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漂泊荆州

看点11：诸葛亮一家到达荆州的襄阳是在哪一年？

看点12：诸葛亮的两次匆匆逃难为何会显得诡异莫测？

看点13：诸葛亮一家为何会受到刘表的热情接待？

看点14：“躬耕陇亩”四字背后有什么样的谜团？

看点15：诸葛亮为何要把自己躬耕之地选在隆中？

虽然《三国志》上明确记载，最后被诸葛玄带到豫章郡去上任的，只有三兄弟当中的老二诸葛亮和老三诸葛均，以及诸葛亮的两个姐姐，而老大诸葛瑾陪着继母，单独到了江东去谋求出路。但是从情理上说，这三兄弟很有可能是一同跟随叔父诸葛玄出发南下的。一是因为当时的情势紧迫，时机难得，容不得他们分期分批出发。二是因为无论是到豫章，还是到江东，都要先行取道南下，一直到达长江一线之后，才会分开：到豫章的，继续向西溯江而上；到江东的，只消乘船渡过长江就是。能够同行的路段，长达全程的三分之二。既然如此，又为何不一起上路，以便相互照应，共渡难关呢？

话说兴平元年（194年）春天，诸葛玄率领亲属，包括自己一家、哥哥一家，匆匆忙忙上了路。这时是大地春回、山花烂漫的时节，但是他们一行人却心情沉重、忧心忡忡。这一去，何时能够回返故乡？不知道。这一去，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磨难？也不知道。就在这样的心境中，他们穿过满目疮痍、一片死寂的徐州南部，进入扬州的北部地界，来到了万里长江的北岸。

滚滚长江东逝水。古往今来，江中的浪花承受过多少离愁别绪？诸葛亮在浩渺烟波之上，与大哥诸葛瑾含悲洒泪分了手，然后跟着叔父诸葛玄等溯江而上，在上游的赣水汇入长江处，向南进入赣水，再溯流而上，最后终于到达豫章的城池之下。

诸葛玄上任之后，安顿家属，接手公务，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那也不消细说。大哥诸葛瑾离开之后，诸葛亮就成了诸葛玄处理家务的得力小帮手。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没有爹妈的孩子更是早当家。大体安顿下来之后，这一大家子又重新开始了相对稳定的正常生活。

但是造化弄人，相对稳定的日子并没能够持续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地区政治局势大变动，又把这一大家人的安宁彻底打破了。

造成这场地区政治局势大变动的“作案者”是谁？他的“作案动机”又何在呢？

对此谜团进行一番探查破解的结果——“作案者”是孙策；他的“作案动机”是创业。

孙策，字伯符，东汉扬州吴郡富春（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氏，他是孙权的同胞大哥。这富春孙氏，是一个典型的军功家族。孙策的父亲孙坚，出身于一个以种瓜为生的农民之家，因为骁勇善战，屡建战功，所以被东汉朝廷任命为长沙郡太守，还封为乌程侯。群雄起兵讨伐董卓时，他成为袁术麾下的得力部将。初平三年（192年），他帮助袁术进攻刘表，结果在襄阳南面的岘山不幸被刘表的部将黄祖射死。

这时，孙策才十八岁，他护送父亲的遗体回江东安葬。两年之后，也就是诸葛亮一家子离开家乡的兴平元年（194年），孙策得知袁术已经占据了淮南，他就前往袁术所在的寿春县（今安徽省寿县），请求袁术把父亲孙坚的旧部拨还给自己。袁术实在磨不开情面，勉强把一小部分孙坚的旧部给了孙策。就这样，孙策终于凑成了一支力量不大的队伍，等待时机开创自己的事业。

