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苏俄在1918—1921年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不过当时并没有这种明确的称呼。“军事共产主义”一词虽然在苏俄施行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例如亚·波格丹诺夫），但被接受并流行开来是后来布尔什维克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指的是国内战争时期以实施粮食征收制
为主要标志的政治经济体系。
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上的和把全国资源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国家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其措施包括实施粮食专政，粮食征收制，城乡间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经济关系实物化；国家实行按照阶级原则统一分配产品的配给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原则；俄共一党专政，在全国实行战斗命令制。
之所以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主要有几个原因：当时普遍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苏维埃政权可以借助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等待西方革命的爆发。其次，俄国经过多年的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等一整套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才能保证军队、工厂的粮食和农产品需要。最后，布尔什维克党把这套措施看成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试图通过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消费，实现共产主义原则，进入共产主义。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过，但在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意识中却是相当明显的。
军事共产主义虽然主要是在国内战争中施行的，但其某些措施在此之前已经实行，例如1917年底1918年初实施了大工业、银行和交通企业的国有化。不久又对中型企业实施国有化，1920年11月更进而没收小企业，以彻底消灭私有制。
如果把1918年5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当作俄国内战的起点，那么军事共产主义的标志性措施“粮食专政”在此之前已经开始。
1918年5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垄断粮食买卖和固定价格。法令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揭发隐匿粮食者可获得粮价一半的奖励，另一半奖给村社。与“粮食专政”配套，1918年6月11日成立贫农委员会，任务是在农村代替苏维埃掌权，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余粮，在分配粮食和农具时给予贫苦农民以优待。贫农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
5月13日，通过粮食垄断的法令，商业实际上被禁止。1919年1月11日，为整顿城乡交换，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粮食征收制的法令，规定农民有义务按照固定的价格将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以保证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供应。禁止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私人贸易。所谓余粮实际上由国家及军队的需要确定，国家先确定所需要的粮食数量，然后分配给各省、县和村。这样“粮食专政”就具体化为“粮食征收制”。“粮食征收制”一般译作“余粮征集制”，不过俄文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一词本身并无“余粮”的意思，而是直接指征收（摊派）粮食，并且在实践中征收的也不仅仅是农民手中的余粮，所以准确的译法应是“粮食征收制”。列宁后来承认：“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
实际上这种“借用”是有借无还的！
摊派越来越普遍。1919年摊派只用于粮食、饲用粮和肉类，1920年油脂、其他农产品和农业原料也采用了摊派的方法。
成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征粮队，派往各地农村征收粮食。1918年至1920年全国有2700个征粮队，参加的工人达82000人。
由于征粮队采用暴力夺粮，频频引发农民的反抗，队员死伤颇多。
粮食专政的第一年（至1919年6月），国家获得446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至1920年6月）获得11390普特。军队消耗了60%的肉和鱼，40%的粮食，几乎100%的烟草。但是由于管理混乱，征收来的粮食，特别是土豆，相当一部分腐烂了。
1919年2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的决定，之后大力宣传成立公社和协作社。许多地方当局通过决定，规定在1919年春过渡到集体耕种土地。但农民对此并不欢迎，强制集体耕种使农民疏离苏维埃政权，因此俄共八大决定改变方针，同中农结盟。
军事共产主义的第三项措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施一党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起初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执政，但不久由于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苏维埃政府，并发动反苏维埃的叛乱。从此布尔什维克党单独执政，同时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如孟什维克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在俄国处于极少数，由于国内战争不少无产者在战争中牺牲，还有一部分为逃避兵役和饥荒而移居农村，其人数就更少了。列宁承认，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实施的，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是由为数不多的党的领袖来代表的。所以在苏俄实际上是党专政。这种党专政在国内战争中显得尤为明显。在这个时期，像乌克兰等共和国名义上是独立的，原沙俄帝国疆域内各共和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统一是靠俄国共产党的领导来维系的，乌克兰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等作为俄国共产党内相当于区域委员会一级的组织机构，是服从俄共中央的领导的，俄共通过它们去领导各共和国。所以这里不是俄联邦人民委员会，而是俄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共和国。列宁承认，苏俄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
1920年底全国约有党员70万名，其中半数在前线。党内生活中采用军事命令方法的机关的作用增长了。普遍实行任命制，集体领导被一长制所取代。共产党人在各级组织中占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合并，形成军事命令专政。党政机关比较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能够迅速作出决定，并予以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机关苏维埃服从执行机关，并被执行机关所取代。
