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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它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拥有一些跨国公司，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也取得长足进展。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何解释呢？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
另一些学者在90年代初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反映出一个重大的事态发展，即社会科学界重新对文化大感兴趣。早先，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当时有关的学者包括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戴维·麦克莱兰、爱德华·班菲尔德、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尔巴、卢西恩·派伊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等人。这批学者著述甚丰。然而，在其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学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到了80年代，对文化这一变量的兴趣开始回升。此时，最引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劳伦斯·哈里森——一位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撰写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案例》，1985年由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出版。此书以彼此对应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哈里森的分析引起了经济学界、欧美拉美问题专家和拉美知识分子的一场抗议风暴。可是，几年之后，这几个方面的人士大都开始看到他的论断有道理。
这时，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对抗。为本书撰文的学者当中，多数人都在一文化复兴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取得了成就，而引起的反应之一是出现了贬低文化作用的反动向，它象征性地和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学家》周刊1996年12月刊载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以高度怀疑的态度评论了弗朗西斯·福山、劳伦斯·哈里森、罗伯特·卡普兰、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罗伯特·普特兰、托马斯·索厄尔以及鄙人的近著。就这样，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例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是决定因素，有些政治学家主张“理性选择”论，有些国际关系学者主张新现实主义。读者会发现本书中也包含若干此类观点，因为本书有意要收纳与书名主旨不同的意见。
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为了探讨莫伊尼汉所说的这两条真理的正确，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在劳伦斯·哈里森的主持下，组织了这一研究课题，本书即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研究成果。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社会进步？
为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界定我们所讨论的名词的含义。本书副题中的“人类进步”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而“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本书所探讨的，是这种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因此，多数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这就是探讨莫伊尼汉指出的第二个真理：政治行为或其他行为如何能改变或消除文化对于进步的障碍？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会使文化改变，但这一道理无助于我们达到上述目的，即消除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经受重大创伤之后也可能相应地改变其文化。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经历，使这两个世界上最军国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和平主义的国家。同样，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走向经济改革、经济稳定和政治民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惨痛地经历过粗暴的军事独裁、战争失败以及超高通货膨胀。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否促进文化变革，以取代灾难。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即是一例。正如本书中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加布里埃尔·萨曼·伦兹合写的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但有一个儒学社会，即新加坡，却是与丹麦、瑞典、芬兰和新西兰一样，并列为世界上腐败问题最轻的国家。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显然就在于李光耀决心使新加坡成为尽可能无腐败的国家，而且成功了。这正是“政治改变了文化，使之免于沉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李光耀不再当政以后，无腐败的新加坡能保持多久？政治能永远使社会“免于沉沦”吗？政治行为和社会行动如何能使文化变得更有利于进步，这是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探讨的中心问题。
“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究课题以及本书首先应归功于劳伦斯·哈里森，是他的想法、毅力和献身精神的成果。他构思了这一课题，列出了要涵盖的题材，延聘了各专题小组的成员，编辑了他们的文稿，并为了做到这一切而筹措了经费。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很高兴地参加这一活动并充当它的主办单位。因为这一活动与该学会的业务直接相关。该学会自从1986年成立以来，已经为相当大一批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让他们把自己在本学科的出色学识与他们对某一个非西方大国或地区的语言、文化、社会状况、体制和政治等方面的专门知识结合起来。该学会的一些学友如今已任教于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高等院校。负责该学会工作的，是哈佛大学一些资深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外国问题的一流专家。三年前，该学会决定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从研究各单个社会和文化，进而研究世界各主要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同异及相互作用。1997年，该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探讨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精英对世界政治潮流和理想社会秩序的特点的见解。本书探讨各种不同的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该学会的第二个研究成果。
1992年，在研究文化与发展二者关系的一部著作中，罗伯特·克利加德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文化如此重要，人们研究文化又已百年有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周全的理论和切实的指导方针，而且没有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发展政策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专业的联系？”本书以及我们这些人希望进一步开展的工作的中心目的，正是要逐步建立这样的理论，推敲出这样的指导方针，推动学者与实干家之间的这种联系，从而促使文化状况有利于增进人类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