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来袭

经济史上，有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增长的，以指数趋势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最终会出现饥荒、瘟疫、战争等，使人口减少。简言之，多增加的人口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在农业经济时代，该理论是铁律，14世纪30年代的黑死病（鼠疫）暴发，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都以人口增长渐渐超过了经济生产力，达到了马尔萨斯天花板为论据。

不过，工业革命的到来让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超人口的增长速度，证伪了“马尔萨斯陷阱”。但没料到，如今“马尔萨斯陷阱”的阴影再一次来袭。2020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因粮食短缺，2019年近6.9亿人遭受饥饿，同比增加1000万人，与5年前相比增加近6000万人；且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可能进一步导致2020年全球长期饥饿人口新增超过1.3亿人。中国社科院于2020年8月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报告预计，到“十四五”期末，我国可能要面临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更让人不安的是，粮食出口限制令不断，哈萨克斯坦从2020年3月22日起对面粉、小麦等11种农产品发布了出口限制，8天后调整为配额制；世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宣布，自2020年3月24日起禁止大米出口，后于4月上旬调整为配额制；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在2020年3月31日决定对小麦、黑麦等多种粮食实施出口配额制，且一旦配额耗尽，将暂停向欧亚经济联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出口多种粮食。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学家阿巴西安表示：“现在，国际粮食供应链进入了一个相对脆弱的阶段。”毕竟“民以食为天”，“粮慌”情绪蔓延，如何确保粮食安全及粮食供应链稳定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急需解决的议题。

粮食危机已然被顶在了杠头上，其背后有五大推手：

第一，不断恶化的气候对粮食安全产生负面效应。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已经从数量（产量和生产）、可及性（粮食价格和人群获取食物的能力）、利用（营养和烹饪）和稳定性（数量受影响而出现波动）4个层面影响了全球粮食安全。如果全球升温2℃，就可能引发粮食危机，这将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造成最大威胁，包括我国秦岭和淮河以南地区。而按《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说法，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升温，全球可能在2030年～2052年升温1.5摄氏度。

第二，全球耕地面积退化加剧。在全球环境变化和人为活动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日益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全球耕地面积减少，土质退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秘书长尼亚卡贾曾表示，全球每年约有750亿吨的肥沃土壤流失，仅荒漠化和干旱两项因素就导致1200万公顷的可耕地退化，致使全球每年减产2000万吨谷物。

第三，人口问题进一步将我们推向全球粮食危机的边缘。世界人口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公元前8000年，全球人口数量约为500万人，大约花了7500年，直到公元前500年，这一数值才慢慢爬到1亿；又花了大约2300年，在1803年达到10亿；之后耗费124年达到20亿。此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不过33年就突破30亿，又花费15年达到40亿。此后平均每12年，人口就增加10亿。2011年，世界人口已达到70亿。2020年，世界人口接近76亿。尽管现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下降，预计每增加10亿人的时间将继续增加，但因为基数太大，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口径，到2024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2038年达到90亿，2056年达到100亿，2088年达到110亿。至于地球到底可以承载多少人，诸多科学家曾给出不同的数字，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标准是，在当前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如果按照每天维持最低生活必需的食物标准计算，地球可以承载120亿人；而如果按照每个地球人都能享受发达国家普通人的饮食标准的话，地球的最大承受力不过20亿人。

第四，更关键的是前所未有的粮食浪费问题。2012年，欧盟国家食品浪费约为8800万吨，平均每人浪费173公斤，其中荷兰的食品浪费情况最严重。2011年，欧盟国家粮食生产总量约为每人865公斤，相当于20%的粮食产量被浪费掉了。就连以“断舍离”的理性节俭生活方式著称的日本人，全年也要浪费食品646万吨，相当于每个日本人每天浪费一碗饭（2015年数据）。据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楚光的推算，我国消费者仅在中等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中，每年最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食物或口粮；全国各类学校、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堂每年至少倒掉约可养活3000万人一年的食物；我国个人和家庭每年可能浪费约110亿斤粮食，相当于1500万人一年的口粮。

