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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哈里森
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注意力的焦点由那些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的重建，转到了设法结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所忍受的贫穷、愚昧和不公正，至今已近五十年了。当初，西欧马歇尔计划的惊人成功和日本从战败后的瓦砾中迅速复兴，曾引起一片乐观主义。人们认为发展是必然的，特别是在殖民枷锁消失以后。沃尔特·罗斯托1960年出版的那本影响非常大的书《经济增长的舞台》曾预测说，推动人类进步的辩证法是会加速的。
殖民枷锁的确消失了。菲律宾于1946年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于1947年。英法两国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对中东实行的托管，在战后不久就取消了。东南亚、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基本上完成。
约翰·肯尼迪针对古巴革命而发起的争取进步同盟，曾博得一片称赞。人们说，它将再现马歇尔计划的成就，不出十年，拉丁美洲就会朝着不可阻挡的繁荣和民主迈出大步。
可是，当我们走进新世纪的时候，乐观情绪已经被挫折和悲观所代替。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葡萄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沿着罗斯托描述的轨迹跨到第一世界。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依然远远落后，在许多国家中，人民的物质状况甚至比半个世纪前并无改善。在当今全球约60亿人口当中，生活在发达民主国家的人还不到10亿。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超过40亿的人生活在“低收入”或“低中收入”的国家。
那些国家的生活质量是可悲的，尤其是在半个世纪的发展援助之后依然如此，就更是令人失望了：
·23个国家的成年人有半数或半数以上是文盲。它们多数在非洲，非洲以外的有阿富汗、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还有一个甚至是在西半球——海地。
·35个国家的妇女有半数或半数以上是文盲。其中除了上述的23国以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危地马拉、印度、老挝、摩洛哥、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
·45个国家中，人们的预期寿命低于60岁。它们大多在非洲，此外还有阿富汗、柬埔寨、海地、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预期寿命低于50岁的有18个国家，全部在非洲。在塞拉利昂共和国，预期寿命仅为37岁。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超过100‰的，至少有35个国家，其中多数在非洲，非洲之外的有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海地、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和也门。
·最贫穷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高达2.1%，为高收入国家人口年增长率的3倍。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高得惊人：阿曼为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4.9%，约旦为4.8%，沙特阿拉伯和土库曼斯坦为3.4%。
在向世界银行提供人口收入比例数据的国家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提供这种数据），贫富最悬殊的是一些较穷的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巴西，最富裕的10%人口占总收入的将近48%；肯尼亚、南非和津巴布韦仅略低一点。在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巴拉圭，最富的10%人口约占总收入的46%；在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共和国约占43%。对比一下发达民主国家的情况：贫富最悬殊的富国之一是美国，那里最富的10%人口占总收入的28.5%。
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其余一些国家，民主体制普遍薄弱或者根本阙如。在拉丁美洲，过去15年来民主兴旺，然而民主实验仍然脆弱，秘鲁、巴拉圭、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近年来的事态均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沉重的问题依然存在：拉丁美洲作为西方的延伸，为什么在各国独立150余年之后，还未能巩固民主的体制？
总之，在20世纪末，世界仍比20世纪中期多数人的预期要穷得多，不公平得多，集权得多。
在美国，在提出“伟大社会”的设想和“向贫穷宣战”口号的那些令人振奋的岁月之后，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贫穷却依然存在。拉美裔美国人有30%仍处于贫困线之下，已取代黑人而成为最穷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某些印第安人居留地，失业率在70%以上。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状况有了可观的进步。但仍有27%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要知道这一切是存在于美国经济已有几乎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和低失业率之后。
那些曾经乐观地在国内外为消除贫穷而奋斗的人们，如今已感到疲惫，甚至是悲观。
当人们看出，解决不发达问题之难超出了发展问题专家们当初的料想时，有两种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开始在穷国的大学和政界以及富国的大学里占主导地位，这就是殖民主义论和依附论。列宁曾断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晚期的和不可避免的阶段，他认为这反映出日趋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无法为它们的产品和资本找到国内的市场。
