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讲说到，明清两朝中国在世界军事领域的落后，是海权时代和黑火药革命双重落伍的结果。这直接决定了两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

于是清王朝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史称“洋务运动”。

应该说清朝的反应还是很快的，决心也很大。不仅在短期内引进了大量西式枪炮，并予以仿制，而且还尝试着建造现代化的造船厂和其他军工厂，并不惜重金，从德国购买了两艘当时东亚最先进、最重型的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号，一度使清朝海军总实力位居世界第七，东亚第一。

清朝还派出海军留学生到英国学习，似乎一时很有些“中兴”的气象了。

但是，清朝的高官们只看到了武器，而没有看到武器背后的现代战略思维；只看到了海防，却没有领悟现代海权的进攻性和征服价值。清朝统治者对买来的舰队赋予的使命，是就地挡住以后再来的外国军舰，根本没有一个整体的联合舰队概念。所以，那些舰队放在东海的叫北洋水师，放在南海的叫南洋水师，而不叫中国海军或大清海军。

这是典型的陆军守关思维。清朝的所谓“水师”，从本质上说只是水上陆军。

我曾在一场学术演讲中说，中国600年来没有人懂海军，特别是清朝。海军从一诞生，其使命就是两个：一是平时为本国的贸易商船护航保驾，保护本国海外商业利益，如中国1840年烧了英国商人的鸦片，其海军舰队就开过来进攻打虎门，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战时，海军的使命就是把敌国的海军消灭在港口里，把敌国的军队堵在其本土上不能出海，或将其消灭在公海上，使之不能威胁本国。

1586年，英国和西班牙发生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国家间战争一触即发。海盗出身的英国海军将领德雷克深知海军的特性，抢先率领一支由25艘船组成的强大舰队，进攻和掠夺了海地岛以及加勒比海西岸的一些港口城市，然后沿西班牙海岸一路扫荡，到达加的斯时就已击沉和俘获了36艘西班牙补给船，其中包括一些千吨级大船。这一进攻破袭行动大大破坏了西班牙海军统帅克鲁兹的战争准备工作。

接着，德雷克又对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加的斯发动了一次最为大胆的进攻，他率4艘军舰闯入加的斯港内，击毁和烧毁了33艘西班牙船。按德雷克本人的说法是：“我想烧一烧西班牙国王的大胡子。”

西、葡两国的关系非常亲密，还曾一度合并为一个国家。返回英国途中，德雷克又闯入葡萄牙海岸。1587年5月15日，他袭击了里斯本外的船舶锚地，使千百只船只相撞、触礁或搁浅。

其后，德雷克的舰队继续南下，攻占了圣维森特角上的要塞，在这一带给西班牙渔船和货船造成重大损失，并毁坏了许多造船的材料。

在返回英国母港时，德雷克海盗本性不改，顺路还打劫了菲利普国王私人的东印度公司运宝船“圣菲利普”号，船上竟有11万镑的金钱和许多商业秘密档案。等回到普利茅斯时，他给西班牙造成的损失，已经把迫在眉睫的战争足足推迟了一年。

一年后西班牙战争准备就绪。德雷克又请求女王先发制人，把西班牙舰队堵截在其港口里。但女王很犹豫，认为自己的海军舰船的吨位和数量、火炮的口径都不如西班牙，不想主动挑起战争。但德雷克非常清楚自己舰队的优势：船小，速度快，火炮射击速度也快，可以机动灵活地战胜笨重、庞大的对手。直到1588年5月20日，由10个支队，130条船舰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里斯本起航，女王才不得不批准德雷克率舰队出海。德雷克在远离本土的公海上一举消灭无敌舰队，英国躲过一次战争浩劫。

直到300多年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还保持着这一海军作战的传统：它的海军像一个凶悍的看守一样，牢牢地把德国海军围困在德国的港口里，不能为横扫德国大陆的德国陆军和空军提供后勤运输，致使德国陆军在苏联战场上成为强弩之末。而英国自己的商船却源源不断地把战略物资运进运出，德国能做的只有用潜艇去袭扰英国的海上运输线。

