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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城

1927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开始在迦勒底（迦勒底是巴比伦的别称）的乌尔进行发掘工作。乌尔即《圣经》上所说亚伯拉罕的家乡，它在1854至1855年首次被确认，而伍利轰动性的发掘工作揭示了它在人类历史上的深远意义。在他的众多发现中，出土了所谓的乌尔“马赛克军旗”，上面绘有一群古代战车，表明很可能正是苏美尔人（约公元前3400年开始居住在现今的伊拉克最南端）发明了轮子并将这种装置运用到战事中。伍利还发现一种习俗，即巴比伦王族成员并不单独被埋葬。和国王、王后同葬在一个房间的还有许多殉葬的士兵（在他们的遗骸旁边发现了铜头盔和矛），在另一个房间里是九个宫廷侍女的骸骨，她们仍然戴着精致的头饰。现在看来，这都是很残酷的习俗，但是它们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古代信仰。但尤其引起伍利注意的是，没有任何文本曾提及过这种集体殉葬行为。因此他得出结论，这种殉葬在人类发明书写体系记录事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历史学家H. W. F. 萨格斯认为，“对人类进步而言，没有比书写更重要的发明了”。彼得·哈尔瓦特称书写为“发明之首”。 所以这里我们有了另一个重大思想，它和耕种都被认为是“至今最伟大的发明”。事实上，在人类发展史上，比书写体系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这一令人兴奋的偶然，即苏美尔人除了发明文字外，也发明了古代战车。如果给这个奇特民族创造的“第一”列个清单的话，将会无止境。例如，1946年，美国学者塞缪尔·诺亚·克莱默开始出版他翻译的苏美尔泥板书，在翻译过程中他认识到至少有二十七种“历史上的第一”是由这些早期伊拉克人发现、创造或记录下来的。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批学校、第一位历史学家、第一本药典、第一批时钟、第一道拱门、第一部法典、第一家图书馆、第一本农民历书、第一个两院制国会。苏美尔人最先建造花园遮阴纳凉，记录下了最早的谚语和寓言，最先创造了史诗文学和情歌。我们不难发现迸发这种非凡创造力的原因：我们所称的文明只有在早期人类开始生活在城市之后才会出现。城市比以往任何环境都更具竞争性、实验性。城市是文明的摇篮，几乎是我们所有最宝贵思想的发源地。

文明的经典定义包括以下三个或更多的方面：城市、书写体系、职业分工、纪念性建筑和都城的形成。 这固然没错，但忽视了一个根本原则。在公元前4千纪后期的某个时候，人们聚居在大城市里。这种过渡改变了人类经验，因为新环境要求男人和女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合作。正是这种亲密的接触、这种面对面的共处才导致了大量新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共同生活所需的基本工具：书写、法律、政治制度、职业分工、教育和度量衡。

根据2004年秋公布的调查研究，第一批城市遗址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伊拉克—叙利亚边界的布拉克丘和哈姆卡尔丘，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那里有一排排的砖灶，足以准备大量的食物，还有众多的“图章”来记录物品和“锁”门。但它们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哈姆卡尔只有十二公顷），并且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更南端。这些城市遗址包括埃利都、乌鲁克、乌尔、乌玛、拉格什、舒鲁帕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顺序）。到公元前3千纪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90%的人都居住在城市。 这些城市都非常大，乌鲁克就有五万人。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城市生活是什么样的？人们关于城市的出现提出了几种解释，其中最明显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这种观点也不再站得住脚，原因有三。第一，古代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在西非国家（如马里），从来没有建过城墙。第二，即使在建有庞大而复杂城墙的中东地区，城墙也是定居之后才出现的。例如，在乌鲁克，城市主要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建立，而城墙却直到公元前2900年左右才建造。（此外，“乌鲁”的意思是有围墙的地区。 ）第三，还有另外一些得到大量证据支持并且更让人信服的解释。

实际情况可能是，在公元前4千纪中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发生了轻微但对人类来说显著的变化，导致气候更凉爽、更干燥。在那之前，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业几千年来都很繁荣。由于这些河流的存在，该区域相对比较安全而且灌溉系统良好。 “有文献记载，公元前4千纪中期的气候变化似乎在两三百年间导致定期淹没这大片土地的洪水消失，使大片土地成为旱地，以致在很短时间内，巴比伦的很多地方吸引了许多新的永久定居者。” 考古发现表明，伴随着这种气候变化，人类定居模式也发生突变，由分散的小规模个体性定居变成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密集性定居模式。 这种地理条件似乎促进了集体灌溉系统的发展，这种系统在那个时期并不精密，但明显增加了大麦的产量（由原先双行种植变成六行种植），这同时教会人们合作的益处。换句话说，起作用的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特定的气候条件，那里的灌溉系统能显著提高作物产量，并且（除了在错误的地方外）充足的水源使得灌溉系统的发展相对简单、明显。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片土地虽然现在可以居住，不过水仍然很充足，使得几乎每一块可耕种土地都能容易而直接地获得水源。“这一事实……必然会产生一个每年多次高产丰收的‘天堂’。”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冲积平原缺少像木材、石头、矿产和金属这样的物品。这片“天堂”的剩余食物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交换体系，为城市行业工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也可能是导致人口多样化这一早期城市生活特征的一个因素，它不再限于简单的亲属团体。这是个令人激动的进步：第一次人们能够参与和粮食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然而这一发展也带来了忧虑：城市居民不得不依靠他人而不是亲属来获得生活必需品。这一潜在的担忧可能很好地解释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团体精神形成的计划和方案的产生：宏大的劳动密集型建设活动。出于同样的原因，宗教很可能在城市里比在以前的组织结构中显得更重要。

人们通常认为，第一座城市应该是距波斯湾一百多英里的内陆城市埃利都，即现在的阿布沙赫赖因。它的实际地理位置很特殊，处于海洋和陆地的过渡带。它靠近冲积平原，接近沼泽地，这就意味着它受益于三个生态系统——冲积平原、沙漠和沼泽地，因而能得益于三种不同的生存模式——农业、游牧畜牧业和渔业。 但是埃利都的发展还有一个宗教原因。城市建在一座小山上，四周是一片洼地，地下水汇聚于此。这四周就像是沼泽地，在雨季能形成相当大的湖泊。 这样的地理结构完全符合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宇宙的设想，他们把地球想象成巨大水体中的一个圆盘。而埃利都反映着这种格局，因而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彼得·哈尔瓦特说，人们认为埃利都蕴含了一切智慧的源泉，它就是智慧之神的宝座。他还说“世界上第一个可知的世界性宗教的发源地”就是埃利都。在埃利都的祭祀仪式上使用的当地陶器需要三种颜色。世俗生命用红色，死者用黑色，永恒的生命（和纯洁）用白色。

