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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突发的黑天鹅事件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程度，带来复式危机的全面爆发。从政治到经济，各领域的巨大变化揭开了世界格局的风云突变。
在史无前例的混沌时期，包括疫情在内的连续冲击，以及世界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使各国经济发展失去了“准心”，缺乏经济新增长极的抓手，无所依托。面对世界性的“缺魂少魄”，各国慌不择路，以邻为壑地应对危机，将局势越搅越乱。
第一，全球集体“放水”，经济共同下探。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避免经济急剧下坠，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纷纷实施变相的量化宽松政策，投放了大量货币。然而，所有的价格都由供求关系决定，这十余年来，在各国集体“放水”的驱动下，货币本身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如今还迎来了负利率时代，从政策利率为负升级到存贷利率、债券利率纷纷为负，负利率愈发深化，开始影响社会。集体“放水”终究是无奈之举，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注定了世界经济共同下探的发展趋势。
第二，市场经济全面出清，行业冷酷洗牌。前所未有的六大过剩——从商品过剩到商业过剩，从生产过剩到办公过剩，从产能过剩到分配过剩，从供给过剩到消费过剩，从货币过剩到调控过剩，从资本过剩到模式过剩——正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过剩必然出清，而让范围如此广、规模如此大的市场过剩重归平衡，必然导致危机一浪接一浪地涌现。因此，202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探寻底部。
然而，在探寻底部的基础上，更需要从底部突围，决战未来。关键在于创新。其一，从技术到科学，从实践到理论，进行基础理论创新。当下，区块链、虚拟现实（VR）、机器学习、基因编辑、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均根植于基础科学的突破，在这些技术的更底部，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领域。这意味着，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聚焦基础科学研究，方能打造面向未来的科技引擎。其二，经济发展永无止境，制度创新未有穷期。以中国为例，中国正在脱离以技术转移、外包生产为特征的追赶型增长时期，在此条件下，经济要再向前发展，主要靠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需要更深刻的制度变革。其三，以组织创新为抓手，增强组织活力。复式时代正在到来，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国家到企业，全方位地掀起了重新组织化和组织创新的浪潮。换言之，在未来，个体将无法单独存在，而是必须在复式组织中兼容互联。这意味着，对于任何个体而言，若想搭上时代的“火车头”，都离不开组织创新这个抓手。概言之，2021年，突围底部既离不开基础理论创新，也离不开制度创新，更离不开组织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在此基础上，进而培育出新生产力，为下一轮辉煌做准备。
虽然说2021年是探寻底部、突围底部的一年，但其间我们依然要看到希望和规律。回顾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社会发展只是不断地经历和重复着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同样，虽然世界经济前景迷雾重重，但正如哲学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未来，世界经济将在勾兑中夯实底部，这也注定了2021年将是勾兑的开始。一方面，国与国之间勾兑，寻找均衡、探索未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结和渗透程度相当深刻。在此背景下，各国彼此之间快速驶离经济下行期的最佳道路，不是一味地互相竞争与敌对，而是进行充分的勾兑与融合，寻找均衡，探索未来。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勾兑与平衡，探索第三条道路。当下，美国的混乱是过度放任市场、任由经典市场经济走到极端所导致的；而中国的过度放任政府管控，又造成了新一轮过剩。显然，单靠政府和市场“两条路线”中的任意一条推动经济发展，都将是穷途末路。与此同时，政府与市场之间却愈发难以割舍，二者的勾兑是值得探索的第三条道路。落脚到中国，典型如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国策的推进，本质上就是在大市场和大政府之间进行勾兑与平衡的一种探索，根本目的是推进中国在经济上的二次统一，打破行政区划的割裂，弥合市场经济的碎片化。
总而言之，勾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也意味着，2021年既是世界经济继续探寻底部的一年，也是从底部再出发、创新突围底部的一年，更是勾兑开始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