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斯大林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被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不是像后来所说的在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的）。他于1913年2月被捕，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此后直到1917年3月足足沉寂了4年之久，《斯大林全集》中没有这一时期的任何文章。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重新开始活跃的革命活动。这时候，斯大林并不是列宁方针的积极拥护者。由他和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在基本方针上动摇不定，如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加米涅夫发表文章，号召士兵“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也就是说号召继续进行战争。而斯大林在《论战争》中认为，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出路在于“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
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在政治舞台上不过是一个暗淡的、没有光泽的斑点。”
1917年4月4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第一次宣读《四月提纲》，会上发言支持列宁的只有柯伦泰。由此可见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态度。列宁在9月建议举行武装起义，中央委员会置之不理，为此列宁甚至提出辞职表示抗议。没有材料能够证明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在武装起义之前，斯大林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真理报》和某些组织工作，由于不善于鼓动讲演，他很少在群众集会上露面。
在整个准备和举行武装起义过程中，斯大林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十月革命的目击者、著名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所著《震撼世界的十天》，没有关于斯大林在此期间活动的记载。
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中，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按照列宁1921年3月给越飞信中的说法，三年半来斯大林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胜利之初，由于中央委员们都忙于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很难召集全体开会议事，所以设立了一个中央常务局，处理各种紧急事务。其成员为斯大林、斯维尔德罗夫、列宁和托洛茨基四人，但同时规定，在决定问题时必须吸收在斯莫尔尼宫的所有中央委员参加，因此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设置。
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经常受命去各战线，是“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他的突出特点就是不断同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发生冲突，抗拒托洛茨基的指挥，为此列宁不得不多次出面调停。
总的说来，从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再到经济建设初期，斯大林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就知名度而言，当时的排名大体上依次是：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以后才轮得上斯大林。在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的得票数总是落在他们之后。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国务活动上，无法分身处理党务。好在有斯维尔德洛夫挑起了这副担子，担任了中央书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有过人的记忆力，非凡的组织能力，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这是俄共无可挽回的损失。列宁说，“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俄共决定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个人的才能上，下决心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凭借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工作。俄共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前两个机构是新设的，书记处是在原有基础上改组的。
斯大林。（新华社稿）
先说一下“书记”的来源。书记一词的俄文是Секретарь，按字典的解释是：（1）处理机关团体或个人业务信函、公文的人员，也就是通常的秘书。（2）会议的记录员、书记员，也就是文书。（3）选举出来的组织领导人（通常是政党），即现在党的书记。前两释义是此词的本义——秘书，文书，第三种释义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俄共当年设书记一职的本意是强调这不是官职，仅仅是从事文案工作、处理来往公文、信函的秘书工作。不过发展到后来，书记作为秘书、文书之类的称呼同大权在握的官方身份有点不相称，于是Секретарь一词的概念就一分为二，在中文里，一个是专管办文、处理日常事务的，仍称“秘书”，一个是掌握权力的长官，称“书记”。俄文用的还是同一个词。
从苏共书记职能的演变也可以看到词义的上述变化。
书记处设立得较早。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8月6（19）日设立了书记处。当天的会议记录写道：“工作的组织部分由书记处负责，应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的成员为：捷尔任斯基、越飞、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和斯塔索娃。”
按照《苏共中央通报》的说法，那时书记处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集体组织，而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小组，中央委员们通过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书记处组织党的情报信息系统，调节党员干部的分配，从事中央委员会的通信联络工作，统计和监督党的资金，以及执行其他组织职能。
俄共八大之前实际从事书记工作的只有两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
1919年1月16日首次设立组织局，成员为弗拉基米尔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
政治局的设立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917年10月10（23）日为政治上领导武装起义而成立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成立这样的组织，是事后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写上去的，就是说，是1924年“组建”的！
把反对武装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入“政治局”，是斯大林对他俩卖力反托洛茨基的奖赏。
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其他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发言权。政治局就紧急问题通过决定，每两周向中央例行全会报告工作。由此可以看出，1917年建立的由4人组成的处理紧急事务的中央常务局已被政治局取代。组织局也由5名委员组成。每一位组织局委员主管相应的一个部的工作。组织局每周召开会议应不少于三次。组织局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和5名技术书记（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组成，斯塔索娃任责任书记。书记处下设立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此决定写入1919年12月通过的党章。
八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是：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组织局委员是：别洛博罗多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和斯塔索娃。书记处由斯塔索娃担任责任书记。
1920年4月5日俄共九大后的中央全会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为中央书记。他们同时也是组织局委员。十大后担任书记处书记的是米海伊洛夫、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921年正式确定：“书记处的决定，如组织局委员中无人表示反对者，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
这就明显扩大了书记处的权限。
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三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
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等。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
