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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圳，我写过很多。
1998年3月号的《南风窗》上这样写：
“深圳的美，是一种有活力的美，一种时刻充满变数与可能性的美。它恍如烟火，你看得到它凌空一飞的轨迹，但却无法猜到它绽开的是什么花朵——你永远不知道青春生命的下一步在哪里，你只能感到它在飞！”
2010年8月26日在《第一财经日报》上这样写：
“深圳的风景让人喜欢，深圳的奇迹让人惊叹，但只有深圳的开放、包容与创新，才让人热爱。……用梦想凝聚，而不让怀疑扩散；用创新牵引，而不让平庸主导；用未来激发现实，而不让现实锁定未来；用坚韧去开拓，而不让逃逸流行。”
2017年在《深圳商报》上，2020年5月在《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新书发布会上，我都这样回答“深圳何以能量产伟大企业家”：
从制度看，深圳是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又是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先行先试的试验场；
从社会和文化看，深圳是移民文化最浓郁的地方，是人口结构较年轻的地方，是“靠自己永远不倒”的创业与自立文化深入人心的地方；
从自然条件看，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离世界最近、得风气之先、贸易条件便利、最容易融入全球市场的地方；
从技术看，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驱动力转向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变化扑朔迷离，一切都是平的，哪个地方对旧经济、旧产业的路径依赖越轻，越容易走向未来。
写过说过这么多，再谈深圳，颇有“江郎才尽”之感。
但深圳特区40年，一个字不写，将是永远的遗憾。
于是我去了深圳，也有了一些新感受。
2020年8月22日，在一个圆桌讨论上，我问深圳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吴思康：“最近这些年，深圳的新一代企业家在全国的影响力没有过去那么大。美团、字节跳动、滴滴、拼多多这些‘小巨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在深圳。从2006年大疆无人机创立后，深圳好像没有出过什么极具影响力的新企业。”
话一出口，有些后悔，因为只是一点感觉，可能很不准确。
我马上补充道：“也许深圳现在是‘生态型创业’，华为、腾讯、平安自己都裂变出了很多新业务、新公司，如华为终端、微信支付、平安好医生。腾讯出去的创业者也很多，像创立了乐信、4年多时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肖文杰。只不过在华为、腾讯、平安的映射下，新的企业家还不太知名。”
我关注深圳企业家近30年了。如果要我画一张改革开放后深圳企业家的路线图，我会从袁庚创立的蛇口工业园区、马福元创立的赛格集团、马志民创建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
袁庚70年代末从香港到蛇口，筚路蓝缕，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园区（1979年），这里诞生了中集集团（1980年）、南玻集团（1984年）、招商银行（1987年）、平安保险（1988年）等一批市场化、现代化的优秀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机制探索方面，蛇口工业园区创造了20多个“中国第一”。
马福元1985年7月从北京到深圳，成为深圳电子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当年他52岁，是电子工业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兼计算机管理局局长，应深圳市之邀，由电子工业部委派，到深圳负责整合部属、省属、市属等100多家中小电子企业，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以此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并与国际大集团同台竞技。
当时有人反对说不能叫集团，“集团”是一个贬义词，如“反党集团”“盗窃集团”。马福元说，集团就是“集中与团结”的意思。有人说，这样搞集团是“拉郎配”，马福元说“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权。
1988年1月，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取“赛国格、赛人格、赛品格、赛风格”之意。赛格旗下一度拥有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00多家电子企业，也投资过赛格日立（彩色显像管）、中康玻璃（彩管配套玻壳）、深爱半导体（大功率晶体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骨干项目。
1988年3月28日，马福元筹划的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组织生产资料配套供应的深圳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在华强北开业，160多家内地厂商和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顾客在此可以买到急需的元器件，可以了解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动态，产供销三方直接碰头。
这是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史上不可不写的一笔：在这之前，很多电子元器件都按计划统一分配，像粮票一样，要跑北京找关系才能弄到；这之后，元器件的市场化配置开始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蜂拥而至，华强北一步步发展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最重要的集散地，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90年代初，深圳市有领导在评价此地对产业的影响时说：“赛格春节关门，全国配件就会涨价。”