与此同时，东汉朝廷正式任命了一位扬州刺史，此人叫作刘繇。这刘繇字正礼，青州东莱郡牟平（在今山东省烟台市西）人氏。他是汉朝皇族分支的后裔，哥哥是讨伐董卓联军中的成员、兖州刺史刘岱。当时，扬州刺史的官署设在长江以北的寿春县。但是，因为寿春县所在的九江郡已经成为袁术的核心控制区，所以承担了抗衡袁术任务的刘繇不敢前往寿春县去上任，而是跑到长江南岸的曲阿县（今江苏省丹阳市）设立自己的刺史官署。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袁术得知情况，立即派兵从长江北岸的淮南赶过来进攻刘繇。这边的刘繇也赶紧调兵遣将，封锁曲阿这一带的长江渡口。袁术一方，连续进攻一年多，依然没能打过长江。

在一边冷眼旁观的孙策，此时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去见袁术，自告奋勇说前去攻打刘繇。为了避免袁术的怀疑，孙策就哄骗袁术，说是要帮他把地盘扩大到江东去。智商不高的袁术心想，孙策要为自己效力当然是好事一桩，即便他孙策把手下那点千把人的人马拼杀光了，跟自己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呀，于是便欣然同意。

兴平二年（195年）冬，二十一岁的孙策走出他创业生涯的第一步，谱写了孙吴政权创业历史的第一页。当他来到历阳县（今安徽省和县）北岸著名的乌江渡口时，意外碰到了自己的发小，即后来在赤壁之战中“雄姿英发”的周瑜。在周瑜的全力帮助之下，孙策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五六千人。由于实力大增，加之孙策本人又异常骁勇善战，所以他成功突破了刘繇的防线，打过长江，一路横扫江东。十二月下旬，孙策的兵锋指向曲阿。在此驻屯的刘繇见势不妙，急忙率军向上游的豫章郡败退而去。这一来，诸葛亮一家子在豫章郡短暂安宁的日子，就算过到头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建安元年（196年）的年初，刘繇的军队即将到达豫章，他还将带来一位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太守，名叫朱皓。此时此刻，对诸葛玄而言，讲道理，你不是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手中持有的只是袁术非法授予的“上岗证书”；比力量，你又打不过有刘繇强力支持的朱皓。紧急之下，只有再度施展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一招，到远处躲避灾祸去。既然刘繇和朱皓是从东边杀来的，要跑，当然最好是往西边跑，于是诸葛玄想到了西边荆州的军政长官刘表。

原来，这刘表是诸葛玄的老朋友，而当时的荆州，乃刘表的天下。刘表，字景升，兖州山阳郡高平（在今山东省邹城市西南）人氏。其人乃西汉景帝的后裔，年轻时就有名声，是东汉末年党锢名士集团的首领人物，名列“八俊”之一。关东诸军起兵讨伐董卓，刘表以荆州地方军政长官的身份举兵参加。其后群雄在中原混战，他在南方趁机扩张势力，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此时，他名义上虽然只是东汉朝廷的镇南将军兼荆州牧，实际上却是威福自专的荆州王。

诸葛玄的心思是，虽然刘表曾经与袁术有旧恶，而自己又曾经是袁术任命的豫章郡太守，但是现今时过境迁，刘表看在老交情的分上，总不会过分为难自己。再说现今也没有另外的出路可走，行与不行都是他刘表了。于是，诸葛家族这一大家子，离开家乡徐州琅邪郡才不过两年的光景，就又再度离开扬州的豫章郡，向西面的荆州方向漂泊流离逃难去了。

诸葛亮一行最后到达荆州，究竟是在哪一年呢？这个谜团牵涉到他荆州生涯开始的准确年龄，所以同样值得仔细加以探究。

此前的学者，一般认定诸葛亮是在兴平二年（195年），也就是他十五岁的时候到达荆州的，明清时期的学者所撰写的多种诸葛亮年谱即是如此，其依据是孙策渡江进攻刘繇正是在这一年。这种判定是否足够精准呢？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史料证据。

孙策渡江打回江东，确实是在兴平二年（195年），这在《三国志·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有如下记载：