第五，灾害频发导致粮食减产和贸易萎缩。近年气候变化，加之旱灾、涝灾、蝗灾、疫情等灾害叠加使得全球产粮不足，粮食贸易急剧萎缩。2020年7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一份报告称，全球急需粮食援助的国家已经上升到44个。甚至衍生出新问题——化学品的普及破坏了生态环境。化学农药、肥料的频繁使用，使得农田、土地、河流污染严重超标，造成农药残留、疾病传播、土壤酸化和水土流失。据统计，全世界每年至少发生50万例农药中毒事件，死亡11.5万人，85%以上的癌症、80余种疾病与农药残留有关。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态学家戴维·皮门特尔教授也明确指出：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导致全球耕地的土地流失率比土地补充率高10～40倍。并且，规模化的种植和养殖降低了食品质量，因为规模化生产伴随对土地多年的高强度利用。比如，我国东北黑土地近几年严重退化，土壤有机质下降，平均每10年下降0.6～1.4g/kg，导致农作物的钙、铁等矿物质流失。而规模化养殖惯以饲料替代谷物，也导致各类肉制品普遍存在抗生素、激素残留。

最大消费国、产粮国格局之变

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天然决定了中国成为最大粮食消费国，中国人对“缺粮”的恐惧，植根于饥饿历史的记忆之上。受客观因素制约，传统农业靠天吃饭，饥饿、缺粮是一种历史常态。1949年，全国的粮食平均亩产为69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9公斤。这种深深刻在骨子里的饥饿感也被西方国家再一次加深，在西方语境下，“养活中国”是一个长期议题。“二战”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曾质疑中国养活5亿人口的能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上，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无法养活10亿人口。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中，再度表达对中国粮食供给的担忧，认为全球的粮食生产可能难以满足中国未来巨大的粮食需求。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尤其是1978年以来，农业模式与技术上的阶段性创新重构了中国农业生产的组织基础与运行机制，粮食产量连续跨越了几个发展台阶——1978年首次突破3亿吨，1984年突破4亿吨，1996年突破5亿吨，2013年突破6亿吨。中国超级稻亩的产量从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一直到了1090.2公斤。随着“海水稻”育种培育的突破，盐碱地也可能成良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进一步释放了农业市场的活力。这些基础奠定了我国独有的粮食格局——最大产粮国。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6.64亿吨，全球占比高达24.4%，还实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十六连丰，小麦、水稻等5种主要粮食产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作为最大粮食消费国，中国粮食总需求在6亿吨左右，预计2020年将达到约6.14亿吨。自2002年以来，我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到2019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高达1.3亿吨，其中，大豆进口量更是以压倒性优势稳居全球第一，能占到全球贸易量的六成左右。

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作为粮食消费大国留下的更多是饥饿与恐惧的记忆，那么眼下，作为最大的粮食消费需求和产粮供给国，催生了在粮食领域的3种“可能”：

首先，是自给自足的“可能”。自2010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从增量看，我国目前每年生产的粮食可供每人每天消费2斤半，三大口粮（大米、小麦、玉米）的国内自给率均在98%以上；从存量看，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大米、小麦）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

但是，尽管自给自足客观上可实现，在经济常态化运行下却不现实。以大豆为例，在耕地限制下（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公顷，远低于加拿大、俄罗斯、阿根廷、美国的1.2、0.85、0.6、0.5公顷），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为保主粮，牺牲了大豆（在东北大豆种植区，1亩地主粮的产量是大豆的3倍，如果要实现大豆自足，每年就会有1亿多吨主粮缺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饲料的需求不断增长，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大豆进口量都将维持高位。更何况，中国粮食进口的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彼时进口粮食只是为了渡过燃眉之急，抵制进口粮甚至携有国家大义。20世纪40年代末，为抗议美国扶持战后日本经济的举动，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而如今，且不谈促进国际贸易，随着经济水平发展，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形成了通过进口粮食来进行结构性调剂的必要。过去的粮食研究集中于培育高产品种，选育较少关注口感与其他附加值，如杂交水稻亩产很高，但由于经过多代选育，米的组成发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感，其口感比不上一些纯种水稻品种。2019年我国进口稻米中，有三成是高价食用米（以泰国香米、日本越光米为代表），而进口小麦主要是用于蛋糕、面包的高低筋专用小麦粉。