有些国家曾是列强的殖民地、领地或托管地，曾经受到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大的殖民强国或者荷兰、葡萄牙、美国和日本的统治，直到不久以前才获得独立。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是现实，在国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它们的不发达状态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解释。在非洲尤其如此，那里的国界往往是由列强任意划分的，而没有顾及文化的同一性或部落的整体性。
有些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国家，已独立一百来年而仍被称作“第三世界”。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是造成它们对列强的“依附”——这种“依附”论认为“周边”的穷国受到“中心”的资本主义富国的欺压，那些富国压低世界市场上的基本商品的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其跨国公司靠损害穷国利益而赚取额外的利润。
不论是殖民主义论还是依附论，今天都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了。在许多人，其中包括一些非洲人看来，用殖民主义解释不发达原因的说法早已失去追诉时效了。更何况有四个前殖民地——其中两个由英国统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个由日本统治（韩国和中国台湾）——如今已跃入第一世界。依附论今天已很少有人提及了，甚至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很少再有人说了，而仅在若干年以前，依附论还在那些学府里被奉为常识，容不得半点异议。这种变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东欧的共产主义崩溃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转变为常规的、日益趋向自由市场的集权主义；古巴的经济在俄罗斯停止了前苏联提供的大量补助之后陷于困境；东亚“四小龙”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在1990年选举中遭到惨败；墨西哥主动与加拿大和美国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于依附论，戴维·兰德斯为本书撰写的一章作了精辟论述。）
就这样，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出现了解释上的空白。多年来，各个发展援助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土地改革，社区开发、规划，将精力集中于最贫穷者，满足基本的吃穿住需要，引进合适的技术，让妇女参与开发，实行私有化，权力下放，还有现今的“可持续发展”。顺便提一下，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创举还动用了发展援助机构中的人类学家，来设法使援助项目适应于各地现有的文化现实。这种种举措，更不用说对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强调，都是有益的，收效大小不等。但是从单项来看以及累积来看，它们都未能在第三世界产生广泛的经济迅速增长、民主和社会公正。
在20世纪中期，美国黑人地位低下，原因容易理解。它显然是由于不让黑人得到均等的机会——在教育方面、在就业方面、在选举方面，都是如此——黑人作为少数种族，从来没有被邀请加入融合的熔炉，《人权法案》确实没有运用到他们头上。但过去五十来年，在许多方面发生了一场种族革命，不仅表现在撤掉了通往机会的路障，而且表现在白人方面对待种族的态度有了巨大的改变。这场革命已经使大批黑人进入中产阶级，黑人白人之间的教育差距已大幅度缩小，不少黑人参政，黑人白人通婚现象日益增加。但是，在高等教育、收入和财富方面，种族差距依然存在，27%的黑人处于贫困线之下，多数黑人儿童出生于单身母亲家庭，黑人贫民区的问题仍然相当普遍。
尽管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继续存在，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再用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来解释黑人的成就不足，已经说不过去了。这一点还可以得到旁证：今天，拉美裔美国人成就不足的问题比黑人更大。30%的拉美裔美国人处于贫困线之下，他们的中学生辍学率也在30%左右，比黑人中学生辍学率高一倍。拉美裔移民受到歧视，但其程度肯定低于黑人移民，大概也不会高于华人和日本人移民。而后两类移民如今在教育、收入和财富方面均已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里还顺便指出，在拉丁美洲，贫穷率更高——将近50%；中学生辍学率也更高——约70%。
如果说殖民主义和依附论两种因素不足以解释海外各地的贫穷和集权政治（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因素不足以解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位低下），如果说地理/气候因素的解释无法解释太多的例外（例如热带的新加坡、香港、巴巴多斯和哥斯达黎加；详见下文），那么，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类争取繁荣和政治多元化的进步不能令人满意，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实际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从学识上看，他们继承了三位前辈的学说，其中一位是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他断定，美国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文化适宜于民主；另一位是马克斯·韦伯，他解释资本主义兴起时，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第三位是爱德华·班菲尔德，他说明了意大利南部贫穷和专制的文化根源，这一见解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研究文化问题和重视文化的作用，曾是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后来，这方面的兴趣降低了。然而在过去15年中，文化研究有了复兴，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