在改革风雷激荡的80年代，深圳因为是特区，毗邻香港，所以内地在香港的几家窗口企业，如港中旅（香港中国旅行社，1986年2月变更为香港中旅集团）、招商局、华润，对深圳的发展卓有贡献。马志民当时是港中旅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5年秋，国务院批准由港中旅投资开发占地4.8平方千米的深圳华侨城，马志民兼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华侨城公司总经理。这位没有学过一天设计的企业家，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理念，先后创建了“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被誉为“华侨城的总设计师”“中国现代主题公园之父”。
在七八十年代，政府对旅游的态度还是“不鼓励，不提倡”，旅游业不是独立产业，旅游管理机构是隶属于外事接待部门的事业单位。华侨城的定位是以工业为主，不敢直接提出“旅游”。1985年，马志民到欧洲考察，在荷兰马德罗丹（Madurodam）看到“小人国”，产生了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丰富旅游资源微缩在一个公园里，让中外游客“一日看尽千年华夏”的创意。1987年，全国首创的“锦绣中华”动工，两年完工，1亿元的投资在开业当年就全部收回。
有一位外宾给马志民写信提醒厕所问题，说“你们的厕所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仍然是不会得到世界的尊敬的”。这让马志民耿耿于怀，一定要将厕所彻底改观。最具代表性的是“锦绣中华”的孔庙洗手间，洗手间管理员会面带微笑地为游客递手纸、拧水龙头、喷香皂液，甚至为游客梳头、擦皮鞋，被游客誉为“锦绣中华第81景”。
开业之初，“锦绣中华”的地上留下大量垃圾杂物，对随手乱扔的游客，工作人员不是责备训斥，而是加大清洁的力度，不管你扔什么，清洁工立刻跟上清扫。游客不好意思，就开始找垃圾桶了。
马志民先生于2006年逝世，享年74岁。他最早意识到“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他让深圳这片经济热土从一开始就带有“文化绿洲”的气息。
马福元先生于2015年逝世，享年84岁。他到深圳那一年，华强北街还只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今天，深圳早已拥有了世界级的高效、完整的电子制造产业链。
袁庚先生于2016年逝世，享年99岁。1979年他开创蛇口工业区时，整个深圳的户籍人口为7.62万，到年底，全部常住人口也只有31万多。而今天，深圳的常住人口在1343.88万左右，包括流动人口在内，深圳已是有近2000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
从袁庚的“招商局部落”、马福元的“电子信息方阵”、马志民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接着我会画上：“一任”“一郭”“二徐”“华工三剑客”“二汪”“三马”“四王”。
“一任”：1987年创立华为的任正非；
“一郭”：1988年在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做电脑接插件来料加工的郭台铭；
“二徐”：1991年创立迈瑞医疗的徐航，1993年创立金蝶软件的徐少春；
“华工三剑客”：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1978级的同学李东生、黄宏生、陈伟荣，他们的名字和TCL、华星光电、创维、康佳连在一起；
“二汪”：1999年创立华大基因的汪建，2006年创建大疆的“80后”汪滔；
“三马”：1988年创立平安的马明哲，1999年到2013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的马蔚华，1998年11月创办腾讯的马化腾；
“四王”：1984年创立万科的王石，1995年创立比亚迪的王传福，2002年把顺丰总部迁到深圳、从此阳光灿烂的王卫，2004年创立立讯精密的王来春。
有一些风云人物最终和深圳擦肩而过，但深圳肯定是他们创业之路上永不磨灭的记忆。
求伯君，这位天才的程序员，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把自己关在深圳蔡屋围酒店的房间，夜以继日地写代码，其间肝炎复发三次，甚至把电脑搬到病房，终于写出了12.2万行的WPS1.0，创出中国软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
史玉柱，1989年1月毕业于深圳大学研究生院，下海创业，推出桌面中文电脑软件M-6401，1991年创立巨人公司。
还有的企业家并非在深圳开始创业，但最终他们回到了深圳。
许家印，1992年从河南舞阳钢铁公司离职，到深圳寻找机会，找了几个月，加入了一家叫中达的国企。1994年到广州开发房地产项目。1997年2月创立自己的企业恒大。2017年8月，恒大总部从广州迁往深圳。
聂云宸，“90后”创业者，2012年5月12日在广东江门九中街开了第一间茶饮店，这就是喜茶。没几年，喜茶就把总部设在了深圳。
我肯定遗漏了很多。我画这张脉络图谱，只是想表达某种价值判断，即企业家应该是生产性创新的推动者。
我和上述提到的大多数企业家都有过思想交流。遗憾的是，没有见过袁庚、马福元、马志民三位先生。
在我心中，从经济角度来说，他们三位是深圳的体制机制创新、制造与市场、文化的最初奠基人。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现在回到8月22日的圆桌讨论。
对于我的“深圳新一代企业家何时能再出现‘三马’”的问题，吴思康回应说：“你的问题其实挺尖锐，就是说深圳是不是没有那么创新了？我给你一个数字吧。到今年6月底，深圳的商事主体已经达到339.1万家，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53.4户，或者说每4个人就有一个商事主体，这样的创业密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别的城市怎么样，你可以去算一算。”（注：商事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密度的计算公式为商事主体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我查找了相关数据，深圳的商事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到2020年6月底共有215.2万家，占全部商事主体的63.4%，占全部企业总量的99.9%。深圳每千人拥有企业159户，相当于不到7个人就有一户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深圳每天登记的中小企业平均仍有680家。
