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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尽管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运动，但在总体上未能对局势产生明显影响。
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二月革命中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公开地聚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积极开展活动、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是比较弱的，总共只有23000名党员，在彼得格勒只有2000人左右，许多地方组织尚未恢复。党的主要活动家都不在首都，他们一部分侨居国外，一部分还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内部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依据建党初期就已明确的革命理论，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俄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社会主义政党将以反对党的资格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后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对待临时政府的问题上，国内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有条件支持的立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布尔什维克党将支持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向演变，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将成为合法的反对党。
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因素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列宁，他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他的思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最终从根本上改造了布尔什维克党。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瑞士的苏黎世。在这之前，他像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俄国会发生革命。当关于彼得格勒二月事件的最初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甚至是不太相信的。但在很快确认了这个事实后，列宁受到极大震撼，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在得到关于革命的最初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
在准备回国的20多天里，列宁明确地形成并提出了下述思想：俄国发生的革命不会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将很快转向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这条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贫农，以及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
这是一个新观点，因为至今为止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将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将逐渐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但现在列宁看到了俄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巨大革命热情，向他们提出了简单易懂的口号，确定了具体实在的目标。
列宁非常关注当时俄国实际上政权缺位、空前的无政府主义、全面的社会混乱等现实情况。他清楚地知道，历史为他实现以革命方式让俄国翻天覆地、给予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毁灭性打击的目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国内布尔什维克的状态显然不能承担这样的历史性使命。他自己必须尽快回国，领导革命。
列宁在一番犹豫之后，不顾政治和道德风险，决定借道德国——俄国的敌国——返回俄国。在瑞士社会党人格里姆和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一些持国际主义反战立场的俄国侨民就通过德国回国的条件同德国当局达成协议，据此，侨民乘坐的车厢享有治外法权，不能上下客，尽量不停靠车站，免审验护照等。这就是后来所谓“铅封的车厢”的来历。3月27日，列宁等俄国侨民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德国、瑞典、芬兰，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
离开瑞士前，列宁写了《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信中说，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由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一系列革命，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都不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只是特殊的历史条件而不是特殊的素质，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列宁强调，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4月3日晚上，列宁乘坐的火车到达彼得格勒。他在车站向士兵、水兵和工人发表讲话时说：“人民把武器对准剥削者——资产者的时刻到来了。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4月4日，列宁在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作了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提纲后来即以《四月提纲》而闻名。
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布尔什维克应该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为把目前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而在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它应该实际地推行激进的社会改造，这将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工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立即实现和平，等等。
应该说，这些措施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其他民主派政党也不反对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列宁要求立即实现这些任务，其目的是使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临时政府陷入危机。由于当时苏维埃是支持临时政府的，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列宁建议走一条迂回的道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哪怕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的苏维埃。在苏维埃掌握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再去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认为，只要布尔什维克掌握了苏维埃，就能以和平的政治斗争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列宁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突变，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老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列宁最终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层的不理解和抵制。列宁顽强地为他的思想而斗争，他频频地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开会、商谈，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观点。直到4月下旬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在对列宁的纲领进行表决时，118票中仍有47票反对或弃权。但无论如何，四月代表会议表明列宁争取到了党内的多数，他可以推行新方针了。
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影响了俄国革命的进程，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成为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策略原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将走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俄国也将因此而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二月革命中成立的临时政府在面对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迟迟不能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新的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参加运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事态失去控制，发展为大规模动乱。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动乱。
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七月事件”的情况十分复杂，它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在“七月事件”中，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借助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力夺取政权，只是因其力量不够而未能成事，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而在事件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形势和自己力量的估计上存在着分歧，并因此而引起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7月3日开始的运动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存在不同看法，一天里对运动的态度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出面领导，再到取消支持。
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非常矛盾。“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布尔什维克在游行队伍中的带头和鼓动，组织喀琅施塔得水兵到彼得格勒参加运动等。
列宁的态度尤其令人关注。“七月事件”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人向在芬兰的列宁报告了彼得格勒的情况。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火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时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上万名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的坚持下还是同喀琅施塔得水兵见了面，对他们表示欢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水兵们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列宁对当前运动的态度是不明朗的。他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认为同时也要准备好撤退。
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分队保卫临时政府，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点，原先保持中立的卫戍部队几个团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里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
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运动。5日凌晨2—3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协力平息了动乱，意味着双重权力现象的终结。“七月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二月革命以来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导致了俄国国内政局的根本性变化。“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列宁充分意识到了现实的严峻，他指出：“至于我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去，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
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显然是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他提到了多种可能性，而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必然性。
在“七月事件”后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布尔什维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调整了策略，修改了口号，不事声张地为摆脱困境、重新崛起作了准备。
战争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比较空洞的，如“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不进行谈判的立场。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但是，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开始提出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
