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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这一被称为“二月革命”的事件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切是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进入1917年后，很多人都认为，人民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1月初，保安局的报告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在工厂内外举行集会，反对战争，抗议物价飞涨、供应不足；罢工风潮又起，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提供面包；一些工厂停工，因为工人宣称他们饿得干不动了，要去找吃的；各种各样的党派、协会散发鼓动性的宣言和小册子，人们举着红旗和标语横幅、唱着革命歌曲示威游行；工人手中出现了枪支和其他武器，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和部队的袭击频繁发生，抢劫商店特别是食品店、纵火、行凶这一类事件越来越多。
1916—1917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冷。2月的彼得格勒出现了少有的严寒，平均温度达到零下29摄氏度。天气冷到农民们没法去城里的市场，罕见的大雪封住了铁路，又缺少人手清除积雪。酷寒的天气使得运输问题更加尖锐，火车头经常要生上火几个小时才能产生蒸汽压力，装载粮食和燃料的车皮因为积雪而无法移动，由此造成的供应不足对北方城市特别是彼得格勒影响很大。
2月，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市内开始有流言传播，说政府将对面包实行定额供应，出现了恐慌性的抢购。经常有人通宵排队，希望早上面包房开门时能买到面包。人们都很焦躁，经常发生争吵和斗殴，不安、恐惧和愤怒在不断加剧。2月下旬，由于没有燃料，首都很多面包房不得不停工。一些工厂也因缺乏燃料而停止了生产。数万工人失去工作，踯躅街头。
全国范围内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代理总参谋长职务的古尔科将军提醒尼古拉二世：“您在有意为您自己准备绞刑架。这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2月10日，杜马主席罗将科在面见沙皇时指出：“战争表明，国家的治理是不能没有人民参与的。”他坚持主张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强调政权如不作让步就会发生革命和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
在这个紧张和复杂的时刻，尼古拉二世仍然认为并不存在对政权的真正威胁。2月22日，他离开彼得格勒去了俄军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廖夫。
进入2月下旬，彼得格勒的天气突然明显变暖了，22日的气温竟然升到了零上8摄氏度。人们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严寒而尽量少出门。现在，他们很乐意出来享受温暖的阳光。有人认为，出乎意料的天气变化对于2月日子里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有着不小的影响。
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自发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揭开了1917年二月革命的序幕。这一天，很多工厂都举行了集会，然后工人们唱着革命歌曲走上大街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的主要口号是“给我们面包！面包！面包！”人们砸商店的玻璃，阻止有轨电车通行，强制其他工人加入游行队伍。直到傍晚6点左右，街上才平静下来。根据不同的说法，这一天罢工和示威游行人数在7.8万到12.8万之间。有人将这一天的事件称为“平常的饥饿暴动”。
第二天，2月24日，彼得格勒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这天，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进。“涅瓦大街上出现了一群群携带妻子儿女的工人，示威游行就像节日的游园一样。”上街的工人队伍中有人拿着棍子或铁器，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不少商店被砸，一些食品店、面包铺被抢，不少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
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6万人，一些工厂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学生、教师、职员等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涅瓦大街和市中心很多广场都挤满了人。很多大街上都在举行游行集会。电车完全停驶了。有些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
23日开始的运动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骚动”，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发动了它。二月事件的参与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为伟大转折做好了准备”。各左翼政党对23日事态的反应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而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没有人认为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更没有人想过这将是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导火索，因为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这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把它当回事，而只是尽量利用运动于宣传目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布尔什维克中央俄罗斯局成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在有人告诉他彼得格勒发生了革命时，他挥挥手说：“哪会有什么革命！只要给工人面包，运动就会平息。”
彼得格勒从23日以来的3天动乱几乎没有受到政府方面认真对待。尼古拉二世离开彼得格勒后，首都事务实际上是由一些庸碌的官员在负责。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是靠贿赂拉斯普京获得这个职位的。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是一个迂腐的军事官僚。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的职业经验不超出办公室和军事学院的范围。他们起初都未看到局势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迫切问题，平息群众的不满。当局的犹豫不决加剧了街头游行示威的势头，使得参与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人们似乎感觉到政府害怕了，可能会作出某种决定。
