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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时，我买过一张德铁通票。这是一种专门针对非欧盟地区旅行者的火车票。它允许你在一个月内任意搭乘德国境内的火车。这张票上全是德文，在一些“文明的缓冲地带”就容易出现混乱。

记得有一次，我从德国边境城市特里尔乘德铁去卢森堡，说法语的列车员一脸狐疑地看着我的票，最后决定收取车费。可当我从卢森堡返回特里尔时，另一位狐疑的列车员则大手一挥：“Vous n'avez pas à acheter un billet.（你不用买票。）”

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如果有通票的话，特里尔和卢森堡之间是否还需要买票。但我确切地知道，从德国去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不用买票，而去因斯布鲁克需要买票。奥地利列车员对这类事情可比卢森堡列车员精通得多。

“这里是奥地利，你需要补票。”胖胖的奥地利列车员对我说。此时，火车正穿越一座座山脉，大片的松林和山谷里的城镇在窗外飞驰。雾从松林间升起，像一条白色的腰带，松垮垮地挂在山间，让人想到中国山水画里的风景。

我热爱乘火车旅行，因为它总能以最小的风险，提供最多的可能。对我来说，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更是一个场所，是出发和抵达城市的一部分。你尽可以通过一趟火车之旅想象两座城市，就像科学家能通过一块恐龙化石还原侏罗纪时代一样。

中学时，我家附近不远处就是北京北站。每次听到火车尖锐的哨声，我都希望自己能跳上那列火车，风雨兼程地远离自己熟悉的一切。火车并不出发，它们启程：它们以自己特有的节奏夯实风景，让被穿越的大地显得更加壮丽、宏大。

约翰·科尔特兰有一张著名的唱片《蓝色火车》（ Blue Train ）。一辆行驶在空蒙夜色中的火车，总是令人充满遐想。美好的爵士时代也是火车时代：作家和音乐家乘着火车旅行，由此催生了大量的音乐和文学作品。

长久以来，我对火车的热情丝毫未减，这多半源于乔治·西姆农的一本小说《看火车驶过的男人》。我是在一家旧书店买到的这本书，它讲述一个叫蓬皮加的男人决定放弃原本安分守己的人生，成为另一个人。他搭上充满怀旧感的火车，出发寻找他渴望已久的女人——过去老板的情妇。然而，在老板的情妇面前，他所期待的爱情并未到来，迎接他的是女人不可抑止的嘲笑。这轻蔑的笑，让蓬皮加顺手解决了她。

他开始一次次地坐上火车，让火车带他前往新的地方，遇见新的女人。他喜欢看火车离去，就像载着希望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他要和过去决裂，不与现实妥协，哪怕幸福从此毁于一旦也心甘情愿，因为他早已不在乎。

这本书或许代表了火车写作的极限，我至今仍然对其中一段话记忆犹新：

比如说，火车情结。他早已过了男孩儿那种幼稚地迷恋蒸汽车头的阶段，但是火车，尤其是过夜火车，仍然对他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它们总会把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送进他的心里。

傍晚时分，当我从布拉格踏上去往克拉科夫的过夜火车EX403 Silesia时，我确有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那是一种假期即将终结的感觉，而实际上我的假期才刚刚开始。

此时，布拉格车站沐浴在一片耀眼的阳光中，候车大厅里弥漫着嘈杂的声音，仿佛年久失修的舞台布景。它对面的街上停着一辆白色加长版凯迪拉克，车身上有一排诱人的裸女——那是一家脱衣舞夜总会的流动广告。

车厢里有些闷热，我和一个英国人拼命地扇着帽子。英国人五十多岁，是牛津一家画廊的油画修复师。他旁边是一位黑人女子，穿着尖头蛇皮凉鞋，宽厚的脚板像船桨，露出脚后跟上一层厚厚的白茧。她是个丰满的女人，丰满体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上，那对巨大的胸脯在衬衫下起起伏伏，沉重的金耳环随之熠熠放光。