孙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是岁兴平二年也。

《资治通鉴》也把孙策渡江放在兴平二年（195年）这一年，而且明确说明，这是依据《江表传》上的记载。但是很遗憾，这条记载并没有清楚标明孙策进攻刘繇的具体月份和日期。

而裴松之从《吴录》中引录的另一条史料，也就是孙策本人渡江之后亲自向东汉朝廷呈奏的表章中，却有关于月份和日期的明确信息。表章中说：

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吴郡曲阿得袁术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将军。

表章中提到的曲阿县，正是当时刘繇的大本营所在地。孙策刚刚打下刘繇的大本营，在对岸淮南的袁术，马上就宣布提升他为殄寇将军，作为对他的一种重重奖赏。由此可见，根据孙策自己的叙述，他打下曲阿迫使刘繇从曲阿逃跑，更为精准的时间，已经是当年的十二月下旬。

既然刘繇从曲阿逃跑，已经快到当年的年底，而他逃往上游的豫章郡，使得在此任职的诸葛玄一家受到严重的威胁，被迫从豫章郡奔往上游的荆州，并且又安全到达了当时刘表在荆州的驻地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那么这在当年年底的短短十天之中能够完得成吗？肯定不可能完成，要翻过年到第二年开春才能够完成。单是拿距离来说，从曲阿经长江、赣江到豫章，再从豫章经赣江、长江、汉水到襄阳，就足足有两千里之遥，而且绝大部分路途都是溯流而上，行进速度相当缓慢。如果能够在第二年的一月之内到达目的地襄阳，已经算是很快的了。

由此可见，诸葛亮一家安然到达荆州襄阳的精准时间，应当是在第二年，即建安元年（196年）的春天，而非兴平二年（195年）的冬天。这一年春天，他已经十六岁。作为这一结论的有力佐证，是《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的如下记载：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

此处史文所说的“建安初”，正好与建安元年的开春吻合。他到达荆州后，立即就与在这里的石韬、徐庶、孟建三人结下了学习上的友谊。

虽说乱世流离乃人间常事，但是细想起来，诸葛亮的这两次匆匆逃难，总有一点诡异莫测的意味。为何这样说呢？

你看，第一次从家乡动身逃难是在春天，是拜曹操所赐；而曹操开创的曹魏政权，后来却成为诸葛亮终生与之抗衡作战的对象。第二次从豫章郡动身逃难又是在春天，则是拜孙策所赐；而孙策开创的孙吴政权，后来却成为诸葛亮一再与之联合结盟的对象。另外还有刘备，几年之后又会受到曹操的打击，被迫逃往刘表的荆州去寄人篱下。这一切的一切，就好像是冥冥之中，曹操和孙策在同心协力相互联手，硬是要把诸葛亮和刘备这两位非凡的杰出人物，从不同的方向“逼迫”到荆州去，去实现一场流芳千古并开创蜀汉政权的君臣际会，从而把三国这座历史大鼎的三只脚都配备齐全了，最后好来共同演出一场纵横捭阖、风起云涌的历史大戏。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但是又意趣无穷。历史的玄机，有时候真的只能用“从来天意高难问”来解释了。

这一日，他们一家终于平安到达襄阳，并且受到刘表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刘表为何有这样的表现呢？

这是因为，刘表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这时候的他，正在努力经营自己的根据地荆州，所以需要认真塑造自己非常正面的政治形象。给予过去的老朋友诸葛玄以热情接待，而完全不计较对方曾经接受过自己政治对手袁术的任命，恰好可以向天下人显示：我刘某人是如何的胸怀宽广，又是如何的奉行仁义。诸葛玄自己送上来一个让自己充分表演的大好机会，岂能不大大利用一番呢？

从另外一件事上，也可以窥见眼下刘表的内心和做派。当时有一个军阀叫作张济，原本是董卓的部将。董卓被杀之后，作为残余势力的一支，张济从关中流窜到了南阳郡，开始入侵刘表的地盘，结果在交锋的激战中被流箭射死。下属官员纷纷来向刘表贺喜，庆祝劲敌张济终于一命呜呼。刘表却装腔作势地回答众人说：“张济因为没有出路，才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当主人家的不讲礼数，以至于同他兵戎相见，这并不是我当州牧的本心。所以现今的我，只能接受诸位对张将军的悲伤吊唁，而不能接受诸位对我的庆贺。”