1998年夏季，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决定探讨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主要考虑穷国的问题，但也注意到美国少数民族成就不足的问题。我们很幸运，得以吸收近年来为文化研究的复兴出过力的很大一部分学者，还有持对立观点的另一些学者，参加我们的工作。1999年4月23—25日，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行了“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界的杰出人士。
研讨会按议题分为八个组。头两天当中，每天举行四个组的讨论，最后为半天的综述。
第一组由哈佛的豪尔赫·多明格斯主持，讨论政治发展与文化的关系。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协调人——发言指出，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表现——及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弗朗西斯·福山论述了社会资本在促进民主体制方面的关键作用。西摩·马丁·利普塞特追溯了文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
有两个组讨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第一个组由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德穆思主持。戴维·兰德斯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出的“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迈克尔·波特承认文化能影响经济发展和竞争力，但强调说全球化包括着文化传播，其趋势会使文化均质化，使各国较易于克服文化和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杰弗里·萨克斯则争辩说，文化因素并不如地理和气候那样重要。
讨论同一题目的第二个组，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哈里特·巴比特主持，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讲述了他对有利于发展和阻碍发展的各种文化的分类，其基础主要在于他研究过阿根廷有哪些抵制发展的因素阻碍了进步。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说明了同一拉丁美洲文化如何影响了精英群体的行为，而损害了更广泛的社会的利益。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论述了非洲的发展和竞争力所遇到的文化障碍。
头一天的第四个组由哈佛的霍华德·加德纳主持。发言人有三位人类学家：头一位是罗伯特·埃杰顿，他认为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有利于人民；另一位是理查德·施韦德，他自称是一位文化多元论者，主张容忍和尊重所有的文化；还有一位是托马斯·韦斯纳，他集中谈了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在童年时期的传播。
第二天，哈佛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持了讨论亚洲危机的小组，参加者包括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政治学家卢西恩·派伊和汉学家杜维明。帕金斯和派伊的发言内容有些相近，两人都强调指出，在东亚一些国家中，一向是传统的个人亲朋关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且政府领导人在私营经济部门起突出的作用，这种状况需要改变。杜维明则对比了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对待发展的态度。
另一组讨论性别与文化，由世界银行的菲利斯·波梅兰茨主持，首先发言的是《纽约时报》的芭芭拉·克罗西特，她谈了文化相对主义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之间的冲突。她的结论与理查德·施韦德的结论形成了尖锐的对比。玛拉·赫滕论述了拉丁美洲性别关系方面的变化，指出有一些文化上的障碍及其他障碍不利于这些变化的完成。鲁比·沃森谈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上的势力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状况。我们在这里顺便说一下，遗憾的是她不同意把她的发言编入本书。
前科罗拉多州长理查德·拉姆主持了讨论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小组。奥兰多·帕特森首先发言，强调文化与少数民族问题的联系，分析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婚姻制度的影响，指出哪些经历影响到现今黑人单身母亲家庭的高发生率。理查德·埃斯特拉达由于有病而临时取消了与会的计划。
哈佛的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代替他发言，谈人口趋势。内森·格莱泽在发言中谈到了人们对民族群体各种不同表现的文化分析所激起的政治问题和情感问题。
最后一组由兰德公司的罗伯特·克利加德主持，讨论了现在为促进积极的价值观和态度而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我发言谈到研究不发达状态与文化二者关系的文献正日益增多，其中有许多作者是第三世界的，还叙述了拉丁美洲当地人为促进文化变革而主动采取的若干做法。斯特斯·林赛和迈克尔·费尔班克斯介绍了博德公司
——设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一家咨询公司——为“改变国民心态”而作的努力。
每一组在发言人讲完后都展开了热烈讨论，到了最后的半天会议时，在是否应促进文化变革的问题上，正反两面意见作了激烈辩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文化问题的争论以及与会者的不同见解，大家也没有期待意见一致，但是多数与会者都认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是人类进步中的一个重要的而过去却被忽视的因素。此外，即使是在怀疑者中间，也承认有必要更好地理解本绪论最后谈到的一些问题。
会议的发言和讨论主要是围绕以下五个问题，这里我列举这些问题，而且谈谈自己的看法：