25日晚上9点左右，在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命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制止首都的动乱。一个小时后，哈巴罗夫下令使用武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当天夜里，有100余名各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但是，2月26日早晨，工人们还是继续走上街头，涌向涅瓦大街。下午3点左右，涅瓦大街多处发生部队和示威者的冲突。下午5点左右，一些反对政府使用武力镇压示威者的士兵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并与骑警交火。弹药用完后，他们返回兵营。这些士兵的造反行为遭到镇压，19名主谋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
至此，始于23日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26日晚上，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左翼政党领导人都认为，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了。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电话通知杜马主席罗将科，沙皇命令杜马休会并延期至4月。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解散杜马。
但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对局势下一步发展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他在26日晚上9点52分发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指出：“在彼得格勒开始的群众骚动具有自发的性质和危险的规模。骚动的原因是面包不足和面粉运输薄弱引起恐慌，但主要是人们完全不信任无力引导国家走出困境的政权。正因为如此，事态无疑将会扩大……饥饿的失业的人们正在走向自发的、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状态……救救俄国吧，它正面临屈辱和羞耻的威胁……请立即征召一位得到全国信任的人士，授权他组织一个全体人民能够信赖的政府……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后果极为可怕的危急时刻，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也不可能再拖延了。”
对于罗将科的电报，尼古拉二世的反应是不屑一顾。但是，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在主要政治活动家中，只有罗将科对局势发展的判断是正确的。
2月27日，局势的发展再一次出人意料，事态发生根本转折。
27日清早，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哗变。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他们在步枪的刺刀上系上了红布带，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发的示威游行转变为士兵起义。起义士兵和工人一起，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夺取了军火库并得到了70000支步枪和左轮手枪，放出了关押的政治犯和普通的刑事犯，放火烧了各地段警察局、警察总局和保安局。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可见手持武器、挂着子弹袋的人，有的甚至一人带着几件武器。枪声连续不断，伤亡事件时有发生，抢劫商店十分普遍。俄国的首都成了起义者的大舞台。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三分之一。而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都散掉了。彼得格勒事实上已在起义者手中。
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俄国首都已经不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起义士兵同工人一起，占领兵工厂、海军部等重要据点，捣毁内务部和保安局，逮捕政府高级官员。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沙皇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则主要是由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组成的。在二月事件中，他们发动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派往前线。后来在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起义士兵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将不被调往前线。这是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
在革命最初几天，没有任何一个革命政党表现了自己，没有一个革命政党成员在街头战斗中受伤甚至划破手脚。苏联学术界也早已承认：“否定二月群众发动的自发因素是不正确的。运动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布尔什维克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
在发生大规模士兵起义的情况下，首都的军事和行政组织陷于崩溃，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信心。27日，军事部长别利亚耶夫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请求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迅速从前线调来可靠的部队”。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给沙皇发电报，请求任命一位有声誉的将军指挥彼得格勒的部队，请求解散大臣会议并授权一位得到公众信任的人士组织新政府。尼古拉二世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通过直通线路与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联系，请他报告尼古拉二世，为了平息已有很大规模的运动，必须立即批准大臣会议集体辞职，并任命一位得到君主信任和各阶层普遍尊敬的人士担任大臣会议主席。惊慌失措的大臣们没有等到尼古拉二世答复，就纷纷离去。
前线军事将领也开始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27日下午和晚上，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和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给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建议立即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平息人民的骚动，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局势恶化”的镇压手段。
28日凌晨1点多，21位国务会议成员联名给尼古拉二世发去请愿电报，称“祖国面临严重危机”，现政府继续掌权将意味着法律秩序的崩溃、战争的失败和王朝的灭亡；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按照人民代表制的原则立即召集立宪会议、现政府辞职并由沙皇指定一位受到人们信任的人士组织新政府。
尼古拉二世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担任过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一支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将军还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并被授权对平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