听了刘表的冷淡回答，这一批兴冲冲跑来拍马屁的人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垂头丧气退了出去。刘表的这番表演极为矫揉造作，却极有参照对比的价值——他连战场上兵戎相见的老对手张济都要利用来显示自己的气度和胸襟，那么热情接待曾经的老朋友诸葛玄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这是因为，刘表也有充分的实力这样做。东汉时期的荆州，主要地域在今湖北、湖南、河南三省，不仅地域辽阔，而且人口众多，下辖南阳、南郡、江夏、长沙、零陵、桂阳、武陵七个郡，有一百一十七个县。东汉后期，荆州的在册人口将近六百三十万，大大超过了全国每州三百七十八万人口的平均值。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当北方中原变成血肉横飞的巨大战场之时，刘表割据的荆州，因为距离中原还有较远的距离，所以变成相对安宁富庶的乐土，就好像当初诸葛亮的家乡徐州一般。本来就拥有雄厚的综合资源，又没有经受巨大的战乱破坏，所以刘表这个荆州军政两权在握的地方长官，就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史书记载，他当时对于纷纷从北方前来投奔、避难的社会人士，一律给予热情的接待，单单是接纳的“学士”，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一类群体，就数以千计，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详说。因此花费一点钱财来热情接待诸葛玄一家子，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于是，诸葛玄一大家子，终于在襄阳安顿下来，生活又开始恢复正常和安宁。

但是，他们哪里想得到，不久又有一场大变故，无情降临到头上：当家人诸葛玄竟然不幸去世了！

诸葛玄死亡的年龄和原因，陈寿的《三国志》正文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大致进行合理的推断。前面说了，诸葛亮到达荆州时是十六岁。至于他叔父的去世，是在全家抵达荆州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的事。而且叔父死后，诸葛亮又能立刻承担起养活一家的重担，那么诸葛玄去世时的诸葛亮，应当已经成年，大约是二十岁。比他大七岁的大哥诸葛瑾，这时是二十七岁左右。他们的父亲诸葛珪，很有可能在二十多岁时，有了第一个儿子诸葛瑾，所以这时如果诸葛珪还健在，年龄应当在五十岁左右。诸葛玄是诸葛珪的弟弟，如果同样也比哥哥小七岁的话，那么他去世的年龄，就只有四十多岁，最多接近五十岁。诸葛家族成员中，属于自然死亡而且终年可考者，诸葛瑾六十八岁，诸葛亮五十四岁，平均寿命为六十一岁。如果以此来衡量，诸葛玄死得就显得早了一点。为何会死得早了一点？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在短时间之内连续遭遇两次紧急大逃难，他这个当家人承受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辛苦的操劳实在太多，长途跋涉又实在太艰难，因而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

但是，上一章提到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晔《献帝春秋》，却提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说是诸葛玄死于豫章郡西城的一次民变之中，他本人并未前往荆州。显然，这一说法与陈寿的正文不相吻合。正文上明确记载说：

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

此处的行文层次非常清晰：诸葛玄前往荆州的时间在先，而他不幸去世的时间在后。这就表明，诸葛玄是死在他到达荆州之后。史文还说得很清楚，诸葛亮一家之所以会前往荆州，是因为诸葛玄与刘表“有旧”，也就是有老交情。如果诸葛玄先已经在豫章郡死了，诸葛亮一家子还能前去投靠吗？恐怕就不可能了。另外，关于陈寿正文的可靠性要胜过袁晔的《献帝春秋》，前面已经做过对比，所以我们在此处依然采用陈寿正文的记载。

