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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试图正确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探索。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上，它是与采取军事共产主义统制体制发展经济的模式相对立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列宁在实践中通过新经济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因此，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国家建设挥洒最成功的一笔，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灵活运用于俄国实际，创造性运用商品市场关系——实际上是利用资本主义，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伟大创举。
但是列宁逝世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被中途取消了。这中间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过去，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研究，但学界观点各异，争论不休，似乎每一观点都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近年，俄罗斯学术界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挖掘了大量文献资料，并以现代化的理论为切入点，将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笔者认为，阻碍新经济政策顺利实施的主要是主观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措施，包括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和在一定范围内放开商品流通，见效显著，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产生了明显作用。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成就所鼓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沿着市场的方向，又向前迈出了若干步子。为了刺激生产和小商业的发展，降低了某些税率，放宽了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条件，也更多地允许人们迁出农庄。但是，这些措施在这个时候已经显不出实质性的效果。相反，从1926年起，一些矛盾和困难在苏联社会已经开始显现和发展起来，其根源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布尔什维克有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目前俄罗斯学者将此称为“意识形态治国论”思想。鉴于此，新经济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凸显出来。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从其建党开始，在其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上，虽然具体特点不尽相同，但其传统的、一以贯之的、在其整个历史中凸显出来的、与新经济政策相违忤的最重要的特征，恰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思想意识，这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最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表征。这种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烈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二是“直接过渡”的思想，其中含有不惜任何代价建设共产主义的价值至上论思想；三是把暴力绝对化的普遍暴力论思想；四是坚持“阶级战争”，即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五是革命浪漫主义思想飞扬，其突出特点是充满强烈的世界革命意识，甚至被一些革命诗人称为“星际革命”。
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除了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是纯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他一些特征都有浓厚的俄罗斯传统思想色彩，特别是民粹主义思想色彩。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和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直接来自民粹主义，这是十分明显的；凡是对民粹主义稍有一点深入研究的，对此无须多加说明，都能了解这一问题。但对商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是，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解剖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属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而民粹主义和俄罗斯纯本土传统的反商品意识，却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含有非科学、非理性的成分。暴力冲动和普遍暴力倾向，是俄国社会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是这种社会群众意识向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传播和渗透。至于“阶级战争”的思想，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条件地绝对化了，显然是有所曲解造成的。而且，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曲解和绝对化的后果，是为日后有关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了的。
20年代，苏联社会具有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即“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存在这样几种社会成分的人：相当部分的党政干部；“左”倾情绪的知识分子；希望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如果说，当“战时共产主义”给革命带来严重危机，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党上下和其他革命阶层尚能比较一致地接受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地转入了商品市场的轨道，那么，当危机稍一过去，商品经济打破了过去对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带来了有违“革命”常规的“纷乱”，出现一些贫富分化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常有的现象时，党内和革命者当中便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各种怀疑和不满。
这种怀疑和不满，突出表现之一，是“具有极“左”思想情绪的知识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过一部分诗人的这种情绪，他说：“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诗人，他们写道：看！在莫斯科，饥寒交迫，‘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这样的诗作在我们这里是很多的。”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诗人，实际上是指“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诗人，在该派诗人中有一批“锻冶场”诗人，他们许多人的诗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思想情绪。其中一个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的诗人在《车床》一诗中写道，他在革命时期曾用他诗歌的切削器，削掉了整个勃朗山的山峰，但是
