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大清王朝”成为历史名词。接着，中国便陷入政治动乱和内部混战之中。

两年之后的1914年，在遥远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也陷入了全面混战，后期美国也被卷入。

这正好是观察中国和世界军事差别的一个绝佳时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体可以称为半机械化战争。以工业化为基础，大规模的动员和远距离运输，强大的炮兵火力的持续轰击，初级空中武器、原始坦克的出现，毒气的被运用，无限制潜艇战的登场，将战争引向综合国力消耗的道路上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本质，是一场欧洲大陆的陆战攻防。

面对机关枪、堑壕体系、铁丝网组成的坚固防御阵地，热兵器时代已经呈现出来的步兵数量优势的衰微，在此时展现得更加明显。只有长时间、高强度的炮击，再加上集团步兵的持续突击，才能在敌方阵线上获得有限的突破。

机关枪在“一战”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但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指出的那样，火炮才是真正统治战场的武器。形象一点说，以前是拼刺刀的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拼大炮的战争。整个“一战”期间，“大炮杀死的人比轻武器和空袭杀死的人要多，比其他任何武器杀死的人都要多，这种情况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在大战的后期，大炮的优势被充分发挥，机关枪失去作用。没有大炮，步兵既不能在进攻中取胜，也无法在防守中不败。”

于是就形成了“炮兵征服，步兵占领”的新模式。这对一个国家的炮弹供给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这个能力又来源于工业生产能力。

对中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机遇。因为列强陷入了互相残杀，自然放松了对中国的欺压。可惜，积贫积弱的中国，却只能趁机卖些轻工业制品，输送一些廉价劳工。此后，自身更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状态，根本无法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遇，一举赶走全部的帝国主义列强，恢复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军队配属的火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有限。炮种主要是山炮和步兵炮，且炮弹非常少。甚至很多炮兵都只会直瞄射击，间瞄射击等于乱射，和放烟花没什么区别。所以炮击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质意义，故而新兵被炮声所震慑，老兵却深知真正可怕的是面前的机关枪。

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说明，当时中国军队与同时代先进军队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果这些军阀部队遇上的是西洋列强的炮队，那些老兵就不会只怕机关枪了。

在中国的军阀内战中，由于火炮缺乏，以至于老式城墙依然是很有价值的防御工事。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李鸿章最佩服洋人的武器就是开花大炮，原因就在于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轰碎厚重的城墙。所以淮军非常注重引进相关武器，从而迅速席卷苏南，成为清军中的后起之秀。

可以说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攻坚能力，绝大部分竟尚未达到晚清淮军的水平。这又是一个让人震惊的退步。

又如中国人最熟悉的驳壳枪，是德国人发明的，但是德军自身装备却很少，几乎都被中国军队装备了。为什么中国会成为驳壳枪的大市场呢？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强大的炮兵部队，甚至机关枪的数量也有限。如何提高单兵的火力，就成了一个切实影响到战斗结果的大问题。在还没有冲锋枪的时代，驳壳枪是有效提高单兵近战火力的利器。虽然造价昂贵，却很适合当时的中国军队需要。中国人日后对驳壳枪的火力运用，连德国人也感到惊奇。

中国的军阀内战，由于各方火力配备都很薄弱，所以造成的人员杀伤和环境破坏很有限，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中国军阀们却创造了另外一项纪录：那就是散兵游勇在混战中劫掠百姓，甚至化身为土匪，为当时中国百姓所恐惧。身为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也不得不承认，“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遣散也就成了制造土匪的代名词，而招募则成了土匪穿军装的合法化过程。

这样的装备程度，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一群接近乌合之众的军队，接下来却要在蒋介石的统一带领下，在保家卫国的主战场上，与武装到牙齿、疯狂到心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作战！这也解释了后来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表现。

因为袁世凯倒行逆施，南北政体、主义之争最后导致兵戎相见，引发军阀混战，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迟迟不能提上日程，消耗性军事开支居高不下，而这消耗又不是对外而是对内的。这就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更说不上军备革新了。

各方军阀搜刮来的钱，首先就是向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列强购买军火。张学良的东北军直到被日军击溃，订购的很多欧美飞机还没有拆封。著名的民国时期的空军英雄高志航就是原东北军的飞行员。他到意大利洽谈购买飞机的时候，其飞行技术还受到墨索里尼的赞扬。