她对面是一个头发卷曲如方便面的印度小伙子，正用笔记本电脑看枪战片。因为戴着巨大的罩耳式耳机，颇显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在门口相对而坐的是一对说捷克语的情侣，穿着质量不太好的套头衫，一个红色，一个蓝色，胸前都印着四个黑色大字：中国黄山。女人梳着马尾辫，男人头上架着墨镜，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俩在说话。男人解释着什么，女人则脸望窗外，不时耸耸肩，然后两人都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男人摘下墨镜，头枕靠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火车开动以后，英国人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口吹风。他长着灰白的波浪形鬈发，高高的鼻梁，一对爱尔兰人的纤薄嘴唇，眼窝深陷，讲起话来牛津腔很重。我们一搭上话，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开始是关于中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然后我问了一些油画修复的问题。

“当然，我会修复一些珍品，但大部分是赝品，比如鲁本斯或者康斯太勃尔的仿制品，人人都喜欢那些风景画。”

“那你是不是需要了解每位画家的特点？”

“这是必须的，对每个人了如指掌。”英国人说，“我对中国的瓷器也有些了解。”

“哦？你会修复瓷器吗？”

“要先看看是什么样的瓷器，宋代的、元代的……”

“可能是元代的青花瓷。有一次我去东海的一个小岛，当地渔民发现了一艘沉船，上面有很多瓷器……”

“哦？”

“一些碎片，那片海域在过去是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完全不着边际地交谈着，捷克情侣已经分别爬上了最上面的铺位，呼呼大睡；印度小伙子仍然在看电影，连姿势都没有变化；黑人女子脱了鞋，把一双大脚搭在对面无人的铺位上，用一双金鱼眼忧郁地望着窗外。

英国人拿出两瓶啤酒，我们一起喝起来。夜风透过窗缝剧烈地吹打着他的头发，他把窗户关上了一点，这样窗玻璃上就反射出了他的脸。在走廊闪烁的白炽灯下，那脸苍白、消瘦，像一张幽灵的面孔，而我对着窗玻璃看了看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窗外，火车正穿越一望无际的波希米亚平原，但天黑乎乎的，只能勉强看到一些景物的轮廓。我想到村上春树在《1Q84》开篇就提到的那首古典音乐——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村上形容那是一阵“波希米亚平原悠缓的风”。

雅纳切克创作这支小型交响乐的时间是1926年。村上写道，开篇的主题是为某次运动会谱写的开场鼓号曲。那时，人们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出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也已经分崩离析。在短暂的和平年代，人们在咖啡馆里谈笑风生，畅饮着比尔森啤酒。谁也不曾料到，过不了多久，希特勒就会从某个角落蹿出来，发动另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

历史向人类昭示的最重要的命题，也许就是“当时，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青豆一面聆听音乐，一面想象拂过波希米亚平原的悠缓的风，反复想着历史应有的形态。

——村上春树，《1Q84》

火车不时停靠一些车站，一些人扛着行李包上来，那是些回家的人。站台上的大多数人则茫然地望着我们的火车，他们正怀着伟大的梦想，等待西去的离开家乡的火车。对于波希米亚来说，向东代表着贫穷、失败，而向西才代表着前途和未来。

吉卜赛人扛着行李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看着我和英国人，像在打量外星球飞来的生物。车站的灯光疏疏落落，不甚明亮。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列车信息，空旷地回荡着，给人一种战前兵荒马乱的紧张。车站一角矗立着一座谷仓似的混凝土建筑，光秃秃的水泥地坑凹不平。刚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波希米亚情调”？

