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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注意到中国军队有一位眼界开阔、思维超前的军人，叫刘亚洲。在他《恶魔导演的战争》中，把机械化战争最后的辉煌和信息化战争最初的震撼展现在长期陶醉于古老传统的人民战争胜利和对世界军事发展无动于衷的国人面前。他以优美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明天的战争”观。20世纪末，我在《读书》杂志上详细介绍了用自己超前观念大规模创造了历史的“坦克战之父”，德国的古德里安将军。今天，一位有着真知灼见却无法在战场施展其抱负的中国军人——戴旭上校跃入我的视野，给我以惊奇！如果说刘亚洲是20多年前吹响了中国军事思想天际第一声变革的号角，那么戴旭就是跟随这声号角发起冲击的前锋。
思想的天空百鸟争辉，军事思想先驱冷酷凛然如苍鹰一样翱翔于思想的天际不是偶然的，一个民族的优秀素质，或者说一个伟大的民族终究要在军事思想领域发射出独特的光芒，如中华民族的孙武、日耳曼民族的克劳塞维茨、美利坚民族的马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世界新军事革命以堑壕、铁丝网、机关枪加重炮的阵地战样式向以空中打击与坦克集群协同的运动战样式转型时，在欧美国家的军人行列中涌现出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的戴高乐、艾迪安纳，德国的古德里安，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意大利的杜黑，美国的米切尔等杰出人物，他们超前的思想影响了自己的国家，甚至影响了历史。
似乎是世界军事史上的规律，大国面临军事革命时，都会出现一两个先驱型人物，对传统僵化的军事思想体系发起全面冲击，他们往往会遭受军队保守势力的压制，因为陈旧僵化的思想体系已经成了保守群体的衣食父母和荣誉之源，掀翻陈旧的军事思想，他们就沦落为思想的乞丐。所以，这些先驱者注定要被害怕沦为、最终一定会沦为思想乞丐的人们围攻。先驱者个人命运虽然充满坎坷和不幸，但他们的出现却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智慧在军事领域的标志，克劳塞维茨曾认为：伟大的军事统帅和军事思想总是诞生于较高的文明。
中国抱残守缺的历史传统、流荡于学术界的某些官本位意识、指令性课题主导学术的倾向，资本对学术的一些侵蚀，正在扭曲着当今的学术环境；“在这样一种异化的学术氛围中，在一些条令、规定、纪律编制铸就的铜墙铁壁”中，平庸者熙熙、误入歧途者攘攘，更有滥竽充数者浪得“一流军事战略家”虚名混迹国家报刊、电视，沦为举国上下之笑柄。然而，戴旭超然于浑噩之上，天马行空、踽踽独行，他以独特的天赋、非凡的胆略、敏锐的视角、独到的深刻点破中国军事领域中形形色色“皇帝的新装”，将我们这个时代新军事革命的真谛和国防现代化的深度思考一一展示在世人面前。
戴旭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从军事领域到历史、政治都能敏捷地抓住问题的要害所在，并进而发现与其他相关问题的逻辑关系。比如“韬光养晦”属于国家最高战略机密，属于国之利器，而“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被人窥破是一回事，但诸多学者竟于各种公开媒体视频报刊上竞相谈论学习体会，赞其英明伟大，木讷之极沦为玩偶而不自知，唯戴先生一针见血，指出是国家最高战略泄密，以后当慎之、戒之！他从一场陆军机步师演习中看出中国陆军的某些战略迷失；他在一种退役战机的身上，发现了中国空军今天为何落后于其他大国空军的根源；他认为太空是未来战争制高点和大国崛起的新机遇。他从航空母舰到国家总体战略设计，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后顺序、工业布局、金融战略到GDP质量与国家强盛、围绕军事现代化的相关领域的几乎所有要点都被一一指出，可谓全局在胸、洞若观火。他提出中国军队应该摒弃黄色国防产物的“刺猬战略”，代之以海洋和天空为背景的蓝色国防观的“鹰击战略”，并进而提出中国沿海应前推3000公里安全地带，从而在理论上给未来国家军事大战略提供了明确的航标。
他从2008年初南方的大雪灾里，看出现代社会和生活结构的精致和脆弱，呼吁未来中国不能在本土迎接战争，应该用战术进攻作为战略防御的手段，用战火引向敌方国土替代传统的本土防御；他从5月汶川大地震看到中国军队应该进行远征型建设，陆军应迅速进行空中化改造。戴旭思考战争，都是大处着眼，小处着刀，先俯瞰四野再抵近观察，戴旭还写过一部大国大战略分析（内部发行），包括一整套清晰、具体的对美、对日、对台的战略构想，集合古往今来的兵法要旨，堪称现时代的《战国策》，其忧思感奋古今，其见解卓尔不群。
他的阅读量和知识覆盖面是惊人的，他的天赋、灵性和悟性同时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军事以外的领域，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经济学甚至像房地产这样具体的问题上，都能给予宏观的把握，经常有着一般专家无法企及的精辟见解。他在阐述观点时不但有着严谨的逻辑，而且其想象力同样是惊人的，往往一个比喻就把事物、事件、意义、奥秘完全揭示了出来，他形象思维的穿透力是一般逻辑思维的表述所无法达到的。
这几年人们都在哀叹中国学术界至今没有大师级人物，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中国13亿人口怎么会没有大师？大师不是权力、报刊、电视台的级别决定的，不是国家课题和高校考核制度决定的，也不是职务、职称、军衔决定的，而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的。在我看来许多学科的大师早已诞生，只是因平庸而故作忧虑状的“伯乐们”的心态和视觉，已被俗不可耐的自私和偏见所扭曲，被各个领域官僚化的帐幕而遮蔽，故而有眼无珠。我们形成了大师站在跟前都认不出来、大师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大师的畸形学术环境。
读戴旭的文章，常有空谷足音、独步千古之感。他在国家大战略、军事战略乃至战术细节方面都有卓越之见解。除了智力上的天赋外，没有健全的人格精神则绝对到不了这样的学术境界。虽然国内、军内不乏有识之士，但都因过于看重世俗的金钱、权位或患得患失，或欲言又止，或闪烁其词而甘居下游。戴旭则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军队、国家、民族为己任，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因其不屑于金钱权位，故能至于高山流水。
也许我孤陋寡闻，阅历粗浅，但戴旭确实是多年来我所遇见的极少数才华横溢、思想深邃的学者之一，中华民族的历史深处隐藏着“胡服骑射”的军事革命“原型”，今天，这一“原型”正在戴旭的思想中复活。他对国防的思考，正如20多年前刘亚洲将军那声启蒙的号角，一定会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留下勇敢的拓荒者痕迹，我为我军终于培养出这样一位具有大师气质的战略家深感欣慰！
是为序。
倪乐雄（中国著名学者、军事学家）
2008年8月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