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大国的出现

在全球居支配地位的大国的概念，是近年来的一项历史发展。千年来，人们居住在与外界隔绝的社区，并没有意识到有更远的邻居存在。迁徙和与外人的偶发冲突是在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环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遥远的地方有“他人”存在的早期模糊意识渗透进人类的意识，只不过是近800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发生的事情。这种渗透的途径，最初是远征探险和为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区域绘制地图，后来则是殖民和大规模迁徙。最终，这些知识导致了帝国对抗，从而又带来了两次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破坏性战争，此后又引发了全球整体性的冷战对抗。近年来，太空探测更加深了人们对地球相对之“小”的新认识，夜间从外太空拍摄的图片，展示了城市化的人类所在的灯火通明的聚集区——尤其是通常所说的西方，与更暗、技术较不发达但人口越来越稠密的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生动对照。

位于北大西洋沿岸的西欧国家是最先开始自觉地、积极地探索整个世界的国家。它们的驱动力来自强有力的组合因素：航海技术进步，对传教的热情，君王和个人对荣耀的憧憬，以及不折不扣的物质贪欲。它们在近500年的时间里控制了远离本国陆上大本营的领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当初领先一步。西方的地理范围由此扩大了——早先通过征服，后来通过殖民定居，从欧洲的大西洋沿岸扩展至西半球。葡萄牙和西班牙占领了南美，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如法炮制。南北美洲摆脱欧洲统治最终获得政治独立后，欧洲移民大规模涌入西半球。与此同时，西欧大西洋沿岸的临海国家也将触角伸向了印度和太平洋，统治了今天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中国的部分地区以教导者的角色存在，瓜分了几乎整个非洲和中东，占领了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加勒比海的几十个岛屿。

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和政治扩张的结合使得北大西洋地区的欧洲国家在全球许多地区占据政治支配地位（在这方面，它们的帝国版图与更早期的，但从本质上来说与外界隔绝且领土相连的区域帝国根本不同——例如罗马、波斯、莫卧儿、蒙古、中国或印加帝国。每个帝国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对世界其他地区知之甚少）。从17世纪到19世纪，沙俄大规模扩张其陆上帝国，但它同样只吞并了临近区域，除了在一段短暂时间内吞并阿拉斯加外。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和东南欧地区的扩张也是如此。

但在大西洋沿岸的欧洲海上强国实施全球扩张的同时，它们之间的长时间冲突，削弱了其相对于欧洲大陆和北美的新兴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16、17世纪低地国家 和德国省份的长时间战争所带来的物质和战略成本，耗尽了伊比利亚人的力量，与此同时，在17世纪末，面对英国在海上以及邻国法国在陆上的势力增强，荷兰的卓越地位开始衰落。到18世纪中叶硝烟散去时，在对帝国统治地位的争夺中，英国和法国成为仅存的竞争者。

19世纪，它们对殖民地的跨洋争夺扩展为对欧洲本身的支配地位的争夺，20世纪初又演变为反对一个崛起的欧洲陆上大国——德国——的联盟，德国并非出于巧合也参加了全球殖民竞争。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受到严重破坏，陷于分裂，士气低落。的确，在1945年后，一个欧亚陆上大国苏联成功成为欧洲的地理中心，似乎准备着像约700年前的蒙古帝国那样进一步向西扩张。

与此同时，在北大西洋对岸，美国在19世纪幸运地隔绝于欧洲各国围绕欧洲大陆和更大范围的帝国疆域而进行的毁灭性的对抗之外，一直致力于发展工业和军事实力。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在遏制德国力量在欧洲的优势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美国避免了自己陷入那些冲突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和伤亡。而且，美国在二战结束时令人羡慕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状况为其带来了一种新的地位——全球卓越地位。因此，随后的美苏冷战促使重新定义的横跨大西洋的西方出现，这个西方依靠美国，因此也受美国支配。

美国以及独立的西欧残余国家——以遏制苏联的共同目标以及相似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意识形态取向为纽带联系在一起——成为重新界定的大西洋世界的地缘政治核心，出于防守目的，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面对横跨欧亚的中苏集团如何谋求生存上。随着跨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创立，这一纽带在安全领域得以制度化，而力图加速战后复苏的西欧，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走向了经济一体化，这个组织后来演变为欧盟。但相对于苏联而言仍十分脆弱的西欧，几乎正式成为美国的保护领地，也非正式地成为其经济金融属地。

然而，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是这个跨大西洋的处于守势的西方突然成为在全球居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在东欧苏联集团两年前分裂之后的1991年，苏联解体，其原因包括如下几个因素：社会疲倦、政治无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失败、西方军事遏制与和平的意识形态渗透的成功外交政策。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延续半个世纪的欧洲分裂的结束。从全球意义上说，它也突出了欧盟自身作为主要的金融和经济（可能甚至是军事/政治）力量。因此，正走向一体化的欧洲仍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国联系紧密——那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以及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最富有的经济体，21世纪前夕的大西洋西方似乎做好准备，迎接一个西方在全球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新时代。

