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一再吃军事落伍的亏，却总是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甚至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反省。1592年明朝军队在朝鲜尽得地利之优，竟然不能全歼渡海入侵的日军；1840年清军在岸上又占尽地利、人和，仍然没有挡住兵少船少的欧洲军队入侵。

直到20世纪初，斯大林还充满怜悯地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今天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生产力的落后，政治制度设计的落后，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国人战略思维的落后。这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形成了循环式的负反馈，最后导致中国整体社会形态或原地踏步或退步。

中国的某些精英（多数的时候我说的是自诩为有知识的学者），他们的战略思维有着严重的哲学缺陷。战略，强调的是整体性、全局性和前瞻性。反之，对古代传统无法照猫画虎，对外部文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结果是把一个社会整体简单地切分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领域，孤立地、静止地去理解相互之间的关系。认为加强军事就会拖经济的后腿，认为搞好了经济一切就万事大吉，有时甚至认为经济就是衣食住行。

在这种思维下，所得出的国家战略意识，也必然是分裂的，支离破碎的；看到的世界景象也永远是分裂的。结果既看不清历史脉络，也无法透视国际的现实，更不能眺望未来。于是一误再误，体现在近代史上就是连续的民族悲剧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中国尽人皆知的刘公岛上，有一尊雕像：一位清朝的海军将领，举着一具单筒望远镜，眺望远方。在他的脚下，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也许这座雕塑的设计者只是想复原这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场败战场景，但他无意中也蕴含了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那就是，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军两国的一次战争，同时也是观察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历史望远镜。透过这支望远镜，我们不仅看到了甲午，更看到了两次鸦片战争，看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数百年中的历史性落伍。

大部分战争的结局都是战前就决定了的。甲午战争是1894年9月8日正式打响的。其实这场战争的结果早在400年前就注定了。

人是一种陆地动物，所以人类文明兴起于陆地之上。相形之下，海洋虽然可以作为交通的媒介，但同时也是一种不便于人类行动的阻碍。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除了极个别特殊地区外，海洋主要扮演了阻碍交通的角色。就像丝绸之路在陆上而不是海上一样，那个时代的国际交流主要依赖陆路交通，而且各大文明之间也缺乏密切的互动和交流。

但是，伴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这一传统格局逐渐瓦解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露出端倪。

1405-1433年，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代表中国传统海洋力量发展达到顶峰。郑和舰队中最大船只的排水量达到了1500吨，而达伽马的旗舰也不过300吨。当时，中国舰队在世界上的“无敌”程度远比21世纪的美国海军更“严重”。那时候中国标注的海图，世界所有的海洋都是大明海。在中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么霸气过。

可惜的是，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一个的明晰战略目标，换言之，就是不知道出去干什么。耀武扬威的目的差不多只是满足统治阶层的虚荣心。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郑和下西洋缺乏深刻的商业驱动力，又缺乏开拓海外商贸基地和殖民地的意识。对于沿途遇到的小国家，只要它们愿意维持朝贡体系就可以了，满足于做形式上的“亚洲家长”。比如，菲律宾，曾经想并入中国，但中国不同意。

明朝的军队比元朝军队走得更远，但却没有蒙古帝国的雄心壮志。

正是在这种不愿开拓海外“发展空间”的背景下，郑和七下西洋就成了一场统治阶层自娱自乐的奢华游戏，对于一个农业大国而言，这种没有实际收获的行为，只能是徒然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于是结局只能有两个，要么给郑和舰队一个明确的、全新的战略任务，要么就偃旗息鼓。

明朝最高统治者选择了自行消灭世界远洋舰队。海图，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剩余的则被相关官员藏匿起来作为纪念。巨型舰队则任由海水和时光冲刷成腐朽的碎片。