……他的神经颤抖起来，
在一九二一年，
他的切削器沙沙地发响了。
另一个“锻冶场”诗人姓格拉西莫夫的，在诗中写道：“光明的力量，已经流出了莫斯科近郊的溪沟”，“我们的旗帜不扬，绛红色的颜色模糊”。
在“锻冶场”诗人的笔下，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甚至变成了“满身的疥癣”和“平凡”而“愚蠢”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时的苏维埃社会已经变成了“为了情妇而一掷千金”的社会，这里，“恐怖包围了清廉洁白”，而“重新逃避到饥饿和痛苦”。
这些诗句，很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想情绪。
当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充满着世界革命的热情，他们把自己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将俄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可中断的阶段；而要推进并巩固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就要迅速推进工业化，而推进工业化计划，就要求增加粮食和原料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但当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并不能马上满足这种需要。这样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正是在这种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土壤上，产生了列宁格勒这一工业城市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作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负责人，首先起来反对当时对农民的政策，把它责难为“对富农的让步”。他攻击的目标，是针对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那部分对发展市场关系方针不满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情绪。他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一派归入官僚主义机关集权派集团，对他们的不满主要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斯大林当时权宜地维护布哈林，也主要是因为布哈林当时站在他的营垒，而并不是维护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一旦取得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胜利，斯大林又转而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支撑工业化，实际上是转到了不满新经济政策那部分党政干部一边，开始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无论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反对派及其所维护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主流派及其所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实际上都代表了不满新经济政策，而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线进攻”的那部分党政干部的要求，也适应了俄国社会上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要求用闪电般的突袭，进入“未来光明社会”的愿望。这部分党政干部的力量所以这样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就是要求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和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所以说，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或者说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实际具体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措施同固守“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或固守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的矛盾。
转向新经济政策之际，苏俄的政治体制正是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战时统制、高度集权的、一切靠行政命令推行的政治体制。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转入新经济政策轨道以后，虽然革除了一些战时的体制因素，取消了契卡，缩减了一些总管理局机构，为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采取了少许分权的措施，但总体上说，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的体制并未改变。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则需要开放商品市场，需要按商品市场的某些规则行事，而管理经济也需要采取经济的方法，特别是需要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指导和管理；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及个体经济的混合体，这就需要依据其不同性质采取相应的方式和原则进行管理，否则，一味高度集权，一味按行政命令办事，一味偏袒国营企业，就必然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必然与新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事实也是如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矛盾冲突随处可见。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禁锢着托拉斯的经济核算和辛迪加体制，也束缚着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社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国营工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组。把中央50多个部门的总管理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构，改组成了16个管理局，职员人数从30万缩减到了9.1万。
同时，其他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缩编和精简。尽管如此，由于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严重官僚主义，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伴随物，所以没多久，机关职员人数急剧增加了两倍多，达到350万人，被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群体。
这样一个庞大的、按行政命令行事，集中管理的机构，除效率低下、长于扯皮拖拉外，所擅长的就是进行行政干预。列宁1922年在第11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购买法国罐头食品的例子，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苏维埃机关扯皮拖拉、效率低下的情况。当时一方面是，法国人在急于做成这笔生意，怕罐头腐烂，苏俄居民正在挨饿，也急需食品；另一方面，商贸进出口部门为进口这批罐头，却无休无止地扯皮，直到进行了两次调查，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亲自出面协调、推动，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列宁在报告中气愤地说：“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令呢？”