在战术上，英国海军也把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1940年英国出动航空母舰，以数量极少的舰载飞机，对驻泊塔兰托港的意大利舰队进行夜间突袭，使意大利舰队蒙受重大损失，瞬间失去地中海的制海权。

先敌打击的传统与时俱进，英国把飞机当成了飞行的军舰。

本来就把欧洲海军传统学得惟妙惟肖的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尝到偷袭和把对手围在港口打击的甜头后，再一次学到真传，1941年12月7日，如法炮制，制造了珍珠港事件。

直到1982年，英国还坚守着这一海军的古老传统：远程奔袭，打敌老营。

海军远程进攻的这“一战”略原则，后来被一些军事思想先进的国家应用到空军战术上。1967年6月5日，第3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突然发起闪电大空袭，顷刻间将埃及空军作战飞机的80%、约旦空军作战飞机的50%、叙利亚空军作战飞机的30%击毁于地面，战争第一天就彻底掌握了制空权。然后，以空军立即转为支持地面部队进攻、压制敌方炮火、攻击敌方装甲部队、摧毁敌方防御工事，使现代空中力量的突击能力和机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6天内，以军连占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等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次被世界称为“沙漠中的珍珠港事件”的空中突袭行动，是“二战”后最成功、战果最大的一次军事事件。以色列空军把夺取制空权和用于支持地面军队作战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使空中力量的价值得到最大体现，被称为正确使用空军的典范。英国中东问题著名评论家理查德·艾伦说：“这种惊人、迅速而彻底的胜利，在严格的意义上已是一种闪电战了。历史上第一次发明这一名词的德国人并没有成功，而以色列人做到了。”

这是以色列人正确把握现代空军属性创造的战争奇迹。

海军和空军的战略属性一样，都具有大区域、快速机动性，因此有着强大的战斗动能，天然适合远程进攻、以点打面。用于进攻则长袖善舞，用于防御则捉襟见肘，防不胜防。

相比而言，陆军则是攻防兼备型的。

假如19世纪中叶的清朝北洋水师，有人了解英国和西班牙的海战历史，那么北洋水师也许不会在自己的港口附近，被实力弱于自己的日本海军击败。不仅如此，北洋水师还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把日本海军扼杀在摇篮里！

北洋舰队1886年第一次访日。当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说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觊觎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朝鲜一向是清朝的被保护国，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鲜落入它国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留下其余两舰在海参崴待命。8月9日，北洋舰队到达长崎，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目睹，因此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没有想到的是，北洋水师的水兵却和当地的日本民众发生了冲突，接着是更大规模的“有预谋、有组织”的袭击，日本拳师领着流氓手持刀棍故意拥挤挑衅。双方大打出手，数百名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死，将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隔离在各个街区，随即大肆挥刀砍杀。长崎市民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寡不敌众，又无法互相呼应，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5人。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有记载说，“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当时日本海军才刚刚起步，绝非中国海军的对手。

可是丁汝昌却没有下令，致使把日本海军“扼杀在摇篮中”的机会失去。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只是愤怒地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不无威胁地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定远”“镇远”属同级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在西方又被称为“萨克森”改进型铁甲舰，排水量7000吨。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类似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堪称“亚洲第一巨舰”。

驻日公使徐承祖11月24日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此时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清廷不愿再度卷入战争的漩涡，故而断绝邦交方案未能实施。1887年2月，双方签订协议，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中国赔付日本15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在日本人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起来。“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的小孩当时最流行的游戏，也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捕捉“定远”“镇远”。

长崎事件结束后一个月后，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揭开了“海防献金运动”的序幕。经过新闻报刊媒介的大肆渲染，日本国内很快就掀起了一个捐出“海防献金”的高潮。至9月底捐款数就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88年和1890年日本又提出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这两次扩张案共购买或建造了4艘军舰。其中“吉野”号购自英国，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1891年5月到6月间，北洋海军进行了成军后第一次校阅，其场面极为宏大，艨艟云集，舳舻相接，声势显赫，颇令李鸿章陶醉。校阅刚刚结束，日本政府即邀请北洋海军访日，本来，以近海防御为战略目标的中国海军不需要铁甲舰，李鸿章就是为了震慑日本才力主购买“定远”“镇远”二舰，这一邀请正中李鸿章借以显示海军实力的下怀。