实行大中小企业的国有化，迫使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去管理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从事经营和分配的工作。当时非常缺乏管理人才，这就出现大量的外行的官僚领导，官僚主义盛行。
在俄国无产阶级是少数，共产党人更是少数。少数人的专政必须借助于强制和暴力。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公开宣布实行革命的恐怖，这种革命恐怖从1917年底已经开始。起初是针对反革命政党的，后来扩大到作为反对党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红色恐怖也针对所有的寄生虫、资产者、贵族、僧侣、怠工者等。从1918年9月起，恐怖具有大规模的性质。9月3日彼得格勒枪毙了500多名人质和可疑分子。在1918年秋契卡机关的惩罚措施几乎不受任何监督，这迫使苏维埃六大决定把恐怖限制在“革命法制”的范围之内。
革命恐怖的另一种形式是集中营。1918年8月建立了两个集中营，用来关押奸细、反革命军官、怠工者、寄生虫和投机贩子。集中营分两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关押被革命法庭判刑的犯人，由契卡管理的集中营则关押潜在的阶级敌人，是按行政程序被捕的。据官方统计，到1921年初，内务部集中营关押了51000人，契卡集中营关押了25000人。
第四项措施是1918年夏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社会生活军事化，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强制和暴力。
“统一的军营”由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而这些机构又受命于俄共中央及其政治局。苏维埃的权力被各种行政机构所取代。
红军由30万人增加到550万人。内战结束时，特派员（чрезвычайныекомиссары）将近750人，他们享有特权，有权利用任何机关，调动或逮捕公职人员，改组机构和使之改变从属关系，以军需的名义征用仓库和居民的商品。所有为国防服务的工厂均归其支配，特别是粮食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工厂。
实施普遍劳动义务制。为解决军事作战任务，在居民中实施劳动动员，16—50岁居民实施普遍劳动义务制，从事采集木柴、挖战壕、运输等劳动。1919年底，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工人纪律法庭的决定，对违反纪律的惩罚包括遣送集中营。
军事共产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成立劳动军。1920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第一劳动军的决定，利用军队从事经济工作。1920年1月2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实施劳动义务的程序的决定，居民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义务（劈柴、修路、兽力运输，等等）。广泛实行劳动动员以及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为监督普遍义务劳动制，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由从劳动战线动员来的人员组成劳动军，击败白军后，部分战斗部队改组为劳动军，派往所有处于紧张状态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作，如交通运输、收集木柴、原料等。为管理劳动军，成立劳动管理总局（Главкомтруд），统计、动员和分配劳动力。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取消其粮食配给证。
俄共的目标是取消市场、货币关系，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建立无市场的经济体制。当局力图实现城乡实物交换，但缺乏交换所需的工业品，所以根本做不到。当时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贬值，银行发行天文数字的纸币，用来“购买”农产品。实际上这种货币只是发给农民的借条而已。当局也有意识地把发行这种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当作消灭货币的手段。
1918年底，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通过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网络供应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各总管理局向粮食部提供相应的工业品。生产的全部产品、没收和征收的产品，均无偿堆放在仓库之中，无偿发放。这种状态往往造成贪污和专权。
实施平均主义的阶级分配原则。从1918年6月起实行4类凭证供应制度。第一类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军工企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第二类是其他工人、服务员、仆役、医士、教师、手工业者、理发师、马车夫、裁缝、残疾人。第三类是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员、工程师、多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第四类为使用雇工者、靠资本为生者、店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孕妇和喂奶妇女按一类供应，3岁前的婴儿增加牛奶供应卡，12岁以前的儿童按2类供应。
采取多种措施实现经济关系的实物化。1920年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等等。但这种免费供应远非共产主义的天堂。1918年，彼得格勒第一类人员的月配给量为25磅粮食（1磅等于409克），0.5磅盐，4磅肉或鱼，0.5磅植物油，0.25磅咖啡代用品，而第4类的供应仅及第1类的1/3。规定的定量并不经常有。1919年莫斯科工人日领取的食物的热量为336卡路里，而一昼夜所需热量为3600卡路里！
粮食专政或者粮食垄断并没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只是造成高价的非法流失买卖。在内战期间，出现大量“背口袋的人”，即向城市倒卖粮食的商贩。市民通过配给制只能获得不到40%的食品，60%得通过非法商业获得。
军事共产主义往往被看成是国内战争迫使的政策措施，内战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并不仅仅如此。
军事共产主义的基本模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所采取的战时措施借鉴来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实行粮食垄断、食品配给制，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由国家直接监控重要工业的生产，工厂企业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军队，而且军人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份定量。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因此，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开始把这种制度叫作“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
列宁在1917年写的一些著作中，也把各国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看成是社会主义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的解决政治经济难题的措施。
1917年9月10—14日，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写道：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为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够大家吃。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