斯大林是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次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得也并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
民族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由加米涅夫主持。列宁在填表时，在党内职务一栏填的是“中央委员”。
斯大林工于心计，很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
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写信（抄送列宁），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查院。他提出工农检察院需要1000到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但老实说，我不了解组织局这次‘调配’工作的规模。”
他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意识形态部门了。
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领导组织干部工作之后，表现急躁。1921年夏天又有许多党内问题待处理，例如“清党”。为了加强“薄弱环节”，俄共领导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一名委员去帮助主管的“青年专家”。被派去的就是斯大林，他迅速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
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作准备了。托夫斯图哈就任新职的同时，斯大林的心腹纳扎列疆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卡岗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此外，斯大林的私人秘书麦赫利斯也得到主人的精心培养和安排。布哈林被打倒后，此人代替布哈林掌管了《真理报》，并出任权力很大的中央出版局局长，一时间几乎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在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总书记以有力支持。另外，还在1921年，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制定了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其大多数都是涉及登记分配工作的，担任总书记之后这些文件没有修改，而是立即“检查执行情况”。
俄共十一大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向代表们建议的方案是27人。选举时可以涂去选票中不合适的候选人，写上要选的人名。结果方案中的27人均获得多数票，当选中央委员。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第5位的是捷尔任斯基（473），拉狄克和托姆斯基得472票。李可夫得470票，拉柯夫斯基得468票。斯大林得463票，处第10位。
十一大选举中最奇特之处是在发给代表的中央委员选票上，在斯大林名字后面的括弧内写着“总书记”字样，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名字后面标明“书记”！这就是说在制作选票的时候已经内定这三人未来的职务，而代表在投票的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把总书记的大权交给了斯大林。所以4月中央全会实际上只是通过了一个事先已经定下的决定而已。
不过关于这一切，大会速记记录上没有任何说明，仅直接公布当选名单。
斯大林时期一些著作都特别强调，是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例如经斯大林本人亲自修订的《斯大林传略》写道：“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最优秀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对此一说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1929年）中认为：“斯大林正是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推荐，违背列宁的意愿而被任命为总书记的。”
托洛茨基还说，谁也没有赋予这次选举以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是个技术性的职务，不具有政治性质”。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提出另一个推荐人，他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建议在我们党设立总书记这一职位的，尤其是，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的。大家知道的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是列·加米涅夫主持的（在全会开幕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见证说，就是他建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书记的。”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提议”的说法。
在代表大会之前，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大会作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自1922年4月1日起任总书记。
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
据记载，1922年3月6日列宁去莫斯科省特洛伊茨科耶-雷科沃村附近的科尔津基诺休假，3月25日才返回莫斯科。所以列宁没有参加2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这就是说，列宁没有参加决定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位的中央全会。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22年中央4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当时，列宁虽然对斯大林非常了解，但对此建议没有表示异议。”
巴让诺夫的说法解决了托洛茨基与麦德维杰夫两人之间说法的矛盾。看来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共同主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不久之后，列宁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之后，他们三人迅速结成控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的因由。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选票上标明“总书记”和“书记”的字样，是明显违背程序的做法。代表大会只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应该由大会后的中央全会选举。这种违规做法显然是为斯大林造势的措施。这种做法招致检票委员会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甚至要求将这些选票作废。
由于有人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四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加米涅夫作了解释。他说：“在选举期间，他在大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曾经声明过，在某些选票上注明了担任书记的人选，此事不应限制中央全会的选举自由，这只不过是一些代表表达的愿望。”然而十一大速记记录中未见加米涅夫的这一声明。中央全会只好把此解释记录备案。
这种解释相当牵强，某些代表个人的愿望怎么可以写在选票上呢？这种愿望首先当然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时也是斯大林本人的。
代表大会也没有讨论和决定设置总书记一职，最终确定设置这一职务的是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全会记录写道：
“确定设总书记和两名书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在十一大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身兼数职曾提出意见，他说：“我们举斯大林同志为例，他是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两个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能够设想吗，一个人能够负责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除此以外还要担负政治局和组织局以及中央几十个各种各样委员会的工作？”
列宁在会上为斯大林身兼数职辩护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
从列宁的辩护看，似乎还要斯大林继续兼职下去，看不出另有安排。因为如果那时已打算让他担任总书记的专职，并打算解除他的人民委员职务，那就用不着为斯大林的兼职辩护，说无人可代替之类的话了。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3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起草的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中写道：“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
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太看重“总书记”这一职务，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位。
