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面临“断链”困局

疫情全球蔓延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陷入瘫痪，究其原因，在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下，产业链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它的脆弱性。专业化分工合作和分散化生产是“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全球化带来全球造，专业化分工的细化、分散化生产链条的拉长，造成协作体系不断扩大，形成了多个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量子纠缠”状态。产业链的这些特征，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风险传导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

因此，疫情冲击到产业链上任何一个小的环节，都可能造成整个链条的停摆。特别是在现代管理学“以销定产”“零库存”等模式的加成下，产业链一损俱损。大多数企业的供应链库存都不会超过1个月，这就导致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停产3个月，整个产业链基本都要歇工。例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上市公司中有130余家企业的产业链因日本地震因素陷入停产、半停产或减产的境地，不少企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客户或供应商。尤其是在2020年，身处疫情中心的中国不仅占据着全球制造的重要地位，而且相比2003年，中国在原材料、零部件、装配制造等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都大幅提高，这也使得产业链风险的双向传导效应更为显著。世界制造中心意外停摆，连锁反应很快传导给全球产业链。中国按下暂停键后，率先受到冲击的是全球供应链的某些供给环节；而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酵，海外供应链的梗阻也将会进一步影响中国。根据欧洲委员会的推算，中国制造业生产每减少100亿美元，世界其他各国的生产及销售就会被拉低67亿美元。

然而，“去中国化”呼声再高，都难以短时间内逆转中国供应链优势。不仅全球产业链很难另寻替代者——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份额大概为18%，相当于中国以外整个亚洲新兴市场的总和，可以接纳相当体量的经济体选择少之又少；而且大规模回迁故乡并不现实，尤其欧美发达国家在一路脱实向虚的产业发展现状下，很多基础产业早已断代，要重新恢复制造业等产业链体系，非一朝半夕之事。这从曾被特朗普盛赞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承载着“重振美国制造业”厚望的富士康计划截至目前尚且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案例中，就可窥一斑。政府干涉产业链调整、企业经营方式与行为的效果也着实有限，且不提商业的本质是逐利的，生产自然会流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即便在非常时期，企业仍有调摆余地。2020年3月，为了对抗新冠疫情的蔓延，美国启动《国防生产法》，3M被要求生产N95口罩，并遵循“美国优先”停止出口口罩。但3M拒绝只为美国提供口罩，最后的妥协方案是，既增加对美国的口罩供应，也不限制出口。

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断链”亟待修复，将出现新调整、新布局：产业链的断裂危机，将“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致命性尽显无遗。为避免链条过长、分工过度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断链风险，再加上国家主权意识的崛起，国家和企业会尽量降低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逐步向母国靠拢，产业链朝更短、更本地化的趋势调整。世界正在颠覆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形态，由竞争导向更多地转变为合作导向，这甚至加剧了产业集群区域化和次区域化的崛起。正如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副主管塔明·巴约米所言，未来，为了应对“普遍开放贸易”存在的很大不确定性，供应链及贸易“一定程度的区域化几乎不可避免”。在全球引力与斥力的相互对冲之下，以区域互助、各类产业“抱团取暖”为特征的产业“区域集群”或将照进现实。总之，世界产业链断裂后的修复，核心在“生态”，谁能率先建立起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谁就能抓住产业未来。

“脱钩”与互联，谁代表未来

世界一步步向“脱”的方向走，尤其是自英国公投“脱欧”和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脱钩”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了。2020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阻断，国际经贸活动锐减的背景下，从政治到经济，各国逐步走向封闭，一个愈加“脱钩”的世界呈现于世人眼前。且不说大疫之下，各国“闭关锁国”，不约而同地对全球产业链硬脱钩，组建本土产业链，重创原本正在退潮的全球化。更别提美国在“退群”、废约成瘾的同时，加速与中国“脱钩”。“脱钩”正在流行，互联开始动摇，这不禁让人疑惑：世界的主旋律到底是互联，还是“脱钩”？