1917年9月14（27）日他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道：
“……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
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中明确写道：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每一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
由此可见“粮食垄断”、“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劳动手册”等军事共产主义的典型措施，并不是临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夺权之前就设想好准备采取的措施，是布尔什维克的施政纲领中的内容。这些措施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已经采取的临时措施，所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给这些措施披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
正因为列宁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夺取政权后要实施“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措施，引起了原布尔什维克领袖亚·亚·波格丹诺夫的注意，早在1917年底1918年初，他就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去搞“军事共产主义”。他在写于1920年的备忘录中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1917年我曾说过，你们（指布尔什维克。——引注）能够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这在1921年得到了承认，我们这里只有军事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1922年9月14日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报告的结束语中重申：“1917年12月我做过一个公开报告，其中说过我们搞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报告于1918年1月刊发。但在官方著作中是1921年4月才出现这种说法的。”
波格丹诺夫的话证实，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逼迫下才采取的措施，它的起源要早于苏俄的国内战争。
早在1917年6月，波格丹诺夫在《国家—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十月革命之初波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从生产单位取得的产品，相当平均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生产。这种“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扩大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战争造成国民经济的破坏，在经济持续衰落的情况下不调节生产就无法控制销售和消费，这样国家就必须对生产的方向和生产的规模进行控制，对物资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力的分配实施监督，实行强制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使企业失去独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推行劳动义务制，把军事组织原则推行到社会的劳动阶级。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横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
他还认为，各种灾变招致了共产主义。航船被抛上了荒岛，一切储备充公，全体乘客都得尽劳动义务。为使大家活下来，这是必要的。被围困的城市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像1917年至1921年的俄国这样一个破产的和断绝必要供应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
这种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不可能是从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转变的过渡阶段，最后只能转入新经济政策。
波格丹诺夫的预见在布尔什维克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从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之后起，布尔什维克党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实施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并且正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免费供应的物资和服务大量增加，并且把军事管理的方法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交通运输部门，扩大使用劳动军，等等。
波格丹诺夫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措施中看到把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确定下来和予以绝对化并运用到整个社会的倾向。他看到，这样做的根源是国家经济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处于少数和缺乏民主传统。执政党无法以文明的形式在正常发展生产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设想，只好采取强制的行政命令措施，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由此劳动群众的依附性增长了，转向了政府专政，这同时也是社会上层的寡头。
波格丹诺夫对苏俄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剖析，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消费的共产主义”，“被围困城市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要消除极权，它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根本不同。前者着眼生产，后者则着眼于分配和消费。社会主义首先是新型的合作体——生产的合作组织，而军事共产主义是特殊形式的公共消费，用极权调节的群众寄生组织。“苏维埃政权……是围城状态下的共产主义，首先是消费的共产主义（瓜分剩余物），其次，取决于它、也适用于它的是生产生活中剩余物的定量分配。”
1921年4月，他在《世界大战与革命》的报告中说：
“围城状态下的，或者灾变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而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的，它是和下列状况相适应的，即生产瓦解，或者仅仅削减，但不能弥补消费，而任务在于使用现有的储备作补充，使整体能够坚持到正常条件的恢复。这是在大海中失去缆索的船只被迫实行的共产主义，被包围的城市的共产主义，脱离世界交往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这个国家同这种交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失去它是无法生存的。首先它是消费的共产主义：一切必需的产品都被征收并尽可能地有计划地分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社会经济的有计划组织’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这是极大的错误。”
