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亚洲崛起与全球权力分散

日本、中国和印度三个亚洲大国向着全球卓越地位的崛起，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权力排序，而且凸显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分散。这些亚洲国家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参与方，是二战后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因为它们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利用本国的人口优势。在1905年俄日战争中获胜后，日本在短暂时间内崛起为重要的军事力量，无可否认，这是亚洲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最早迹象。然而，在取得这场意外胜利后不久，日本开始奉行军国主义，但它于1945年的战争中被美国彻底击败，对军国主义的追求就此结束。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宣称要将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随后日本从二战的巨大破坏中复苏，其经济增长标志着亚洲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是亚洲未来前景的第一次重要预告。

稳定的和平式民主，国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接受，民众对重建受创的国家经济的决心，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为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创造了一种有利环境。以高储蓄率、中等工资水平、对高科技的有意专注和通过积极促进出口所带来的外资流入为基础，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5年的5000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2万亿美元。 不久后，日本的经济成就，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以及更民主的印度纷纷模仿的榜样。

在20世纪中叶，较为自鸣得意的美国民众最初对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新角色几乎并未注意。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美国公众的忧虑突然集中到日本身上。因为日本拥有一部和平主义宪法，并且是美国的坚定盟友，所以日本在地缘政治上咄咄逼人的姿态，并未刺激美国公众舆论。对美国公众舆论构成刺激的，是日本的电子产品以及随后的汽车产品明显控制了美国国内市场。大众传媒对日本购买关键美国工业资产（以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资产：例如纽约市的洛克菲勒中心）所进行的危言耸听的报道，进一步激起了美国的多疑症。美国人开始将日本视为经济和贸易大国，甚至是美国在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全球卓越地位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威胁。日本作为新“超级大国”成了夸张的媒体报道和煽动性的国会言论中令人胆颤的、被广泛引用的口号。面对“升起的太阳”，美国行将衰落，这样的学说为普遍存在的民众忧虑提供了学术依据。这种忧虑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增长乏力的“失去的十年”后才消退。

虽然对日本获得全球经济支配地位的担忧并无多少道理，但日本在二战后的复苏令西方觉醒，使其意识到亚洲扮演重要经济政治角色的潜力。该地区的经济成功，尤其是韩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试图建立出口驱动型经济的类似努力，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到2010年，曾经贫穷的韩国的总统能自信地宣称，他的国家做好了在全球经济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准备；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首尔甚至在2010年主办了一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同时，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成为经济成功和社会发展的鲜活例子，它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增长率，大大高于西欧经济体在二战后复苏时期的增长率。

但这些只不过是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力量排序方面最剧烈变化的前奏，21世纪头十年，中国迅速崛起，跻身于世界大国的前列。这一崛起的根基可追溯到几十年前，从100多年前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发起的对国家维新的探索开始，到几十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达到顶峰。虽然毛泽东倡导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具有破坏性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多年中阻碍了中国的崛起，但1978年邓小平大胆推行改革，使中国对外“开放”，使其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经济增长轨道，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起飞由此开始。中国的崛起不仅标志着西方“一家独大”的终结，也标志着全球权力中心的相应东移。

中国国内政策的重新定向，恰逢重大的地缘政治调整，即中国与苏联分裂。中苏的日渐疏远和日益加剧的敌对，在20世纪60年代公开化。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拉拢中国加入对抗莫斯科的共同阵线的独特机遇，1972年总统尼克松首次对这一机遇进行了探索，后来1978年总统卡特令其开花结果。在随后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再面临潜在的苏联威胁，得以将资源集中用于国内发展，中国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堪比西方在上个世纪的情形。虽然西藏和新疆所带来的内部民族挑战仍旧存在，1989年发生了重大国内政治动乱，也存在着带来痛苦社会影响的城乡发展不平等现象，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然而，这些最终也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地缘政治担忧。有关中国“拥有”美国的口号，重演着早些时候有关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购买美国工业资产和房地产的喧嚣。到2010年，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超级大国，这种过度反应令人想起早些时候日本的例子。

促使全球权力分布格局日渐东移的另一个因素是，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近年来走上世界舞台。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也是一个抱有全球野心的国家。当今的印度是民主自治、社会严重不公、经济活力和普遍政治腐败的复杂混合体。因此，它作为世界事务中一支力量的政治崛起落后于中国。印度因共担所谓的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角色而备受瞩目，这些国家都反对冷战，包括古巴和南斯拉夫 等一批中立，但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国家。印度与中国在1962年的短暂军事冲突以印度失败告终，这次冲突只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印度1965年和1971年与巴基斯坦两场战争的军事胜利得到弥补。总的说来，直到不久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是一个看待世界事务时抱有强烈道德观念，但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影响力的国家。