更严重的是，这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是起干扰、阻挠作用的。当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共生，
这种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它总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去对待私人承租企业，不断对它们加以排挤和打击，这当然无法使这种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别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生存空间，就是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的国营企业也不能按预期的方向得到发展。最初托拉斯和辛迪加都是要实行自筹资金、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的，但由于领导干预太多，利润几乎全要上缴，这就大大限制了这种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健康发展。
在当时的苏联经济中，也存在着管理上的经济方法与行政命令方法奇怪的共生。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是起码的要求，但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根深蒂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基本上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这不能不束缚和阻碍商品市场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2）私人企业主和富裕农民的经营活动遭到打压、排挤，缺乏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丧失经营兴趣
提供平等的竞争和经营条件，是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这样的条件是缺乏的。首先，交付私人租赁的都是不大的、遭到相当破坏的企业，需要消耗较大人力和资金才能正常经营。所以，苏俄当时大部分的私人企业主是无法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只可以对国营企业加以补充。尽管这样，私人业主从1923年起也经常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排挤和打击，被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使他们不愿将积累投入发展和扩大生产，因此，私人经营的工业一直得不到恢复和发展，倒是不断受到国营垄断企业的欺侮、打压和排挤。
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在农村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就是日用工业品、农用机械极为昂贵，粮食等农产品却非常便宜，受到国家贱买贵卖的价格“剪刀差”的盘剥；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面临被划富农的危险，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一样，时刻悬在头顶，这些就成了影响他们经营兴趣的重要因素。
也正是上述这些原因，让“耐普曼”有朝不保夕之感，因而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感兴趣，而是把钱财大把大把地用于消费，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浪费的生活。
（3）在法制上也表现出了政治生活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矛盾
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力图把社会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民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另一方面，在法律条文中却把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性置于首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超越法律之外。对契卡的改组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将契卡改组为政治保卫总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方面体现出履行法制的意愿，但赋予它的政治职能，却又同时使它在社会上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这样，就使安全机构有超越法制的权力去处理关涉企业经营的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个体经营者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伊·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这部自传性回忆录中，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种情况曾写道：“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员有时一次就逮捕成十上百精明的投机商，这种行动称之为‘撇去新经济政策的浮沫’。”
这位作家接着说道：“耐普曼未必都懂得他们自己的什么——是鱼，还是浮沫。对于明天缺乏信心使得新资产阶级的娱乐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
这里，把政治保卫局胡乱逮捕个体经营者，造成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因而病态作乐的情景，说得是很明白的。由于对个体经营者胡乱抓捕，造成这些人提心吊胆，心神不安，对什么人都害怕。有关这种情况，作家也有描写。他写一次去修表，听修表匠说，他什么人都害怕，“第一，我怕财务检查员，第二，我怕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三，我也怕您……（指怕顾客可能告密——引者）。”
这就是个体经营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政治上受压制而具有的心态。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体现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苏维埃国家所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就其意识形态和客观历史作用来说是体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风旧习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
俄罗斯国内外学术界揭示了这一史实。俄国农村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恢复了农民的古风旧习，并复兴了村社。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有悖革命发展的逻辑，但大量的史实表明，的确如此。这首先表现为，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和耕地的马匹，同战前相比劳动生产率急剧降低。有资料表明，1926—1927年，木犁还占耕地器具的40%；三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和基本的生产工具。