布尔什维克党所实施的一切，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措施，看作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实现。军事共产主义同一般的个人占有形式的尖锐矛盾造成一种海市蜃楼，其中社会主义的模糊雏形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实现。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波格丹诺夫已经脱离布尔什维克党，没有直接卷入现实的政治，没有必要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难题。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脱离政治”，是个旁观者、研究人员。俗语说，旁观者清，确实如此，布尔什维克要走过整整三年的弯路才能看清，才觉悟的东西，经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才认识到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波格丹诺夫早在1917、1918年就看到了，并且较为系统地进行了论述。所以波格丹诺夫在狱中敢说，假如俄共当时利用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分析，难道这对俄共有害吗？
军事共产主义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但是不能导致社会主义，更不能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局的迫切任务是拿到粮食，分配现有的物质资源，维持红军、城市工人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存，所以采取的各项政策不是促进生产的政策，当时也没有可能去抓生产。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1919年由于缺乏棉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只能提供战前产量的4.7%，亚麻工业的产量为战前的29%。重工业方面，1919年全部高炉熄火，不能生产钢铁，只能靠存货维持。1920年有15座高炉投产，产量为沙俄时期的3%。燃料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和工业部门不仅缺原料，而且缺人手，内战结束时，由于大量工人参军上了前线，还有一部分为逃荒而移居农村，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不到1913年的一半，成分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来自城市居民中非无产阶级出生的阶层以及从农村动员来的农民。国家财政完全靠发行不断贬值的天文数字的纸币维持。1919年卢布贬值3136个百分点。统一的货币系统瓦解，许多地区自行印刷纸币，仅中部地区货币即达21种之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实物工资制。
劳动生产率下降。1920年一名工人的工作量只及战前水平的1/3。许多企业缺勤达工作日的一半，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劳动军事化。起初在军工企业实施，1919年底推广到所有的工业和铁道部门。
粮食征收制几乎拿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农民有了土地，但得不到自己生产的果实，不仅没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对苏维埃政权产生反感情绪，到国内战争末期，这种不满就演变成遍地农民暴动，最著名的有坦波夫省的安东诺夫起义、西西伯利亚起义，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小型起义。单在1921年国内就发生50起以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出现“盗匪活动”（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起义或暴动的说法）的。这一现象被叫作“小国内战争”。其顶点就是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些起义震撼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承认是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农民和士兵暴动的威胁下，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中止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史称“农民的布列斯特”。
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和列宁并没有把所实行的政策方针叫作“军事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使用“军事共产主义”一语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在总结教训的时候。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他强调，这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到年底，才承认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承认当时有直接过渡的“设想”、“计划”、“构想”。
在1921年4月21日所写的《论粮食税》中，列宁第一次使用了“军事共产主义”一语，他说：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
他指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拯救了苏维埃俄国，因此是一种功劳。但他随即指出，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办法。
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是客观形势的迫使，而没有触及主观指导思想上的问题。直到1921年10月14日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文章中才开始触及主观动机并承认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同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这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列宁解释说，“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他宣告：“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
过了一年，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谈到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把1921年春所遇到的政治经济危机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他说：“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但是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
这样，列宁就从指导思想、政策方针及其严重的后果等几个方面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其目的一是纠正错误，二是让全党引以为训，避免以后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也无法）民主，党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是苏联的第一种模式，它被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所取代，这是苏联实行的第二种模式，也是较好的模式。可惜的是，20年代末斯大林摒弃了新经济政策模式，开始实行他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就是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