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5人至7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3人组成的书记处（这3个中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
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了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过不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
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赋予斯大林以无可比拟的“无限权力”。
十月革命后，一些领袖都有自己的“地盘”。
托洛茨基一直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又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是属于他的地盘，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得到红军的广泛支持。也因为如此，斯大林一直惦记着要削去他的兵权。
党内另一个巨头是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同时长期担任彼得格勒（后来的列宁格勒）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彼得格勒是他的根据地，1925年他领导的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就是以列宁格勒为基地的，正是因为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他得以在俄共十四大上作反对斯大林的副政治报告。
第三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他是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他又兼任莫斯科党政第一把手的职务，莫斯科是他的“地盘”。
这样，在当时的党政军首脑中，上述三人除了全国性、全党性的职位，都还有一块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
斯大林的情况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后，他在政府中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都算不上重要部门。然而在党内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从1922年4月起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中央同时身兼三职，这是无人能比的。不过，他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这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要想有可靠的据点，尚待营造。
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1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被叫作“在册权贵”，这是官僚制度的具体化，他们在日后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斯大林所能控制的暂时只是党的机关和干部，却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知名度并不高，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可言。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组织工作，较少出头露面。
为扩大自己的队伍，斯大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并且特别强调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他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增加的应当是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和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列宁还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写道：“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
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些信是严格保密的，也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看。但是斯大林通过非法途径看到了信的内容。他接过列宁的建议，1923年4月在列宁缺席的俄共十二大上，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他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40人的建议，那就是极严重的错误了。”
斯大林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是不提列宁的方案和思路。增加人数，这是他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取来的，但是他的方案与列宁的思路根本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主张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委员，而斯大林建议从地方干部中选拔，而这正是列宁要避开的。
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人中，斯大林
和托洛茨基年龄最大，生于1879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而布哈林生于1888年，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他们的年龄在32至43岁之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组合。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列宁讲了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斯大林老化之说完全是个借口。
斯大林说，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论他们的动机，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此前，斯大林建议二月中央全会靠吸收地方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看出了斯大林的动机不纯，是企图用地方上的自己人来扩大中央，所以他和李可夫投票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托洛茨基提出反建议，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委员会，作为指令机关。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看到这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局大权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建议遭到否决，而斯大林的建议获得通过。
结果，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40人，选出候补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50人，候补委员10人。
16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2人接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0名来自省或中央的工作人员，都是斯大林提拔的。17名候补委员中，3人接近季诺维也夫，2人为中央工作人员，其余12人都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
中央监委从5人扩大为50人，加10名候补委员，大致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相同。
托洛茨基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来到十二大致敬的代表团，最后都高呼“万岁”：通常都喊“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除列宁外，喊托洛茨基万岁共12次，喊季诺维也夫6次，喊加米涅夫3次，而喊斯大林的仅1次！就代表大会鼓掌的次数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这种状况是斯大林所不甘心的。
1923年底“新方针”的争论中，在首都莫斯科，托洛茨基有广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在这些地方，争论经常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方取胜。这不是托洛茨基刻意争取的。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们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在争论中多数支持托洛茨基。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只有斯大林是悬空的。
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一语是中文意译，俄文为Ленинскийпризыв，призыв是征收的意思，征兵用的就是призыв这个词。所以Ленинскийпризыв一词直译是“列宁的征召”，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完全是按照搞运动的大轰大嗡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生产队（突击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25万名党员。