恢复古风旧习还表现在农村社会的极端闭塞，又退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这使农村的社会流动机制停滞了起来。由于农民村社具有友爱合作和素来的民主性质，耕畜土地合伙组织又是简单的生产合作、土地平分和自治互助的集体，因此，它很能适应苏维埃社会的现实。加上农村向自然经济的回归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农民生活普遍富裕，这些情况都加速了村社的复兴。所以，20年代又成了农民村社繁荣的时期。村社作为农民的自治机构，担负管理农村集体生活事务，但已不像从前那样，照料村社成员的鸡毛蒜皮的行政琐事，而是把这些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当地的党支部。村社所以具有相当的牢固性，是同小农户经营这一农业社会最基本单位的稳固性相联系的；村社可以召开各农户家长参加的村会，又可特别受权收集资金、税款，充任农村代表，等等。村社具有使用土地的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合法地位，这使它可以通过优惠条件租赁国家的土地资源，获得复兴农业贷款。村社靠它的服务和经济活动可以获得一定的财务来源，因此，它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它往往承担着地方苏维埃主席和书记的薪水支付。村里对待这些苏维埃干部，也像对待为村社服务、履行有益职能的同一村社的成员一样；对他们的这些社会开支，被看作像雇佣牧人、农艺师，包租消防车一样。村社关心的是，在村苏维埃工作的人要忠实可靠，他们的薪水不要被滥用。
由于村社的这种经济实力，国家的政治领导生怕在村社的影响下，村苏维埃会变成村社的政治附属品。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В·莫洛托夫就曾断言，苏维埃在农村的口号，特别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没有得到实施；村会变成了富农的庇护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А·叶努基泽也说，农村建立的是村社独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А.基谢廖夫，把当时的农村说成是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
由于村社财政独立，妨碍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
也由于拖延给集体农庄分拨分地，在草场问题上同国营农场发生没完没了的争执，等等，村社使一些当权者感到很恼火。由于土地不断开垦耕种，在20年代下半期，剩余的空闲土地已经穷尽；这使农民村社开始自行侵占糖厂节余下来的可耕地，也谋图占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地皮。村社当时保有自己一片完整的社会经济空间，在这空间内，存在着贫富差别的两种人，这就成了农民村社存在和自发发展的条件。
这样，村社的存在，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就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了尖锐冲突。起初，苏维埃政府曾打算通过召集选举农户代表的方式，改变村社会议的面貌，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绝。后来，政府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村社的活动，比如，规定让村社服从村苏维埃，企图让它实施农业生产计划，制定整个村社的播种计划，恢复短期的连环保制度，勒令召开生产会议；通过村社社员的人力财力，组织集体耕种，采取步骤，把村社纳入按协作社章程共同耕作土地的轨道；还没收归农民管理的属于地方所有的森林，剥夺富农在村会里的选举权和在村社当选的职务，等等。在采取这些限制措施的同时，有时也试图对它加以利用，比如20年代后期，政府曾试图利用村社实施粮食采购任务，也曾计划把村社改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利用的机构。但这些做法都遭到了村社方面的抵制和拒绝。
双方在实施上述措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归根到底虽然说是传统观念、传统社会与现代化价值观的矛盾，但在所有这些具体问题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是非标准）可以判明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怎样将现代化与传统相适应，把二者的价值观有机统一、有机整合起来的问题，并不是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存在着你存我亡、我亡你存的问题。如果采取迂回曲折、讲究策略的方针，即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处理得当，不是急攻近取，那是未必不可以将二者相适应，加以有机整合，而以较小损失和代价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执政精英是否具有将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旧的、通常是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综合起来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恰恰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团队无论从人员结构上说，还是从各层级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上说，都暴露出了问题。
从20年代中后期党的中上层干部结构来看，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入党的，所以受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加上列宁逝世后，在“列宁召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体吸收党员的运动，从工人中集体发展党员达24万多人；接着，1925—1927年，党又在农民中广泛吸收党员。这样，在1926年党员人数超过了100万。从1924年起，党的队伍在两年间就增加了1倍多。
到1928年1月1日，联共（布）党员总数已达130万人。
这期间，新党员占了党员总人数的近60%，而老一辈的地下党员还不到1%，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也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迅速地、大量地吸收工人、农民党员，党内的文化状况受到了很大影响。有数字显示，这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
党员队伍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苏联党政军干部的素质和结构。20年代后半期新增大量工业项目，干部又面临新老交替，这使国内战争时期和列宁逝世期间入党的党员，大批走上中层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成为基层组织的骨干。这样，干部的中层和基层都是一大批新人，他们或者多是被国内战争时期的“阶级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出来的，或者是由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出身的工人组成，加上受到2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队伍，造成所谓工人阶级“农民化”现象的影响，从整体来说，干部队伍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都相当低。
在这样的干部队伍面前，面临着处理传统与现代化，整合新旧价值观这样难度巨大的复杂问题，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力所难及的；加上20年代党内连续不断的争论和斗争剑拔弩张，缺乏应有的同志式的协商气氛，这样，就失去了有效正确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可能条件。
由于缺乏整合处理复杂问题的策略，难以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样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路线，采取急攻近取的直线进攻，就势不可免。因此，苏联党和国家最终选择了“全线进攻”的办法，从1930年7月30日起，由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宣布，彻底取消了土地村社，将它的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