尼古拉二世在28日凌晨乘坐专列准备返回皇村。他以为自己回到首都以及忠于他的部队的抵达，将会扭转彼得格勒的局面。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再无机会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皇帝回到彼得格勒了。
28日，沙皇专列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动乱还没有波及俄国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此时，尼古拉二世的专列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为了安全，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3月1日晚上7点左右，沙皇专列到达普斯科夫车站。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登上了专列。在此之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已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在鲁兹斯基与沙皇谈话过程中，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也发来了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强调全国范围内不断扩散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危险每一分钟都在加剧，军队在进一步瓦解，战争已不可能继续，要求沙皇立即签署宣言确认成立责任内阁并授权国家杜马主席组阁。
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最终作出让步，同意组织责任内阁。3月2日零时20分，沙皇给率领部队已经到达皇村的伊万诺夫将军发去电报：“在我到达和向我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但尼古拉二世事实上再也未能到达皇村，而已在皇村待命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清晨5点15分，尼古拉二世给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发去电报，表示可以公布关于组织责任内阁的宣言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俄国将会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但是，在彼得格勒，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群众。然而，彼得格勒的激进情绪在加强，群众集会游行如火如荼，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有人提出了沙皇退位的要求。
随着群众情绪的升级，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杜马临时委员会产生了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方案。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倾向于作出重大让步以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认为尼古拉二世退位将为保留君主制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也指出，不能坐待革命分子去摧毁君主制，而应争取主动。民族主义者舒尔金更明确地表示，尼古拉二世退位不可避免，但不能让皇帝同革命派直接见面，退位诏书应该交到君主派人士手中。而“一旦退位诏书落到我们手中，革命可能就会从此消失……革命将从法律上被取缔”。
杜马临时委员会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将皇位让与13岁的继承人阿列克谢，由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古契科夫和舒尔金作为杜马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同时，杜马主席罗将科通过电话向鲁兹斯基将军通报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表示组织责任内阁的方案为时已晚，尼古拉二世必须退位。
鲁兹斯基与罗将科的谈话通过北方战线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请鲁兹斯基立即叫醒尼古拉二世，向他报告杜马主席的意见。3月2日上午，阿列克谢耶夫把鲁兹斯基与罗将科的谈话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各舰队的司令，要求他们就此问题立即表态。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包含了希望将军们支持尼古拉二世退位方案的暗示。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等主要将领很快给大本营回电表示，为了制止革命、结束无政府状态，拯救祖国和王朝，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作出牺牲。阿列克谢耶夫将收到的回电转发沙皇，并请求尼古拉二世“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拖延将意味着俄国的灭亡。”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在军队主要将领要求尼古拉二世为了祖国和王朝的利益而退位的时候，他事实上已别无选择，只能表示决定退位。
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尼古拉二世陈述了彼得格勒的无政府状态和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解决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他本已准备让位于儿子，但考虑到儿子的病情，决定同时以他自己和阿列克谢的名义宣布退位，由其兄弟米哈伊尔继承皇位。古契科夫表示：“您内心的父亲情感在说话，在这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因此我们不能对您的建议有任何反对。”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于形势了。
3月2日，彼得格勒出现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给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销毁，把古契科夫干掉。
在杜马活动家和临时政府中，对米哈伊尔是否继位问题出现了分歧。克伦斯基和罗将科等人主张关于由立宪会议来解决未来国家制度的问题，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等人坚持要米哈伊尔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国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的妥协意见是让米哈伊尔自己来作出决定。
3月3日早上，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代表团来到米哈伊尔的住地。双方向米哈伊尔陈述了自己的立场。占优势的显然是要求米哈伊尔拒绝皇位的意见。米哈伊尔与李沃夫、罗将科简短交谈之后，宣布在立宪会议就未来国家制度作出决定以前，他拒绝接受皇位。俄国的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一些工人、士兵的集会提出的反对君主制、实现共和国的要求，经常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再由执行委员会向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事态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倾向。这是在革命的日子里出现的一种循环。