一般而言，考古学家将镇定义为占据30公顷或更少面积的地方，而城市则为占据31公顷或更多面积的地方。就乌鲁克而言，到其城墙建成时，占地面积大约为550公顷，最长处约为3公里，最宽处约为2.5公里，大致呈菱形。该城人口密度为每公顷约1000至2000人，人口总数为2.75万至5.5万。乌尔市区占地41公顷，人口约为2.4万。其周边1000公顷区域可能“住着50万人……吉尔苏紧挨着拉格什，也是它的一部分，据说有3.6万名男性，这意味着8万至10万的人口”。 与公元前500年占地250公顷的雅典，或基督时期仅100公顷的耶路撒冷相比，这些城市的规模丝毫不落下风。哈德良时期的罗马也只有3000年前的乌鲁克的两倍大。 关于这个时期的巨大变化可以从汉斯·尼森的调查中看出，该调查显示在公元前4千纪，农村定居点与城市定居点的比例为4：1。600年后，即公元前3千纪中期，这个比例完全颠倒过来，城市定居点与农村定居点的比例为9：1。 此时，乌鲁克是“腹地”的中心。“腹地”本质上是受乌鲁克影响的一个农垦地区，围绕乌鲁克向外延伸约12至15公里。邻近该地区的是一个不受乌鲁克影响，面积2至3公里见方的地区，然后就是另一座城市乌玛的外围地区。 在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城市至少有20座。

这些城市和城邦的成就令人震惊，它们历经约26个世纪，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发明创造，极大地塑造了我们现在了解并赖以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在巴比伦，人们发明了音乐、医学和数学，建造了第一批图书馆，绘制了第一批地图，同时孕育了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巴比伦是许多“第一”的发源地，因为它也是发明书写体系的地方，因此我们能用一种与了解之前历史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巴比伦的历史。

考古发掘表明这些早期城市通常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有城墙的内城，里面可以发现供奉神灵的神殿，统治者、管理者或宗教领袖的宫殿，以及许多私人住宅。其次是郊区，由比较小的房子、公共花园和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牛圈组成。最后还有一个商业中心。尽管被称作“港口”，该地区却是陆上贸易的场所，也是异域商人和当地商人居住的地方。很多城市的名字本身说明了它们的视觉外观。

在第一批城市中，很多日常活动都是围绕神殿展开的。参与祭祀仪式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显赫的成员。 在埃利都和乌鲁克，神殿里神坛的存在表明那时已经有充分的公共组织来建造这样的建筑物，它们是继巨石阵之后的第二批纪念性建筑。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神坛越建越高，直到最后一步步变成阶梯状的、顶部是神龛的神塔。它被称为金字形神塔（ziggurat），来自亚述语，并且可能源自更早的阿卡德语（zigguaratu），意思是顶峰或山顶。 这种越来越复杂的精巧建筑必须有人维护，这就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宗教组织。

这些神殿如此重要、如此宏伟，因而在早期的城市经济生活中起着中心作用。从拉格什的巴巴女神（又叫巴乌）神殿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2400年之前不久，神殿及其周边的占地面积为1平方英里多。神庙的土地被用作各种农业用途，能维持1200个为神庙服务的人员的生活。这些人中有专门的面包师、酿酒师、羊毛工人、纺纱工、织布工以及奴隶和管理人员。 神庙的佃农不完全算作奴隶；相反，他们和神庙的关系似乎是封建制的一种早期形式。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新职业还包括理发师、宝石匠或金属工人、服饰供应商、布商、洗衣工、制砖工、园艺师、船夫、“卖唱者”和艺术家。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职业是抄写员。

现在，书写的起源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有三种可能。很多年来，人们都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是最早的真正的书写体系，但这却有个问题。楔形文字差不多由抽象符号组成，然而许多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应该和绘画或图画文字有联系。图画文字是由半图像、半符号组成的文字。这也是考古学家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的研究内容。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她注意到在古代近东地区遗址中发现了成千上万“相当普通的泥制品”，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它们并不重要。施曼特—贝瑟拉并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这些泥制品可能代表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古老体系。因此她去近东、北非、欧洲和美国参观了各种各样她所谓的“符记”收藏品。 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一些符号在外形上呈几何状——球体、四面体、圆柱体，而另一些则是动物、工具或器皿的形状。她开始意识到这些是第一批经过火硬化的泥制品。不管是什么，它们的制作过程都非常耗时耗力，它们绝不普通。最后，她偶然读到，在伊拉克北部的努济发现了一段公元前2000年刻在一块空心泥板上的文字。这段楔形文字写着“计数签代表着小体积牲口的数量：二十一只能产小羊羔的母羊，六只母羊羔，八只成年公羊……”当泥板被打开后，在里面发现了四十九个计数签，正好是清单上牲口的数量。 对于施曼特—贝瑟拉来说，这就“像一块罗塞塔石碑”。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她研究了一万多个符记，并得出结论：它们构成了促进书写系统产生的一种原始计数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最初表现为数字。毕竟，这就是书写的作用，能让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人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

第一批符记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至前4300年，而且十分简陋，没有什么变化。它们是在伊朗的阿西阿卜土丘（约公元前7900—前7700）等地方发现的，那儿的人们仍然主要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大约从公元前4400年起，比较复杂的符记开始出现，主要和神庙活动有关。不同的形状代表不同的物品：例如，圆锥体代表谷物，卵形体代表一罐油，而圆柱体代表家畜。 这些符号变得流行起来，因为它们省去了人们记忆一些事物的需要，省去了人们对口头语言的依赖，因而可以被说不同语言的人使用。它们被使用，是因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随着村庄之间贸易往来的增加，村庄首领需要记录谁制造了什么。

这些复杂的符记似乎传播到了埃兰（伊朗南部）的主要城市苏萨和乌鲁克，这似乎也是出于记录城市作坊（大部分都在公共建筑物而不是私人建筑物内）产品的需要。这些符记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准确的评价和记录税收的方式。它们以一种或两种方式连在一起。它们或是被串在一起，或是被放入泥封中，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更重要。人们正是在这些泥封外面做了记号，记录着里面有什么以及参与者是谁。尽管这种理论最近遭到了法国学者的质疑，但它仍不失为对楔形文字起源的最好解释。当然，新的体系很快使这些符记变得多余，最终在公元前3500至前3100年，泥封的记号代替了古老的计数体系。这些泥封变成了泥板书，为成熟的楔形文字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在属于温查文化的东南欧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出土的大量泥板、小塑像、陶器和护身符上发现了一个差不多是用几何线条、螺纹和波形曲线构成的记号体系。这些与山羊、兽头、麦穗等图画文字有联系的记号都出现在约公元前4000年的葬礼和明显的祭祀活动中。1969年在保加利亚西部的弗拉察发掘的格拉德斯尼卡饰板更古老，可追溯到6000至7000年前。 根据它们出现在哪种人工制品上，例如护身符或陶器，人们已经对这些与温查文化有联系的记号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它们的分布具有一致性。这个语料库由210种符号构成，共形成五大类：直线、十字形、V形、点和曲线。但这些却不能形成文本。相反，它们似乎都具有象征意义，毫无疑问，更具有宗教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它们构成了一种原始的书写形式。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使用“旧欧洲”文字（玛丽亚·金布塔斯创立的术语）的人被入侵的印欧民族赶出家乡。赫尔辛基大学的哈拉尔德·哈曼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旧欧洲”人可能被赶到像克里特这样的地方。在20世纪早期，阿瑟·埃文斯爵士和他的同事在克诺索斯和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明——米诺斯文化，其基本特征就是公牛和蛇崇拜。但米诺斯人也发明了两种文字，就是我们所称的A类和B类线形文字。“线形”这个术语的使用来源于金布塔斯的观点，是为了强调温查符号的主要线形特征（与图画文字相对）。虽然B类线形文字在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业余考古者迈克尔·文特里斯破译为一种希腊语变体，A类线形文字却不曾被破译过。哈曼认为，这是因为A类线形文字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旧欧洲语”的一种。哈曼还认为他在A类线形文字中发现了五十个和“旧欧洲语”相同的符号（见图3）。

