话来牛津腔很重。我们一搭上话,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开始是关于中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然后我问了一些油画修复的问题。

“当然,我会修复一些珍品,但大部分是赝品,比如鲁本斯或者康斯太勃尔的仿制品,人人都喜欢那些风景画。”

“那你是不是需要了解每位画家的特点?”

“这是必须的,对每个人了如指掌。”英国人说,“我对中国的瓷器也有些了解。”

“哦?你会修复瓷器吗?”

“要先看看是什么样的瓷器,宋代的、元代的……”

“可能是元代的青花瓷。有一次我去东海的一个小岛,当地渔民发现了一艘沉船,上面有很多瓷器……”

“哦?”

“一些碎片,那片海域在过去是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完全不着边际地交谈着,捷克情侣已经分别爬上了最上面的铺位,呼呼大睡;印度小伙子仍然在看电影,连姿势都没有变化;黑人女子脱了鞋,把一双大脚搭在对面无人的铺位上,用一双金鱼眼忧郁地望着窗外。

英国人拿出两瓶啤酒,我们一起喝起来。夜风透过窗缝剧烈地吹打着他的头发,他把窗户关上了一点,这样窗玻璃上就反射出了他的脸。在走廊闪烁的白炽灯下,那脸苍白、消瘦,像一张幽灵的面孔,而我对着窗玻璃看了看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窗外,火车正穿越一望无际的波希米亚平原,但天黑乎乎的,只能勉强看到一些景物的轮廓。我想到村上春树在《1Q84》开篇就提到的那首古典音乐——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村上形容那是一阵“波希米亚平原悠缓的风”。

雅纳切克创作这支小型交响乐的时间是1926年。村上写道,开篇的主题是为某次运动会谱写的开场鼓号曲。那时,人们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出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也已经分崩离析。在短暂的和平年代,人们在咖啡馆里谈笑风生,畅饮着比尔森啤酒。谁也不曾料到,过不了多久,希特勒就会从某个角落蹿出来,发动另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

历史向人类昭示的最重要的命题,也许就是“当时,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青豆一面聆听音乐,一面想象拂过波希米亚平原的悠缓的风,反复想着历史应有的形态。

——村上春树,《1Q84》

火车不时停靠一些车站,一些人扛着行李包上来,那是些回家的人。站台上的大多数人则茫然地望着我们的火车,他们正怀着伟大的梦想,等待西去的离开家乡的火车。对于波希米亚来说,向东代表着贫穷、失败,而向西才代表着前途和未来。

吉卜赛人扛着行李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看着我和英国人,像在打量外星球飞来的生物。车站的灯光疏疏落落,不甚明亮。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列车信息,空旷地回荡着,给人一种战前兵荒马乱的紧张。车站一角矗立着一座谷仓似的混凝土建筑,光秃秃的水泥地坑凹不平。刚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波希米亚情调”?

我看着这些站台上的人,抱着孩子的女人,抽着烟的男人,他们仍然和他们的祖先一般,居无定所。他们被法国人称为“波希米亚人”,被俄罗斯人称为“茨冈人”,被英国人称为“吉卜赛人”。法国人认为他们是从波希米亚地区过来的人。在法国人的世界观里,巴黎以外的地方就是农村,波希米亚更是荒蛮之地。由于海上贸易繁盛,见多识广的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吉卜赛人来自埃及,所以埃及人的称呼与吉卜赛人也很接近。近代史上,因为大英帝国的强大,“吉卜赛人”这一称呼逐渐普及,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直到18世纪80年代,两位德国语言学家鲁迪格和格雷尔曼,以及英国学者雅各布·布赖恩,才通过对吉卜赛方言的研究,各自几乎同时期考证出欧洲吉卜赛人的来源。他们发现,吉卜赛语来自印度,其中很多词汇与印度的梵文极为相似,与印地语也十分接近。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既不是埃及,也不是波希米亚、希腊,而是印度!

吉卜赛人确实与我所见的印度人有几分神似:随遇而安,喜欢游荡。在北印度时,我也的确看到了很多以玩蛇、吐火为业的吉卜赛人。吉卜赛人从印度游荡到欧洲,如同雅利安人从欧洲游荡到印度。

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游荡的历史。然而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飞机的时代,他们是怎么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

或许正因为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他们一旦完成了漫长的游荡之旅,也就丧失了重返故土的勇气,只好定居当地,于是印度人成了吉卜赛人,雅利安人成了印度人?

因为疲劳和酒精,英国人像只耗子一样两眼通红。他摇晃着走回车厢。此时车厢里一片黑暗,黑人女子、印度人(或者吉卜赛人?)都已经销声匿迹,只有铺位上传来阵阵鼾声。

这鼾声让我感到饥饿。我拦住列车员,问他有没有餐车。

“什么都有!”他朝我递了个眼色,是那种暗示小费的眼色。

我兜里还有一些捷克克朗,我打算在它们变成纪念币前,把它们花掉。我问列车员煎蛋卷多少钱?

他伸出五根短粗的指头,“五欧。”

“可以用克朗付吗?”

“不行,这是国际列车。”

“你是波兰人吗?”

“是的,先生。”

——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想要欧元而不是克朗。我告诉他来一份煎蛋卷。

“再来瓶伏特加?”

“不了,谢谢。”

他转身离去,消失在波希米亚平原深处,而火车正像一把利刃穿透黑色的大地。

任何平静的现在都有一段坎坷纷乱的过去。

——迈克尔·翁达杰,《遥望》

波希米亚平原地形起伏,三面被森林与山峦环抱,西北部的易北河河谷直通德国的心脏。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竞技场。

15世纪早期,捷克民族领袖和宗教改革家扬·胡斯引爆了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运动。就像一百年后德国的马丁·路德那样,扬·胡斯成为捷克民族的语言与文学之父,促进了捷克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如英国史学家艾伦·帕尔默所说,虽然捷克对西方文明有着很强的接受能力,但在文化上却始终向着与他们同属一族的斯拉夫东方寻求力量。

然而,波希米亚的战略地位,注定会将捷克人卷入一次次东西方的动乱中。因为波希米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布拉格,几乎就处在维也纳与柏林的正中,俾斯麦就曾坚定地宣称:“谁是波希米亚的主人,谁就是欧洲的主人。”

——历史已经反复向捷克人证明了这位铁血宰相的话中之意。

最近的例证莫过于波希米亚的外缘地带(即苏台德地区)。这里的居民始终以德意志农民为主,但是二战以后,捷克当局将二百五十万德国人——包括曾对抗纳粹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驱逐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许多人被扣留在集中营,数万人伤亡。虽然捷克与德国在1997年签署了互相谅解的声明,但很多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仍然在为失去的土地和房屋而努力寻求赔偿。

列车员端着一个盘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可盘子里的煎蛋卷已经凉透了,仿佛它是历经千山万水,才奋力跋涉到我面前的。我只好感激地掏出五欧元和五十分小费,塞进列车员油腻腻的手心里。

“Bon appétit!(祝您好胃口!)”他抛出一记法语,仿佛为了使我确信,这毫无疑问是一列国际火车。 ivATE4VO5p8CcgzXNBCuX95/7AF6HhdcP51aS0YS5SrzGAXRvxjASqjbRvhCuk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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