6月26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卫出发起程正式访问日本。7月5日下午3时抵达横滨港，“定远”舰鸣21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方面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也鸣21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观看北洋舰队的感受：“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旗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登上“定远”参观的日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后来回忆，“定远”号舱内非常干净，不亚于欧洲军舰。他还记叙道：“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日本舆论也大力渲染日本国内“对强大的中国的舰队的威力感到恐怖”的社会心态，如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感叹道：“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相比5年前在长崎的远观，这一次与“定远”从内到外的“亲密接触”让日本人深感羞愧，深受刺激的日本随之掀起了超常加速扩充其海军军备的高潮。就在日本天皇接见北洋海军军官的前一天，日本内阁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支出方案，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892年，内阁又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该计划在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1893年日本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此后6年每年再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到这一年，知耻后勇的日本海军已有各种军舰55艘，弹药储备超出了一次对华战争可能消耗掉的数量，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与北洋水师相抗衡的海军力量。

访日期间，北洋舰队的军官也注意到了日本海军的高速发展，危机感油然而生。右翼总兵刘步蟾向丁汝昌力陈海军战斗力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丁汝昌也上条陈，认为北洋舰队有些舰艇已经老化，机器运转不灵，舰队在航速和射速上已经落后于日本，请求增购舰船。然而，在日本风光一时的北洋舰队出访归来却迎来了当头一棒，户部以经费短缺为由压缩海军经费，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和机械，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拨给。一方面一流舰队停滞不前，一方面二流舰队高速赶超，中日两国海军的差距迅速被拉平。连一直对北洋海军引以为傲的李鸿章都丧失了自信，在他看来，北洋水师勉强可以自守，战于境外，就算遇上日本，也难有胜算。悲剧的是，甲午之战，北洋海军没有败在海上，却全军覆没于港口，比李鸿章估计的最坏情况都要坏。

李鸿章办海军的目的，就是要威慑日本，然后继续维护本国的稳定和“洋务主义”的大局。

而美国就不是。1853年，美国黑船驶入日本，直接送给日本一面白旗：你要么来战，要么来降。

近代日本的崛起史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面镜子。通过中国的灾难，日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性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道路，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日本发展海军和使用海军的决心。它购买军舰不仅仅是为了保卫自己不被入侵，而是为了消灭国家的敌人，掠夺别人，强大自己。

沿着这样的道路，朝着称霸太平洋的目标一直走，结果和新型的霸主美国撞在一起。日本是一辆“轿车”，美国是一辆“卡车”，结果日本被撞翻了。

尽管如此，它在对现代军事发展趋势的把握上还是值得借鉴的。而美国更是直到今天，还是各国的军事导师。不幸的是，很多人只看到了美国的武器。其实那些武器，都是美国全球进攻性军事战略思想的产物。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依然忍不住思考：清朝既然不想使用这些专门用于远洋进攻的铁甲舰消除国家隐患，为什么又要耗费巨资购买这些昂贵的武器？如果只是为了捍卫本土不被再次入侵，清朝完全有另外的选择——因为就在他们忙于花费重金购买铁甲舰的时候，新的巨大的技术和军事变革已经产生，这就是铁路所带来的陆权复兴！

从古至今，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就是机动力。这就是骑兵战胜步兵的道理，也是蒙古军队以少量兵力征服世界的奥秘。海权也好，陆权也好，核心都是机动力。“二战”时的机械化战争，机动力仍然是核心，代表兵器是飞机、航空母舰和坦克。当然，这个机动力同时也都和火力相结合。而铁路的发明，在19世纪提供了全新的陆战机动力。

1803年，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1825年，英国人乔治·史蒂芬森设计的“旅行”号通车，与之相伴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乔治·史蒂芬森也因之被公认为“蒸汽机车之父”。