对于书写体系的起源问题，最新的推论将我们引向印度。在印度，传统上认为，最早的主要文明是印度河文明，都城是公元前2300至前1750年的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1999年5月，考古学家宣布在哈拉帕发现了一块有5500年历史的刻有文字的泥板。一个月后，又宣布文字已经破译出来了。它由两个M、一个Y、一个中心有点的菱形、另一个变形了的菱形和一个V组成。根据贾哈和拉贾拉姆博士的观点，它的意思是“它滋润了这片神圣的土地”。这种语言已确定是“前哈拉帕语”，比其他的印度河文明的符号古老得多。在该地区还发现了另外四个例子。印度学者认为，这种文字像其他地方的古老文字一样，没有元音，虽然在这里它使用了双辅音，如两个M，来表示元音。

（Source: Richard Rudgley, Lost Civilisations of the Stone Ag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70）

换句话说，它展现了演化中的早期书写系统。与该发现有关的学者都认为，这足以使“文明的摇篮”从美索不达米亚转移到印度河地区。 这些都是最新的研究结果，最终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书写体系起源地的认识。但就目前而言，温查的符号并不能构成完全成形的文字，而在印度河地区和该地区周围发现的泥板书只是一小部分例子。虽然毫无疑问这很有吸引力，甚至很有前景，但是我们还不能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和楔形文字是最早的真正书写起源这一观点，除非出现更进一步的发现。

自从17世纪末期起，人们就知道了楔形文字。在1802年和1846年，人们成功破译了部分楔形文字。但是对巴比伦文明完整的认识是在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的发现之后才成为可能的。当时的奥斯丁·亨利·莱亚德是一个刚获得律师资格、“年轻洒脱的英国人”。他从陆路到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的过程中，中途停在了中东地区，最远只到了波斯西部（现伊朗）。“在为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做了一些非官方的情报工作后，他获得了在伊拉克做一段时间考古发掘的资助，在那儿他选了摩萨尔以南二十英里处一个叫尼姆鲁德的巨大土堆。” 尽管他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人是专业的），但他却很幸运。他发现了一系列巨大的石板和十四英尺高的石灰岩公牛。这些雕像如此惊人，以致他的研究报告成为畅销书。莱亚德还在石头上发现了许多看起来像楔形文字的刻字，该处遗址可上溯到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这使它成为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形式。虽然直到20世纪苏美尔文字才最终为人们所理解，但是一旦为人们所知，发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我们的最新认识表明，在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出现之前，美索不达米亚使用了好几种“原始书写”。其中，石头圆柱体刻章不仅更持久，而且比施曼特—贝瑟拉发现的泥封更灵活。这些刻章采取空心圆柱体的形式，上面刻有一系列符记。把这些圆柱体刻章在湿黏土上来回滚动，会留下与刻章图案相反的凸起的符记。 这些泥印章可用于各种地方：它们可以压在打捆的绳结上；或是闩门的绳子上。其中的用意是，印章带有明显的标记，可以识别物品的主人。 同施曼特—贝瑟拉研究的泥封一样，刻章也是一种经济控制手段，用来监督交易过程或确认交易已经发生。实际上，苏美尔人发明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图案来识别主人：神庙参拜、一队队船只、统治者面前的犯人，以及喂养动物。这些实际上是图画签名。 后来，一种新的刻章出现了，是由切削工具生产的。这明显表明贸易不断增加，对于识别性标记的需要也在相应增长。

关于原始书写的论述就这么多。但是楔形文字实际上是从古老的乌鲁克图画体系中发展而来的，借用了很多早期符号，如表示羊的符号和表示水的波浪线。第一批抄写员对所谓的乌鲁克“斜面碗”的运用，很清楚地表明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的起源。这些碗都很便宜、粗糙而且孔隙率高。它们不能用来盛水，却如此普遍，在一些地方发掘的陶制品中有时竟占四分之三。它们的孔隙率如此之高，以致只适合盛放固体物质，而且大小一样，这一事实为理解它们的用途提供了线索。已经破译的刻字告诉我们：乌鲁克的工人，至少那些为大型神庙建筑工程工作的工人，领取实物报酬，即每天的食物配给。既然工人的主要配给是谷物，那么这些“斜面碗”被用作衡量工人获得报酬的“标准”碗也是合情合理的。

图4所示的就是古代表示“吃饭”的符号。它很清楚地表明一个脑袋，张着嘴从一个“斜面碗”接食物。换句话说，这是一幅图或是图画文字。许多其他词语也是从图画文字开始的（见图5）。

（Source: Hans J. Nisse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9000–2000 BC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Lutzeier with Kenneth J. Northcott.©198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这只是个开端。当圆柱体印章变得越来越简单并且更便于大量制作时（以便应对繁忙的生活），书写体系也发生了演化。由于在湿黏土上很难清晰、快速地画下这些图案（而在光滑、干燥表面上书写的埃及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难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始终使用象形文字），因此符号和词变得更加抽象、更少并且朝一个方向排列，所有这些发展都加快了书写演进的速度。图6表明一些词在一千多年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从乌鲁克早期到乌尔鼎盛期，也就是从公元前3800—前3200年至公元前2800—前2100年。

（Source: H. W. F. Saggs, Civilisation Before Greece and Rome , London: B. T. Batsford, 1989, p.62）

（Source: Hans J. Nisse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9000—2000 BC ,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Lutzeier and Kenneth J. Northcott.©198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图案会发生90°变化，但这无疑会使图像越来越难辨认，从而促使产生更简单的书写方式。圆形和曲线标记总是很难在湿黏土上书写，这就是为什么楔形文字是一种由简单笔画和楔形构成的体系。所有的符号在公元前3千纪的头三百年都被简化和统一化了。

在这些早期阶段，书写的使用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它主要运用于贸易，书写体系中数字的数量和其他文字一样多。例如，有一个D形符号：它的直边刻得很深、很清晰，而另一端的圆弧却很浅，几乎看不见。有意思的是，这些D成组出现，从一到九个不等。这样就形成了十进制。有的时候，这些D形符号上有一个用圆柱形芦苇杆压在黏土上形成的圆孔。“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些圆孔代表整十位。” 我们经常看见早期的泥板上一边列着一些事物，另一边是它们的总数， 这也有助于破译。

一种符号体系是一回事，但从我们从其他地方找到的例子来看，这样一种体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在所知的书写体系。要构成书写体系，需要其他三项发明：人名、语法和字母表。