在军事共产主义遇到严重危机，关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之际，全党几乎没有疑义，转入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但实施这一政策不久，国家便遇到各种困难，使“工农联盟”受到威胁，这样在党内便很快引起了有关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由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科夫所代表的“左”派，他们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他们的路线；另一个是以布哈林为主要理论家的“右”派，其思想的执行者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坚持建立“工业专政”。所谓“工业专政”，就是要优先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则要靠从农民身上来榨取。榨取的方法，后来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了阐述，就是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意识地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通过不等价交换，使社会主义获得“原始积累”。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国际包围和国家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要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只有从私有部门（主要是农业）“抽取”到社会主义国有部门中来。而这种资金的“抽取”和“转移”，只有靠加重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的税收和不平等交换来进行。
实行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引起广大小生产者群众的不满，因而招致了布哈林的强烈批评。他认为，这是“杀鸡取卵”的政策，必然会破坏“工农联盟”，并使群众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在布哈林看来，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需求，说服他们生产更多供给市场的产品，来发展市场经济。对此，布哈林在1925年4月的一个著名讲话中集中作了论述，他号召农民们“发财吧，不要害怕什么镇压”。布哈林认为，要消除技术落后，农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分配合作社，但这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靠这些合作社，农民经济可以逐渐达到国家所要求的水平并给国家提供所需要的资金，这样就能以“缓慢的步伐”走向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位理论家看来，这个过程要慢一些，会持续数十年光景，但这比搞坏同农民的关系危险要少一些；而依靠农村实现高速工业化，必不可免地要破坏“工农联盟”。
其他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起初在这一国家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关心的是当前的政治战略，其目的是争夺领导权。1924年以前，这“三驾马车”结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支持斯大林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年，他们又转向“左”倾反对派，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斯大林左右起手，最初在托、季之间充当不偏不倚的法官，以期确保自己在政治上的胜利并取得权力。随后，托、季联合，把矛头转向斯大林之后，他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向托、季“联合反对派”展开了批判。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攻击布哈林“右倾”，向富农“投降”时，斯大林原是站在布哈林一边的。
当党的权力上层纵横捭阖，围绕着反对和拥护新经济政策展开一波波政治斗争时，苏维埃国家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些危机是由摇摇摆摆，忽左忽右的措施所加剧的；这些不连贯的摇摆性措施，反映了领导层的思想波动，也表现出他们的政治路线并不明确。一般公认，实际上到1926年为止，新经济政策措施就已踏步不前了，而到1927—1928年之交的秋冬，就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在1928—1929年，农业各项指标便成灾难性的了。尽管这期间采取了非常措施，只要富裕农民和中农拒绝按收购价格向国家交售粮食，就对他们采取直到逮捕和关押的镇压措施，在1928—1929年冬天，国家收购的粮食仍比上一年减少许多。这是不顾农业实际状况，从1925—1926年以来实行快速工业化方针所导致的直接后果。1925年中央一月全会批准大大增加对冶金工业的投资，还提出不只恢复，还要新建工厂、扩大重工业规模。在实现中央全会决议的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25年4月提出了建设一系列冶金工厂的任务，拟定从1926年起在南方，从1927年起在乌拉尔新建一批大型矿山和工厂。实际上，从1925年起已经开始设计和建设了111座矿山和新的工厂。
接着，越到后来，这类工厂的建设越来越多。
这些计划和基本建设投资，原是以未来取得粮食丰收为前提的；指望出口大批粮食，为工业换取机器设备，而且还要有多余的粮食供给城市和军队。可是，计划机关却没料到，此后发生歉收之后，农民却把粮食储存了起来，因而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非常措施使农村形势极端紧张，报刊报道了近千起针对“官方人士”的“暴力事件”，牲畜头数也大为减少。1929年2月，城市又开始实行粮卡供应制度，食品缺乏成了普遍现象。政府关闭了多数私人商铺和被称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手工业工场。农产品成本的提高，导致物价普遍飞涨，这直接影响到了上班族居民的购买能力。这种情况在大多数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看来，农业应对经济困难承担责任，因为工业领域的增长还是让人感到满意的。不过，只要仔细研究一下统计资料就会发现，所有质量方面的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成本和产品质量，都全面下降了。这种让人警觉的现象证明，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的是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度消耗。这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劳动力空前不足，也造成预算开支的不平衡。
由于工业而愈加凸显的农业落后局面，使斯大林宣布农业部门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唯一根源。斯大林在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上特别大讲特讲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农业必须全面组织起来，以达到工业的增长速度。这样，对农业所进行的改造，必须是比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所批准的五年计划指标更高、更为急进。这样，就全面调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指标。
1928—1929年，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中，三番五次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崩盘的农村危机形势，是由富农和其他敌对势力捣乱引起的，因为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苏维埃制度”。在斯大林看来，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农村资本家，或者是集体农庄”。实际上，斯大林把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走向资本主义，而只有建立集体农庄，实行“全盘集体化”，才是走向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1929年中央四月全会取得对所谓布哈林“右派集团”的决定性胜利以后，对刚刚通过的计划又作了大幅度修正，特别是在集体化速度方面，指标大大提高。起初，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集体化达到500万农户。到这年6月，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宣布，在1930年一年内集体化必须达到800万户，到1933年必须实现全体农业居民的半数加入集体农庄。到8月，米高扬又把数字提高到1000万户。到9月，提出的目标又升至1930年一年达到1300万户。到12月，这个数字又被提升到3000万户。
