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包括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作这样的尝试，而它的标题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1992年10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士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卢森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中国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1994—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带相当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扎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彼得·琼和克里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斯·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至于她几乎一定把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恩·考克斯，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书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成书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加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