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广大的地区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很多工人仍然愿意支持君主制度。而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3月1日中午，当尼古拉二世的专列停靠旧鲁萨车站时，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在尼古拉二世决定让位于其兄弟米哈伊尔后，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革命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索尔仁尼琴曾问道：“谁能够想象，谁能够预测，俄罗斯帝国会以这样不可思议的速度崩溃？……3月1日还没有谁会相信尼古拉二世会退位，3月3日退位的就已经不仅是尼古拉二世，而是整个王朝了。”
俄国君主制垮台的突然和迅速，不仅在当时令人震惊，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入探索和思考的广阔空间。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
27日这天，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孟什维克К·А·格沃兹杰夫、П·О·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里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动权。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各企业和部队按照每一千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里达宫集中。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孟什维克齐赫泽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劳动团成员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在选举产生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多数。这两个政党并不准备充分利用苏维埃的权威来领导革命，而认为苏维埃只应该是“人民的喉舌”、“革命的控制器”。
但苏维埃成立后还是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发布了关于军队民主化的“一号命令”。发布一号命令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预先准备后采取的行动，而是事态的发展推动了拟定一个详尽的文件以满足士兵群众要求的过程。3月1日清早，卫戍部队各单位的士兵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反映军官试图解除士兵的武装。正在举行的苏维埃会议决定讨论“士兵们的需要”，并同意士兵们选出代表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有起义部队代表参加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决定把有关组织部队和保证士兵权利的措施综合起来并以命令形式发布，为此成立一个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Н·Д·索科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命令。
3月1日凌晨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了一号命令，其主要内容是：在彼得格勒军区和卫戍部队所有连及以上军事单位立即选举由下级军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每个连派一个代表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各部队的政治活动应服从苏维埃和自己[部队]的委员会；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若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决定矛盾，不得执行；所有武器应该由连、营的委员会掌握；士兵在非执勤状态和不在作战队列时，在政治生活、一般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方面享有全体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取消非执勤时士兵对军官必须立正、敬礼的规定；取消对军官的尊称，禁止粗暴对待士兵，禁止使用“你”称呼士兵；士兵应及时报告破坏以上规定的情况。
一号命令使得彼得格勒的部队事实上脱离了指挥机关。而且，尽管一号命令形式上只是针对彼得格勒军区和卫戍部队而发的，但它立即就传达到整个俄国军队，由此开始了“军队民主化”进程，在军队中普遍建立了各级委员会。
一号命令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之时、俄国有大约1100万人手中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发布的，它取消了军队的纪律，使其瓦解和失去能力，从根本上破坏了俄国旧军队的基础。当代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斯坎德洛夫认为，“军队始终是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正是军队的瓦解成为决定俄国君主制崩溃的基本原因”。
27日上午开始，一些杜马代表积极活动，如动员和组织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到国家杜马一边、实行革命暴力、逮捕沙皇制度支持者等，使杜马事实上介入了事态发展。下午，杜马部分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一致同意由杜马各党团领袖组成一个委员会，杜马代表将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委员会。由罗将科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的名称为“在彼得格勒维持秩序并与机构和个人进行联系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它发生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之前几个小时。
27日夜间11点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在事实上接受政府权力。28日（3月13日）凌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发布公告：“旧政府的措施使国家陷于破灭。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临时委员会意识到通过这一决定的全部责任。它相信人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符合人民要求并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新政府。”
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就作为革命的中心领导起义。傍晚，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2月27日一天中，起义士兵人数从早上的1.02万人增加到傍晚的6.67万人，与军事委员会同犹豫不决的部队进行谈判、促使其转向革命的努力直接有关。军事委员会在起义士兵的基础上组建了最初的一批革命部队，并使用这些部队执行占领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的任务。
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掌握政权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获得广泛支持的权力机关，得到了自由派和民主派高层的支持和彼得格勒起义士兵的拥护、一些沙皇大臣和官员的效忠，以及主要盟国英、法的承认。