这一在全球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金融和经济框架已然存在。即使在冷战期间，由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经济的非凡活力，它们相对于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苏联，拥有明显的金融和经济优势。因此，尽管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但这些大西洋国家成功地通过一个正在形成的合作性国际组织框架——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联合国本身，使其在全球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得以制度化，从而似乎强化了一种令其卓越地位可以持续存在的全球框架。

西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这段时期也有所提升。西方将其颇具吸引力的人权和政治自由的远景投射到了中欧和东欧，从而使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守势。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和西方世界发现自己与人类尊严、自由和繁荣等在全球颇具吸引力的原则普遍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虽然西方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大于以往，但其地理控制范围在二战刚结束时实际上缩小了。西方帝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力量大大削弱，而新获得支配地位的美国拒绝继承其欧洲盟友的帝国遗产。罗斯福总统并未隐藏自己的想法：美国在二战期间对欧洲解放的承诺并不包括恢复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或葡萄牙的殖民帝国。

然而，对殖民主义的坚决反对，并未妨碍罗斯福决心为美国在关键中东产油国赢得有利可图地位的贪婪的美国政策。1943年，罗斯福总统指着一幅中东地图直言不讳地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波斯的石油是你们的。我们共享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那是我们的。” 美国随后就开始了对这一地区费心费力的政治参与。

欧洲帝国的终结更多的是其殖民对象越来越不安于现状的结果。民族解放成为它们的斗争口号，而苏联的意识形态甚至还有军事支持，使得镇压的代价非常高昂。新的政治现实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老牌殖民帝国的解体不可避免。

英国在尚未面临迫使其撤出的压力之前，就明智地从印度撤出，后来又从中东撤出，但英国留下的宗教与种族暴力，导致了印度的巨大人类悲剧，和到了今天仍在困扰西方的棘手的中东地区巴以政治冲突。在美国的鼓励下，英国随后半自愿地撤出了在非洲的殖民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选择留下来斗争——但他们失败了。法国亦然，它先在越南，后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两场血腥的殖民战争，均以失败告终。葡萄牙在压力之下撤出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西方国家的地理范围因此缩小了，但与此同时，其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提升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全球影响扩大了。

与此同时，因受冷战之雾遮蔽，公众并未意识到，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分布方面的更基本的转变也在发生。最终，这带来了国际体系中的一种新权力等级，作为2007年底的金融危机的后果，这种权力等级第一次更加明显地展示出来。这场危机说明，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现在不仅需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是整个西方的力量，而且需要迄今为止还被认为没资格参与全球金融经济决策的国家的力量。

上述新现实得到实际的认可是在2008年。来自亚非拉的新成员加入了八国集团，该集团此前一直是排外的、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的金融决策者俱乐部。这一集团将此前狭小的圈子转变为在全球更具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这一转变的象征是，2009年在美国举行的首届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最重要的领导角色分别由美国和中国扮演。

这些事件的累积效果是，使得一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不言自明：全球力量和经济活力的重心因而会相应地由大西洋向太平洋、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确，经济史学家提醒我们，实际上，亚洲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份额，在大约18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遥遥领先。直到1800年，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总额中仍约占60%，相形之下欧洲只占30%。1750年仅印度的份额就占25%[根据印度前财长贾斯旺特·辛格（Jaswant Singh）提供的数据]，与美国目前的份额相近。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猛增的工业创新和渐趋成熟的金融体系所支撑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亚洲在全球的份额急剧下跌。例如，到1900年，在英国的长期帝国统治之下，印度的份额缩小到仅为1.6%。

在中国与在印度一样，英国帝国主义紧随英国商人而来。后者通过购买中国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而积累了高额货币赤字，他们试图依靠向中国进口商出售鸦片进行补救。随后，北京禁止进口鸦片并限制外国商人入境的迟来努力，引发了两次武装干涉，第一次是英国的干涉，第二次是英法的干涉，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急速衰落。

中国和印度曾拥有卓越的经济地位。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令一些人认为，亚洲当前的经济崛起，从根本上说是回归了久远之前曾持续很长时间的常态。但有很重要的一点值得注意，亚洲早期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优势，是在世界各地区基本上相互隔绝、经济往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经济联系所涉及的贸易主要以易货为基础，商品主要在少数几个港口（尤其是印度的加尔各答）进行交易或由定期缓慢经过丝绸之路的商队运送。持续互动、日益互依的全球经济当时并不存在。

因此，亚洲过去那种虽然从数据上看令人印象深刻但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向外投射。15世纪初，中国走上了大力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道路，而在更早的时期，中国甚至也没有利用其商业船队和海军的技术优势，来确立自己的政治影响范围。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拥有巨额财富，但缺少政治凝聚力或对外野心。的确，亚洲政治力量向西投射的唯一重要例子发生在蒙古人成吉思汗执政时期，他领导的那些马背上的武士开拓了庞大的欧亚帝国。然而，他们是从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很低的国家奔驰出去的，这也证明了在当时军事实力并不会因为经济衰弱而受阻。 bMDIhVLAf3mcmvmhKjEYC89dWpWH+j++uJTXp7eu38ZTvGBwaqRuPe074shNYc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