叔父一死，二十岁左右的诸葛亮就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全家生活来源的问题。

叔父在世的时候，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刘表的接济；至于此前家中的有限积蓄，只能作为辅助性的补充。颇为微妙的是，诸葛玄虽然受到刘表的热情接待，但是刘表却始终没有给这位老朋友安排任何官职，因而诸葛玄也没有正常的俸禄收入。其中玄机何在呢？细想起来应当是两条。

一是刘表其人，把私人交情和政治原则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分得非常之清楚：我们过去是老朋友，属于私人交情，私人交情我没有忘记，所以现今依然给你热情接待。不过你此前接受了袁术的委任，袁术与我是政治对手，政治要讲原则，所以现今我不能再用你，让你在我的手下当官任职。

二是刘表其人，对于从外面前来投奔的人，往往表面热情洋溢，暗中却心存戒心。这样说有证据吗？当然有。你看《三国志·刘表传》中，对于他与刘备的关系怎么说：“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刘备前来投奔他，他给予热情的接待，但是却不重用。给你刘备经济资助，没问题；但是政治权力的分享么，你休想！诸葛玄没能在刘表手下谋得一官半职，正同刘备在此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诸葛亮就必须认真考虑今后全家生活来源的问题了。叔父在世时，受到的待遇就已经有热有冷，完全是靠过去那一点点老交情维系。现今叔父不在了，老交情已经随风而逝，我们下一辈人还能指望别人的救济吗？当然不能！就算刘长官出于怜悯之心，还愿意给我们家那么一点点施舍性质的资助，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也应当有起码的自尊心和羞耻心，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嗟来之食呀！

冷静思考的结果，诸葛亮做出了一个相当困难但又非常重大的人生决定：全家迁到附近的乡下去，亲自耕种田地，从此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躬耕陇亩”。

在这四个字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谜团呢？

首先请读者诸君注意，此处“躬耕”的“躬”字，乃亲身、亲自的意思，与他《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躬”字，意思完全相同。《诗经·节南山》云：“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执政的高官如果不能亲自做表率，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你。后世的成语“事必躬亲”，就由此而来。另外，所谓的“陇亩”，即现今所说的田地或耕地。

由此可见，诸葛亮的“躬耕陇亩”，真正是要亲自下田去劳动，面朝黄土背朝天，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绝对不像有些人所言，只是买下一块田地，叫别人当杨白劳去耕种，而自己则坐地收租，当黄世仁那样的吸血鬼。

其次，既然要亲自下田劳动，自食其力，忍受辛苦那是不消说的，但是诸葛亮十分愿意，而且敢于忍受这种辛苦。

孟子曾经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老天爷要把重大任务放到一个人身上，一定会先煎熬他的内心、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肚子、穷困他的身子，让他的一切都不如意，以此来打动他的心灵，锻炼他的性格，增强他各方面的能力。回顾诸葛亮迄今经受的种种苦难，似乎完全就是在印证孟老夫子的这段话。

但是，此前他遭受的种种苦难，那都是外部强加在他身上的磨砺，躲也躲不开，不得不承受。然而到如今，他这位曾经享受过优裕生活的“官二代”，却要自觉自愿地去经受耕田种地当农民的艰辛，而且是在已经承受了种种苦难之后，又重新增添的另一重艰辛，这就令人不禁要对他刮目相看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大器，他这种主动承受艰辛，把承受艰辛看成是提升自己的断然抉择，应当是最根本的原因。后世有人说过一句话：“吃得菜根，百事可做。”用到当过农民、种过田地的诸葛亮身上，就是“种得菜根，百事可做”。由此看来，人在年轻的时候吃一点苦，经受一点磨难，并不是什么坏事，反倒是自己一笔极其珍贵的人生财富，大可不必因此而一蹶不振，也大可不必因此而怨天尤人。

躬耕陇亩对于诸葛亮而言，当然是一番脱胎换骨的磨砺。但是这躬耕之地，究竟选在什么地方呢？经过细致的勘察、周密的考虑，他终于选定一处后来传诵千秋的所在，这就是襄阳的隆中。