这是600年至今的军事史上，中国军队唯一一次在世界上耀武扬威的记录。此后，中国人的战争主题几乎全部是抵御外敌。偶尔的几次出境作战，也都是在国境附近。

可以说，今日世界大国军队中，唯一没有大规模跨洲作战记录的，就是中国军队。什么是历史性的战略失误？此之谓也。

明朝放弃了制海权，同时也放弃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机会。

我们可以适当地记住这一点：当中国具有全球性全面军事优势的时候，中国既没有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追求建立世界帝国，也没有像200年前的大英帝国那样去建立殖民地。这也许可以作为和平外交的一个例证，但或许不应该是军人们更不应该是政治家自豪的记录。

美国历史学家、《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写道：“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利用民间的力量，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六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在这个历史学家的笔下，“殖民”一词的含义是“对外开拓”。可惜的是，中国是一个从心底里蔑视、在言语上谴责扩张的国家，尽管它在历史上许多次被扩张者掠夺和征服，现实中仍然被扩张者欺凌和压迫。这从现在中国经济的内向性可以看出来：房地产是没有外部掠夺性的，既赚不了日本、也赚不了美国的钱，而美国的飞机和日本的汽车却可以赚全世界的钱。这背后，根本上说就是“海基因”的缺失。中国的战争史中内战占了绝大部分，以汉族为正统的中国古代王朝，汉代以外几乎没有多少“对外开拓”的贡献，一个文武双全的孔子，被后人取掉宝剑，悄悄地进行了文化阉割。

假设明朝最小限度地利用一下绝对优势的全球制海权，也可以普及东方文化，顺便也可以为大明王朝输入源源不断的利益和世界最新的发展信息，那它就不会在唯我独尊的自大中沉沦，既不会败于已经没落的蒙古军队，更不会败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女真人，而社会的富裕，也不会孕育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事实是，明朝的君王，只满足于对脚下的土地进行管理，甚至视海外华人如仇敌，把那些在海上开疆拓土的华人作为海盗，一个个都砍头了。

历史终于对这个昏庸的朝代进行了无情的惩罚：先是1449年，土木堡之战失败，然后是内部起义、社会动荡，最后是清军入关，明朝政权崩溃。

明朝本可以利用制海权，从农业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它的舰队只需要再坚持几十年，就可以和西方的探险者相遇。但是，它不仅没有进化到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反而被社会形态更落后的游牧部落给取代了。

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历史，就此翻开了悲惨的一页。可以说，几百年后的欧洲入侵、日本入侵，在明朝覆亡的废墟中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就在中国主动放弃了世界海洋大国竞赛权的同时，欧洲列强却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那就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欧洲各国率先形成工业商业军事综合体，从而竞相展开地区和全球扩张。

1492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62年后，哥伦布的小船下海了。靠着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对原料、市场和利润的贪婪，欧洲人开始了全球探险、全球抢劫。由于只有一海之隔，美洲大陆率先成为欧洲蹂躏的对象。西班牙、英国、法国相继涌入美洲，由英国移民开辟的殖民地，后来获得独立，逐步发展为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

而隐藏在其后的历史隐语，就是海权时代的到来。

在这个新时代，产生了空前广大的世界市场。那个时代，“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强国之路。”

明朝本应该给中国后世留下一部波澜壮阔的海战史，应该给中国留下一系列的海战英雄，但是，都没有。它留下的是荒唐的屠杀中国“海盗”的故事。在西方，海盗被视为民族英雄，是国家利益的尖兵。但是，明朝把这些在海外拓展势力的中国人，花大力气抓住，全部处死。如果说郑和舰队还有点武功的话，也就是这些了。