·价值观与进步之间的联系
·价值观的普遍性和西方“文化帝国主义”
·地理与文化
·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文化变革
·文化变革
对于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之间的联系，持怀疑态度者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不言而喻的是，相应的经济政策只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不论文化如何。这里的问题是有些国家存在着多种文化，其中各民族群体都是按照同样的经济信号行动，可是有些民族群体却比另一些做得更好。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美国的华人，巴西和美国的日本裔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巴斯克人，
以及移居各地的犹太人，都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就是一个经济传统派——只是谈到苏联瓦解后的俄罗斯状况时才变了腔调。他首先断定人人都是天生的资本主义者，说共产主义崩溃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自由市场的企业制度”。他断定资本主义是“人的本性”。可是他谈到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时，又说这“根本不是本性，而是文化”。
格林斯潘此言等于是有力地赞同了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所作的分析和结论，不用说还有至少从托克维尔以来一系列学者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及其与进步的联系问题的真知灼见。然而事实依然是多数经济学者不愿意跟文化打交道，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牵涉到定义问题，难以定量，而且作用于非常复杂的心理、体制、政治、地理等因素的背景之下。
正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我建议读者注意马里亚诺·格龙多纳为本书撰写的那一章。它对促进发展和阻碍发展的各种文化作了分类。虽然他的分类主要着眼于阿根廷和拉丁美洲，但我相信它也适用于更广的范围。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的一章也相当重要：它说明阻碍发展的文化如何影响精英群体的行为。
许多人类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另一些社会科学家——的首要问题，是近百年来主导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文化相对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拒绝评估另一社会的价值观和习俗。
内森·格莱泽的文章（第16章）很有水平然而是很勉强地谈了文化在解释美国各民族群体广泛成就方面的作用，其中的因素之一就在于上述的传统。而与格莱泽在同一组发言的奥兰多·帕特森则提出了要正视文化的极具说服力的理由，认为在解释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时，核心的因素就是文化（见第15章）。
有些人讨厌对别人的文化说三道四，在他们看来，本书的书名就可能成问题。许多人认为，文化按其定义来说就是和谐的和有适应性的，而冲突和苦难则是外力侵犯的结果。然而，有些人类学家对文化持有很不同的看法，其中突出的一位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参加者罗伯特·埃杰顿，他有一段话尤其与这次研讨会的主旨密切相关：
不同社会里的人，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能够有同情心，慈善心，甚至是爱心。他们有时还能以惊人的毅力驾驭他们所处的环境所提出的挑战。可是他们在处理自己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与别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中，所保持的一些信念、价值观和社会体制，也可能是源自于毫无意义的残酷、无谓的虐待以及十足的愚蠢。
“进步”的概念在那些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看来是可疑的，因为他们认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和伦理，不能以另一种文化的目标和伦理为尺度加以评价。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西方企图把进步的概念强加于别人的文化。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和文化多元论者甚至会争辩说，西方人无权批评别人的毁伤妇女生殖器、殉夫自焚（印度教徒的一种习惯：丈夫死后，遗孀不论是否愿意，均须与其夫尸体俱焚）直至奴隶制等制度。
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传播革命以后，西方所理解的进步已几乎成为普遍的愿望。进步的概念——生活得长寿一些，健康一些，负担轻一点，更满足一点——并非局限于西方，而且也清楚表现在儒家学说以及一些非西方、非儒学的高成就的少数民族（如印度的锡克教信徒）的信念之中。我并不是说进步就是富裕的消费社会，然而脱离贫困显然是一个普遍的目标，而这就必然意味着提高消费水平。普遍愿望的模式还要更广泛，它表现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些条文之中：
人人享有生活、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人们应享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得到无任何歧视的同等保护……人人有权直接地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自己国家的治理……人人有权得到相当的生活水平，以保证其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祉，包括食、衣、住房和医疗照顾及必需的社会服务……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1947年，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不赞成这一宣言，认为它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文件。他们的主张姑且不论，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