对于隆中，《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的习凿齿《汉晋春秋》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意思是说，诸葛亮躬耕时候的家，在南阳郡的邓县地界之内，位于襄阳城西边二十里，叫作隆中。

这一记载，其特点可以说有三个“非常”，即非常清晰、非常准确、非常简练。

谜团随之也出现了，即诸葛亮为何要把自己的躬耕之地，选定在隆中呢？

在笔者看来，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能够充分利用襄阳的优势，二是能够有效避免襄阳的不足。此话怎讲？且听道来。

从第一方面利用襄阳的优点来说，他在隆中躬耕，在解决全家生计问题的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要为自己未来的发展，进行一番充分的准备工作，打好必要的基础。准备工作主要有两点：首先，努力读书“充电”，从而提升自己的素质，强化自己的才能；其次，努力掌握外面时局变化的重要信息，从而注意物色自己中意的效力对象。

而要做到这两点，特别是后一点，那就绝对不能离开襄阳太远了。因为襄阳当时是长江中游的水陆交通要冲：往北，走陆路可以一路畅通地到达中心城市洛阳和长安；往东，顺汉江而下，可以通向江淮；往西，溯汉江而上，又可以进入汉中和关中。襄阳在当时又是荆州的政治中心，在刘表的经营之下，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南来北往的英雄人物络绎不绝。因此，居住在襄阳西边的近郊，就会有以下五点明显的好处，总结来说是五个“容易”。

一是容易获得自己在隆中乡下很难得到的急需物品，尤其是读书“充电”所需的书籍、笔墨、纸张等物品。

二是容易得到外界时局变化的准确信息，及时把握天下的发展大势。

三是容易在来来往往的众多英雄人物中，物色到非常适合于自己的辅佐对象。

四是容易与襄阳的社会名流和同辈才俊建立友好的情谊，请教对时局的看法，切磋学业的心得，使自己得到快速的提升。

五是容易把自己的个人声誉和优点，近距离地、迅速地从隆中传到襄阳重要人士的社交圈子之中，从而引起那些急于得到人才的创业者的注意。

再从第二方面避免襄阳的不足来说，又有以下三点明显的好处，总结来说是三个“容易”。

一是容易得到低成本的土地和生活资料。襄阳虽好，生活成本不免有点高昂。诸葛亮是因为生活所迫，经济上面临困境才会来到农村躬耕。生活成本的高低，当然是他首先必须考虑的大问题。离开襄阳这一繁华城市，到近郊相对偏僻的乡下去定居，土地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当然要低得多。笔者曾经多次前往隆中考察游览，对那里已经相当熟悉。从现今的湖北省襄阳市区出发，乘坐公交车向西南郊前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一片山林清幽的所在，这就是著名的古隆中风景区。此处是浅丘陵地带，土质肥沃，水流充沛，气候温润，是汉水流域一处非常适宜于发展农业的好地方。诸葛亮要想当农民，自食其力，选择一个适合耕种而投入成本又相对较低的地方，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二是容易营造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襄阳虽好，居住环境却不免有点喧嚣。隆中已经与襄阳有了一定的距离。这样一个红尘浮嚣干扰不到的清静地方，不仅很适合躬耕自给，而且更加适合自己读书“充电”、思考未来。诸葛亮后来在《诫子书》中曾经教导儿子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躬耕自给，正是典型的“淡泊明志”；而隔离尘嚣，也正是典型的“宁静致远”。可见他这两句话，绝对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谈，而是他对自己当初在隆中躬耕生活体验的一番深刻总结。

三是容易对有心访求自己的英杰进行一番程度非常合适的考验。这一点对他而言，相当的关键。诸葛亮选择自己的辅佐对象，条件非常之严格，为了考察对方对自己是否真诚和尊重，他想出了一个非常简便而有效的办法，叫作“首访必登门，否则就免谈”。意思是说，他在与对方初次相见的时候，必须对方主动前来登门求见。只要对方能够主动登门求见，至少就有了基本的真诚和尊重，就有了深入对话和交流的基础。

