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球政治觉醒的影响

在全世界范围内，此前曾一直在政治上表现消极或者受到压制的群体，正经历着一轮政治觉醒。这一动荡现象的出现，加剧了正在发生的全球权力分散。最近几年，中东欧和阿拉伯世界接连发生政治觉醒，原因之一是，由即时视频沟通工具连接在一起的世界各地互联互动、互相依存；另一个原因是，一些欠发达国家近年来年轻人的数量迅速膨胀，而这一人群包括容易动员、政治上躁动不安的大学生和衣食无着落的失业者。上述两类人群都仇恨富人阶层与统治者的特权腐败。这种对权威与特权的愤恨，释放出了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动乱的民粹主义激情。

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涉及全球范围，影响极大，在历史上极为少见。在过往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不仅居住在相互分割的地域内，而且还处在政治麻木的状态。大部分地区的多数人既没有政治意识，也很少采取政治行动。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关注点是，在身体和物质遭剥夺的情况下活下去。一方面，社会传统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稳定性，有时也让他们面对艰辛命运时能够集体性地进行自我心灵安慰；另一方面，宗教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慰藉。那时，政治权威是遥不可及的，经常被看作是神意的延伸，并因世袭制而合法化。当时的高层权力争夺主要局限于一个小圈子，而相邻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又主要是针对地盘或者物质财产，起因主要是出自本能的族群间仇恨或者宗教信仰差异。只有与统治者最为接近的小部分特权阶层，才可能有政治对话、政治观点和政治诉求。

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一个参与政治活动、努力争夺政治权力的阶层在社会结构的顶端渐渐出现。不管是罗马帝国，还是古代中国，皇宫里的朝臣和官员都秘密结党，当然不同的党派关注的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宫廷阴谋。随着社会的演进以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群进入了政治对话中：拥有土地的农村贵族、城市及郊区富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知识界的有限的精英阶层。然而，除了偶尔发生的主要是释放无政府主义愤怒的暴乱之外——如农民起义——绝大多数人参与不到政治，而且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包容性强，但地理上相对局限的政治觉醒是法国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爆发，起源于社会底层的动乱以及来自上层的群体传播。革命发生的背景是，传统的君主制由政治上先进但内部分裂的贵族，以及物质上享有特权的天主教会所维系。这一权力结构受到了政治上先进、诉求强烈的资产阶级的挑战，他们在主要的城区煽动民众；君主制还受到了愈发意识到自己所受剥削的农民阶层的挑战。此后，由印刷业推动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宣传，很快将社会仇恨转化为革命的政治理想，而极具政治感染力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就是当时政治理想的体现。

由此引发的政治暴动，使得集体性的、自觉的国家认同感在法国全国范围内瞬间激发起来。拿破仑在1789年革命之后取得的军事胜利，既源于他的军事才能，同样也源于政治上已经觉醒的法国民众基于认同感的集体狂热。那种狂热迅速在欧洲传播，首先是推动了拿破仑的胜利，此后这种狂热的反弹（激发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激情）也导致拿破仑的失败。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德国，也包括意大利、波兰，很快还波及匈牙利，都陷入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上自觉的政治觉醒浪潮中。当时，遥远的、开放的、处于后贵族时代的美利坚共和国（American republic），表现出了革命性稍弱但政治上更加鼓舞人心的人文主义的民主理念。对此，政治自觉程度更高的欧洲人颇为着迷。

然而，将近一个世纪后，欧洲在由其自身充满矛盾的民粹主义而激发的战争中受到伤害。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得大众的政治觉醒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英国与法国殖民帝国的士兵征战海外后回到祖国，对政治、种族与宗教认同以及自身经济穷困状况有了全新的认识。与此同时，西方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西方的理念也由此得到传播，这使得欧洲殖民地的本土民众中的上等阶层，产生了极具吸引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