其次，不排除出现国家灾难性问题的“可能”。国家性灾难往往有两种情形，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以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为例，旱灾叠加决策工作的失误，让中国粮食生产陷入空前困境，在最危险的1960年5月，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2天存粮。反观当下，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农业可实现“逆天行事”；而决策稳定理性，尤其是秉承“确保谷物基本自给、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安全战略观，配合强大的政府调控能力，即便在疫情之中真的出现了粮食短缺或危机，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出现国家性灾难的概率趋小。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中国粮食存在长期结构性隐患。正如袁隆平在2019年7月从宏观角度和长远角度，分析了中国粮食存在种粮人积极性不高、种子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守卫等问题，指出“中国粮食要进口一部分”，客观上也意味着中国粮食安全可能在局部、点状出现问题。毕竟，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产量安全，也包括价格稳定性、供应可及性等，涉及粮食库存、物流、全球贸易等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各种货物之间都可能会有蝴蝶效应。比如，若疫情导致产业链断裂，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豆进口，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粮农生产波动，进而加大食品价格上浮的可能性。

最后，是极大影响世界粮食格局的“可能”。粮食是人生存的第一资源，中国作为粮食最大生产国和最大消费国，一出一进间可能极大地影响世界粮食格局。

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之道

粮食关乎国家根本，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为了摆脱粮食危机的梦魇，人类在改进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上做了不懈努力。

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和人工育种，提高农业种植技术。因水利系统改进，全球灌溉面积从19世纪初的800万公顷增加至20世纪末的2.5亿公顷。据统计，灌溉条件优质的地区，小麦单产是旱地单产的1.67～1.89倍，玉米单产是旱地单产的1.47～1.53倍。人类还通过提高育种技术促进亩产。以我国杂交水稻为例，通过杂交育种迭代提高稻种质量，让我国实现了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帮助我国粮食年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普及化学辅料，改进生产方式。以美国为代表，20世纪美国农业便率先实现了工业机械化，田地向万亩以上的大农场高度集中，依靠机械大规模生产。现如今，美国以1%的农业人口便完成年产粮食4.4亿吨，占全球粮食总产值的16.3%。此外，农药和肥料在农业生产中也已广泛普及，据统计，世界上每年因使用农药和肥料而增产的粮食，占世界粮食产量的25%以上。

粮食危机化解之道从一味依赖自然禀赋，过渡到人造优势、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极大地解决了粮食生产的极限问题。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科技从理论突破，到小范围内的试验，再到大规模的铺开应用，并非一蹴而就。更何况，通过科技创新来化解粮食危机的边际效益已然呈现递减趋势。如杂交水稻、复合肥料等的投入，确实使得中国粮食出现过增产高峰，但瓶颈也出现了，中国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1.3万亿斤徘徊的时间长达23年。与此同时，科技无限制运用于粮食生产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农药等化学试剂成为诱发疾病的恶魔。2015年，美国900多位非霍金森淋巴瘤患者集体起诉孟山都公司，他们无一例外都长期接触和使用了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产品。

就中短期而言，粮食安全的决定因素已经逐渐从科技优势向组织优势倾斜，这从美国成长为最大粮食出口国、一步步掌控粮食霸权的过程中就可窥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粮食就与石油、美元并列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的关键支柱。基辛格甚至明确提出：“将粮食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如在1973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中，以美国的嘉吉（Cargill）、艾地盟（ADM）等为代表的6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95%。再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其附加的昂贵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得接收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与粮食巨头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粮食武器的核心。美国的华盛顿政府别称“旋转门政府”，就是指一些大公司直接雇用政府官员担任高层，从而利用政府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获利；类似地，大公司的高层人物也被安插到政府中担任要职，来推行公司的秘密计划。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粮食战略就是典型的以跨国企业、大资本为载体，发挥其组织优势，逐步壮大粮食的控制权。

