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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内的各民族，不管是名称上还是实际上，都在逐渐成为罗马人，这一情形乃是肇因于以上所说的罗马的基本政策。
但并不是一切都无例外。在各行省、各家族中，依然存在着只承受社会的重大压力，却无缘享受那恩惠的人。在古代所谓的自由国家中，受到严苛、脾气阴晴不定的主人掌管的奴隶，就是那一类人。
回顾过去，可以知道整个罗马帝国在达到完全的和平之前，曾经有过长达数世纪的破坏与掠夺的历史。大部分的奴隶就是在这样的战争中被俘虏并以极低的价钱卖出的蛮族。
他们总是在心中暗藏着强烈的复仇之念，只要一有机会，就要立刻斩断脚镣恢复往昔的自由。事实上，他们豁出性命发起的那些暴动，甚至不止一次让这个国家陷入存亡的危机中。因此，他们总是被视为内部的敌人，在帝国自我防卫的名义下受到严苛的对待。
但不久之后，欧洲、亚细亚、非洲的主要国家落入一个统治者手中，那就是罗马。来自外国的奴隶供应量剧减，为了确保奴隶的来源，不得不依赖稍微稳重的而且是婉转的方法。
于是在罗马人的家庭，特别是各地的领地中，开始奖励奴隶通婚。之后又加上教育和拥有不动产，让他们的辛劳减轻不少。
奴隶的幸福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主人的品德和遭遇，但就连这样的状况不久也开始改变。奴隶的身价逐渐提高，因此主人也愈来愈关怀奴隶。
这样的倾向也受到历代皇帝的政策奖励。这从哈德良皇帝、安东尼·庇护皇帝和马可·奥勒留皇帝的敕令中——连最卑贱的阶层也受到保护——可以看出端倪。
比如以前经常受到滥用的主人对奴隶生杀予夺之权，便从个人手中收回，交给行政官执行。地牢监禁被废止，控诉遭受虐待的奴隶如果所言属实，则既可以选择获得解放，也可以到更人道的主人那里服务。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再也没有比希望更能安慰人的了，这一点对奴隶也不例外。工作能力受重视或为主人喜爱的奴隶，只要认真工作几年，就可以获得自由这个最好的报酬。
但是，主人的善意有不少是出自像虚荣或贪婪这样卑鄙的动机，因此不久就产生了用法律去保护对奴隶的那种优厚待遇的必要性。
原本奴隶被视为没有祖国的人，所以当时的惯例是，奴隶一旦被解放，就会立刻成为其主人所属的政治团体的成员之一。
但这样一来，就有各式各样的贱民也有可能享受罗马公民特权之虞，于是政府设下言之成理的例外规定作为预防措施，也就是那样的名誉只限于有资格的奴隶享有，要获得法律上的自由必须要有行政官的认可。而且被这样挑选出来的、被视为自由民的奴隶，只具有公民的私权；公权方面，不分文官武职，全被严格排除在外。
即使是孩童，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不管有多少财产或功绩，元老院的大门永远对他们紧闭。要完全消除卑贱出身的影响，得花上三代到四代的时间。
换句话说，以前受到歧视的人虽然已能对自由和荣誉怀着希望，但阶级的高低，长期以来依然壁垒分明地存在着。
有天分的年轻奴隶，主人会教他技艺和学问，再依据他的技术和才能判定其价值。在富裕的元老院议员宅邸中，不管是用脑筋的职务还是需要技术的职务，从事一切职业的奴隶齐聚一堂。在奢华和情色方面使用的奴隶种类之多，早已经大大超越了现代所说的奢华观念。
对商人和制造业者来说，收购奴隶从事劳动比雇用工人还节省经费。而乡下的居民则把奴隶当成既便宜又耐用的工具使用。现在我们就举几个实例来证明这个状况。
第一个是一个悲惨至极的事件：主人被杀害时由于奴隶未能救出主人，所以全体四百名奴隶都遭受处刑。另外，一个非洲寡妇把同样约拥有四百名奴隶的私人庄园让给儿子后，她自己仍然拥有比那还要广大的土地。
另一个是奥古斯都皇帝在位时，一名被解放的奴隶虽然在内战中蒙受重大损失，但还是留下七千两百头公牛、二十五万只小家畜，以及和家畜没有两样的四千一百一十六名奴隶。
不分罗马公民、行省居民、奴隶，罗马人口总数有多少，在今天已经无法用符合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精确度算出。不过根据一项说法，克劳狄乌斯皇帝进行人口普查时，“罗马公民”是六百九十四万五千人，再加上妇女小孩，总数应该超过两千万人。只不过贱民常有变动，无法确定。
但如果将很有可能左右全体数字的重要事项也考虑进去的话，克劳狄乌斯皇帝时期的行省居民总数约为罗马公民的两倍；至于奴隶，一般认为至少和整个罗马世界的自由民总数大致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