印度的尼赫鲁、巴基斯坦的真纳、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加纳的恩克鲁玛、塞内加尔的桑戈尔等，都是自己先经历了政治觉醒，此后逐渐具备了领导民众的政治号召力，最终领导各自国民实现民族解放。日本在进入20世纪时突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一员，这也刺激了中国的政治觉醒，而当时的中国正遭受欧洲列强的屈辱统治。在20世纪早期，孙中山在亲身观察日本自发的西方式现代化之后，开始了自己对振兴中华的追求；此时，另一位中国青年邓小平正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在遥远的巴黎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那两个世纪，大众传播技术革命与文化知识的普及，尤其是集聚程度越来越高的城市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使个人的政治觉醒转变成大众现象。19世纪，手册宣传以及定期发行的报纸的出现，开始提升民众要求政治变革的欲望。随着社会的中上层群体渐渐养成了定期读报的习惯，他们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对国家事务的政治讨论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20世纪初期，无线电广播的出现使得政治演讲能够传播到全国范围（想想希特勒的例子），同时也让民众对那些即使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件也有了更加生动的感受，由此将政治上被动、处于半隔离状态的人们，暴露在接连不断的政治喧嚣中。

最近兴起的全球电视、互联网等，让原本隔离的人群同整个世界相联，也增强了政治活动人士接触、调动数百万人的政治忠诚与热情的能力。20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将政治动荡转变为世界范围内学习街头战术的过程，原本相互孤立、地理位置上相互远离的政治派别，由此可以相互借鉴战术。尼泊尔的政治口号很快传播到玻利维亚，就像伊朗的颜色头巾被泰国借鉴一样；萨拉热窝悲惨遭遇的视频传到加沙，以及突尼斯的城市游击战术传播到开罗——这一切迅速在全球范围内的电视和电脑屏幕上播出。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经历迅速传播，促进了针对民众的政治煽动。

在一些国家出现了“青年膨胀”（youth bulges）的现象，即超出正常比例的年轻人群体，在获得文化和经济认同方面困难重重，而传播技术的革命使得这一群体更加“不安分”。这一群体通常受教育程度良好但没有工作，由此带来的挫败感和孤立感使得他们成为军事组织招募的理想对象。根据国际人口行动组织在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1970年至1999年间发生的民事冲突中有80%的事件都有“青年膨胀”群体的身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与更大范围内的阿拉伯世界中，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都有大量的青年人口，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却无法吸收这些人，因此他们很容易产生不满和好战情绪。正是在从埃及以东到中国以西的这一地区，加速的政治觉醒最有可能引发动乱。该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因年轻人众多而生成的“火药桶”。与此类似的危险的人口结构因素，在刚果、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也广泛存在。

今天的年轻一代对政治觉醒尤其敏感，因为互联网和手机将他们从相对封闭的本地政治现实中解放出来。而且他们还是最倾向于进行武力斗争的政治群体。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数量众多的大学生事实上很符合马克思提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工业化早期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不安分、充满仇恨的工人阶层，他们很容易接受意识形态煽动和革命动员。通过大众传媒而进行的政治口号宣传，可以将他们通常处于萌芽状态的情绪，转化为简单而又专一的行动计划与指南。越是能将他们的情绪与特定具体的仇恨和感受深切的热情联系起来，就越能在政治上动员他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关于民主、法治或宗教容忍的抽象口号反而更不容易引起共鸣。在一些情况下，带有摩尼教 色彩的宣传更具感染力，这些宣传集中关注民众在受到种族、民族或宗教等方面的屈辱后的具体反应，1979年的伊朗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宣传更好地反映了年轻人的感受，并将他们对报应甚至报复的渴望合法化。