在大家庭中，大家彼此都认识而且共同拥有财产，但是从经济组织超出大家庭那一刻起，个人识别就成为一个难题而且变得必要。有一些名字很容易辨认，比如说“狮心”。 但人们又如何解释像“被神所爱”这样抽象的名字呢？正如我们现在用心形（ ）表示“爱”一样，图画文字也在进化。这种方式能产生多个意思：例如，太阳（ ）可能表示“白天”“光明”或“白色”，而星星（★）可能表示“神”或“天空”，具体意思视情况而定。在巴比伦，思想主要是通过类比而不是我们现代社会采用的归纳或演绎而产生的，因而“用名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巴比伦人和埃及人而言，物体或人的名字都与其本质属性相关。 因此，一个“好”名字会造就一个“好”人。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会以一些神来命名，并且用同样的方式来命名一些街道（“愿敌人永远不在上面行走”）、运河、城墙和城门（“贝尔神建造了贝尔城门，表现了他的恩赐”）。最后，人们渐渐习惯用特定的语调来说一些专有名称。在说众神的名字时尤其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在今天也是这样的，当人们大声祈祷时，也会用一种不同的语调。

一开始时没有语法。词语（主要是名词和少量动词）可以不分顺序，随意地一起使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乌鲁克的书写体系，或称原始书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读写体系，它们不是用来读的。它是一种人工记忆体系，可以被说不同语言的人共同理解。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读写体系似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舒鲁帕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苏美尔人的语言。没有人知道苏美尔人是什么人、来自哪里。他们的书写有可能是作为“官方”语言来使用的，而且像几千年后的梵文和拉丁文一样，仅为博学的人使用。 书写体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与某一物体相对应的声音被归纳、概括，可以进一步对应其他词语或其他语境中的相同声音。英语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画一个有条纹的昆虫代表“蜜蜂”（bee）。后来，它被进一步改造，用到像“相信”（be-lieve）这样的词中去。同样地，例如，苏美尔语表示水的词是a，其符号是两条平行的波浪线。语境使人清楚a是表示水还是只是语音。这个时期是符号被转了90°的时期，符号变得更容易快速书写，也变得更抽象。这种书写形式很快从舒鲁帕克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其他城市。尽管贸易仍然是书写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但现在文字的使用扩展到宗教、政治和作为想象文学开端的历史/神话中。

这样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在早期的抄写员学校，我们发现了词汇清单和谚语表。这可能是他们学习书写的方式，正是通过这些有名的谚语、咒语甚至是魔法才建立起句法和语法要素的抽象符号系统。（这些谚语有一个简单、熟悉的形式。）正是这种方式使书写体系从一个完全用来记录信息和交易的象征符号体系变成了一个再现口头语言的体系。

尽管第一批带有语法要素的文本来自舒鲁帕克，但词序仍然具有很大的变动性。真正用口头语言顺序进行书写的重大突破首先出现在恩纳图姆成为拉格什国王时（约公元前2500年）。只有到这时，语言的各个方面才都转变成书面形式。 达到这样的读写能力非常艰难，而且需要渊博的知识和其他词语清单的辅助。 《圣经》和其他书中的人都被描写为“知道各种事物的词语”，如鸟类和鱼类，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一定意义上会读。有一些清单是历代国王的名单，这又带来了另一个进步，即文本不再仅仅是清单，而是对统治者、统治者间的斗争以及他们创立的法典进行评论和评价。由此，历史第一次被书写下来。 例如，关于枣椰树的清单包括数百个词条，不仅有对椰树从树皮到树冠等组成部分的介绍，而且还有关于腐烂的类型以及这些树用途的记载。也就是说，这就是最初的知识被排列和记录的方式。舒鲁帕克的词条有：牛、鱼、鸟类、容器、织品、金属品、职业和工艺。 还有神灵、数学和经济术语的列表。（在众神的名称中，女神的名字仍然占主导地位。）

这些记录条目使新的智力活动成为可能。它们鼓励了比较和批评。清单里的条目摆脱口头世界赋予其意义的语境，因而变成抽象概念。它们可以按照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方式分门别类，因此出现了口头文化中从来没有过的问题。例如，天文记录表很清楚地表明了天体复杂的运行模式，标志着数理天文学和占星学的产生。

这些文本不断提及同舒鲁帕克有接触的其他城市，其中有拉格什、尼普尔、乌玛和乌鲁克。我们从最原始的书写中能解读的第一个思想，除了经济文本和专有名词，就是“国王”和“祭司”之间的斗争。在一个阶段，人们认为一座城市的所有市民和所有土地都“属于”这座城市的最高神灵，而大祭司是管理城市的神的代理，但这样的观点不再站得住脚：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远比这复杂得多。大祭司又被称作昂（en）或昂西（ensi）。通常一开始，大祭司是最有权力的人，但是还有另一个人物卢伽（lugal），字面意思是“伟人”。他实际上是军事领袖、要塞指挥官，在城市与外敌有争端的时候管理城市。不需要发挥太大的想象力就能想象到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比较可信的观点是，最好不要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理解为宗教实体，相反，它们是公司实体，人们得到平等的对待。这些城市最主要的特点是经济性：商品与产品归集体所有，然后重新分配给城市居民，和那些通过交换为城市提供它所缺乏的物品和商品的外地人。这主要是从印章上关于配给的记录，所有人墓葬形式相同（至少起初是这样）和商品被锁在仓库的发现中推断出来的。起初，是昂管理这一体系，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来发生了变化。

除了清单，书写体系的另一主要发展就是从图画文字发展成音节文字，最后发展成完整的字母文字。正如书写体系是出于需要在贸易繁荣的苏美尔城市发明的一样，字母文字没有在美索不达米亚而是在比它更远的西方产生，是因为那儿的闪族语支持这一变化。图画文字有局限性，因为即使没有好几千也有好几百个“词”需要记住（正如今天的汉语一样）。而在音节文字中，一个“词”对应一个音节，只需要记住约八十至一百个“词”。字母文字就更简单。

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现在最为人所知的闪族语，但在公元前2千纪，主要使用的闪族语是迦南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都是它的后代。使闪族语更适合字母化的原因是，它的大部分名词和动词都由三个辅音组成，根据语境添加一看就清楚的元音作为补充。（萨格斯教授给出了对应的英语例子：th wmn ws cryng和th wmn wr cryng。大部分读者都很容易明白它们的意思。 ）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字母表是在拉斯沙姆拉（“茴香头”）进行发掘时找到的。拉斯沙姆拉靠近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地中海东北角一个叫亚历山大勒塔的地方。1929年在这里一座小港口的山上发掘出一个古遗址，该遗址在古代被称作乌加里特。在该遗址发现了一座图书馆，位于供奉巴力神和大衮神的两座神殿之间。该图书馆为大祭司所有，主要收藏的是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这些泥板仅包含二十九个符号。因此，它是一个字母表。发掘这种泥板的学者推测，这种语言可能与迦南语或腓尼基语或希伯来语有关。他们是正确的：文字很快被译解。上面描写的很多事件，正如我们所见，预示了《旧约》中的故事。 这个体系似乎是特意发明的，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前身。如图7所示，这些符号可归为五组，各组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且表明了一种字母顺序。

（Source: H. W. F. Saggs, Civilisation Before Greece and Rome , London: B. T. Batsford, 1989, p.81.）