下面，我们将深圳和北上广及创业的热门城市杭州对比一下。（注：各城市常住人口均为2019年年末数据。）
北京（常住人口2153.6万）：到2019年12月底，北京市市场主体存续为208.88万户（含内资非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营合作社），1-12月新设市场主体21.24万户。
上海（常住人口2428.14万）：截至2020年3月底，上海共有市场主体274.35万户。
广州（常住人口1530.59万）：截至2019年12月底，广州实有各类市场主体232.91万户，其中企业127.71万户，个体工商户105.0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400户。按2018年市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计算，全市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156户，每千人拥有企业85户。
杭州（常住人口1036万）：到2019年6月底，共有市场主体121.4万户。
大体来说，按照每千人拥有的市场主体数量来看，深圳为253，广州为156，杭州为117，上海为113，北京为97。深圳的创业密度遥遥领先。考虑到深圳的面积不到2000平方千米，即使包含最近发布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也不过2465.77平方千米，远远少于北上广杭，因此可以推断，深圳的空气里有着中国最高的创业浓度。
由于各个地方的产业特征不同、所有制形态不同，我们并不能简单得出一个结论：深圳的创业环境比北上广杭优越。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其创业成功率可能比在其他城市更高。但就整个创业环境的市场化、民营化，以及个体对创业的参与意愿来说，深圳无疑走在了前边。
原因很简单，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镇，没有什么基础。深圳要发展，只能靠更有激励性的政策（后来是更有激励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让全天下敢试敢闯的人到这里来创业。由此天然形成了更具分布式，更加市场化、个人化，更为包容，市场主体之间也更加平等的气氛和文化。
深圳的知名企业基本上都是当初籍籍无名的创业者创出来的。和北上广相比，深圳的世界500强中的民企比例最高，企业家色彩最浓。
我在深圳听到的故事都是类似这样的：
十几年前，深圳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但这些巨头后来基本都不行了，甚至不见了。深圳的好企业大部分都是从“游击队”开始的，他们最懂市场，最适应市场，最早面对国际市场。
深圳有不少年销售额过百亿元的企业家，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
深圳的A股上市公司到2020年8月为止在315家左右，仅次于首都北京的上市公司数量。这些上市公司中，民企占2/3左右，这一比例高出北京和上海不少。光一个南山科技园，就有8000家注册企业，近1500家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2020年深圳的重大项目，社会投资约占69%。
2019年深圳每万人口的发明专利拥有量（106.3件）为全国均值的8倍，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7459件，连续16年居全国首位。
源自民间、源于每个人心里深处的创业热情和创造力，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力量。
谢谢深圳特区的40年。
“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的。当时的听众，一个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一个是省委书记王全国。
深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探索的价值，必将光耀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
当我离开深圳，我问自己：如果中国没有特区，特区不在深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有今天吗？我自答：不会，起码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世人瞩目。
那个已经被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打压了两年、“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企业，就是在深圳这块土地上长出的。1987年年底，它创办时的注册资本不过2.8万元。那年2月，深圳在全国发布了首个鼓励科技人员兴办科技企业的文件，直接催生了任正非的创业热情，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形势催人强，好制度助人强。
今天，如同华为遭遇的挑战，中国也面临各种压力。但纵有千难万难，只要不沉溺于过去，不止步于探索，只要创业创新的精神和意志在，中国经济就还有下一个辉煌40年。
如特区精神能天下传扬，则中华民族之复兴近在眼前。
在经济世界里，哪里有最适合创业者、创新者发展的空间，哪里就是最美的地方。
顺丰的王卫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曾说，来深圳的人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朝气，年轻人来到这片全新的土地，就是闯，就是干事业，“当时觉得深圳的整个天空特别蓝”。
张春山，这位1997年大学毕业就从哈尔滨直奔深圳、今天已是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创业者说，“在深圳，冬天睡在马路上都不会冻死人”。那年他到深圳，母亲总觉不放心，认为还是在政府部门更靠谱，他跑到街头通过公用电话宽慰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在一个尊重价值创造、不歧视、通过市场实现供求匹配的环境中，创业者真的“冻不死”。
机会、公平、法治，就是他们最大的温暖。
我们的国家，太需要实干兴邦、创业创新了。40年远远不够。
所以我真心对深圳说一句：“愿你继续创业创新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