2011年前几个月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发生的民众起义，极为生动地展现了加速的政治觉醒可能带来的巨大后果。此轮政治觉醒的特点是，不满的“青年膨胀”群体与日益发达的大众传播技术共同作用。这些起义的根源是年轻人对腐败、不负责任的国家领导阶层的不满。当地人对失业、政治权利被剥夺、长期施行的“紧急”法律等的不满，为爆发起义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几十年来一直能够安稳统治的领导人，突然间面对着从帝国统治时期结束以来一直都在孕育的政治觉醒。生活在中东地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但已觉醒的青年群体，再加上传播技术的革命，已经成为本世纪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现实。

初期阶段的政治觉醒最为急躁和暴力。这一激情由历史上长期压抑的自我正当性所激发。此外，初期的政治觉醒的特点在于，聚焦于民族、种族、宗教的认同，尤其是因反对备受厌恶的外国势力而产生的认同，而抽象的政治概念则不在此列。因此，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起初是由反对拿破仑的征服而催生的。19世纪，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晚期的政治动乱，起初表现为反抗外敌的愤怒，在20世纪前半段演变为扩张主义与军国主义。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义和团起义为起点，此后演变成民族主义革命与内战。

在当今的后殖民时代，新的政治觉醒群体有一种共同的历史背景——穷困、长期受外国统治、没有自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这些都被归咎为西方统治的结果。对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德国的殖民主义依然生动的记忆，激发他们把反对殖民主义的“尖刀”挥向西方。在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即使是那些痴迷于美国大众文化的众多年轻穆斯林，也极为仇恨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入侵和对以色列的支持，他们将之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进而使自己处于穷困状态的主要根源之一 ^[1] 。

有人在二战后对上述现象进行了一个前瞻性分析，结论是：“当今的文化非西方主义的共同且基本的要素是对西方世界强烈不满。” 塞内加尔诗人大卫·迪奥普（David Diop）在其诗歌《秃鹰》中写道：

在那些日子，

当文明一脚踹在我们的脸上，

当圣水拍打到我们杂乱的眉毛上，

秃鹰在它们尖爪的阴影里构建，

沾满血的保卫纪念碑……

这首诗体现了后殖民地区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反帝国主义情绪。如果针对西方的此类情绪发展成新兴国家里政治觉醒民众的共同思维，那么西方在21世纪初满怀希望地宣扬的良性的民主价值观，就将与历史擦肩而过。

全球政治觉醒带来的另外两个间接结果也值得注意。首先，全球政治觉醒意味着，西方国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技术领先的远征部队，对政治上被动、装备落后、各自为战的当地民众进行相对廉价的、一边倒的军事行动。19世纪，在中非国家抗击英国人、高加索抗击俄罗斯人、印第安人抗击美国人的战斗中，本土人同组织精良、装备先进的入侵者的伤亡比例为100比1。而政治觉醒的来临在当地人中间激发了更加强烈的共同使命感，大大提升了外国统治的成本。最近几十年里，斗志昂扬、坚持不懈、运用非传统战术的越南人、阿尔及利亚人、车臣 人、阿富汗人对外国统治的民众抵抗（“人民战争”），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意志与毅力的战斗中，技术先进的一方不一定取胜。

其次，政治觉醒的大规模传播，使以前竞争性世界政治中尚未出现过的一个维度，变得尤为重要，这个维度就是全球的体系性对抗。工业化时代开始前，以强大财政为后盾的军事实力（武器、组织、斗志、训练、战术领导力）是寻求统治地位的核心与决定因素，当时只需一场决定性的陆地或海洋战役就能解决问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由民众评判出的相对社会表现，已成为国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公元1800年之前，人们并不关注互为对手的法国与英国或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更不用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比较性社会统计数据——当时也无法得到这些数据。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比较对塑造公众认可的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地位而言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那些头号“主角”来说，更是如此。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以及如今的美国和中国。对不同社会条件的辨别意识现在十分平常。国际新闻和信息可迅速、大量地获取，众多社会和经济指标可为人们所用，地理上相隔遥远的经济体和证券交易所之间日益增加的互动，对电视和互联网的普遍依赖，这一切都促使人们不断对各主要社会体系的实际表现和未来承诺进行比较性评估。主要对手之间的体制竞争，目前不断受到审视。全世界当前都认为，这场竞争的未来结果尤其取决于美中两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相对表现——人们对其仔细衡量并且甚至提前几十年就进行预测。