就在中国军队忙于低水准的内战时，世界上一场新的军事变革又已经启动。从工业和经济的角度看，20世纪初，确切地说是从1908年开始，汽车大规模应用，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但从军事的视角看，这就是内燃机革命引发的机械化战争变革。

为了打破堑壕体系，“一战”期间的英国率先发明了坦克。此后，坦克就被定义为步兵的支持武器。只有英国的富勒、李德哈特，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德国的古德里安提出了新观点，认为未来的战争是内燃机战争，是以集中使用装甲部队进行的大纵深、全战区的立体化战争。速度不再以最慢的步兵和辎重单位为标准，而是以最快的坦克部队为标准。

可是，富勒、李德哈特、戴高乐的呼吁，都没有得到本国决策层的重视，因为他们各自的国家都没有在欧洲和世界追求霸权的需要，所以他们所在的军队，经常性思考的问题只是如何总结“一战”的经验，以用于下一场战争。最典型的是法国，他们修建了著名的马其诺防线，而坦克只是作为移动碉堡使用。图哈切夫斯基更是在被戴了一顶军国主义的大帽子后，冤死在自己人手中。

只有德国重视了古德里安的建议，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迅速形成了全新的以飞机和坦克两大机械突击力量合成的机械化战争体系。

世界历史的规律是，当有实力的一方率先完成一场新军事革命，从而使原有的军事体系被打破的时候，大规模的战争就会发生，并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要么到新的军事平衡建立起来，要么就是新军事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也就是夺得太多的土地和资源，以进入消化状态，筹备下一场新军事革命。稍微展开点回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欧洲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冲动，首先是彻底掠夺、蹂躏了美洲。由于美洲整体上处于原始社会，比欧洲落后了两个时代，所以，印第安人作为一个占统治性的民族，几乎被屠灭殆尽，在他们的尸骨和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欧洲移民的国家——美国。

之后，欧洲又将其工业技术和经济凝聚而成的先进军事实力，挥戈指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由于中国只在社会形态上落后于欧洲一个时代，所以，中国只成为半殖民地，人民被奴役，财富被掠夺，但种族并没有遭受灭绝性的灾难，没有重演印第安人的悲剧。

欧洲的这种军事优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自己体系内部所抵消。

后来，德国在机械化革命中领先，于是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因为对中国实现了军事领先，还先于德国在亚洲发起了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战争，以后也被并入“二战”范畴。

“二战”末期，美国发明原子弹，又取得新一轮军事变革的优势，于是投到了日本，世界随即进入核对峙当中。

20世纪末美国又完成了信息化革命，于是，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了，美国开始了征服中东和建立世界帝国的进程。

——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

回到机械化战争的话题上。按照“一战”的老皇历，战争是从边境地区的前沿部队交火开始逐渐升温的。而一旦形成了连续的堑壕正面，进攻者就只有组织庞大的炮兵部队，进行高消耗性的逐点突破。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景观完全不同。德军借助于新的无线电工具和机械化运输手段，以强大的装甲集群为矛头，在空中支持下，进行大纵深的分进合击。

当德国和波兰的战争爆发时，没有人相信波兰会胜利，但都认为至少可以坚持三四个月。然而，仗只打了28天就结束，主要战斗则仅进行了17天。接着，德军转向西线。四个小时控制丹麦，一个月拿下挪威，42天消灭法国。彻底打破了“一战”式的时间表。

这就是新军事体系对旧军事体系的摧枯拉朽般的取代！

对此，连一向以创新能力高强著称的丘吉尔也深感困惑，因为德军使用的所有技术和武器，都是上一次大战中就出现的。经过新思想的整合，居然可以完全颠覆“一战”式的战争。这让丘吉尔非常震惊。

其实，德国人自己也没有完全认清这种新战法到底有多大威力。希特勒就没有想到，他的装甲部队会推进得如此迅速。而德军高层的很多将领，一开始也没有搞清楚手中的武器该如何搭配使用。在西线攻势发起前进行的一次兵棋推演上，一位参谋总部的高级将领质问古德里安，当你的装甲部队推进到马斯河时，你的重炮兵部队恐怕还在本土，你如何突破法军防线？古德里安的回答是，他将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取代传统的炮队。