就在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太平洋的另一端爆发了美国内战。铁路的战略价值在后一场内战中得到了全面证明。

185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了冲突，奥军将75000人的大军从匈牙利和维也纳利用铁路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军在阿尔木兹投降。9年后，普鲁士的另一个潜在威胁法国也采取了大胆行动，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军利用铁路，于3个月内向前线输送了604381名士兵和129227匹马。其中12万人只用11天便到达战场，以往则要两个月。

但是，最终将铁路进行战略性运用的国家却恰恰是普鲁士。在以老毛奇为代表的德国参谋总部军官团的努力下，地处中欧的普鲁士通过建设战略性的铁路网，获得了极大的内线机动性，并最终通过普奥、普法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德意志的统一基石。

于是，以铁路的出现和战略性运用为标志，一个新的军事时代来临了。由于铁路不能修到海上，所以大陆性国家从中得到的好处超过了海洋性国家。同样由于铁路赋予的高机动性，使得军队能够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进军速度前进，前者则使得指挥中枢可以及时掌握前方的战局变化。这一点对于空间广阔的陆地大国，尤其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陆地大国影响尤其深远。

对于清政府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福音。可惜，这个福音却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朝几乎已没有会思想的人。庙堂之上，多是追名逐利之徒，民间下层虽有睿智之士，但人微言轻难达天听，更难被官僚衙门认可采纳。因此，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真正能够看到世界军事大势巨变的，凤毛麟角。

清朝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修建的，时间是1865年。一个为了揽生意的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了一条约0.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作起了实物广告。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宣传真是太成功了。因为那火车的轰鸣，搅动的是整个北京城的神经。只不过，达到的效果和预期是相反的。轰动过后，火车成了怪物。群情惊骇之下，这条短命的铁路也被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毁了事。

第二条铁道出现在江南，由吴淞口到上海。时间是1876年，修建者是英国的怡和洋行。铁路全长14.5公里，机车仅重15吨，牵引小型客车，时速24-33公里。目的很明确：商用赢利。

对此，清朝的反应是绝对不能接受。结果，由总理衙门与英商交涉，以28.5万两银子买下，然后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拆毁之后，还不是封存入库，而是计划用轮船载到台湾，直接沉入大海。

而清朝直到1877年，才开始修建它的第一条铁路线：唐山-胥各庄铁路。其目的，正如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唐廷枢指出的那样，在于“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商之利”。但是，由于保守派的反对——理由是噪音太大，损伤地脉，当这条9.7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在1881年竣工时，却不能使用蒸汽机车，而只能“以骡马拉煤车”，搞起了马拉铁路的闹剧，跟电影《让子弹飞》的场景一样。而洋人的蒸汽船却源源不断地把外国煤炭销售到中国的沿海城市！

军人出身的刘铭传看到了铁路的战略价值。他于1880年指出：“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李鸿章到这个时候，也略有所悟：“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

可惜，刘铭传的呼吁，李鸿章的分析，最终却敌不过满朝公卿保护风水的固执己见。

当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清军的陆上机动力居然依旧停滞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上。当时法国人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分别以西贡和中国广东作为双方的前出基地，同时运军队和物资至谅山一线，法军只需40天，清军却要4个月！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又一次刺激了清王朝，终于促使清廷高层对铁路建设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但是，这所谓转变，只是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10年间修建了约400公里的铁路！

而就在中国磨磨蹭蹭、踌躇不前的时候，日本却深刻把握住了时代的命脉，大步向前。双方的军事差距急剧拉大。

早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民间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便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明确指出：万国混同“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疑也。夫岂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则朝鲜、支那皆次第可图也。”

此后，吉田松阴（1830-1859）更进一步建议，加紧扩充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就应先开垦北海道，然后征服琉球，继而“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