由此带来的广泛效果是，以下几个因素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塑造世界：民众情绪的互动、集体观点，以及有关人类主观上不再愿意屈服于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特定地区所拥有的客观力量的矛盾叙述。因此，西方并未终结，但其全球优势地位终结了。这反过来强化了西方的未来角色对美国、美国的国内活力及其外交政策的历史适切性的主要依赖。美国体系在国内的运作情况如何以及美国在国外表现如何将决定西方在新的客观和主观全球背景下的位置和角色。这两个问题如今都还没有答案，它们的最终建设性解决是美国当前的独特历史责任。

因此，如果美国想继续扮演建设性的全球角色，那么美国体系的持续吸引力——至为关键的建国宗旨、经济模式的活力，以及民众和政府的良好愿望——至关重要。美国只有向世界表明其社会体系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才能恢复其历史势头，尤其是面对着对第三世界国家吸引力日渐增加的中国时，更是如此。例如，相较于英国，当美国在二战结束时将自己树立为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无可争辩的冠军时，美国就成了那些寻求通过自由企业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青睐的另一种选择。一个被其他国家视为正处于历史巅峰的国家，要想维护本国利益就没那么困难了。在这个新世纪，除美国的意识形态之外，尚未有其他明显的选择。虽然如此，但如果人们普遍将美国体系视为不实用的模式，那么中国的持续成功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会陷于危险。美国的历史性衰落会削弱欧洲的政治自信和国际影响力，欧洲将独自面对一个可能更加动荡的世界。欧盟面对人口老龄化、增长放缓、超过美国的公共债务等问题，并且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缺少作为一支主要力量采取行动的共同的“欧洲”雄心，所以，欧洲未必有能力取代美国曾经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或美国的全球性角色。

因此，欧洲对其他地区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模范。欧洲过于富有，令世界上的穷国感到遥不可及，欧洲吸引移民，但无法鼓励其他地区仿效。它在国际安全方面过于被动，缺少阻止美国采取已加剧全球分裂——尤其是与伊斯兰世界的分裂——的政策所需的影响力。欧洲过于自满，从其表现来看，似乎其中心政治任务就是成为世界上最舒适的养老地。它太难以改变，担心多种文化带来的多样性。因此，当世界权力等级体系缺少连贯性和对未来的共同远景时，地缘政治上的西方国家中，有半数不再积极确保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全球动荡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抬头可能成为西方意料之外的遗产。

有些悖论意味的是，这使得美国的自我复兴比以往更加关键。

本章注释：

[1] 2010年的一份皮尤调查结果显示，在土耳其、埃及、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17%、17%、21%、52%、17%。该调查还显示，当被问及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时是否会在“很大程度上”或“相当程度上”考虑到受访者所在国家的利益时，土耳其、埃及、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的受访者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分别为9%、15%、26%、19%、22%。
2008年一份针对西方人自私与傲慢形象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对象中，81%的印度尼西亚人、73%的约旦人、69%的土耳其人、67%的英国穆斯林、63%的埃及人、57%的德国穆斯林、56%的尼日利亚人、54%的巴基斯坦人、51%的法国穆斯林、50%的西班牙穆斯林将西方人同“自私”联系在一起。该调查还显示，受访对象中，74%的尼日利亚人、72%的印度尼西亚人、67%的土耳其人、64%的英国穆斯林、53%的巴基斯坦人、49%的埃及人、48%的约旦人、48%的德国穆斯林、45%的法国穆斯林、43%的西班牙穆斯林人将西方人同“傲慢”联系在一起。 5V+6DczYgv8lzuSBwqFiWxX5Ve04MXANrHDC592S5kvU0XhRqIPIITVnwBbw6r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