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9世纪古代国家形成以来，俄罗斯文化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交汇之地，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
9世纪初，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里亚基人来到东斯拉夫人生活的东欧平原，参与和影响了东斯拉夫人从蛮荒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他们开辟的著名商道“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促进了一连串古代罗斯城市的建立和繁荣。9世纪中叶，瓦里亚基人部落首领留里克到诺夫哥罗德称王。882年，留里克的继承者奥列格征服基辅，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
9—10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南面，隔着黑海，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贸易和战争，使得基督教文明潜移默化渗入罗斯。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开始了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艺术方面，而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直到13世纪初期被蒙古征服以前，基辅罗斯内部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亚基人的军事组织体制与罗斯土著的“韦彻”制度的结合为基础的。
13世纪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罗斯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东方因素被植入了罗斯社会和文化之中。1328年起，莫斯科公国的王公被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汗的代理人，为汗征收贡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世纪，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未改变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东方化进程。沙皇政权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公国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是，16世纪的时候，一个对于俄国历史来说意义重大的新因素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在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俄国经济衰败，政局不稳，多次遭受西方邻国的侵略，被动挨打，蒙受耻辱，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对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国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目标、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但改革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
但是，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而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奴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农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
农民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社会结构的重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迫使沙皇政权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沙皇政权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国民教育、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改革所达到的程度和产生的影响：一是1878年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行刺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并致其重伤，但有陪审团和律师的法庭宣判其无罪并当庭释放；二是1881年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前已经决定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这将是未来议会的雏形。
但政府实行的改革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致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快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对权力的支配地位与要求立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其次是19世纪末叶俄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
人口的增长放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再次是19世纪末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造成了俄国农村的普遍饥饿。各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绵延不绝。“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
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在政治领域，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而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它对社会采取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立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革命派别结成了联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欢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
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
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俄国朝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是，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10月17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推行的改革，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解决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不公正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快，农民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贵族地主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顽强反对，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
斯托雷平于1911年9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这一事件表明，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是很难缓和的。但斯托雷平改革还是对俄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作用。“大约从1908年开始，俄国走出了革命危机，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虽然俄国在经济上依旧落后于欧洲大国，但农业改革扫除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经济进步打开了新的前景。城市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有了显著增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明显扩大，可以通过工会、合作社、保险公司等维护自己利益。在大城市里面，廉价剧院、赌场越来越多，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国民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新兵的识字比例从1875年21%提高到1913年的73%。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思想的探索十分活跃，造型艺术、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走上了新路，尝试着新的形式。这些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斯托雷平被刺身亡之后，政权的改革陷于停滞，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
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作出的反应。1911年开始，俄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趋于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了普遍的罢工抗议浪潮，其中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具有分散的、地方的和局部的性质，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1909—1913年，俄国工业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比19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速增长时期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
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他们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
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在知识阶层中，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也在蔓延。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加剧了战前的政治危机。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对社会和政治运动加强了高压态势。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运动的温和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认为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立宪民主党左翼领袖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尖锐矛盾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在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局面，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机器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马和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而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而同期的物价要比1914年增加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其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党的接近。进步党很重视实业界与知识界的联合，而立宪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意识到，必须以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来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
自由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了加强同革命力量联合的主张。1915年秋，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诺瓦洛夫与该委员会中的工人团及其领袖格沃兹杰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接触并达成某些妥协，有关的活动为形成“革命护国主义者”联盟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在建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义政党为主、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成立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聚集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开表示，进步同盟的意义在于解决政权问题。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在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科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科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科夫谴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宪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要求党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党接近”，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全俄社会力量的指挥部”，组织同政权的斗争。
1916年秋，前线战局恶化，经济面临崩溃，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涨。在11月1日杜马年会开会时，杜马主席罗将科接受了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要求成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的请愿书。在宣读了杜马多数派声明之后，米留可夫、舒尔金等发表了演说。米留可夫强烈谴责现政府背叛俄罗斯民族利益，宣称“我们对这个政权能否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已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所作的纠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在我们和这个政权之间，鸿沟正在扩大并变得不可逾越。除了争取现政府垮台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别的任务”，“为了数百万牺牲的生命，为了流淌成河的鲜血，为了我们对于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政府负起责任为止”。
米留可夫的演说在杜马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演说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单行本和口头方式迅速传播。警察机关的报告指出：“立宪民主党最近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政治影响，其领袖成了真正的时势英雄。”进步同盟领导人的言论促进了反政府情绪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出了革命的信号。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尔梅尔的职务。
1916年末，局势的危急甚至促使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在沙皇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后，保皇派集团刺杀了权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京。进步联盟首脑也曾参与此事，试图借此迫使沙皇让步并防止革命发生。在对尼古拉二世失望之余，一部分自由主义活动家开始与军方接触，积极准备发动政变。到1917年初，政变“阴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宫廷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革命运动、自由主义运动及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士要求改变政治方针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权陷入了全面危机，为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1917年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极端表现。在沙皇政权不能继续以主动的改革来缓和矛盾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开辟发展道路的方式。俄国近代以来失衡的结构、斯托雷平体制后形成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矛盾的激化和事态的发展，这些因素的结合酝酿了1917年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