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8月以前，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而主张对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底明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
“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考虑联邦制问题。列宁在6月提出了让俄国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
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民的脉搏，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
“七月事件”过后，李沃夫辞去总理职务。新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中有8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7人来自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政党。这个被称为“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表示，为了“维护新的国家制度，使其免遭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危害”，不排除采取最极端措施的可能性。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策列铁里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对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权力局面已经结束。
8月中旬，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务会议，希望动员全社会力量再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持抵制立场，未派代表参加。克伦斯基在会上呼吁实行妥协与和解，而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等军队将领则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恢复秩序。国务会议并未能起到巩固政府地位、稳定国内形势的作用。
由于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不仅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军事专政，甚至在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寄希望于实行更强硬的政治方针的倾向。米留可夫认为，“生活将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关于外科手术不可避免的思想”。他断言，克伦斯基将同科尔尼洛夫妥协，因为他“别无选择”。
在一番犹豫之后，克伦斯基批准设立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8月24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随后，他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军事和民事权力。于是，克伦斯基通电全国，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反叛，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来自苏维埃、工会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携手平息叛乱。在彼得格勒派出的宣传员的影响下，克雷莫夫部队中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克雷莫夫无法指挥部队，在单独与克伦斯基见面后开枪自杀。9月1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逮捕，叛乱遭到彻底失败。当天，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并亲任俄军总司令，同时宣告俄国为民主共和国。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案，宣布支持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
由于八月叛乱的失败，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总体上出现了“左”倾化。
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
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
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
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
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接近了政权。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
但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也对武装起义表示了怀疑。
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忙去接近它们。”
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
布尔什维克开始准备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这个过程是公开进行的。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积极活动，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对起义的支持。
克伦斯基在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但克伦斯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24日晚上，列宁从藏匿地来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25日上午，列宁写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告俄国公民书》立即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各地，而这时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还有14个小时。
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
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闹声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轻蔑地宣称：“你们是可怜的一小撮，你们破产了，你们的戏演完了，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那是你们从今以后该待的地方。”
托洛茨基冷酷而尖刻的言辞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发生在1917年10月26日1点左右的这一幕，展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也表明不同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在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和信念、对俄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群众大多数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的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从2月到10月，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如期举行。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
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选举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但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制定的方针已经明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代表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局面。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其中规定苏维埃代表大会有权决定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目的未能达到。
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
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1—12月间，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如逮捕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规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并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11月28日（原定立宪会议召开日期）动用武力驱散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驱散了进入塔夫里达宫会场的部分立宪会议代表；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宣布由苏维埃政权派驻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其一切事务，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乌里茨基那里登记并取得临时证件，等等。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的1月3日通过了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
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在立宪会议会场塔夫里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们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它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再把它交出去。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
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作出否定性评价并最终予以驱散，与其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认识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建党初期就存在分歧，而且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曾在一些代表的反对声中宣布，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在不超过两周的时间内驱散不合它心意的议会。在十多年后，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高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但同时也否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就已确定并在党的名称中得到体现的基本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主张和坚持的社会政治变革目标。
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影响其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火星报》讨论党的纲领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
一战期间，列宁一度修正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中等偏下的国家。在二月革命后回国以前，他还认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
但是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俄国革命必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仅仅过了短短几个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马上就把立宪会议视为完全过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扫地出门。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超前性质，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并不能掩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这一事实。在十月革命5年之后，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社会主义终究是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
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到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
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
相比之下，工农和士兵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下层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立宪会议也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一事实。在十月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仍有占全部选民约半数的4400万人参加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这表明至少俄国人民的半数是认可通过立宪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
由于处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泛滥，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在社会混乱、经济崩溃、下层群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摆脱困境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