日后明治政府正是按照这个规划，步步为营地前进。

1874年，日本以台湾生番杀害日本人（实则被杀者为琉球漂流民）为由出兵侵略台湾。日军由于有蒸汽动力的轮船运兵，其远征军5月2日离开长崎，5月8日登陆台湾，仅一周就完成进军过程。而清军从徐州地区调派的增援部队，却要先陆路前往瓜州古渡口，再换乘轮船前往台湾。由于没有铁路运兵，故而行动缓慢。从瓜州到台湾的水程虽然路程远，但因为有轮船运兵所以只用了13天的时间。而从徐州到瓜州的陆路距离虽然短，却因为没有铁路反而花了14天的时间。而此时日军早已完成对番社的军事清剿活动，并占据了有利地形。这一军事部署的落差直接导致了清廷外交处理的被动。

1875年至1879年，清廷和俄国又发生边境冲突。从新疆到东北，全线告警。就在清廷焦头烂额应对的同时，日本又利用这个机会，逐步加强对“琉球”的侵略，最终单方面宣布将中国的属国“琉球”纳入其废藩置县的内政改革范畴之内，不动声色地实现了全面吞并，从而控制了第一岛链上的关键据点冲绳，造成了日后中国在太平洋方向海权发展的百年障碍。

1884年，日本又利用中法冲突的机会，趁机在朝鲜策动政变，企图夺取对朝鲜的控制权。由于当时双方海军实力接近，清军还占了地利，可以直接用轮船把直隶地区的部队海运到朝鲜，从而侥幸阻止了日军的侵略。此次行动失败后，一些日本主战派人士不免慌了神，毕竟中国大、日本小，他们非常害怕拖得越久，中国越强，所以力主抢在中法战争结束前对华开战，以收两线夹攻之效。但是，伊藤博文却看出清朝改革力度有限，并指出此时日本尚未做好开战准备，如贸然出兵只能是帮法国火中取栗。伊藤博文甚至辛辣地指出：“中国以诗文取文，以弓马取武，所取非所用，稍微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倘此时日本侵华，反而“是催其速强”。“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以更变为言，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臣，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时则不可妄动。”

总之，伊藤博文主张暂时忍耐，加大内部改革力度，并明确提出了“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的施政要领。这个结论得到了日本决策层的认可。而随后的历史发展，宛如给伊藤的宏论作一个精确的注脚。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清朝的根本之图当然在于深化内部改革。但在内部改革难以立即推行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利用中国海军还处于优势的时候，对日本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可是，当时的清王朝却只是一味消极防御，从来没有想过主动还击，就更不要说主动出击了。

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小人物，还有着这种战略思维。这个小人物的名字叫姚文栋。

甲午战争前11年的1883年，清政府出使日本，公使黎昌庶的随员中有一位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他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译为汉文，希望“印给外海水师各营”。

这部《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作者为时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局的汉学家、史学家中根淑（1839—1913）。此书专讲日本山川险要、地理、气候、人情、风俗、政治、历史、物产、户口以及战史、战场等，是日本国第一部军事地理志。这部《兵要日本地理小志》在序中明确指出：“此书本为陆军军人课本，而今为小学课本。”“今也兵农一途，举海内皆兵。小学生徒能读此书，详山势水脉险夷广狭，则他日或从兵事，攻守进退之划策，有思过半矣。然则此书名为地志，实兵家之要典，而小学生徒不可阙书也。”可见日本明治时期全民皆兵的“国防”意识。

姚文栋在翻译《兵要日本地理小志》全书的同时，还在卷首进行战例分析：元朝进攻日本，专攻其西，日本得以全力防御一方，因而得胜。他还引用了日本历史学家赖襄的话“元幸自一面来耳，若自四面来，扼吾要喉，断吾粮道，杜绝吾兵之策应，其祸岂可胜言”，认为“此诚破的之论，兵家与地家所宜共知者也”。

姚文栋不仅照译原文，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日本地理形势进行评述。在分析对日作战的两条海上攻击通道时说：一条是“上海历长崎、神户而达横滨”，“自长崎至神户者必经濑户内海。其间岛屿棋布，节节可伏，且一入下关口峡，彼若以兵绝吾后路，则能入而不能出，皆犯兵家所忌。故用兵时，此道不复可行”。另一条是“自香港至横滨，即彼所谓南洋，一水汪洋驶行无阻，可以直捣浦贺，进逼品川，东京、横滨皆震动矣。此正道也”。