虽然第一个字母表出现在乌加里特，但是它主要限于在叙利亚北部和一些巴勒斯坦遗址中使用。公元前12世纪后，它逐渐消失了，文字的未来则有赖于原始迦南语的衍生语言。这个字母表经过一段时间才稳定，字母可以朝向任一方向，用犁地形式书写。 不管怎样，公元前1000年前不久，原始迦南语的确稳定下来，形成了通常所指的腓尼基字母表。最早的铭文出现在比布鲁斯（今朱拜勒，黎巴嫩境内的贝鲁特以北），很多出现在青铜制成的箭头上，表明箭头的所有者。此时字母已经减少至二十二个，并且所有符号都变成了线形符号，没有任何图画文字的痕迹。书写的方向也稳定了，始终是从右向左的水平方向书写。按照一般的传统说法，古希腊引入的正是腓尼基字母表。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读写能力备受推崇。舒尔吉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一位苏美尔国王，他曾自夸说：

年轻时，我在泥板书屋从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泥板书上学习了抄写艺术；

没有任何一个贵族能像我一样写泥板书。

至少从公元前3千纪的第二个两百五十年开始，在乌尔就有对抄写员进行培训的课程。 签署文件时，抄写员常常添加上自己父亲的名字和职位，证明他们出身高贵。他们的父亲通常是城市统治者、神殿管理者、军队官员或祭司。只有抄写员和管理者才有读写能力。任何一个握有权力的人很可能都接受过某种书写教育，甚至有人指出苏美尔文字中的术语“都布沙”，字面意思是“抄写员”，相当于绅士，或文学学士，用于指任何受过教育的人。

在公元前3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国王舒尔吉在尼普尔和乌尔建立了两所学校，它们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学校。但是他提到它们时没有详加说明，因此它们在此之前可能早已存在了。表示学校或书写学院的巴比伦词语是爱都巴（edubba），字面意思为“泥板书屋”。校长被称作“泥板书屋之父”。在一段文字中，有个学生这样写道：“您使我像一只小狗一样睁开双眼；您塑造了我的人性。” 有专门的语言、算术（“计算抄写员”）和调查（“野外抄写员”）老师，但是每天的教学是由被称作“老兄”的人来指导，他很可能是一个高年级的学生。

在一些城市中发现了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摘录，这表明已经出现了用于教学的“标准文本”。例如，一些泥板书上有用不同笔迹书写的同一篇文本；另一些泥板书上一面是文学文本，一面是数学练习；还有一些泥板书上一面是老师的文本，一面是学生的文本，并附有老师的修改。在一块泥板书上，一位学生对他的课业进行了如下描述：

这是我每月在学校的出勤计划：

我每月的自由时间是三天；

我每月的宗教假日是三天；

每月剩下的二十四天

我都必须在学校。这是多么漫长啊！

抄写员也得学习自己的技艺，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准备书写用的黏土以及如何烘烤要保存在图书馆的文本。添加石灰岩可以使黏土的表面更光滑，画出来的楔形更清晰。 除了准备黏土外，还要经常给木板或象牙板涂上一层蜡，然后串起来。蜡可以擦掉，这样板片可以重复使用。

书写传统远远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以外，并且因此得以扩展。 埃及人最先使用芦苇笔在旧陶片上写字；后来，他们使用无花果树做成的木片，上面涂抹一层石膏灰泥，石膏灰泥在被擦掉后可以重新使用。 莎草纸是最昂贵的书写材料，只有最出色、浪费最少的抄写员才能使用。书写训练需要的时间可能与现在博士的培养时间一样长。

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与商业有关。苏美尔早期比较有文学性的文本包括最早的宗教文学，尤其是赞美诗，这或许很自然。在乌鲁克，对国王与依楠娜女神（巴比伦的依什塔尔、古希腊的阿斯塔尔特）的爱情有广为流传的记述。其他文本包括父亲教导儿子如何过一种有用且有价值的生活、战争和征服的记述、建造活动的记录、宇宙起源学以及关于巫术的大量记述。差不多到公元前1900至前1200年，阿舒尔繁荣时，除了公共档案馆外，还有很多私人档案馆，其中一些档案馆拥有的文本多达四千种。到此时，最为人推崇的学问是天文学/占星学、预言文学和巫术。这些帮助阿舒尔确立了“智慧之城”的声誉。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古代，文字出现之前，人们需要记住大量的东西。记住成千上万行诗歌是众所周知的事，这就是文学得以保存和传播的方式。然而书写一旦形成后，可能要强调两种早期的书面文学形式。首先是预示后来《圣经》某些情节的故事。考虑到《圣经》的影响力，它的起源很重要。例如，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由无名小卒成为“世界之王”。关于他的祖先，在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有详细的叙述：他的母亲是一位女祭司，为了掩盖生育他的事实，将他放入柳条编织的篮子内，用沥青密封后抛入河中，顺流而下。后来，一个汲水者发现了他，将他抚养成人。萨尔贡一开始是位园丁，后来成为一位国王。显然这与摩西的故事很相似。苏美尔文学宣称有很多“最初的国王”，他们的统治时期异乎寻常地长。这也预示了《旧约》。例如，在《圣经》中，亚当在一百三十岁时有了儿子塞特，并且据说又活了八百多年。在亚当和大洪水之间出现了十位国王，在世时间都很长。在苏美尔，有八位这样的国王，一共统治了24.12万年，每位国王平均在位时间是3.04万年。拉斯沙姆拉/乌加里特出土的文本提到了巴力神与罗腾的搏斗，后者是“一条有七个脑袋的大长蛇”，这预示了《旧约》中的利维坦。还有关于洪水的文学。我们会在《吉尔伽美什》中看到洪水故事的一种版本，下面将进行详述。在史诗中，洪水英雄是乌塔那匹兹姆，即“获得永生的人”，尽管在类似的传说中他也被称作祖苏德拉或阿特拉—哈西斯。在所有的故事中，洪水都是众神施加的惩罚。

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其名字本身就表明该地区经常发生洪水。但是大洪水这个概念似乎已深深植入古中东地区人们的意识里。 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同时泛滥，产生大片水域。根据本章开头提及的伦纳德·伍利在乌尔的发掘，淤泥揭示出洪水有二十五英尺深，泛滥地区可能达三百英里长、一百英里宽。 这已经遭到质疑，因为乌鲁克距乌尔有十五英里，地势较低，却没有洪水的痕迹。第二种可能性是，公元前1900年左右，一场可怕的地震袭击了印度的印度河流域，造成萨拉斯瓦蒂河改变流向。古代印度文献《梨俱吠陀》中的这条大河，有些地方宽达十公里，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造成这场巨大灾难的事件一定使洪水淹没了大片地区。下章将详细讨论这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黑海洪水。根据1997年公布的理论，黑海是在最后一个大冰期之后才形成的。那时大约是八千年前，地中海海平面上升，海水涌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淹没了从东到西六百三十英里、从南到北三百三十英里的大片地区。