由于两方面重要变化的影响，这种看法开始改变。这两方面重要变化包括印度分别于1974和1998年公然测试了自己的核设施和核武器，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快速增长。印度的自由化改革——包括放开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管制、支持私有化——正在将一个乏力笨重的准社会主义经济体，变为一个以服务和高科技为基础的更有活力的经济体，从而使印度走上了与日本和中国相似的出口驱动型增长轨道。虽然印度的国内弱点（从宗教、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到受教育比例低、社会严重不平等、农村不安定以及基础设施陈旧）仍旧存在，但到2010年，一些人甚至将人口开始超过中国的印度，视为挑战中国正在形成的亚洲政治支配地位的潜在对手。

提升印度在全球影响力的雄心勃勃的战略远景，和印度在地区内的地位至高无上的信念，驱动着印度的政治精英。美印关系在21世纪头十年逐渐得到改善，这进一步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声望，满足了它的野心。然而，正在酝酿的印巴冲突，仍是导致印度无法将精力集中于更大地缘政治抱负的重要因素，这一冲突包括一场印巴为在阿富汗获得更大影响力而展开的“代理人”竞争。因此，印度的外交政策精英认为印度不仅是中国的对手，而且已经是世界超级大国之一，并没有认清现实。

尽管如此，中国作为美国在经济方面的挑战者，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富有的日本作为美国的太平洋盟友出现在国际舞台，这些不仅大大改变了全球权力排序，而且凸显了权力的分散。这会带来一些重大风险。这些亚洲大国目前没有（过去也没有）像冷战期间的大西洋联盟那样在地区范围内结盟。它们是竞争对手，因此在某些方面可能与欧洲大西洋大国在殖民时期与后来的陆上争夺时期的情形相似，这些国家在那个时期为获得地缘政治优势而进行的争夺，最终以一战和二战所带来的破坏告终。这种新的亚洲竞争有时可能威胁地区稳定，这一挑战因为亚洲大国人口众多并且其中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可能带来更大的破坏。

无可否认，从前欧洲大国的跨洋帝国竞争，与目前亚洲大国之间的竞争存在一项根本区别。亚洲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并不争夺海外帝国，但对欧洲来说，对海外帝国的争夺使“远距离碰撞”升级为大国冲突。亚洲国家之间的地区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亚太地区内部。然而，这些冲突即使仅限于本地区范围（例如岛屿、海上航线或水域问题方面的冲突），也会波及整个全球经济。

当前权力分散的更直接风险是一种可能很不稳定的全球等级制度。美国仍占据显赫地位，但因为其国内外挑战的复杂性，美国领导角色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越来越在全世界受到质疑。然而，从传统意义权力的每一个重要的有形方面（军事、技术、经济和金融）而言，美国仍无可匹敌。美国拥有规模最大的国民经济，最大的金融影响力，最先进的技术，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军事预算，能迅速部署在国外、实际上也能部署在全球的武装力量。这一现实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仍是目前国际生活中的现实。

欧盟可以努力成为世界第二，但这需要一个外交政策统一和防御能力共享的更有力的政治联盟。但对西方而言不幸的是，冷战后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为欧洲“联盟”并未带来真正的联盟，而是名不副实；实际上，这个名称早该彻底改变。早先规模更小的西欧“共同体”，比后来几乎包括整个欧洲的规模更大的“联盟”在政治上更为团结，后者的团结借助的是部分国家采用共同货币，但却没有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中央政治权威或共同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欧盟是一个主要的全球参与方；它的人口和对外贸易远超美国。然而，欧洲仍然只能在半统一的西方当中，通过其与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联系，更具体的是通过北约的联系，充当美国的低级地缘政治伙伴。欧盟本来可以将全球权力与全球体系的有关方面相结合，但自它们的帝国最终崩溃以来，欧洲大国选择将代价更高昂的维持全球安全的任务留给美国，以利用它们的资源来创造一种由社会提供安全保障（从摇篮到提前退休）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所需资金来自无关经济增长的日益庞大的公共债务。

因此，欧盟在全球舞台上不是一支主要的独立力量，虽然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拥有残留的全球地位。英国和法国自1945年以来就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同那些国家一样，它们也拥有核武器。然而，英国仍对欧洲统一保持警惕，而法国则对自己的更大的全球意图不甚确定。德国是欧洲经济的引擎，出口能力与中国不相上下，但仍不愿在欧洲以外承担军事责任。因此，虽然欧盟作为一个集体目前有很多弱点，但这些欧洲国家却也只有作为这个更大“联盟”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全球影响力。

