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世界相互影响和依存。事关人类生存的各种问题破天荒地第一次开始令传统国际冲突的重要性相形见绌。不幸的是，主要大国尚未采取全球合作的方式来应对人类福祉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全新挑战——包括环境、气候、社会经济、营养和人口等。没有基本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实现必要的全球合作的任何努力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诚然，全球力量分布的不断变化与人民大众的政治觉醒，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加剧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波动。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提升，以及其他新兴大国——例如俄罗斯、印度、巴西——围绕资源、安全保障和经济优势等相互竞争，发生误判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在此情况下，为在全球舞台上开展建设性合作，并满足越来越躁动不安的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渴望，美国必须谋求奠定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基础。

有鉴于此，本书寻求回答四个主要问题：

1.全球力量分布由西向东转移会带来哪些影响，而人类政治觉醒的新现实又如何影响力量分布的转移？

2.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为何衰落，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衰落有什么具体表现？美国如何浪费了冷战和平结束所提供的独特全球机遇？从相反的角度看，美国在恢复活力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必须重新确定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方向，以重振美国的全球作用？

3.倘若美国真的走向衰落，不再占据全球超群地位，这可能会带来哪些地缘政治影响？这一衰落几乎立即影响到的地缘政治受害方会是谁？这对21世纪全球性问题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到2025年能否承担起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4.展望2025年之后，重新崛起的美国应如何界定其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怎样才能与传统上的欧洲盟国一起寻求与土耳其和俄罗斯保持接触，以构建一个更大和更加生机勃勃的西方？同时，美国怎样才能平衡其在东方的两个战略目标，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密切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在亚洲的建设性作用既不应完全以中国为中心，也不应卷入亚洲的危险纠葛？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本书认为，今后美国仍将在世界上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由于全球力量分布的不断变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冲突，美国更加有必要避免退缩到一种无知和闭关自守的心态，或者沉溺于自以为是的文化享乐主义之中。这样的美国可能会使不断演变的、重心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世界，面临越来越黯淡的地缘政治前景。世界所需要的是经济上充满活力，社会具有吸引力，强大而且负责任，具有战略意识，在国际上受尊重，以及在与新的东方保持全球接触方面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美国。

形成这样一个胸怀全球的美国的可能性有多大？今天，美国对历史抱有的情绪是不安的。美国行将衰落的历史必然性，是知识界的时髦观念。然而，这种间或出现的悲观情绪既不新奇，也不会自我实现。二战结束后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20世纪是“美国世纪”。但就连这种看法也没有阻止对美国长远未来感到不安的阶段的出现。

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美国人对自己在和平竞争和战略性武器两方面的前景感到忧虑。而尼克松时代美国未能在越南取得有意义的胜利时，苏联领导人也自信地预测美国的灭亡，而对历史感到悲观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则寻求缓和美苏关系，以换取维持四分五裂的欧洲的现状。但是，事实证明美国更有韧性，而苏联体系则最终崩溃。

到1991年，在苏联阵营与苏联自身先后解体后，只剩下美国卓然而立，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不仅20世纪，甚至21世纪看来也注定是美国世纪。克林顿和小布什这两位总统均信心十足地如此断言。对于他们的看法，学术界也以这样大胆的预测做出了响应：就有关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的相对优越性的理论论战而言，冷战的结束实际上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不仅被宣布为决定性的，而且被宣布为板上钉钉的。由于自由民主制度最初是在西方繁荣发展的，所以暗含的论断是，从此以后，西方将成为全世界的定义标准。

然而，这种超级乐观的情绪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始于克林顿时代并在小布什总统当政期间延续的自我满足和取消管制的风气，在世纪之交导致了一次股市泡沫破灭，并在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导致了一场全面的金融崩溃。小布什总统任期中代价高昂的单边主义导致了中东长达10年的战争，以及总体而言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脱轨。2008年的金融风暴几乎使一场灾难性的经济萧条加速到来，从而促使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突然认识到自己在未受管制的贪婪面前的系统性弱点。此外，在一些亚洲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令人费解地混合在一起，但显示出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能力。这反过来促使人们对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地位的前途，表现出新的不安情绪。

实际上，濒临解体的苏联和21世纪初的美国有若干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政府体系日益陷于瘫痪，不能认真地实施政策调整，所以苏联实际上把过大比例的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到与美国长达几十年的军事对抗之中，从而使自己陷于破产。而10年之久的征服阿富汗的努力带来的额外代价，又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不出所料，它没有能力维持与美国在尖端技术部门中的竞争，因而进一步落后；苏联经济栽了跟头，与西方相比，社会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执政的共产党阶层对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严重麻木不仁，同时假惺惺地掩盖自己的特权生活方式；最后，在对外事务中，它变得越来越自我孤立，与自己一度的主要欧亚大陆盟国中国之间，也形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敌对关系。

这些类似的情况即使言过其实，但也强化了美国必须自我革新、追求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政治远景的必要性。这种远景要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所构成的挑战。只有一个生机勃勃、具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才能与即将统一的欧洲共同促成一个更大和更有生命力的西方，使西方能够成为崛起中且日益自信的东方的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否则，地缘政治上陷于分裂、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就可能会陷入一种历史性衰败，令人回想起19世纪中国令人耻辱的无能局面。与此同时，东方则可能会受到诱惑而重蹈20世纪欧洲自我毁灭的相互角力的覆辙。

简言之，全球力量危机是诸多因素累积作用的后果。这些因素包括：世界的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动态转移；全球政治觉醒的骚动不安的现象加速出现；美国从1990年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以来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欠佳表现。上述情况对一些濒危国家的生存、全球公共领域的安全以及全球总体稳定，构成了严峻的长期风险。本书旨在勾勒出直到2025年以后所需要的战略远景。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