巴比伦最伟大的文学创作，即世界上第一部想象文学杰作是《吉尔伽美什》或《见证世界末日的人》，正如这首诗的标题所示。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吉尔伽美什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统治乌鲁克，因此史诗中的一些情节有事实依据。 他的英雄事迹很复杂，通常很离奇而且难以理解。在某些方面，它们让人联想到赫拉克勒斯的英雄事迹，并且正如我们所见，与《圣经》中的某些故事类似。在诗中，他身上有着三分之二的神族血统和三分之一的人类血统。在篇首，我们了解到吉尔伽美什如何战胜乌鲁克人，设法完成了“非凡的功绩”，即建造了城墙。城墙长9.5公里，据说至少有900座半圆形的塔楼。故事的有些地方有历史依据，因为考古发掘已发现了早期王朝时代（即公元前2900年左右）用弯曲的砖块建造的半圆形结构。 吉尔伽美什是个严厉的工头，他太过严厉以至于他的臣民祈求神创造一种反抗力量，挑战吉尔伽美什并让市民过上平静的生活。出于同情，众神创造了恩奇杜，“一个多毛的野人”。但是情节在此处发生转变，恩奇杜和吉尔伽美什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并从此开始一起冒险。 两人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在这儿依楠娜女神爱上了吉尔伽美什。但他不予理睬，依楠娜女神为了报复，派遣了令人生畏的“即使一百个人也难以制服的天牛”来杀死他。 但是恩奇杜与吉尔伽美什齐力，一起撕下它的四肢并打败了它。

这首诗的前面部分总体上是积极的，但是后来却变得阴郁。空气和大地之神恩利尔认为，恩奇杜必须为他的一些英勇的杀戮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恩奇杜的死对吉尔伽美什打击很大：

整日整夜我为他哭泣，

不愿将他埋葬，

希望我的朋友可能会在我的（大声）痛哭中站起来，

七天七夜，

直到一条蛆从他的鼻子上掉落，

因为他永远地去了，我找不到慰藉，

像平原上的猎人不停地游荡。

在此之前，吉尔伽美什很少考虑过死亡。然而，从此以后，他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永生。他想起了那个传说：在世界尽头，“死亡水域”之外，住着他的一个祖先乌塔那匹兹姆，他能长生，因此肯定知道永生的秘密。现在，吉尔伽美什独自一人出发去世界的尽头，在太阳落山的那头。他找到了太阳在夜间消失的黑暗通道，最终来到一片宽阔海域的岸边。 在那儿，他遇见了乌塔那匹兹姆的船夫，船夫答应渡他过死亡水域，“碰到里面的一滴水就意味着死亡”。 最后，当吉尔伽美什到达乌塔那匹兹姆的住处时，却感到很失望。这位祖先告诉吉尔伽美什，他的长生不老是归功于不可重复的特殊情况。乌塔那匹兹姆吐露，早些时期，众神决定毁灭人类并发起了一场洪水。他和妻子是唯一被允许活下来的人。他们事先得到警告并建造了一艘大船，将所有生物成对装上船。风暴冲击了船只六天六夜，当一切都平静下来后，他打开一扇舷窗，发现自己的船搁浅在一个岛屿上，实际上搁浅在山顶上。他又等了六天后，放出一只鸽子，又放出一只燕子。两只小鸟都飞回来了。最后，他放出去一只乌鸦，但它没有回来。 后来，乌塔那匹兹姆说恩利尔为自己的鲁莽决定感到后悔，因此让他长生不老，作为对他拯救地表生命的奖励。但是，众神不会再重复这个行为。

最早的图书馆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尽管一开始它们更像是档案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它们保存了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日常活动记录。无论是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的尼普尔图书馆，或是在可追溯到公元前2250年左右的埃卜拉图书馆（1980年在此处发现了两千种泥板书），还是在后来的图书馆，情况都是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图书馆是为祭司服务的，并且，在大片土地被神庙占有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里，正如宗教文本是神圣仪式的一部分一样，用于记录交易、合同和配送的日常档案也是神庙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信仰的一部分。但是神庙和新兴王室精英的宣传需要（赞美诗、铭文）有助于产生一种更现代的读写形式。因此，像《吉尔伽美什》或创世史诗这样的文本可能在宗教仪式中使用过。但是，这种超乎纯粹交易记录的包含某种脑力活动的作品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最先出现在尼普尔，后来在埃卜拉、乌尔和尼普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些后来的图书馆发明了一种新的、更学术化的手段——书目，这样，想象性作品和/或宗教作品能够分开排列。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革新：在文本结尾的背面添加几行文字，说明该文本的内容，跟现在的目录差不多。这就产生了一个术语“书尾题署”（colophon），该术语源自希腊语“科洛风”（kolophon），意思是“最后的一笔”。例如，其中一个这样写道：“杜巴杜帕萨节日的第八个泥板、神殿女祭司西拉鲁伊和库瓦塔拉的话。抄写人，努基萨的儿子卢；见证人，监管者阿努万扎。”书尾题署进行了编号，并且记录该文本的泥板数目。有些书目比书尾题署的内容更详细，因此抄写员通过仔细阅读该文件便可以断定该图书馆有什么书。然而，排序是随意的，因为字母顺序排序法在一千五百年后才被采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作品的数量开始增长。到亚述王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提革拉帕拉撒一世（前1115—前1077）在位期间，文本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天体运行和基于各种征兆对未来的预测。有一些赞美诗和音乐作品的目录（“五首为阿达帕［可能是铃鼓］而作的苏美尔颂歌组成的祈祷文”）。亚述巴尼拔是亚述最后一位重要的统治者（前668—前627），也拥有一座很好的图书馆，并且他自己也识文断字。该图书馆主要由大量的档案资料组成；数量位居第二的是征兆文本；排在第三的是清单、词语和姓名、翻译词典；最后是文学作品，如《吉尔伽美什》。总共有一千五百种单独的作品。 很多亚述泥板书上刻有咒语，防止盗窃。

无可置疑，古埃及也有图书馆，但是因为人们在莎草纸（也就是把婴儿摩西包起来的蒲草）上书写，书很少流传下来。在描述拉美西斯二世（前1279—前1213）的建筑群时，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说那里有一座神圣的图书馆，上面刻着“灵魂诊所”的铭文。

在早期城市中，有两种权威。第一种是大祭司，被称为昂。昂管理着城市，祈求众神保佑有足够的终年肥沃的土地为每个人提供食物/收入，并且昂负责食物在市民之间以及对外交易中的再分配。昂的配偶叫婗，用彼得·哈尔瓦特的话来说，他们组成了“祭司夫妇”。 第二类握有权力的人是卢伽——监管者、要塞指挥官，字面意思是“伟大的人”，他们掌管军事和我们所说的外交，也就是与外界的联系。然而，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这种划分：不是每座城市都有两类领导人，有些城市只有昂，有些城市只有卢伽，如果城市里存在两种权威，那么军事领袖为了取得军事战绩都需要寻求宗教领袖的支持。不过，有记录表明这种早期的分工有时会发生变化，因为，在某个时候，婗会疏远昂，而同卢伽结盟。 与此同时，昂的作用在减弱，变得越来越仪式化，而卢伽和婗发挥我们所称的国王和王后的作用。于是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的划分更加清晰，也更加强调男性的作用， 这个变化可能是战争引起的。当时看来战争越来越成为一种威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两河流域，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间的竞争、对土地和水域的争夺不断加强；第二，专业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使得城市变得越来越繁荣，物质财产不断积累，因此进行掠夺的话，会有更多的收获。在战争中，一个勇士就是自己的主人，与和平时期相比，更是如此。一个聪明卢伽的感召力和成功会对他的人民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卢伽带领一座城市打败另一座城市后，管理这两块领地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他取得了胜利，而且无论如何，敌对城市的众神很可能与他原来城市的众神不同。因此，城市甲的昂在城市乙的权力很少，甚至没有权力。这样，卢伽开始位居昂之上，成为苏美尔社会最强大的人物。彼得·哈尔瓦特注意到，在不同的苏美尔城市中，对同一个神的崇拜的确开始出现，证明了这一变化。卢伽日益增长的权力得到承认，并由此获得控制测量体系（或许是建筑防御工事工程的遗存）以及把他们的事迹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特权。这一部分是宣传，一部分是历史，因此人们才能记住谁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做了什么。 因此，这个差不多是现代的王权概念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同时发展的是国家概念。成为国王的卢伽管理一个以上的城市以及城市间的领土。在古老的中东，第一个跨地区的政治实体是萨尔贡在约公元前2340至前2284年创立的阿卡德王国，萨尔贡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王。