这就是立体化的新陆战。而英法联军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战争。他们认定了，古德里安无法在行进中突破马斯河。德军为了等待炮队，至少要停留六到七天。而实际上，德军只休整了半天，就发起了进攻，并且在当天就突破了马斯河防线。英法联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德国人的炮队居然飞到了天上。

当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到同时期的中国身上时，就不得不承认，在老的缺课内容没有补上时，又来了新的缺课内容。

这种落伍，首先在中国和日本的较量中残酷地展现出来。

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中日之间的实力悬殊是惊人的。以经济基础而言，日本每年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是13.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煤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石油169万吨（中国1.31万吨），铜8.7万吨（中国700吨），飞机1580架（中国无自产能力），大口径火炮744门（中国无自产能力），坦克330辆（中国无自产能力），汽车9500辆（中国无自产能力），造舰52422吨（中国无自产能力）。

也就是说：当世界进入机械化军事时代的时候，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

无论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本都已经遥遥领先中国一个时代。具体到军事实力的直接对比，差距更大：

“七七事变”前，中国海军共约2.5万人，仅66艘舰艇，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五类，总吨位57608吨。

而日本海军截止到1937年6月，总计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12.7万人。其中作战军舰总吨位77.1万吨，包括航母4艘6.9万吨，水上机母舰2艘3.1万吨，战列舰9艘27.2万吨，重型巡洋舰12艘10.8万吨，轻型巡洋舰21艘10.7万吨，驱逐舰102艘12.6万吨，潜艇59艘7.6万吨，练习舰1艘1万吨，潜水母舰5艘3.1万吨，布雷舰6艘2万吨，海防舰7艘5.5万吨，炮舰10艘0.5万吨，水雷舰8艘0.4万吨，扫雷舰12艘0.7万吨。另有修理舰、运输舰、练习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艇、猎潜艇等。

此外，还有战列舰2艘、航母2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12艘、水上机母舰3艘、水雷舰4艘正在建造。其中两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武藏”。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7万吨以上。换言之，日本一艘军舰的排水量就超过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海军。

再说空军，中国空军仅600余架飞机，作战飞机305架，全部进口，不仅无整机自产能力，且无主要零部件之自产能力。因缺乏零件的缘故，在抗战爆发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而日本具备完全的自产能力，年产飞机1580架。当国力进行极限动员后，可升至年产一万到两万架。“七七事变”前，日本海、陆军航空兵共有2700架飞机（内陆军1480架，海军1220架），其中作战飞机1600架，陆军960架，海军640架（陆基458架，舰载182架，其中航母搭载130架）。

至于陆军的战斗力同样差异巨大。

从人口总量上看，中国无疑占据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到底多大优势呢？首先，到今天我们也说不清当时中国的人口确数，有说四万万同胞的，也有说五万万国民的，中间竟差了一个亿！较折中的说法是4.67亿。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是精确统计的结果，而只是估算数据。连自己的国民总数都不能精确掌握，只能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结构高度落后的国家，自然也就不会有精确高效的动员。

熟悉战争史的读者都知道，自拿破仑战争后，人类渐渐进入“技术专家式战争”时代，兵员的组织管理与动员训练的重要性日趋提高。按理讲，国家平时应该少养兵，多储备预备役兵员，如此节约资源用于更新武备，开战后通过迅速有效的动员进行总体战争。可当时的中国却相反，平时养兵170余万（现役，编成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及其他少量特种兵部队），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却仅150余万。以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经济基础而论，前一个数字大得完全不合理，后一个数字则又小得与前一个数字完全不成比例。

相形之下，“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人口为9000万人，可精确统计并进行精确动员，常备兵力仅38万人，编成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以及守备队等。

但日本规定凡17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役，故可动员1000万人参战。其中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者包括：后备役兵73.8万，预备役兵87.9万，第一补充兵157.9万，第二补充兵90.5万。合计448.1万。

日军的动员体系当时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效率极高。又由于可以利用朝鲜到华北的铁路网且掌握了海权优势，所以兵力动员后的投送效率也非常高。据中国政府战前判断，日军“之输送其陆军经朝鲜至满洲者，每星期约二至三师团并直属部队与其补给。经海道向我国任何海岸者，每十天约一梯队，即二至三师团，连同一切附属品及补给”。