英国给他们事实上的海盗船颁发劫掠许可证，《大国海盗》的作者雪珥说：“那实际上就是海上民兵，是一国海上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掠船制度，是英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发明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蒸汽机的诞生相媲美。这台‘海权’蒸汽机，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为‘海盗’进行了正名，‘海盗’行为不再是邪恶的，而是爱国的、高尚的。从此，‘海盗’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之中，海盗、海商、海军的‘三位一体’，令曾经羸弱、贫困得无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英国军事家富勒在评述1588年英西海战时，动情地说：“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就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之后，大英帝国以200多年持之以恒的海上进击战略，连续控制加拿大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也门、安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以及非洲的埃及、苏丹、黄金海岸（加纳）、乌干达、索马里、肯尼亚、尼亚萨兰（马拉维）、罗得西亚（赞比亚、津巴布韦）、贝专纳（博茨瓦纳）、南非、巴苏陀兰（莱索托）、斯威士兰，拉丁美洲一些小国，还有遍布各大洋的岛屿等。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殖民地面积已达3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30万平方公里）的100多倍，殖民地人口达3935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4650万）的9倍，成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无比自豪地说：“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我在给雪珥的《大国海盗》这本书做的序中这样说：反观中国，大宋只知道“送”，最后“惶恐滩头说惶恐”；大明昏昧不“明”，路过全球大帝国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绎了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之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北京八里桥被英法排枪猎杀。一部万马奔腾的历史，到此万籁俱寂！今天中国人感到马六甲海峡的狭窄了，感受到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敲诈了；感受到海洋通道的不安全了，但是，你们感受到那些中国的海外开拓者，他们被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冰冷的刀锋斩断头颅的痛楚了吗？

明朝放弃成为世界帝国的机会之后，海禁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它不仅不去世界上开拓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空间，对门前发生的外族屠杀华人也视而不见。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这里原是中华商贩聚集之地，由于华人商贩增多，西班牙人心生疑惧，对华人时加凌虐。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在吕宋岛，西班牙人竟然有计划地残忍屠杀了25000华商。之后的1639-1686（明崇祯十二年—清康熙二十五年），西班牙人又三次故伎重演，每次屠杀华人都不下万人。

荷兰人在南洋也曾大肆残害华人，1740年在爪哇，一次就屠杀上万华人。

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水师的890余艘战船绝大部分的单艘排水量不超过10吨。而英国战舰的单艘排水量却大部分在千吨以上，最大的战舰可以达到5000吨的级别，有二至三层甲板，分别装备有70到120门不等的火炮，发射32磅炮弹；舰首和舰尾装有可发射56和68磅实心弹的加农炮，或装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而清军的战船则往往只在船的首尾装有一两门炮，最重型战舰的装炮数也不过二三十门。鸦片战争中，福建水师最大的外海战船也不过装8门不到2000斤的火炮，而且炮位装在舱面，毫无掩护。

这就是社会形态落后、生产技术落后、战略思维落后导致的军队装备和军队形态的落后，最后导致战场失败、国民财富被大规模、长时间被洗劫，政府被推翻、王朝灭亡的因果链。

欧洲的崛起道路，又是一条伴随着黑火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的军事征服道路。

在陆战领域，1494年，也就是明朝败给北方游牧民族的土木堡之变后45年，法王查理二世发起了里程碑性质的意大利远征。

查理麾下的步兵，依然依靠长矛与弓弩战斗，但他的攻城部队却已经以火炮为中心组织。正是这些火炮，赋予了法军横扫意大利城邦的威力。在蒙特圣乔瓦尼，曾经抗击了7年围攻的坚固城池，却在法军的炮击下8小时就被攻克了。

查理远征的直接结果，是推动了现代筑城术的发展，作为其间接影响，更深远的变革则在于启动了战争模式由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的转移。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世界第一次军事革命——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革命，发生在明朝时期的欧洲。

数十年后，变革的旗帜传到了西班牙人的手中。他们以火绳枪兵、长矛兵、戟兵和剑盾兵混编为冷热兵器混用的“西班牙大方阵”。其中，火枪兵占30%。

西班牙方阵的意义在于，它运用火器的强大威力和长枪兵左刺战术将传统冷兵器时代军队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其强调的绝对的纪律性也为近代军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16世纪的一段时期里，这种军事体制统治了整个欧洲战场。