活比死好。
健康比疾病好。
自由比受奴役好。
富裕比贫穷好。
教育比无知好。
正义比非正义好。
理查德·施韦德同意美国人数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他认为我们这次研讨会（假如允许我引用他写的那一章标题中的说法）是“新福音传道者”提倡的一场“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
可是参加研讨会的学者当中，有三位是来自第三世界，他们是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和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他们分别指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专制和非正义的根源在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这就与施韦德的观点直接针锋相对。施韦德在他写的那一章的尾注中反驳了这三位，说他们代表不了自己的社会，而是“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来说“旅行计划如今比祖宗更重要”，“眼睛向上瞅着美国乞求学识和道义指导及物质援助”。
埃通加—曼格尔、格龙多纳和蒙塔内尔三人对施韦德的这一尾注作了答复，附于施韦德那一章尾注之后。然后，施韦德又作了评论。这场交锋使人纳闷，有些人类学家是不是在从事一种人类学的帝国主义，要把文化封在永久冻土层里面？施韦德也许认识到这一危险，他说：“我认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是那种经得住外来批评的生活方式”。（来自内部的批评大概该是更有说服力的。）既然说有“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那么大概也有不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这也许表明施韦德事实上同意罗伯特·埃杰顿的观点。
如此说来，理查德·施韦德也许并不是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什么“奋兴布道会上的异教徒”。
杰弗里·萨克斯在他的那一章中强调，解释经济增长快慢的决定因素是地理位置和气候。在他的观点的影响下，贾雷德·戴蒙德最近写出了一本书《枪炮、细菌和钢铁》，其结论是“各大洲各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别，不是由于这些民族内在的不同，而是由于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
显然，地理位置（包括天然资源）和气候是解释国家穷富的重要因素。几乎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是在温带，而穷国大多是在热带。可是例外的情形也值得注意：俄罗斯就跟高度繁荣和民主的北欧国家及加拿大位于相同的纬度上。（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按照透明度国际的统计，北欧国家和加拿大属于腐败最轻的前十国之列，俄罗斯则列入腐败最严重的十国之列。这也让我们想起格林斯潘的评论。）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半个台湾地区都在热带。它们的成就堪与日本媲美，说明儒学文化的作用胜过地理条件。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境内的华人少数民族，还有热带秘鲁、巴西境内的日本裔少数民族，亦是如此。
地理条件不足以解释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为什么相差那么明显。与此相似的，还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四国与哥斯达黎加的对比。另一个例子是海地与巴巴多斯的对比：海地曾是最富的奴隶甘蔗园殖民地，如今却陷入绝望境地，而巴巴多斯亦曾为奴隶甘蔗园殖民地，如今则是民主繁荣。我们还可以指出，拉丁美洲的三个温带国家——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至今仍未享受到第一世界的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们还都经历过军事独裁统治。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到了文化的潜力：
文化的因素和影响……显得不小……世界各地文化特征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由环境差异造成的……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各地有一些文化因素与环境无关，它们可能有多大的重要性。一个小的文化因素可能起源于当地的小事、暂时性的事情，然后固定下来，预定了一个社会走向更重要的文化选择……它们的意义如何是一个有待于回答的重要问题。
应重申的是：文化不是一个自变量。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和气候，政治以及历史的变幻无常等。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说：“文化是制度之母。”从长远看，这当然正确。就短期而言，制度上的变更——往往是由政治促成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恰如莫伊尼汉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决定在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方面实行权力下放，就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这样的作用。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曾记载过这一情形。
虽然帕特南的中心结论是说意大利南北迥异的根源在于文化，但他也指出，那一次的权力下放在南方促成了一定程度的信任、缓和及妥协，而当地原先那种近乎病态的文化现象，在爱德华·班菲尔德的《一个落后社会的精神基础》一书中有过深刻的描述。
道格拉斯·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反复谈到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他的主题是制度而不是文化，但是他对二者关系的提法使人感到，他也许是同意埃通加—曼格尔的意见。他谈到制度的演变受到一些“非正式的限制”，它们来自“社会传播的信息，而这种信息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一部分……表现为以语言为基础的记载和解释传感器官传递给大脑的那些信息的一种概念架构”。