在很多人看来，世界更加开放、更加互联才是一种进步——而不是更加封闭。但纵观历史长河，人类绝大多数都处于相对封闭、保守的状态。这一状态直至全球化才得以被完全打破，尤其是“二战”以来，全球化进入全面加速期，发展至今，各国经济贸易深度黏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结和渗透程度相当深刻。然则，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能够推动生产力大发展，却不能带来公平，甚至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失衡：不仅带来国家失衡（在国内，衍生被产业转移抛弃的“铁锈地带”，传统产业日渐衰落；在全球范围，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地区得势，而一些国家、地区被边缘化），而且加剧阶层失衡（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衰落，发展中国家中出现边缘人群，被排挤出全球化的进程），还有“第三者插足”（跨国企业享受着全球化红利，却让国家承担失业、税收流失等代价，进而导致国家原有关系和格局的失衡）。

更严重的是，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度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高，有的甚至达到60%，以致危机的扩散性传染避无可避。恰如疫情之下，全球化程度越高，受到的外部冲击就越大，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式危机全面爆发，进一步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顶在杠头上。最终，全球化带来大失衡、大隐忧，合作已经无法双赢，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过去共同致富的路子逐渐被关闭，越来越多的孤立主义开始冒头，各国忙于自组联盟，WTO、WHO（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名存实亡”，开始走向崩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全球性失衡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合作互联的旧秩序开始坍塌，“脱钩”强势登上历史舞台。

就此来看，世界一盘散沙，几大国际组织又近乎集体失灵，世界“脱钩”俨然成为定局。可问题是，“脱钩”无法根本性解决全球性失衡，失衡后的再平衡，更需要互联。且不说眼下全球经济已然高度紧密联系，分工前所未有地细致化、复杂化，一国很难从事所有的分工，必须要依赖其他的经济体或国家。这意味着，“打断骨头连着筋”，“脱钩”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前者，也不可能决定前者。这之中，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种经济规律，这也就决定了政党主张、贸易安排等上层建筑领域内的行为，无法逆转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表现在美国，便是政府嘴上叫嚣着中美“脱钩”，美国企业的行为表现却很诚实——中国美国商会近期调查显示，84%的美企不愿撤离中国，38%的企业还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更何况，互联网时代的革命性进步正是它所昭示的万物互联。在一个开放、共享、去中心化的万物互联时代，各国加深相互依赖与互联互通，本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应有之义。

而且，就发展阶段看，网络全球化的第4波已经到来——在5G技术、数字货币等支撑下，全球供应链正从链条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物联网将全球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网络中。这不仅是全球化的新发展、新转变，也是全球经济深化发展、摆脱复式危机的巨大动能。可以说，拒绝经济一体化就是拒绝最新的科技革命，无异于将自身置于落后挨打的境地。此外，在气候、生态、瘟疫等全球公共危机面前，人类始终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哪个全球性的挑战能靠一国之力解决。若不进行全球合作，危机或将成为人类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如新冠疫情就必须集全球之力合作抗疫，不存在“你赢我输”，而是“全赢”或“全输”。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互联网时代无法阻挡，抑或全球公共危机，现实都需要联合和协调各国去弥合全球失衡，互联才是时代的主旋律。这意味着，与互联的大势相比，单一国家或个人发出的“脱钩论”只是时代回旋的一个涡流，并不能逆转或否定全球化的长远趋势。这之中，就发展进程看，互联并非一蹴而就。它首先是一个过程，而且以人类个体的视角看，其过程还很漫长；其次，不断“脱钩”的世界就像弹簧，达到一定极限后，往往蕴含着弥合的需求，各个参与方会不断博弈、磨合，逐步向合作靠拢。就人类古往今来的无数实践看，任何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都有这样一个建构过程，眼下也是如此。大多数国家在“脱钩”后，往往进行区域性抱团，如美国，想要拉拢七国集团 的其他成员，加上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成立“全新联盟”。再如疫情之下，贸易链、供应链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区域化”和“碎片化”现象。而从根本上看，相较于单一国家的“单打独斗”，区域性抱团的本质还是互联，只不过是在规模上把全球性团体的大互联变成了区域性团体的小互联而已。可以说，区域共同体不过是人类向全球性合作的一个过渡阶段，并充分揭示了互联的大趋势，为下一步的再发展注入新动力。

综上，人类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在曲折中螺旋式上升。尽管从近期看，“脱钩”占据主导，但从中长期看，人类不可能再退回到各自为战的孤立城堡，互联才是未来。当下的“脱钩”只是人类历史进程“进二退一”中的“退一”，“退一”是为了更好地“进二”。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全球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平衡点。未来，全球化的方式、模式和全球治理将迎来新的历史性调整。