这个方阵，从欧洲大陆到美洲殖民地，一度处于所向披靡的状态。直到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的对手——荷兰起义军，在莫里斯亲王的代理下，接过了变革的旗帜，通过新军事改革，增强了作战队形的机动性，并加强了工兵的地位，战斗兵种则精简为火枪兵和长矛兵，二者各占50%。初步形成了以火器为中心的多兵种协同作战。

稍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则进一步增强了步、骑、炮兵之间的协同机动战能力。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提高了其射击速率。

最后，在1688年，法国工程师沃邦发明的改良型刺刀终于彻底淘汰了长矛兵，完成了战斗步兵的全火器化。这是17世纪的事，1688年，现代步兵已经出现了——直到今天，世界各国军队步兵的典型装备还是带刺刀的步枪。

至18世纪拿破仑战争时代，在战斗步兵全火器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作为突击兵器的机动野战炮，使火力对战斗的影响进一步加强。

同时，在海战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巨大变革。传统海战主要依靠撞击战术和接舷跳舱战术，《三国演义》中的赤壁大战中就是这个场面。但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扩张开始，舰载火炮的列装，宣告了全新的海战模式开启。这模式到无敌舰队覆灭，经西班牙的对手英国的改良，而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炮战成为影响海战胜负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这是16世纪的事情。

如果说决定冷兵器战斗胜负的是谋略、士气、格斗技术和数量优势，在新的热兵器时代，格斗技术将全面让位于火力。而数量优势一旦失去了基本的质量保障，也将大打折扣。

对明朝而言，非常遗憾，也非常尴尬的一点就是：作为火药的母国，明朝却在自动无意识地放弃了海权时代的同时，也整个错过了这场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第一次军事革命。

这是世界军事现代化的起跑线。明朝时代的中国不仅在战略思维，在军事技术、社会形态等所有层面，都落在了欧洲后面。等待中华民族的，将是长达数百年的倾家荡产和家破人亡。

1514年，欧洲火绳枪就传入中国，但并没有触动明朝军队。1543年，一场意外的风暴，把一艘中国商船吹到了日本的种子岛。船上载有三位葡萄牙商人，就是这几个人，把欧洲火绳枪技术传入了日本。到32年后的1575年，织田、德川联军在对抗武田家族的战争中，已开始大规模使用火绳枪。1592年，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日军强大的火绳枪兵给中朝联军留下了深刻印象。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后，日本虽然奉行锁国政策，但至少在1635年，有订单显示，在当时日本为数不多的出口商品中，竟还包含有1万多枚火绳枪弹。 换言之，此时的日本，居然已经从技术进口国，变成了相关产品的出口国。

当然，明朝中国在火器变革层面并非全无成绩。其火绳枪兵虽然发展有限，但是，炮兵部队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相反，日本的炮兵却一直发展缓慢。在著名的关原合战中，双方总计投入15万人、上万支火绳枪，但是火炮却只有三门。

伴随着清军的崛起，明朝在关外战场面临着日趋强大的国防压力。作为应对的一个方面，明军加大了从澳门引进西洋火炮的进程。以徐光启为代表的革新派人士，甚至准备系统性地翻译数千部西学著作，并大规模推动新军的编练。可惜，由于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和明朝的最终覆灭，导致了这一工程永远未能付诸实践。

但是，从西方引进的红夷大炮已经在关外的攻防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清军通过叛降的明军将领掌握了红夷大炮的全套技术后，使得红夷大炮又迅速成为清军攻夺明军坚固城寨的决定性武器。

清军入关后，火炮部队继续得到发展。尤其在康熙时，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一批能够在山岳地带灵活机动的火炮被装备到一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是，由于统治者雄心的懈怠，不再有新的拓展的目标，因而整个军事体系都因为失去扩张的动力而松弛下来。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军的火炮技术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巨大的倒退。无论是火炮的铸造，炮弹的性质，还是火炮的使用，不仅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甚至远远落后于曾经的康熙时代。