那时，王权部分是由战争打造的。战争或战争的制度化是孕育其他一些思想的熔炉。车轮可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的，也可能不是。最早的行走工具雪橇在公元前7000年已经被生活在北欧靠近北极地区的早期渔猎社会所使用，很可能是狗拉雪橇。 公元前4千纪晚期，在乌鲁克的图画文字中出现了“行走工具”符号。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遗址中发现了相近时期轴轮装置的遗迹。这些车辆有固定的轮子，由一块或三块木板制成。从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遗址现场的考古遗迹得知，这些所谓的盘式车轮从丹麦到波斯都有分布，在紧邻黑海以北的地区最密集。 因此，这可能表明了最先使用车轮的地方。牛和驴子似乎是最先被用来驾车的动物。

这些（四轮）车非常慢，据估计是每小时3.2公里。然而，（两轮）战车就快得多，正常每小时12至14公里，疾驰时可达到每小时17至20公里。在楔形文本中，苏美尔人用“沙漠马科动物”指驴，用“山区马科动物”指马。 有三个词表示带轮的车辆：mar-gid-da，表示四轮马车；gigir表示两轮马车；而narkabtu，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用来专指战车。考古学家斯图尔特·皮戈特说，随着战车的出现，“我们来到了古代历史伟大篇章之一的开端：两匹马驾驶的轻便两轮战车的发明是一项技术，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第一批整体车轮发明后，人们便设计了辐条式车轮。这种车辆必须用成形的木头在张力下制造而成，但是它的轻便使更快的速度成为可能。 战车战争兴盛于公元前1700至前1200年，即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

再说说山区马科动物。可以说目前没有人知道人类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地方开始驯养马匹，以及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产生了骑马的想法。直到最近，人们提出假说，认为定居欧亚大草原取决于马的驯养，并且大草原的第一批移民是“秉性好战的牧人骑手”。考古学界很多年来都认为马匹驯养的最早证据出现在黑海以北300公里的德累夫卡，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是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的一部分，可能与车轮的发明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个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4570至前3098年，位于第聂伯河的支流奥梅利尼克河右岸。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墓葬中发现了马的骸骨、被马嚼子磨损的前臼齿、被认为是马勒带的穿孔鹿角尖，以及古代遗址出现的大量公马遗骸，表明它们在牵拉和乘骑中更受欢迎。此外，间接的证据是骨头制作的马头权杖的出现，如果不能说明人们掌握了骑术的话，那么它表明了一种马崇拜。

在过去几年中，对这些材料的重新分析基本上推翻了这些结论。所谓的马勒带从来就没在马的头骨上找到，并且只是非常偶然地与马的残骸有关。野马前臼齿的磨损与所谓的驯养马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在古代遗址坟墓内外发现的马骨轮廓与野生种群（例如“成年的单身马群”）没什么不同。我们现在知道，驯养使马的骨骼结构发生永久性改变的唯一区域是马背中部，即骑手坐的地方。确定被骑过的古代马匹，其脊椎的骨骺，即外部较硬部分，有微小的压力损害（裂缝）的特征。野马完全没有这种损害。到目前为止，古代马匹上的这些损害不会早于公元前5世纪。 有关马匹驯养最早的、清楚的、可确定年代的文本和艺术证据可追溯至公元前3千纪末期，而带有明显与乘骑或牵拉有关的手工艺品的马墓穴的证据，其年代更靠后，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那时在近东、欧亚大草原和希腊，马匹被广泛用于战车。因此，关于骑马的可靠的文本或艺术证据不会早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

古典时代有许多作家相信曾经有过原始的黄金时代，那时没有侵略，也没有仇恨。拉丁诗人奥维德是其中之一：“没有人施加惩罚，没有任何法律，人们坚持信念，做正确的事情……人们过着安全和平的生活，不需要军队。”

要是这样就好了……1959年，雷蒙德·达特发表了一篇关于更新纪灵长类动物下颌的分析，得出结论是，“它是被迎面而来、对准下颚左边的一记重击打坏的”。他认为，这个重击工具是一根羚羊肱骨。 在原始新石器时期，四种“非常强大的”新武器出现了，“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千年为止，它们一直在战争中处于重要地位。它们是弓、投石器、短剑和硬头锤”。 西班牙的洞窟画显示战士拿着弓和箭，头领的头盔较奇特。其他的绘画显示射手排成一行准备发射。“纵队和横队的出现，意味着指挥和组织，是战术发明的代名词。” 其他绘画描绘的是保护士兵膝盖、生殖器和肩膀的铠甲。投石器在恰塔尔土丘使用，并且在公元前8000至前4000年间，整个中东地区出现了防御工事。 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和平的黄金时代。

到埃及的新王朝建立时，法老们能够把多达2万士兵投入战场。这意味着出现了庞大的组织和后勤支援。相比之下，在阿金库尔战役（1415）中，6000至7000名英格兰士兵打败了一支2.5万人的法兰西军队；在新奥尔良战役（1815）中，4000个美国人打败了有9000人的英国部队。两轮战车的引进意味着快速反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进而促进了常备军概念的产生。在埃及，军队由专业军人、外籍雇佣兵（这里是努比亚人）组成，有时候还包括应征士兵。“士兵的管理者”这个头衔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将军”，任何时候都约为15人。 应征士兵由巡游全国的特派官员征募，他们被授权可以从100人中挑选1人。除了两轮战车外，亚述这个好战之国的惊人的军事力量还归功于这两个因素：铁器和骑兵。铁器，尤其是亚述人发现了如何在炽热的铁中加入碳产生渗碳铁，促进了带刃长剑的发展，而不是尖头短剑。

鉴于马不是亚述土生土长的动物，他们获取马的方法是很特别的。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波斯特盖特教授于1974年在《亚述帝国的税收和征兵》一书中揭示了这一点。他指出，每天写给国王的“马匹报告”大约有2000份，国王在每省设两人专门寻找马匹并将它们运到首都。三个月中，这些被称为穆萨基苏斯的特使，每天向尼尼微送去大约100匹马。在马匹报告中提到的马匹数量差不多有3000匹，其中1840匹是“上轭的马”或用于驾两轮战车的马，787匹是供骑乘的马或骑兵用马。“虽然亚述人一直是最优秀的驾战车者，但是机动性更高的骑兵将很快取代他们，并且从公元前1200年左右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的出现，骑兵一直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