诺思随后谈到了美洲的前英国殖民地和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不同演变：
在前英国殖民地，形成了一种制度架构，它允许人们之间的交往不以个人关系为转移，这种复杂的交往是政治稳定所必需的，而且能抓住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前西班牙殖民地，个人关系仍是许多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的关键。这种关系源自一种不断演变的制度架构，这架构既产生不了政治稳定，也不允许始终如一地实现现代技术的潜力。
豪尔赫·多明格斯在主持了关于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小组讨论后，曾对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提出疑问，因为他指出拉丁美洲各国，除了古巴以外，都在过去15年内成了民主国家。可是今天拉美各国民主实验的脆弱性表明，诺思的见解仍是有道理的。在哥伦比亚，民主政府面临着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左翼革命势力的严重威胁。在与之相邻的厄瓜多尔，民主制度存在着被经济混乱推翻的危险。秘鲁的总统往往表现得像是一个独裁者。阿根廷的总统梅内姆不顾该国的宪法，一再暗示他有意于三连任。而委内瑞拉不久前当选的总统，曾是两次企图搞政变的军官，观察家们不禁怀疑他是否尊重民主规范。
1999年12月，我曾访问危地马拉，就文化与民主的关系作了演讲。随后，危地马拉社会学家贝尔纳多·阿雷瓦洛讲了一句贴切的话：“我们有民主的硬件，而软件却是集权主义。”
早先我曾经在诺思意见的激发下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尤其是鉴于拉丁美洲是西方的旁系，更要问一个为什么——拉丁美洲要经过150多年之久才回头实行民主？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许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至少直到几十年前是如此。
所有在研讨会发言的人及其他与会者都一致认为，文化价值观是会变化的，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变化缓慢。（态度会变得快一些，西班牙人从集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态度转变即是一例。）研讨会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后一天综述会议上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在多大程度上把文化变革的因素结合进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构想、策划、安排和规划之中。研讨会表明，当文化变革的倡议是来自西方时，这一问题就引起非常激烈的争议。
人类学家在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之类的发展机构中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场合中，他们所作的努力都是力争让有关的决策者了解，什么样的文化现实应反映在政策与规划的设计和执行之中。几乎不曾有人费心去设法倡导文化的改变。实际上，倡导改变文化的整个概念成了一个禁忌。
当谈到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美国一些民族群体成就不足的问题时，也存在着类似的禁忌。讨论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小组主持人理查德·拉姆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辩论。他问道：“在科罗拉多州和西部多数其他的州，拉美裔中学生几乎有半数辍学。科罗拉多州可以或者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文化上的因素？”
倘若理查德·埃斯特拉达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几乎肯定也会表达出同样的关切。他在世时，是美国移民改革委员会的成员。由芭芭拉·乔丹担任主席的这一委员会曾建议大幅度减少移民入境。埃斯特拉达特别担心从拉丁美洲来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有碍于各民族的融合。
内森·格莱泽指出，要避免正面提出文化因素的理由之一在于，倘若那样提，就会意味着认为某些文化优越于别的文化，至少是说它们更有利于促进人类福祉，这就会触及高度敏感的民族、种族和个人自尊心的神经。格莱泽认为，至少在美国，追求文化上的解释会有风险，弊大于利，这特别是因为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社会倾向于淡化各族人民起始的差别。然而，理查德·拉姆提出的问题一定会令他深思。
拉姆和格莱泽的辩论突出表明一个问题，即研讨会应引导向何方——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如果说某些文化价值观确实是妨碍进步的根本障碍——如果说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第三世界许多地方的贫穷和非正义难以解决——那么，除了倡导文化上的变革以外，就别无他途。并不需要、的确也不应该把这一点看做是西方要强加于人。并不是只有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和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这三个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得出结论说文化重要。至少在拉丁美洲已有各界的许多人士得出结论说文化上的变革必不可少，而且正在采取步骤，在学校，在教堂，在工作场所以及在政界，倡导这样的变革。他们要更好地理解，在他们的文化中，有哪些东西阻碍他们实现让生活变得更公正、更繁荣、更富足和更有尊严的愿望——同时他们能做些什么来促进其改变。
奥兰多·帕特森在《整合的磨难》一书中写道：“当我们力求理解为什么存在着技能差距、能力差距和工资差距，以及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非洲裔美国人陷入病态心理的社会深渊时，一定可以从文化中找到答案。”
在那本书中以及在它的续篇《血的仪式：美国两百年中的奴隶制后果》一书中，他都指出文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奴隶制的经历：