在华北战场，日军可在开战八到十日内由本土输送二至三个师团。在沿海战场，日军第一梯队二至三个师团的投入需一个星期，“尔后续加同等兵力，为八至十日。”依事后的实战检验，可知此判断基本符合事实。在上海战场，日军的动员与输送能力还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计。

此外，在兵员的训练上同样存在着重大差距。

当时中国士兵大部分是文盲，截止到1936年底，中国训练完毕之高中及同等学校的合格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候补军官仅880人。黄仁宇抗战时当排长，就发现基层军官连花名册都点不了。平日多不研究战术，打仗全凭血气之勇。进攻时以密集队形蜂拥蚁附，失利时又鸟奔兽散。

以单兵射击训练论，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七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所以平时训练多数是打空枪，就算是物质条件最好的中央军，也不过每兵配发15发子弹作实弹射击，开战后每兵配发20发子弹上战场。而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的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

至于双方步兵重火器的差异，就更巨大了。“七七事变”前，中国75毫米以上的火炮全国仅800多门，其中重炮只有可怜的48门，全部是从德国进口所得，连日军的零头都不到。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与日本在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初期抗战，使中国丧失了现代工厂的94%，发电量的96%。1939年，中国政府控制区的年钢铁产量仅1200吨，到1944年，也不过一万余吨。而美国的钢铁产量在1880年就达到了110万吨，1890年为430万吨。到20世纪初，就突破了千万吨大关！

战前，只有15%的中国民众生活还算富足，另有15%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剩下的70%，一半长期半饥半饱，一半长期挣扎在赤贫线上。战时的恶性通货膨胀——1944年的物价是1937年的500倍，彻底摧毁了脆弱的中产阶级，并使赤贫像瘟疫般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稍为严重的天灾就会引发大面积的易子相食。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展现当时中国民众生活的惨不忍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极度贫困状态。

战前属于中上产阶级的中学教师和基层公务都无法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普通民众更是雪上加霜。普通士兵们每月的薪水，一度买不到十斤大米。据黄仁宇回忆，纵然是中央军，情况也近乎一半土匪一半乞丐。一个排只能配备一条毛巾，一个人害眼，第二天就会传染全排。每名士兵每月平均只能领四发子弹，每年领两套军装。因为没有换洗的衣服，天暖的时候，换洗衣服就等于集体洗澡，树上挂衣服，水里泡人。

1944年10月，美国顾问魏德迈来华，就发现中国士兵普遍营养不良，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甚至连行军都感到困难。

这就是落后的代价。而这个落后还只是和日军的比较。如果和世界最先进的军事力量相比，差距更大。

日本虽然海军比较先进，但其陆军却并不先进，只能在东亚称雄。和苏、美、德等国相比，甚至连“一战”的水准都没有达到。

首先，由于没有参加“一战”中的欧洲陆战，导致日军对火力革命的认识不清晰。其火炮射程和威力都非常有限，虽然能够在中国战场逞凶，但一遇到苏联、美国这样的对手，立即只有挨打的份。1939年的诺门罕战斗中，日军已经发现，其火炮的射程全面劣于对手，以至于出现了苏军火炮可以在日军火炮射程外自由射击，日军根本打不到对手的情况。这就严重限制了日军的火力发挥。在硫磺岛战役中，针对这个只有21平方公里的小岛，战斗在1945年的2月19日开始，美军的火力压制却早在前一年的12月就开始了。开战前三天，美军又进行了三天的火力准备。整个战斗过程中，共发射各种口径的舰炮炮弹30余万发（计1.4万吨），直接支持登陆部队作战。

在柏林战役的外围战役中，仅4月17日这一天，苏联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配属的炮兵就发射了123万发炮弹，约合2450个车皮，98000吨。供给炮弹的铁路线直接建到一线炮兵阵地上。最终参与直接攻击柏林城的苏军共有464000人，装备12700门火炮和迫击炮，2100门火箭炮，1500辆坦克、自行火炮。这种高度工业机械化的物质力量，是当时的日本根本无法想象的。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自然差距也就更大。

其次，日军在机械化方面也全面落伍。其野战炮兵仍然是以骡马牵引为主。步兵也主要依靠徒步行军。

再次，日军的陆战思维仍然是以步兵为中心，坦克被定义为支持步兵的武器，从而使得其坦克部队的发展非常缓慢，坦克本身也非常落后。“二战”中，日军实际装备中最好的坦克就是97式中战车，该武器装备短管57毫米炮，全重13.4吨，最大装甲厚度只有33毫米，而且车身不是整体铸造的，而是铆接的装甲板。后来为了加强反装甲能力，又推出了装备47毫米反坦克炮的97改，但战斗力依然有限。