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向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派遣政治委员，使主要中央管理机关在自己的控制下恢复了活动。政治委员一般都在武装卫队的护送下到达相关政府机关，开始发号施令。而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往政府部门派遣任何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是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新政权以及控制政府权力的最重要措施，是实现政权更迭的重要环节。
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还直接领导了革命暴力并组织了对革命的保卫，使自己成为二月期间革命司法的中心。杜马领袖很快就开始利用逮捕作为同旧政权斗争的手段。罗将科曾以逮捕“大臣会议全体成员”相威胁，要求其立即离职并将权力移交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27日夜里宣布掌握权力后，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广泛地使用逮捕手段，以便直接控制中央机关。它在派出政治委员的同时，授予他们对旧官员、军队指挥员实行撤职和逮捕的权力。逮捕的范围后来扩大到宪兵、警察、情报官员。在二月革命反对者眼中，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夺取政权的斗争走上了街头，转变为全俄范围的暴行，即对于有产者的公开暴力……红色暴动的标志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流血……在这一犯罪行为中，最大的教唆者和罪犯就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犯罪的第四届国家杜马。”
当沙皇专列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此时，苏维埃在政权问题上的立场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通过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的立场与孟什维克一致，他们在二月革命中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的谈判通过了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了八点纲领：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通常认为，二月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理解为可以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苏维埃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达成的协议确定，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临时管理国家的机构，它无权解决当时国家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也不能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因为那都是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的。临时政府的这种暂时性政权的特点还不是它履行政治职能的最大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对它的牵制、施加的压力以及它不能单独调动军队和警察执行自己的命令。
二月革命对政权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2月到10月间政治乱局的根源。原有的权力结构彻底破坏，新的权力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都将由未来的立宪会议决定，而立宪会议的选举、召集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之前只有一个权力和地位受到诸多限制和掣肘的临时政府来应付局面。
应该说，临时政府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临时政府对二月后的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最基本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最终被群众抛弃。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和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彼得格勒的事变。
彼得格勒以外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的直接来源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临时委员会派往交通部的政治委员布勃利科夫通过铁路电报系统发出的一份电报。
在2月27—28日的那个夜里，布勃利科夫一到交通部就立即控制了对全俄铁路的管理权，但他最初采取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利用铁路电报网络向全国铁路车站站长发出电报，宣告政权已转到国家杜马手中：“铁路员工们！造成国家生活各个领域崩溃的旧政权已经完结。国家杜马委员会已着手组建新政权，并以祖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拯救祖国现在取决于你们……”
这份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科和布勃利科夫共同署名的电报震动了整个国家，在加快革命的发展和使政权转到杜马临时委员会手中起了重要作用。电报的内容实际上超出了事态发展的速度，因为当时沙皇政权还存在着。但是电报表现出的那种权威的、居高临下的、威严的口吻，无可争议地令人相信它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正是从布勃利科夫的电报中，全俄罗斯听说了革命，并知道是杜马制造了它。在这之后沙皇退位就显得是次要的形式了。但是……在布勃利科夫勇敢地庄严地向全俄罗斯宣告新政权建立时，事实上它还根本不存在。”
在二月革命的消息向彼得格勒以外传播以及革命本身向各地辐射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这一份电报，还有其他一些电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被视为“电报革命”的组成部分。例如，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往彼得格勒电报通讯社的政治委员格隆斯基和萨拉兹金发往各省报纸的电报新闻稿，也是“电报革命”的实际推动因素。电讯稿在地方上的出现和传播，意味着二月革命最初几天外省的信息闭塞状态被打破，并且有力地促进了地方上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迅速胜利。又如，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往政府各部门的政治委员到任后立即向地方发号施令，这些命令同样以电报方式传达到各地相应的下属部门，而地方部门也纷纷回电承认政治委员权力。此外，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一系列决定，也都是通过电报传达到地方并得到实现的。
“电报革命”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十分微弱的事实，也表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局势发展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