集体化计划进度的大大提速，吹响了集体化的号角。1929年6月，报刊宣布，一个新的“大规模集体化”阶段开始了。政府给所有党组织都提出了双重任务，既要开展粮食收购运动，又要加速集体化。工会和共青团也被动员了起来。成千上万工人和大学生同党的积极分子和国家保卫局干部混编，组成小分队，被派往农村。粮食收购运动所带有的暴力性质比以前更加明显，采购甚至变成强迫征收。1929年秋，市场经济机制已彻底扫荡净尽。收购运动告一段落后，又在农村集中将近15万人搞起了集体化运动。从6月到10月，集体化触及了100万农户。10月31日，《真理报》发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一礼拜后，在纪念十月革命12周年之际，斯大林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宣布“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展开“坚决进攻”。同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大会上，在提出“消灭富农”口号
的同时，郑重宣布，当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这样，列宁创造性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在斯大林的这一宣布中偃旗息鼓了。
在取消、终止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新经济政策所催生的混合经济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奠基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以及高速工业化措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造成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联共（布）党内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集中表现出来的。
在2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从1926—1927年开始，因工业品匮乏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对等交换而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对待这一危机，斯大林诉诸的是“非常措施”，即采取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征粮的办法，用强迫和暴力向农民收购粮食，对拒绝售粮的农民滥施逮捕、关押、没收粮食等办法。对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斯大林一味用“富农捣乱”和“阶级斗争尖锐化”来解释，所以认为出现了“粮食战线”，在禁止粮食买卖，关闭市场的同时，一方面用类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战斗的方式”，组织征粮队来收粮，另一方面计划建立大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来发展粮食生产。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利用1927年苏英关系紧张、1929年苏中“中长铁路事件”，大造“外部危险”和“战争临近”的舆论，以加速工业化进程，大上重工业项目；为此所需的资金，又进一步通过征收“贡税”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布哈林为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反对为解决粮食问题而采取“非常措施”，因为禁止粮食贸易，关闭市场，是直接同新经济政策相抵触的。布哈林不是从“富农捣乱”和“阶级、阶级斗争”来寻找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而是从经济方面，即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不对等交换等等来寻找根源。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应是国家“严肃而长期”采用的政策，其“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
他十分强调市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国还将存在许多许多年。我甚至可以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将长期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是决定性的！”
针对斯大林在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上第一次宣布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
，布哈林将其称为是“奇怪的‘理论’”，他尖刻地揭露了这一“理论”的荒谬性：“宣布了这样一个大纲，岂不是说阶级越是迅速地走向死亡，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看来，正是在不再有任何阶级的时候，阶级斗争将会燃起最炽烈的火焰！”布哈林还谈到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我们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口，看来我们要么打内战，要么饿死，剩下一堆白骨。”
布哈林的预言真是不幸而言中，日后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引导下，难道不是多有发生对农民的或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内战”，也造成了夺走千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吗？
布哈林既然主张通过把包括个体的、集体的、社会的和国家的混合经济形式巧妙地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自然主张革除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所以，他从“沙赫特事件”中看到的是党、干部、工会和群众脱节，是体制集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他得出的结论是，迫切需要“大大发扬党内民主”，要“少搞一些委派制”，加强无产阶级民主。他也反对工业化的“速度崇拜”，反对用斯大林所说的“贡税”，即通过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办法来发展工业；他认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过分“挖取”农民，使农业失去发展的必要的资源，不可能增加粮食生产，这样也不可能为国民经济提供足够的基础和资源。布哈林作为经济学家，是从经济规律本身，着眼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提出政策主张的；同时，他作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主张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路线，也是站在同新经济政策相违背的种种政策措施反对者的立场发言的。
从上述布哈林的这些政治主张看，他处处是从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益出发的。布哈林一向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忠实捍卫者。他在20年代中前期为捍卫新经济政策，最早是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斗争，接着又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托—季联合反对派进行斗争；在他同这些“左”的反对派进行斗争时，斯大林为了争夺权力的需要，暂时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策略性地支持了他，但斯大林早在骨子里就对新经政策抱有异议，只是在内心里隐藏了这一点。而当1927年12月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彻底战胜这些“左”的反对派，斯大林清算新经济政策的底牌便一下子显露了出来。所以，当1927—1928年之交粮食收购危机一出现，他便开始放手以断送新经济政策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了。对斯大林的这些政策措施，特别是接着采取的“非常措施”，布哈林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非同一般的警觉和疑义。