相比之下，苏联的T34/85装备长身管的85毫米炮，全重32吨，最大装甲厚度90毫米。斯大林2型坦克则装备122毫米炮，全重46吨，最大装甲厚度160毫米。美国的M4谢尔曼型坦克则装备75毫米炮，全重30.1吨，最大装甲厚度51毫米。德国的虎1坦克则装备56倍口径的88毫米炮，全重57吨，最大装甲厚度100毫米。豹式坦克则装备70倍口径的75毫米炮，全重45.5吨，最大装甲厚度110毫米。只有贫弱的意大利和日本算是难兄难弟，一样的铆接车体，一样的20吨以下的车重。

最后，日本陆军迷信夜袭加白刃突击，忽视单兵速射武器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冲锋枪、半自动步枪和突击步枪的研制和列装。而美军则在战争爆发后普遍装备了加兰德半自动步枪。日军步枪手每打出一发子弹，就要手动枪栓退弹壳，不然下一发子弹无法上膛。在太平洋战争的近距离混战中，往往因此暴露位置。而美军却可以连打八枪，然后自动弹出弹夹，再装上新的八发弹夹。

此外，日军的机关枪也不先进。在太平洋战场上，4名美国步枪兵两人一组，以加兰德步枪进行轮流射击，居然可以压制住日军的轻机枪！相比之下，德军的MG42却可以打出每分钟1500发的高射速，连绵的声音宛如电锯锯断圆木，又如同撕裂亚麻布。对盟军老兵而言，这种刺耳的声音，无异于战场上死神的召唤。

相比于美军，日军装备尚且如此，就不要说当时的中国军队的装备了。

由于中国连续失去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以至于抗日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对抗工业时代的生产力，而不得不接受战场上的惨重伤亡。诚然，这两场战争中国都取得了胜利，但那主要是精神的胜利，信仰的胜利，民族团结和东方智慧的胜利。我们可以看这样一组数据：至朝鲜停战，志愿军构筑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50公里，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的体积纵向排列，可环绕地球一周半。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凭借这个最原始的办法，对抗对方的机械化立体兵团。中国军队创造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创造过的阵地战奇迹。

不难想象，以新中国军队拥有的精神优势和熟练的军事技能，如果中国军队拥有和西方联军同等的武器，朝鲜战场将会上演中国军队对西方军队的完胜。而美军将面临要么使用核武器，要么撤出以承认失败的结果。

由于西方社会形态的巨大进步，其工业和技术力量支撑下的军队，将战争引向自己占优势的立体战场，因此，只在陆地上具有人口多数的中国，从此丧失了这一优势。中国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才能重夺这一优势。但这又谈何容易，因为领先者在以加速度的方式，拼命地加大着这一技术和工业优势。

自工业时代开始，国家与国家军事优势的竞争，最根本的地方，是在技术和工业水平上。拥有差距的一方，只能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及其他屈辱条件来弥补。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在《世界地理》中，这样感慨近代中国：“我不是先知。我不知道在未来的十年或十五年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条件不会有太大改善，因为中国追赶队伍开始得太迟。也许上苍会如他所做过的那样怜悯他们，因为他们需要偿还一个多么大的账单呀！天啊！多大的一个账单啊！”因为历史的欠账，一再错失社会变革和军事革命的机遇，在清朝付出累累白银和山河破碎的代价之后，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又付出了累累的白骨。这是永远应该铭记的教训。

如果说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迫不得已，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保家卫国。那么，随着战争形态的变革，传统的以占领土地、直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战争，已经逐渐变为以摧毁国家经济、战略设施和未来发展潜力的战争。在这后一种战争中，谁的国土成为战场，谁在开战之初就失败了。进攻者即使打不赢，也不过是暂时放弃对敌手的打击。而防御者即使打跑了对手，赢得的也不过是一片废墟。

于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国家武装力量，更有效的保障国家安全，开拓国家利益，就成了新的时代课题。 h1Wv9b/5NUVKMBBbX33t0XK3VxqD24w1psSrxnMibhGhyNbbrZRQq34UadS/nV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