由于冶炼技术的落后，清军火炮的铁质很差，铸造的炮身气孔、气泡多，很容易发生炸膛现象。据关天培称，1835年，他督放的虎门炮台的火炮，一次便炸裂六门火炮。后来又在佛山镇制造了59门新炮，在试放时就炸裂了10门，损坏3门。鸦片战争前夕，为加强虎门守备，清军赶造了8000斤、6000斤大炮40门，结果试射时炸裂8门，另有7门存在其他问题。炸裂的8门炮中，“有全行炸碎者，有炸去炮尾者，有炸成十余块者；有飞陷山腰者，有落沉海底者”，两名士兵一死一伤。事后检验出问题的火炮，发现“碎铁渣滓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甚至还有一个可以贮四碗水的空洞！

清军的火炮多是固定炮位，缺少炮架，一些炮架又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清军火炮的射击范围和射击的灵活度。而且双方的炮架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英军的炮架制造坚固，转动灵活。而清军的炮架“笨滞艰涩”，转动困难，又因大多用粗劣木料制成，开火后，木架震松，“既难取准，又不能再行施放。”

双方使用的炮弹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英军使用的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等多种炮弹，而一线清军基本上只有效能最差的实心弹一种。尤其是英军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最具威力，被清军称为开花炮弹，“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可是，开花炮弹早在清初就传到了中国，“早在康熙二十九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形制在中国罕见流传，连同其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倒退。

此外，就火炮的战术使用而言，清军的火炮多是固定的要塞防御炮，缺乏野战机动性。而且瞄准系统也出现大倒退的情况，还不如明末火炮先进。相反，鸦片战争爆发时的英军火炮不仅有完整的瞄准器具，而且有一流的炮手。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只有吴淞口的守军在实战中取得了较高的命中率。其原因除了指挥官的强化训练外，据英军战后巡视战场的记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守军“在火炮的后膛套上一块铁皮，铁皮上装一个正方形的瞄准器，中间有一个可以看过去的孔；另外炮口也用同样的方法装一个瞄准器，上面有一个尖钉子。有些炮的中间部分装有一块凹形的竹片，以此为瞄准之用”。无奈炮弹的实际杀伤力有限，虽然多次准确命中敌舰，却始终无法对英军的舰船造成实质伤害。

至于普通步兵的差距也就更大。

首先，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而他的对手却已经实现了火枪与野战炮的全火器组合。

其次，比较双方的步兵火器则不难发现，二者存在着相当的质量差距。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军的火绳枪射程约150米，射速为每分钟1到2发。而英军步兵的主流装备是博克式燧发滑膛枪，少数单位装备了布伦斯威克式击发枪。前者最大射程220米，发射速度为每分钟2到3发。后者最大射程330米，发射速度为每分钟3到4发。

最后，清军的火枪和火炮一样，都没有定期更换的制度，有的鸟枪竟然已经使用了166年。

更有甚者，鸦片战争期间，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员已经发现，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董大炮，在经过修复后，居然比清朝新铸造的火炮还有战斗力！而这些官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以此向道光皇帝邀功。而道光居然在批复中夸奖这些官员办事得力，而根本没有深入思考，何以二百年前的武器反而胜过了最新生产的武器！

当英国的军舰于1840年8月突入渤海湾时，天津城兵仅800余人，去掉看管仓库、监狱、城池及各项差事者外，机动兵力仅约600人。大沽口的守军仅数十人。北塘守军不足600。山海关守军仅配备刀矛弓箭，没有火炮，只有将废弃两个世纪的明朝旧炮修理后，临时使用。甚至想找到一些熟悉水性，能够出海巡防的士兵都非常困难。以至于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留下了“陆路弁兵多系不习风涛，入船即晕”的记载。中国军队对火器的隔膜是惊人的，对海洋的陌生同样是惊人的。