我看着这些站台上的人，抱着孩子的女人，抽着烟的男人，他们仍然和他们的祖先一般，居无定所。他们被法国人称为“波希米亚人”，被俄罗斯人称为“茨冈人”，被英国人称为“吉卜赛人”。法国人认为他们是从波希米亚地区过来的人。在法国人的世界观里，巴黎以外的地方就是农村，波希米亚更是荒蛮之地。由于海上贸易繁盛，见多识广的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吉卜赛人来自埃及，所以埃及人的称呼与吉卜赛人也很接近。近代史上，因为大英帝国的强大，“吉卜赛人”这一称呼逐渐普及，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直到18世纪80年代，两位德国语言学家鲁迪格和格雷尔曼，以及英国学者雅各布·布赖恩，才通过对吉卜赛方言的研究，各自几乎同时期考证出欧洲吉卜赛人的来源。他们发现，吉卜赛语来自印度，其中很多词汇与印度的梵文极为相似，与印地语也十分接近。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既不是埃及，也不是波希米亚、希腊，而是印度！

吉卜赛人确实与我所见的印度人有几分神似：随遇而安，喜欢游荡。在北印度时，我也的确看到了很多以玩蛇、吐火为业的吉卜赛人。吉卜赛人从印度游荡到欧洲，如同雅利安人从欧洲游荡到印度。

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游荡的历史。然而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飞机的时代，他们是怎么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

或许正因为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他们一旦完成了漫长的游荡之旅，也就丧失了重返故土的勇气，只好定居当地，于是印度人成了吉卜赛人，雅利安人成了印度人？

因为疲劳和酒精，英国人像只耗子一样两眼通红。他摇晃着走回车厢。此时车厢里一片黑暗，黑人女子、印度人（或者吉卜赛人？）都已经销声匿迹，只有铺位上传来阵阵鼾声。

这鼾声让我感到饥饿。我拦住列车员，问他有没有餐车。

“什么都有！”他朝我递了个眼色，是那种暗示小费的眼色。

我兜里还有一些捷克克朗，我打算在它们变成纪念币前，把它们花掉。我问列车员煎蛋卷多少钱？

他伸出五根短粗的指头，“五欧。”

“可以用克朗付吗？”

“不行，这是国际列车。”

“你是波兰人吗？”

“是的，先生。”

——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想要欧元而不是克朗。我告诉他来一份煎蛋卷。

“再来瓶伏特加？”

“不了，谢谢。”

他转身离去，消失在波希米亚平原深处，而火车正像一把利刃穿透黑色的大地。

任何平静的现在都有一段坎坷纷乱的过去。

——迈克尔·翁达杰，《遥望》

波希米亚平原地形起伏，三面被森林与山峦环抱，西北部的易北河河谷直通德国的心脏。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竞技场。

15世纪早期，捷克民族领袖和宗教改革家扬·胡斯引爆了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运动。就像一百年后德国的马丁·路德那样，扬·胡斯成为捷克民族的语言与文学之父，促进了捷克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如英国史学家艾伦·帕尔默所说，虽然捷克对西方文明有着很强的接受能力，但在文化上却始终向着与他们同属一族的斯拉夫东方寻求力量。

然而，波希米亚的战略地位，注定会将捷克人卷入一次次东西方的动乱中。因为波希米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布拉格，几乎就处在维也纳与柏林的正中，俾斯麦就曾坚定地宣称：“谁是波希米亚的主人，谁就是欧洲的主人。”

——历史已经反复向捷克人证明了这位铁血宰相的话中之意。

最近的例证莫过于波希米亚的外缘地带（即苏台德地区）。这里的居民始终以德意志农民为主，但是二战以后，捷克当局将二百五十万德国人——包括曾对抗纳粹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驱逐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许多人被扣留在集中营，数万人伤亡。虽然捷克与德国在1997年签署了互相谅解的声明，但很多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仍然在为失去的土地和房屋而努力寻求赔偿。

列车员端着一个盘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可盘子里的煎蛋卷已经凉透了，仿佛它是历经千山万水，才奋力跋涉到我面前的。我只好感激地掏出五欧元和五十分小费，塞进列车员油腻腻的手心里。

“Bon appétit!（祝您好胃口！）”他抛出一记法语，仿佛为了使我确信，这毫无疑问是一列国际火车。 1SL2BoHNpP5H4/NvUno06BGTsUpRX9q9PJo2O0HuQ7V9iojuvGk1Zuden4TNg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