对日本陆上的战略要点姚文栋也叙述得十分清晰。姚文栋还收集记录当时日本陆军步、骑、炮、工兵各营驻地及人数以及军、师管区、近卫军、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国民军的人数，依中国地方志之体例编成《兵制》一章收入《日本地理兵要》中，还针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海军舰船逐一记述。

姚文栋由东京乘车前往横滨途中，遇到“二客论邮便新闻及朝野新闻、近日所刻日本水师策略”，遂将两人论说要点整理附录于书中供国人参阅。

可惜，姚文栋没有办法一展宏图。与之类似的人物，还有清政府派出国外的游历官、时任兵部郎中的傅云龙。他所著的《游历日本图经》中的《日本疆域险要》一章，是以用兵的观点对日本作军事地理的分析，字字句句，论说精道。

如果在西方或日本，这两个人可能当海军司令，但在中国，注定只能默默无闻。因为清朝从来不重视人才，只看到打破大清国国门的是大炮和军舰。

让我们看看同时代在英国学习的中日两国的留学生，后来的命运就知道了：

伊藤博文当了日本首相，对明治维新的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严复却只能做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学者。

东乡平八郎成为日本一代海上名将；刘步蟾等却只能当一个中级军官，在错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

1901年，光绪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的变法诏谕中痛心地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公事以文牍相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1819年在《寓言》中写道：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数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的音乐家、50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在全体法国人当中，对祖国最有用处”，他们“管理对整个民族最有益的工作，”“能够促进祖国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才是法国的“真正花朵”。而再要重新培植这样一批人，则“至少需要整整一代的时间”。接着又说：假如法国只是不幸地失去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和上万名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即使这些人全都死光，只会在“感情上”使人们难过，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他们的位置很快就会有人填补。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用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进步。

翻开《近代科学技术大事年表》，可以看到自1651年至近代，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作出重大发明的，以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最多；其次是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亚洲主要是明治维新开化后的日本人。

按照圣西门的观点，甲午战争甚至更早，晚清就已经是僵尸状态。这个朝代的政府不仅不重视自然科学家，也不重视社会科学家，除了精心供养一个毫无进取心的官僚阶层以外，它什么也不做。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意志的国家，就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国家，它除了等死，没有别的前途。

腐朽的官僚政体，把所有的利都垄断在一己之私下面，真正能为国家民族所用的栋梁之材，都糟蹋、埋没了。人才是拉动国家和民族之车的引擎，没有愿意为国出力的人才群体，这个国家前进的动力是没有的。

当甲午战争爆发时，中日双方实际上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对称的较量位置上。

日本已经完成了兵役制度改革，并在国内建设了完备的铁路网。到1893年，日本已经有了2039英里铁路！到1903年更将增加到4494英里。相形之下，清朝的400多公里铁路就可怜得很了。

日本的海军此时也对清朝的北洋水师实现了军备反超。中国军队被迫在陆海双重落伍的基础上，和一个已经初步实现了近代化的国家，进行一场残酷的沙场较量。

战争的主战场是环渤海湾的巨大弧形地带。清军处于外线作战状态。由于缺乏战略性的铁路网，清军将被迫以徒步行军和骡马机动来对抗日本的蒸汽船队的海上机动。

而日军则充分利用了这个机动性的落差。

平壤会战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经鸭绿江攻入中国境内，一路从海上直接进攻大连、旅顺，通过海陆联合攻击，逼迫北洋水师南逃威海卫。在夺取了北洋水师的根据地后，再向南追击，海军从港口正面封堵住北洋水师的外逃出路，同时在荣成湾再次进行大规模的两栖登陆，陆军横越山东半岛，从背后攻取威海卫军港。

而清政府却再次误判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天津至奉天一线置精兵220营，10万余人，另有8营正在驰拔途中。而日军即将进攻的山东，则仅41营不到，为2万余人。其中16个营兵力负责从威海到烟台90公里战线的防御，其中又有14个营为全无战斗力的新募兵。在日军即将登陆的荣成湾仅5个河防营1400名守军，同样全无战斗力，使用的主要还是冷兵器。在威海卫，也不过10个营兵力。