到1924年5月底，俄共原有党员472000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25万名，一下子变成72万名左右，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宝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作“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宝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教”了。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指出，“本应把列宁看作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作宗教领袖看待。”
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和征收党员的做法。斯大林当时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征收党员运动巩固了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不仅和它所有弱点，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作结论说：“所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是正确的。经验证明，扩大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好处，坚持缩小中央委员会‘原则’的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的道路上。”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
“巨大意义”是对斯大林而言的，至于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年4—5月，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约·斯大林”。
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护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是后来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的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说，“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
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工人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工厂的工人倒是增加了，但大多数是由来自农村的农民补充的，他们在工厂的工龄很短，完全够不上列宁所说的工人的标准。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困难年月逃到农村另谋生路而现在返城的工人。这一部分工人，也很难说是坚定的无产者。把这些人征收入党只会涣散党的队伍。
40万名党员列宁还嫌多，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名新党员！这些党员构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接受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
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
“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这样评论以列宁名义征收党员的运动：
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
从1921年底1922年初起，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这时候开始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首先采取措施的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于年中结成“三驾马车”，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他们采取的一些决策频频出现错误，如中止外贸垄断，在成立苏联问题上提出“自治化”方案，压制打击反对自治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等等。他们的这些做法受到列宁的批评，病中的列宁为此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出面维护他（列宁）的立场。
“三驾马车”本来就把托洛茨基看成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倚重，更加剧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敌视。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那时根本不把“平庸”的斯大林看在眼里，以为只要打倒托洛茨基，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列宁成为最高领导人。在1923年秋“新方针”的争论中，1924年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争论中，他们联合击败了托洛茨基，给他戴上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帽子，并从组织上解除托洛茨基的军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们明显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就在他们联合的“蜜月”期间，斯大林就不断地展示其独立专权的霸道作风。1923年夏多数政治局委员到南方基斯洛沃茨克休假，只有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留守莫斯科。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单独决定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不征求在南方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不满，他写道：“各种各样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认为我在其中起着并非末等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驾马车’，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要么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斗争时期。”
显然是为了抑制斯大林的独断专行，7—8月间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政治局委员们拟定了一个改革领导机关的方案，撤销组织局和改组中央书记处。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议，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工作，让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进入书记处。7月29日季诺维也夫等把方案通知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建议，于8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认为这无非是要或者马上撤换书记，或者安排一个凌驾于书记之上的特殊政委，他表示自己“并不看重地位”，同意撤换书记，但反对实行政委制。
1923年8月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不撤销组织局，而在该局的成员中加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1923年9月25日，中央全会选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组织局委员，选举布哈林和科罗特科夫为组织局候补委员。
后来斯大林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回过头来清算了基斯洛沃茨克这笔账。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认为，新反对派（未提布哈林）的政纲“就是要改组书记处。使他们完全联结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书记处问题”。斯大林回顾了问题的历史：“1923年，在第12次代表大会以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
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纲在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我对从基斯洛沃茨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绝不声张，也不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争论，也不要求保障少数的权利。”
1923年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含糊地提到列宁的“遗嘱”，说“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斯大林于8月7日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说“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问题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说明我并不看重地位，因而就不怕什么信吗？”