在十五大刚一结束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和随后马上采取的第一批指令中，斯大林就要求“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做到粮食收购的决定性转折”，为有效收购粮食，“需要对富农（实际上不只是富农）和破坏农业价格的投机分子采取特别的镇压措施”，“并对各级组织领导人规定个人责任”，对领导不力者随时撤换。
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第一个以全新方式“对待农民、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在农村广泛采取镇压手段的纲领”
。接着于1928年1月14日，斯大林又发出指令，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要不惜采用任何强制手段”，包括要“打击收购者和富农”，“逮捕投机者、富农和破坏市场及政策的人”，并直接把“投机者和富农”宣布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以震慑中农。
斯大林从1月15日至2月6日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巡视当中，亲自指挥了那里的粮食收购运动，下令变本加厉地采取了上述的镇压和惩办行动。这实际上是在实实在在地断送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虽然最初暂时地支持了“非常措施”，但没想到对这一措施执行得如此离谱，造成如此严重的事态。他们严厉斥责了这种“过火行动”，要求制止并纠正这些“非常措施”。在布哈林等的要求下，经过曲折交涉、讨论，斯大林暂时作了让步，时断时续地收敛了一些紧急措施。但双方的争论和论战在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上仍在激烈进行。这个时期，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集团在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尚未显出分晓，由于加里宁和伏洛希罗夫等尚在倾向于布哈林的动摇之中，起初甚至布哈林集团一时显出了某种优势，但利用夏秋到外地休养的机会，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纵横捭阖，夺取了布哈林集团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一个个阵地，到1928年11月，斯大林集团已经显现了某种优势；在十一月全会上，双方围绕“非常措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辩论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全会发言的倾向虽然整个来说是有利于斯大林的靠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但由于这时还没有形成对“右派”打击的绝对优势和有利条件，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只是表面上缓和了同“右倾分子”的矛盾，采取迂回行动，避开了政治局内的冲突。
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非常措施”还在程度不同地持续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形势在不断恶化。南方歉收使局势更加严重，农民不愿按压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粮食采购再次失败。由于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发生中断，人们不得不连夜排队购物，这造成不满情绪爆发，罢工不断出现。有资料显示，在1928年前9个月中发生了96次达1.7万纺织工人的罢工，同时期也有1万冶金和矿井工人的罢工。
为控制事态发展，地方政府自发实行了配给制。1929年2月，经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实行了配给制。
形势的恶化，使一些地方的群众和干部中出现了有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言论。1929年初，据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主任巡视员报告，他所到乌拉尔的下塔吉尔区，“支部里都认为，右派在于他们要求给工人供应充足的面包。”《乌拉尔工人报》记者还报道了工人的言论，说李可夫和加里宁“是站在农民这边的”，为不让他们讲话而抱不平。
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保证布哈林集团的胜利。正是在这期间，出现了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散发的一张传单，揭载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在1928年7月11日的“秘密会面”和谈话。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情况，将它视为“右派”的非组织活动——秘密组织反对派，借此而向他们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在1929年1月30日召开的联共（布）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大肆宣扬并公布了这次会面和谈话的细节，把布哈林集团置于政治上极被动地位。斯大林利用这一有利局面，乘胜追击，进一步取得组织上的优势，在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上，彻底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
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解除了束缚斯大林集团的手脚，他们在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批准了实现超高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方案，方案规定工业总产量增加1.8倍，而第一部类增加2.3倍。
接着几个月后连这些数字也作了修改，大大提高了一系列关键性工业部门的五年计划任务。同时，在农村又变本加厉地恢复并加剧了非常措施。把收购粮食的计划任务从上到下直接下达到了村，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把任务分配到每个农户。对没有完成交售义务的富农“交付法庭审判，或者处以其他形式的惩罚（罚款或其他处分）”。
如果拒绝完成任务，则“处以5倍罚款”。“第一次”这样处罚；“第二次”——则可判处剥夺自由和强迫劳动一年
。
从上面这些措施可以看出，非常措施发展到这种地步，粮食收购和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到1929年5—6月间，对农民实行暴力已经成了基本的政策方针。加倍惩罚变成了法律和行动准则，由没收粮食发展到没收生产工具，行动越来越过火。实际上，随着布哈林集团在1929年十一月全会彻底失败，到1929年秋冬，非常措施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而正式宣布要把新经济政策“抛开”，
让它“见鬼去”的，是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土地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报告，这可以说是新经济政策最后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总之，由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基础，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主流，又不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想去引领、克服并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左”的思想去处理、解决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问题，造成了这一政策最终被取消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