讽刺的是，在这场美国发起的粮食战中，中国靠组织优势得以独善其身。2005年12月～2008年7月，国际小麦价格从291美元/蒲式耳暴涨4.6倍，达到1334美元/蒲式耳，美资粮商暴力牟取的利益高达近千亿美元。同期，中国国内市场小麦价格从1400元/吨涨到2000元/吨，涨幅大约为0.7倍。其背后正是中国动用了国家储备粮食，与国际游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消耗战——游资吃进，中国继续抛。起初是10天一抛，之后达到2天一抛，一度传出“中国的战略储备粮有1亿吨，够全国打1年”的传闻，终于让游资不得不铩羽而归。

显然，在粮食危机面前，如何在中短期内发挥组织优势，在长期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已成核心。具体而言，第一，发挥市场经济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二战”后，日本逐渐形成农业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完善了市场化机制。如建立包括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农村保险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放开国内农业市场，以国内需求为引导、贸易为手段，支持本土企业对标国际市场。事实上，在中国，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全国粮食总产量接连跨上新台阶，中国人吃不饱饭的问题彻底成为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市场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第二，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扩大规模效应。荷兰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先天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1.9亩，土地低平，近一半低于或几乎水平于海平面，其“尼德兰”的别称也就是低洼之国的意思。但是，荷兰却成为欧盟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国，在全球也仅次于美国。这是因为荷兰专业化生产、多品种经营，通过应用高度机械化、精准环境控制、超前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令农业实现了全封闭生产，完全摆脱自然条件束缚，全年均衡生产。这种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让荷兰的生产效率比欧洲平均水平高5倍，每公顷蔬菜产出为54.4吨，是我国的近2.4倍。

第三，发挥举国体制功能，为粮食安全兜底。从农业到工业，再到能源、通信，中国把举国体制运用得炉火纯青，并创造出世界奇迹。可以说，举国体制成就了我国当下全世界最全、最细的产业体系。在农业领域，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也要更进一步发挥“新举国体制”特色，强调农业市场要素自由流通的同时，为粮食安全问题兜底。如以市场为导向，打造“走得出去”的大粮商，既要通过国际市场的贸易渠道，弥补国内紧缺型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缺陷，更要强调提升中国农业企业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第四，打通、整合农业产业链纵向、横向环节与渠道。典型如以色列通过资源组合，以发展奶牛业的方式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田的粮食产出。以色列以各种农作物的秸秆，如麦秆、玉米秆等为饲料，喂养奶牛，这些秸秆与牛奶的转化率大约是1:1，也就是说，传统被废弃的农作物秸秆经过奶牛的转化，1吨秸秆就可以变成1吨牛奶，人们大量喝牛奶，能够大量减少谷物类食物的消费。如此一来，以色列通过渠道融合、打通，不仅能拉动畜牧业发展，还能有效处理食物浪费问题。

第五，打品牌化战略。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健康意识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倾向选择品牌化农产品；另一方面，从供给侧角度看，拥有品牌的农产品因其文化附加值和独特性，会让农户在市场中更有议价权。事实上，农业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品牌强国，荷兰郁金香、美国新奇士脐橙、新西兰佳沛奇异果、泰国香米等，正是农业品牌们塑造了一个国家在世界农业市场上的形象。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创建优质农产品和食品品牌，以及培育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军企业和国内外知名品牌”做出了重要部署，唯有品牌才能让我国农业在全球拥有一帮“铁杆粉丝”，在农业高附加值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遥望生物经济彼岸

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进并不意味着粮食问题就此进入了“安全岛”。若要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不更换路径是走不通的，而生物经济就是一条非典型的新道路。