既然他给自己定下了“首访必登门”的规矩，那么住在襄阳就会有问题。因为访求自己的英杰，多半就在襄阳驻留，自己如果住在襄阳城内，那么对方前来登门拜访，近在咫尺，方便之极，就毫无考验可言了。相比之下，在隆中就不一样了。从襄阳到隆中，往返距离五六十里，再加上对话交谈的时间，大约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前去登门拜访，要下一点决心才能做到。但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又不是远得令人生畏、望而却步。因此，隆中既不近，但也不远，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了。

对于这一段自己主动选择的农村新生活，他后来在向后主刘禅呈奏的《出师表》中曾经如实描写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后面的两句，那是他最初做出的最坏打算。换句话说，他到隆中去当农民，已经在心理有了两手准备：能够在这里等到自己称心的辅佐对象，从而出山施展才华，辅佐他开创一番宏伟的大事业，那是最好的结果；就算是等不到辅佐对象，那也宁缺毋滥，绝不勉强、将就。在这风景如画的隆中山林中且耕且读，隐居终身，也是在乱世当中完全可以接受的人生选择。

必须指出，诸葛亮亲口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其中“南阳”是指南阳郡，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区域，而非某一个具体的城市或城池。据《后汉书》中引用的《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顺帝时，南阳郡作为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在全国上百个郡当中，无论是下属县城的数量，还是在册人口的数量，那都是高居第一的。论县城数量，其下有三十七县之多；论人口数量，拥有二百四十三万之众——比一般的郡要大两三倍。而隆中所在的邓县，就是这三十七县当中的一县。由于南阳郡的名气很大，邓县和隆中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孔明先生就用“南阳”来表达，这也是完全合乎当时的常规的。

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在介绍自己或者别人的籍贯时，往往也喜欢先说是在某郡。其中的道理何在呢？因为当时的东汉朝廷，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共有十三个州，上百个郡，上千个县。如果先说是在某县，县的数目有上千个之多，而且又兴废无常，别人不一定都知道；如果先说是在某州，而州的范围又太大，说了等于没有说。说郡，既不小，又不大，处于中间，正好。

正是因为介绍籍贯时往往是说在某郡，故而当时才有一个习用语出现，那就是“郡望”，意思是某一郡的名门望族。但是，如果将“南阳”理解为具体的某一座城市，这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南阳郡下有三十七县的名字，在上面提到的《续汉书·郡国志》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它们依次是：

宛县、冠军县、叶县、新野县、章陵县、西鄂县、雉县、鲁阳县、犨县、堵阳县、博望县、舞阴县、比阳县、复阳县、平氏县、棘阳县、湖阳县、随县、育阳县、涅阳县、阴县、酂县、邓县、山都县、郦县、穰县、朝阳县、蔡阳县、安众县、筑阳县、武当县、顺阳县、成都县、襄乡县、南乡县、丹水县、析县。

上述三十七个县中，邓县明明白白是有的，但是却没有南阳县。哪怕就是首府，也就是南阳郡府的所在地，也不叫“南阳县”，而是叫作“宛县”（“宛”音同“渊”）。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把“躬耕于南阳”一句中的“南阳”理解为当时的某座具体城市，而只能理解为南阳郡，也就是邓县隆中所在的郡。

于是，诸葛亮举家迁往隆中，下乡种田耕地当农民去也。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看来那时候的诸葛亮，也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自觉自愿地“下乡”了。这正是：

天地何方真广阔，孔明选定在隆中。

要知道诸葛亮如何在隆中乡下的艰苦底层之中，逐渐成长为一个青春勃发的青年，请看下文分解。 2vjEVSZkTuYIV7WEauT8bwgjYnSzb++NZvch6FPIjr5rbLsFyrK9eF3tpeCuXp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