相比之下，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势头，在清楚的国家利益驱动下做出果断政治决策的能力，相对而言不受那些有可能削弱其力量的国外承诺的牵绊，其军事潜力逐渐提升，再加上全世界都认为它不久将挑战美国至高无上的全球地位，这些因素都表明，中国理应在当前的国际等级体系中居于仅次于美国的位置。中国越来越自信的表现是，中国的国家媒体频繁间接地提到，世界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与美国争夺全球支配地位的竞争对手，虽然中国面临仍未解决的国内遗留问题：城乡不平等，以及民众可能会对绝对政治权威十分痛恨。

除前两名之外，其他大国的排序无法做到准确。然而，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以及欧盟的非正式领袖：英国、德国和法国，一定榜上有名。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排在前列，这主要是因为该国石油和天然气丰富，并且仍是仅次于美国的核大国，虽然其军事力量因国内经济、政治和人口阻碍因素而被削弱，且该国东西两面都面临经济实力远超自己的邻国。如果没有核武器或一些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就不会高居全球地缘政治权力金字塔的上部。在经济上，俄罗斯远远落后于日本。如果日本做出寻求更积极国际角色的战略选择，它的地位就会超过俄罗斯，成为主要的全球参与方。印度在地区内果断自信，在全球雄心勃勃，它新近跻身人们所设想的榜单上的前列，但其步伐因为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近邻的战略对抗及其各种社会和人口弱点而受到阻碍。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已经要求在二十国集团内参与全球经济决策，渴望分别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扮演地区领导角色。

前文已经指出，当前全球精英的上述构成情况，代表了国际权力分布由西向东的历史性转移以及在世界四个不同地区的分散。从积极意义上说，欧洲大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已经结束。这些新的权力现实更能代表世界的多样性。一个排外的西方俱乐部——由英国、法国或美国支配——可以聚集在维也纳会议、凡尔赛会议或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分享全球权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考虑到当前更多样的、地理上更分散的10个主要国家之间根植于历史的对抗和地区竞争持续存在，这一新事态也凸显出整个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一些挑战甚至可能关乎人类存亡——越来越多时，在全球决策中达成一致更加困难。

新的主要国家榜单最终能保持多久，目前还远不能确定。人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仅在1910年到2010年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权力等级序列发生的重大改变不少于五次，除第四次外，这些改变都表明了西方全球卓越地位的分裂性衰落。第一次，在一战前夕，英法两帝国支配全球，与之前不久被正在崛起的日本击败的遭到削弱的沙俄结盟。雄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得到衰弱的奥匈帝国和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支持，在欧洲内部对英法构成了挑战。工业上充满活力的美国虽然一开始处于中立地位，但最后对英法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第二次，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英国似乎在全球出类拔萃，虽然美国显然正在崛起。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迅速重新武装起来并且修正主义思想日益浓厚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已经在谋划改变现状。第三次，欧洲因二战而遭到破坏，二战随后又导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长达40年的冷战，这两个国家的力量都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第四次，苏联最终在冷战中“战败”，从而带来了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支配世界事务的短暂单极局面。第五次，到2010年，包括日益壮大的亚洲国家在内的一种更复杂的新权力格局，伴随着美国仍旧占据的支配地位，正在明显地形成。

这些权力转移发生频率之高，标志着全球权力分布格局变化的历史性加速。在20世纪之前，一个主要国家的全球卓越地位能维持100年左右。但随着自觉的政治激进主义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政治形势更加多变，全球卓越地位也更加难以维系。西方在整个20世纪仍在全球占据优势的事实，不应该掩盖另一项事实，那就是西方内部的冲突破坏了其曾经拥有的支配地位。

的确，直至今日，美国当前的国际领导地位能否持久无法确定，欧洲在世界事务的中心角色的终结以及欧洲在政治上的无能，俄罗斯对自己无力扮演的全球领导角色的怀念，人们对中国不久可能登上全球至高无上地位的推测，印度对成为世界大国的急切渴望及其国内外弱点，以及日本仍旧不愿将其全球经济影响力转变为政治上的咄咄逼人姿态，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反映了一种现实：全球领导阶层基础更广泛但更缺少凝聚力。 z9fw7xbjQ7gpoM9yk4iD/DFpUzJ3nm5Jf7cIxhyhpkcZsQkozd8YC71yKrw5v6Q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