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为基础，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新经济形态，其诞生将引发第二次绿色革命，从根源上解决粮食问题。因为在生物经济时代，以机械和化学定律为主的传统粮食生产模式，将被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生物范式”所取代。后者将通过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将生物性可再生材料转化为各类生物基产品，并由此变革“机械+化学”的农业模式。基于此，生物经济不仅将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带来的各种衍生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和资源环境，而且还将拓展人类对粮食的全新和全方位理解，颠覆粮食产业链甚至粮食本身。具体而言：

第一，生物经济或将重新定义食物。一方面，生物经济孕育“人造食品”，摆脱资源环境的束缚。自人造肉汉堡被评为“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之后，人造鸡蛋、人造金枪鱼、人造牛奶等各种新型人造食品纷纷涌现。人造食品不仅成功替代传统食品，而且大幅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负担。据测算，基于细胞工厂种子的人造食品能够使土地的使用率提高千倍，每单位粮食可节约用水90%以上；而用人造肉替代传统养殖业，能革命性地减少全球14.5%的温室气体排放，且不用担心肉中抗生素、激素残留等问题。另一方面，研制出“超级食物”，把“民以食为天”变成“一粒管一天”。早在2008年联合国全球粮食峰会上，就有科学家提出“超级粮食丸”的概念来应对粮食危机。

第二，在生物经济背景下，人类生命维系体系或将重塑，从根本上消解对粮食的需求。人类或将通过生物技术对自身基因进行改造，改变固有的生命维持体系，吸收自然界储备能量，比如生物核能，拥有无限续行能力，从食物的束缚和资源的枷锁中跳离出来。就像赫特玛的《人本食气》所描绘的那样，人类可以自由地从大自然中吸收身体和生命细胞需要的所有精微能量和生命元素，满足人体每个器官和细胞的功能需求，从而使人体和自然通过能量的交互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三，生物经济具有重大的生态意义，能革命性地改善污染问题。据《科学》杂志2018年的报道，肉、奶制品为人类提供了18%的卡路里与37%的蛋白质，却占用了人类83%的农田，排放了60%的农业温室气体，导致土地与水源过度使用、水体酸化和富营养化。尤其是一头牛平均每年因打嗝、放屁排放4吨甲烷，远超同期一辆车每年的排放量（仅约2.7吨二氧化碳），爱尔兰、丹麦、新西兰等养殖大国甚至因此征收放屁税，其中，爱尔兰向每头牛征收18美元，而丹麦的提案中这一税额高达110美元。因此，利用人造食品替代或部分替代传统畜牧业，显然更符合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如美国初创企业Perfect Day出品的人造奶就预计将减少牛奶生产过程中98%的用水量，91%的土地需求，84%的温室气体排放，并节约65%的能源。

第四，生物经济将优化食品的营养结构。传统养殖业中的抗生素、激素残留已成公共健康隐患，《中国科学报》2018年的报道《畜禽养殖业应高度关注抗生素污染，亟待新技术》显示，我国畜禽养殖抗生素年使用量达9.7万吨，占全国抗生素年消耗量的近50%。人造食物恰恰能从根本上杜绝传统养殖业中的抗生素、激素残留，甚至可以人为优化营养成分结构，在这个由吃饱转为吃好的年代，更能满足低热量、低胆固醇、高蛋白质含量的健康饮食需求。

第五，生物经济以“生物淘汰化学”，用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替代化学农药、化学肥料。生物农药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利用生物活体（真菌、细菌、转基因生物等）针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且该生物活体极易被日光、植物和各种土壤微生物分解，做到“来自自然，归于自然”。不同于化学肥料直接提供营养元素，生物肥料“曲线救国”，直接利用真菌、放线菌类和复合型微生物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促进粮食增产。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只要一个新经济时代来临，人类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必将发生深刻变革，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也同样如此。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前三次经济浪潮侧重于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农业经济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工业经济以机械和电气替代人类的体力，信息经济正在替代人类的部分脑力，那么，生物经济则侧重于对生命自身的认识和改变，涵盖生物质相关的众多领域，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将远远超过前三次经济浪潮。 AvF9YEuzzE82eUBSfDoy4lgBK7tfynsdzfO14ocfmJxcD3+x6b85S7W5Hh3eKv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