不难想象，日军的登陆的顺利，就像是在进行一次运动赛。而清朝由于缺乏一个环绕渤海湾的铁路网，根本来不及将大海另一边的陆军快速运到山东。

结果，直到威海卫失守，援军还依然在遥远的途中艰难步行跋涉。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双方国家对于世界大势认识和对策正确与否的直接证明，更是双方军事变革成败的直接证明。

也可以说，甲午战争的结局，是两国新军事变革成败的直接说明。晚清政府鼠目寸光，没有把握国家发展的核心、建设的关键是技术，因此也没有抓住以技术为基础的世界军事时代特点，进而导致国家覆亡和民族灾难。这场战争包含的历史教训和意义，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审视。

可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彻底错过了海权时代。由于失去工业革命，中国缺乏蒸汽机，因此而无法发挥世界储煤大国的巨大优势。等到晚清权贵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急忙购买枪炮军舰的时候，虽然抓住了海权时代的尾巴，但同时却又没有看到，世界军事正在进入新陆权时代：由铁路、火车和电报构成的陆地机动力量，已经让海权变得没有多大意义。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当时中国不是以举国之财力购买军舰，而是将此财力人力用于发展铁路、火车，地面火炮和机关枪，则日本纵有军队登陆，又岂能在中国大陆逞能？由于国家财力全部系于北洋水师，整个清军的陆地机动能力难以提高，火力严重落后，使得日军登陆后，清军在自己的陆地上竟不能占据兵力和火力优势。

甲午战争是一次海陆联合作战，在这场战争的背后，是双方统治者对于世界军事大势、进而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指导思想的不同的把握。

国家的建设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是国家建设核心，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工业，工业的核心又是技术，技术又主要是由军事拉动的。

日本从一开始，就定下“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国策。不仅把国家的变革，看作工业、经济、政治、军事的系统工程，还确立了远大的国家目标。

而清朝只是把洋务运动局限在经济改革的范畴内，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结果，官员都被眼前的小利迷住了双眼，小民更被眼花缭乱的现状所迷惑，举国陷入“上下交征利”、官府抢劫百姓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边是国家不断地丧失国土和权益，一边却是官府对老百姓的经济掠夺，形成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社会矛盾尖锐，对内维稳遂成为军队的主要使命，于是，世界军事形势的转折性变化，就不再有人关注，清朝的军事变革，就此成为一场没有方向的行军。失败是必然的。

也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清朝不懂海军，也忽视铁路带来的新陆权变革，因此错过新陆军革命所受到的必然惩罚。

近代中国军队，从此与世界大国军队的技术差距越拉越大。而新的历史机遇，却还在不断的错失之中。甲午战败特别是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清政府忽然又认识到新式陆军的作用，让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做法，显然无法适应风起云涌时代的变化。也许清政府还想有所振作，但历史不愿意再青睐这个一误再误的王朝了，1911年10月，武昌一声枪响，革命爆发了，清政府拖拖拉拉的改革，行进到中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革，被统统打断、推倒。接着是国家解体和军阀混战，外敌趁机大规模入侵，由丧失军事革命机遇带来的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突然间成为事实。

回顾清朝军事变革的历程，让我们忍不住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拥有军事优势的时候，如何运用这一优势？清政府的做法是用来满足于眼前的苟且偷安，而不是为国家争取更大、更长远的战略利益，未雨绸缪地消除国家隐患。这使得花费巨资买来的武器，不仅没有军事价值，还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直白地说，武器就是用来保障国家和政权安全的，威慑是效能之一，主动地作为是争取效益最大化的捷径。

被动地自卫反击的思想观念，毒害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使得明朝以后的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创新的思维能力、工业能力和科技能力。这也许是中国军事思想体系中，自唐之后便不再有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的原因之一。直到20世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出现，才填补了这一尴尬的千年历史空白。 cD3ImB6th6tI4vnkZF62nbEJ3d27q7P/zddcIALupMF/AsdfECUia9OkH/GqTV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