在这个国家中，非洲裔美国人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奴隶制中度过……这种恶毒的剥削制度严重阻碍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它损害了家庭和婚姻关系等这样一些根本的社会制度，它将非洲裔美国人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之外，同时在这一过程之中，使他们得不到机会去学习为了在新出现的工业社会中求生存而非掌握不可的行为模式。
因此，当美国试图解决黑人和拉美裔人成就不足的问题时，还能忽视文化因素么？
在最后一天综述会议上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存在着普遍的文化因素，即在任何地理、政治或人种背景下都起作用或都不起作用的价值观。有些与会者反对用“黑匣子”或“细目清单”的一律方式对待文化变化，而主张一种可以称作“人种志”的方式，即就事论事，区别对待每一种文化，而对别处的情形只作有限的参考。但我认为，有些价值观范式是跨越地理界限的，在很不相同的环境下都会产生相似的后果。例如，职业道德、教育、业绩、勤俭等价值观，在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东亚都是共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像罗伯特·克利加德所说的那样，拥有“周全的理论和切实的指导方针，而且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发展政策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专业的联系”，我们就必须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更加深刻得多的了解。
人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进步幅度是令人失望的，而且，除了东亚、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裔美国人以外，进步之小甚至是令人心寒的。一个重大原因，依我看来，就在于各国政府和发展机构未能考虑到文化可以阻滞或促进进步的力量。举例而言，马歇尔计划成功而争取进步同盟却遭到了失败，我想，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欧和拉丁美洲的文化反差。
从政治和情感两方面来看，文化问题处理起来都是困难的。它在学术上也难以处理，因为涉及定义和衡量上的问题，而且文化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其他变量可以是互为因果的。
我们这次研讨会达成了一点重要的共识：应当制订一项综合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规划，以便做到将价值观和态度的变革纳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以及纳入美国的反贫困计划。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应是争取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指导方针，包括切实可行的举措，以便倡导进步的价值观和态度。
这项研究的日程包括以下六个基本部分：
一、价值观和态度的分类：目的是（1）确认哪些价值观和态度能促进社会进步，并评估其轻重缓急，同时确认哪些价值观和态度会阻碍社会进步；（2）列出对民主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演变起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价值观和态度，划分其等级。
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目的是（1）在面临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和态度的情况下，有哪些因素能促进发展，对这一问题取得在实际操作上有用的认识；（2）查明当这些因素起作用而出现了发展时，传统的价值观和态度将受到什么影响；（3）探讨一个问题：如果传统的价值观和态度并无重大改变，民主制度能否巩固，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能否持续下去。
三、价值观和态度与政策和制度之间的关系：目的是（1）评估政策和制度是在多大程度上如同托克维尔和埃通加—曼格尔所说的那样，反映出价值观和态度；（2）更好地理解，当价值观和态度与政策和制度不相适应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3）判明政策和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价值观和态度起变化。
四、文化的传播：目的是理解价值观和态度在传播方面的一些主要因素，例如育婴方式、学校、教会、媒体、同侪交往、工作场所以及移民向自己原籍国家的“社会反馈”等，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知道（1）在这些因素中，普遍而言以及就世界不同地理和文化环境而言，哪些因素现今作用最大；（2）每一因素能如何有助于形成进步的价值观和态度；（3）在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方面，政府能起什么作用。
五、价值观和态度的衡量：目的是结合上述第一项任务的成果，扩大在国际上衡量价值观和态度变化幅度的体系。这将包括（1）确认现有的衡量价值观和态度的工具（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2）使这些工具适用于支持价值观和态度变革的举措。
六、评估已在实行之中的促进文化变革的举措：至少在拉丁美洲，已有一些由当地学者发起的促进文化变革的举措，例如秘鲁的“人力发展研究所”已在几个拉美国家的教育系统中倡导“发展十诫”。另一些举措，例如财产所有权凭证计划，也可能在促进文化变革方面收到重要的效果，尽管这不是它们目标之所在。这些举措应加以评估，将它们的成果转化为政府和发展机构可以遵循的指导方针。
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社会进步，也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可是它们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忽视。我相信，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因素纳入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会确保在今后50年中世界不再经历多数穷国和不幸民族群体过去50年来所陷于其中的贫困和非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