清军，已经成了一支彻底落伍的军队。

今天回头看去，作为游牧民族的女真人的崛起，纯属一个历史的偶然。

当时世界已经进入海权时代，欧洲大部分国家因为发现广袤、富饶的美洲，却还无法对东方展开实质性的远征。女真人就趁这个机会，利用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传统机动优势，在欧亚大陆东部，创造了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

在中国的另一边，是乘风破浪。西方用非常简陋、落后的小船，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先是葡萄牙，后是西班牙、荷兰，然后是英国，世界进入了海权时代。这些欧洲国家，因为顺应时代大潮，相继崛起，英国还建立了世界幅员最辽阔的日不落帝国。

清朝统治的268年，也就成了中国历史倒退的268年。也是西方比中国领先的268年。

尽管在明末清初，中国军队曾经得到过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可惜，最终还是未能形成全面的军备变革。

靠着马蹄子，清朝在陆地上的张力，只到达了新疆，再也无力越过中亚，和欧洲发生地面碰撞。因此，也无从整体性感觉西方欧洲的工业进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拿破仑的军队和清朝的军队打一仗，清朝一定会发现自己在军事装备方面的落后程度有多严重。但是，沉湎于“康乾盛世”的八旗子弟，没有谁关心自己疆域以外的事，欧洲的战争，已经发展到步炮结合的近代化程度，拿破仑入侵莫斯科的隆隆炮声，也没有传到紫禁城。

1821年，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20年后，英国人的舰队开到了中国虎门之外。

海权与火器的结合，使欧洲拥有了征服世界的力量。借助于并不是非常高科技的风能，和非常高端且明确的国家战略规划，大英帝国利用木质风帆舰队获得了全球扩张的战略机动能力。而火器，使前述机动能力又叠加了强大的摧毁力，最终形成了现代制海权。

靠着这两大变革，英国在世界上如入无人之境。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远征军最初只有七千余人，后来多次增兵，最多时也不过两万余人。

清朝徒有百万大军，却束手无策。因为清朝的水师无法实现海上机动；清朝的步兵和骑兵，也抵挡不住欧洲人的大炮和排枪。

中国军事防线从海到陆节节败退，从1840年的虎门一直退到了1900年的北京。

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世界近代史开始于1500年，晚了340年。这个时间，就是中国落后世界的时间。

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战争的胜负虽然直接表现于战场上，但却决定于平时军事发展的竞争中。在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角逐中，落在后面的国家和军队实际上就是未来战争的被淘汰者。盛行于西方政治中的丛林法则体现的主要领域就是军事。

国家富裕不等于国家强大。史前的希腊城邦斯巴达不仅远比雅典经济落后，文明程度更与之相差甚远，但是斯巴达的军事大大强于文学、哲学辉煌的雅典，结果，“雅典明灯”在“斯巴达石头”上被撞得粉碎。近代中国因为错过社会变革的良机，被长久挤出世界政治和军事舞台。李鸿章叹息说：“洋人论势不论理。”什么势？就是军事的势。强大就是公理，实力就是尊严。新中国强盛的军事面貌让饱受列强欺凌了100多年的整个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神采奕奕。今天中国如何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提供的巨大历史机遇，适时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对于巩固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和推动和平发展，格外重要。

于是，军事变革也就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和平时期的“世界大战”。也就成了一个国家必须“前知”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在技术内因的强劲推动下，人类不断发生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与之相伴的世界性军事形态，也同步体现为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再到机械化、信息化。而每一次军事变革的开始和完成，都是以一次或几次新型军队对旧式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为“开幕”或“闭幕”的，鸦片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等标志性的战争无不如此。每一次重大军事变革，都让人们对当时世界疾风骤雨般的“鞭挞”而感到惊心动魄。中国近现代军事变革史，就是最好的注脚。 Dus2iPr/rb65Wy23/Q8ne+pr3M4vkxTltaWxQaMjVO9g/NNe1Tz0Tj4Jue0w5G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