季诺维也夫在8月10日回答斯大林说：“是的，是有弗·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第12次代表大会）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对您提这封信的事。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您对于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分歧的认识本来就太主观片面，所以我们不想使您神经紧张。”
这是拿列宁的遗嘱警告斯大林了。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设法整“三驾马车”中的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了。1924年斯大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中公开批判加米涅夫的“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口号，还不指名地批判“党专政”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是“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不关心确切的理论定义”，“在提出口号以前缺乏思考的习惯”。
前者斯大林利用了速记员的笔误——把“耐普”写成“耐普曼”。至于“党专政”的提法并非出于“疏忽”，而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来主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而只可能由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来实施。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党专政无非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斯大林不经政治局同意，1924年6月2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报告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加、季两人的声誉。
不过大敌当前，在这段时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和斯大林联合一起来对付托洛茨基，通过“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问题的争论，击败了托洛茨基。1925年的一月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从而扫除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最大障碍。
矛盾无法掩盖。在一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等要求解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大林扮演和事佬的姿态，表示反对割除、流血的办法，声称“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
斯大林把处理托洛茨基问题上的分歧看成是处理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分歧的开始。击败托洛茨基之后，对斯大林来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就是季诺维也夫了。季诺维也夫时任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在国际和国内都有相当的名望。1925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等组成“新反对派”，向斯大林发出挑战。加米涅夫在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反对制造‘领袖’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总书记不是能够把老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物……重复一遍：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不能完成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任务。”
加米涅夫最后说：“我们反对一人专权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我的发言以这些话开始，现在也以这些话结束。”
“新反对派”遭到了失败。加米涅夫由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不久，季诺维也夫失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向托洛茨基，结成声势浩大的“托季联盟”。但这时候，这些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军队、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而已经不能形成对斯大林的实际威胁。
斯大林则同布哈林结成联盟以对付“托季联盟”。斯大林不是理论家，因此真正的理论争论还得靠布哈林这支笔，由布哈林写文章来批判“左”倾反对派的挑战。正因为如此，面对“新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在联共十四大上竭力为布哈林辩护，为他的“发财吧”的口号辩护，轻描淡写地说：“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反对要布哈林的血，声称“你们要布哈林的血？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声明“‘发财吧’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为以后批判布哈林留下伏笔。
同布哈林的结盟同样是权宜性的。1927年底，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开除出党之后，同布哈林“右派”的矛盾开始突显。以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为契机，斯大林开展了反对“右倾”的斗争。所谓右倾的代表人物正是为反对托洛茨基作出贡献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由于在初始阶段斯大林并不拥有多数，他的一些主张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例如在1928年七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就包含很多布哈林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斗争起初以采取不声不响的党内上层的内部斗争的形式展开，斯大林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多数。
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这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形成斯大林的多数。斯大林通过长期的努力，把自己人陆续安排进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在联席全会上就能够容易形成自己的多数，以多数票通过自己所需要的决议。一旦有把握形成多数，斯大林就召开联席全会。1929年的四月联席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斯大林得以通过全会解除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解除托姆斯基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按照惯例，在开除反对派领袖的同时，斯大林就安插进自己的人，通过这样的办法改变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分。到1929年底，整个政治局已经是斯大林的政治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选出的政治局成员为：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候补委员为：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瑟尔佐夫和丘巴尔。反对派成员只留下一个李可夫，但他的时间不会太长，同年12月他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可以说清一色的斯大林中央从此确立，斯大林本人登上了苏联权力的巅峰。从此以后，总书记也就成为党内最高职务。
通过斯大林的苦心经营，到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为自己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用斯大林本人的话说，就是“宝剑骑士团”，下面是以列宁名义征收的党员，上面是一批在列宁时代的处于二三流地位，被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这些人在1929年12月斯大林50大寿的时候纷纷亮相，在《真理报》上撰文，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同时大肆伪造历史。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就是一篇严重歪曲国内战争历史，竭力吹捧斯大林的典型之作。斯大林拥有一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队伍：在同反对派斗争中，只要反对派一上台讲话，台下就有人起哄、跺脚、吹口哨；举行对“破坏分子”、“外国间谍”、反对派分子等等的审判时，场外就有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要求严惩以至枪毙这些“人民公敌”。这些人也是斯大林派往农村征粮、搞强制集体化的骨干力量，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群众基础。
有了自己的基干队伍和群众，斯大林剩下的工作就是在30年代通过公开和秘密途径消灭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消灭人们对这些开国功臣的记忆，消灭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