“数字铁幕”与互联网时代相悖

美国通过互联网霸权和对盟友施压，升起了“数字铁幕”。美国宣称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净网计划，英国、韩国等国的27家电信运营商的5G网络不使用华为、中兴等供应商的设备。美国推出“净网”计划的当天，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达深切的失望，指责美国政府的做法违背了互联网的初衷，违背了互联网全球互联、开放、去中心化的本质，违背了技术架构的公平普适性。

美国作为互联网发源地，当初也曾用政府管控的方式限制技术或业态的发展，最终反过来被后来者所超越。典型如“二战”中应用于军事通信领域的加密技术，在战后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厉限制，但互联网业态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加密技术的普及应用，尤其是开源软件作为软件生产、传播的主要方式，让这一行政禁令流于形式，无果而终。这让不少专家认为，如今美国在互联网上对华“建墙”，只不过是当年加密技术限令的翻版，本质就是一个自封不外流，一个外封不让进罢了！

结果可想而知，互联网岂能说封就能封住？40年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对人类商业文明史大胆预言，如果说把历经几千年演进的农业革命定义为第一次浪潮，300年的工业经济是第二次浪潮，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崭新的、横扫一切过去的第三次浪潮。1980年，电脑已诞生30多年，大多数人仅站在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效率提升看这一工具，但托夫勒却看到了一个新文明形态的诞生：“信息将几十亿人口系统地连接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没有人能够独立控制其命运的世界。我们必须重新设计重要的管道，以配合递增的信息流量，这一系统必须依赖电子、生物和新的社会科技。”现实如其所言，信息化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伴随互联网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信息化再造了整个全球经济格局，“第三次浪潮带来了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市场’的文明，任何国家都被卷入其中，谁都挡不住这一势头”。

正如当初工业革命带来摧枯拉朽的变化，葬送了原有封建生产关系与方式，如今这一幕再度上演。工业时代，只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走向一体化、全球化，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会在全球寻找洼地，进而让廉价商品摧毁一切国家之间的边境线。放到第三次浪潮中，信息化革命让数据成为商品，互联网将地球村“一网打尽”。1994年，硅谷著名预言家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就勾勒了互联网经济的产业图景：“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穿的衬衫，建筑物上的每一块砖，都可能被植入一个硅芯片，从此，这个世界将‘万物互联’。”

说到底，互联网的功能就是连接，因为连接创造与再造价值，从连接人到连接物，为商业世界的发展注入惊人活力。百度基于搜索引擎实现了人与信息之间的连接，腾讯基于QQ、微信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阿里巴巴基于电子商务重构了买家与商家之间的连接。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连接，百度通过改变信息传播的形式与方式创造和颠覆了广告业，腾讯在人与人连接的基础之上最大化了社交的商业价值，阿里巴巴则在买家与商家的重构中使得商品的流转成本更低、更便捷。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能连接多少资源、调动多少资源。商业的本质是交易，连接是交易的基础设施，使得在错综复杂连接的土壤上结出“商业结构”的果子。正如道路轨交、港口机场是城市实体经济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则是智慧城市和信息时代的新基础设施。可如今美国竟然在实体领域与中国“脱钩”还不够，还在虚拟世界建“边境墙”，试图抹去信息文明的“底色”，实则注定犹如“抽刀断水水更流”，更别提如今的信息“高速公路”还是以光速传播，那无异于螳臂当车、作茧自缚！从国家“脱钩”到“数字铁幕”，都与互联网时代相悖，而任何逆潮流而动的行为，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因为一个国家或某个人的阻隔停止前进，更不会倒退！

“脱钩”中国就是“脱钩”未来

全球性复式大危机全面爆发，导致“人人自危”，已然丧失理智的各国都选择了政治、经济上的“脱钩”以自保。面对世界经济集体掉头向下、全球性“断链”“脱钩”的危机，作为世界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协调机构的WTO、WHO、联合国等组织全都收不住了。事实上，几大国际组织的集体式微又岂是全球性新冠疫情大流行才导致？体系根基早已被动摇，既有国际秩序的设计者成了“破坏者”和“颠覆者”。当初WTO本是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如今在“美国优先”模式下，特朗普一再强调WTO是“一场灾难”，对美国“非常不公”，为此，一边阻挠新法官遴选和任命，让WTO上诉系统停摆；一边又绕过WTO寻求单边制裁，再加上全球性“封城”“封国”，“去WTO”趋势走强。伴随美国成为疫情震中，恼羞成怒的特朗普转而掉头抨击WHO“偏袒”部分国家没有向国际社会及时通报疫情信息，更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的消息，才导致美国疫情全面暴发，并以此威胁将停止对WHO提供援助资金。其实，美国早就对WHO形成了“潜在的断供”，截至2020年2月29日，美国拖欠WHO2019年会费比例超过70%，2020年美国未缴纳WHO会费约1.2亿美元。不仅如此，联合国的权威也几乎都被美国的霸权所凌驾，联合国的可信度和对国家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在美国的带动下，世界各大协调机构在危机面前愈发无力，最终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错失了疫情防控的窗口期。如果没有正确的疫情防控模式来稳定预期，恐慌蔓延对经济的影响是无以复加的，这最终导致各国以极端的“脱钩”来掩盖其自身存在的深层问题。

就此来看，世界一盘散沙，几大国际组织又近乎集体失灵，世界“脱钩”俨然成为定局。可问题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衰退、大危机、大失衡、大变局纵横交错，不是单凭一国之力便可化解的。况且，世界经济早就“打断骨头连着筋”，全球贸易高度耦合，降低了世界“脱钩”的可能性。因此，“散”只是表象，世界虽然是“分”的，但国家是“合”的，换言之，世界经济要步入常态化，必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由此也将开启新一轮大调整和大变革。具体表现在：

第一，自百年一遇之大危机以来的超额货币、过剩产能，其蒸发的历史性即将开启。疫情暴发前后，市场与政府两方面超发的天量货币愈发吹大了金融泡沫，譬如中国此前超额增发货币一直未被蒸发，只是通过沉淀到股市、楼市的方式掩盖和累积，如今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又开启一轮“大放水”，两方面叠加，迫切需要一个回调时机来刺破泡沫。本次疫情恰好就开启了这样一个机会窗口，将全面大幅蒸发来自市场与政府两方面超发的天量货币，以及堆积的过剩产能。

第二，全球产业链重构将更注重弹性和韧性，加速全球经济秩序重新洗牌，更多国家的经济选择与中国捆绑。要知道，2019年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中国占比已超过35%，是第二名美国的2.6倍。以呼吸机为例，其总共约1400个零部件中，就有近1100个仅在中国有批量生产。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率先从疫情中恢复生产的国家。这在全球产业链面临断裂的危机情况之下，显得尤为重要。况且，中国在抗疫与复工复产中表现出优秀的应对能力，也愈发凸显了其世界经济安全岛的地位。只不过，疫情后世界产业链将呈现区域重构，朝着“变短”“变粗”的方向发展。

第三，全球数字经济提速，美元霸权地位将受严重冲击。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相比超过260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救济，在疫情暴发短短3周里，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却增加近10%。其中自2020年年初以来，亚马逊CEO（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的财富飙升了250亿美元，而这主要得益于居家隔离后美国消费者严重依赖网上购物和物流配送。新基建、新商业模式、新的创富渠道，无不凸显了数字经济强大的爆破力。此外，为平抑新冠疫情引发的市场恐慌，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疯狂“直升机撒钱”，将通胀和债务压力传给世界，这将严重透支美元信誉，伴随数字货币爆发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变迁，将极大削弱美元霸权地位。

第四，世界经济将收敛于大市场与大政府、经济中心与社会管理中心的未来框架中。既要政府管控，又要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既要注重发展经济，又要强化社会管理中心功能，保证社会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第五，全球断裂要弥合，意味着WTO、WHO、联合国等世界协调机构将迎来大变革。当新霸主统一和集体协商两条路都行不通时，未来极可能走出第三条路。一是由合到分，区域性、模块化的准WTO先行先试，一旦时机成熟再集成、拼盘；二是不再以军事实力而可能会按经济规模来推进规则重构，毕竟当下确立新世贸规则不同于“二战”后“谁在战争中贡献大，谁就更有话语权”，经济规模交织军事力量的影响力更为突出。但无论如何，世界都不可能真正“脱钩”，只不过，新冠疫情将成为新的世界架构形成的新起点。 OdBWSxgH9kbIQfOYEoahk5WsXcsgmGhqj0xe8v1RyB8o2rb+WJvEk6/P5xBRZo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