美索不达米亚国王的职责之一是主持司法。（在早期城市里，不公被视为是对众神的亵渎。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是《旧约》中的摩西戒律。然而，20世纪初，这个观点被推翻了。法国考古学家在1901年和1902年在伊朗西南部的苏萨进行发掘时，出土了一座高达八英尺的黑色玄武岩柱（现藏于卢浮宫），并且被证实刻有公元前2千纪初期在位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制定的法典。上面一部分是国王向坐在宝座上的太阳神马杜克或正义之神沙马什祈祷。石柱的其余部分，前面和后面，按水平方向都刻有漂亮的楔形文字。 自从法国考古学家的这个发现以后，法律的起源又往前推了几次，但是我们最好从后往前讨论这个顺序，因为这样法律概念的演变会更清晰。

汉谟拉比（前1792—前1750）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国王。他将首都设在巴比伦，把各地的神灵崇拜统一为马杜克崇拜。 作为这一目标的一部分，他在整个王国简化并统一了政府机构，包括法律制度。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在导论和结语之间现在可知的条文差不多共有三百条，排列如下：侵犯他人财物（二十条）、贸易和商业交易（四十条左右）、家庭（六十八条，涉及通奸行为、纳妾、遗弃、离婚、乱伦、收养和继承）、雇佣工资和利率（十条）、奴隶所有权（五条）。正如H. W. F. 萨格斯告诉我们的，“《汉谟拉比法典》采取了明文法和决疑法这两种形式中的一种”。明文法是绝对禁止令，如“不可杀人”。决疑法的类型是：“如果一个人将钱财或物品交给他的邻居保管，而钱财或物品从邻居家中被偷走，那么如果找到小偷，小偷应加倍偿还。”导论明确说明，《汉谟拉比法典》在公共场所展示，供市民阅读或被宣读。 它们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成文法：它们是王室的规定，是一系列典型的案例而不是正式的原则公告。汉谟拉比欲将该法典在巴比伦王国全国实施，取代不同地方的早期地方法律。

我们从法典中可以看出，从法律意义上说，巴比伦社会分为三个等级：自由人、平民和奴隶。平民可以通过服兵役或徭役来获取某些利益，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享有某种特权。例如，自由人的救命赏金是十个谢克尔银币；平民是五个；而奴隶是两个（第215—217条）。同样地，“如果一个人刺穿一个自由人的眼睛，他的眼睛也要被刺穿”；但“如果他刺穿一个平民的眼睛，或打断后者的骨头，要赔偿一迈纳银子”（第196—198条）。按我们的标准来说，这样的惩罚是残忍的，但惩罚的目的没有太大区别。家庭法旨在保护妇女和儿童不受任意欺凌及防止贫困和忽视。因此，虽然妻子犯了通奸罪，被处以死刑，但是她的丈夫可以宽恕她，并且国王也可赦免她的情人。这使他们免遭“捆绑在一起投入河中的下场”（第129条）。 正像很多苏美尔和巴比伦文学故事预示了《圣经》中的故事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预示了摩西的法律。例如，《汉谟拉比法典》第117条规定：“如果一个人因欠债而被抓捕，并且将其妻子或儿子或女儿卖了换银币，或将他们送去扣押抵债，那么他们应在买主或扣押人家中服务三年；第四年恢复自由。”试比较《申命记》15：12—18：“你兄弟中，如有一个希伯来男子或一个希伯来女子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离开。”

在某些地方，《汉谟拉比法典》提到了法官并且论述了取消其资格的条件。听起来他们好像是专业人士，由国家支付费用。他们在神庙里或在庙门外工作，尤其是在供奉正义之神沙马什的神庙。不过，国王一直扮演上诉法庭的角色，可以随时干涉。巴比伦人不太关注抽象的公正理论，而更关注找到一种不会扰乱社会的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例如，案件的双方都被要求宣誓，表示对裁决满意且不会进行仇杀。 将案件递交给法官时，没有诉讼代理，也没有盘问。法庭首先审查所有的相关文件，然后听取原告、被告以及证人的陈述。任何作证之人都要先在众神面前发誓。如果证词有冲突，通过诉诸神明考验进行解决，即证人被迫跳入河中。这里的思想是，害怕神怒的念头会迫使撒谎的一方认罪。它似乎是起作用的，因为神明考验的做法在《圣经》时代仍在使用，在《民数记》中有所提及。

所有这些听起来很有条理而且经过了深思熟虑。需要补充的是，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汉谟拉比法典》曾被采用，并且该时期现存的法律裁决并没有提到它的法律制度。

但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不再是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成套法律。20世纪40年代发现了用苏美尔语书写的一部更早的法典。 这部法典由依新的里辟依士他（前1934—前1924）制定。乌尔衰落后，伊新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一座重要城市。这部法典也包括一篇导论，导论中提到众神赋予里辟依士他权力，“在这片土地上确立公正……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人民带来福祉”。这部大约有二十四个条文的法律涉及的范围比《汉谟拉比法典》更有限，涵盖土地所有权，包括偷窃果园或破坏果园、逃亡奴隶、继承、订婚和婚姻、对租用牲口的伤害。土地所有权产生特权，也产生责任。例如，第十一条写明：“如果某人的邻居未耕作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而且他对闲置土地的所有者说，‘因为你的土地闲置，有人可能会闯进我的庄园；请为你的土地设防’，并且对方也同意这一条款，那么如果该人财产有任何损失，邻居应该予以补偿。”

20世纪50、60年代，更早的法律被发现，它是由公元前2100年左右建立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姆王制定的。发掘的残片中涉及滥征税和度量衡标准的确立，而且它也有一个原则性的严厉声明，防止经济实力强的人对实力弱的人进行剥削：“孤儿不应被交给富人；遗孀不应该被交给有权的人；有一个谢克尔的人不应被交给有一个迈纳的人。” 《乌尔纳姆法典》并不试图成为一部由抽象的法律原则主导的系统法典。它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例。此外，与《汉谟拉比法典》和《圣经》的法律不同，对人身伤害的处罚，它没有同态复仇法，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 同态复仇法似乎是更原始的一种法律形式，尽管它出现在《圣经》中（从法律发展上讲，《圣经》是一部较晚的文献）。例如，在赫梯法典中（约前1700—前1600），盗窃蜂窝的惩罚是“被蜜蜂蜇一次”，该规定后来被罚金取代。

但同样，所有这些都使古代的司法听起来比真实的情况更有条理和更现代。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法典”是拉格什的乌鲁依宁基那王制定的法典，但是他像其他人一样，可能只是试图减轻古代社会的不公正传统而已，这些不公正总是有失控的危险。乌鲁依宁基那王的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差不多也是王室宣传。王权在不断迅速变化和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出现。国王自己也喜欢干涉司法，这是他们显示自己力量的一种方式。司法大多数时候远不是理想化法典看起来的那样言之凿凿。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有证据表明抽象思想有了发展。例如，首先，早期的计数体系只用于具体的商品，即，“三只羊”的符号只用于羊，与“三头牛”的符号并不相同。它本身并不含有独立的“三”这个符号（用翁贝托·艾柯的一句名言，“在乌鲁克时代，没有单纯的名称”）。 度量也是如此。然而，后来表示抽象属性的词语，如数字、抽象单位的体积测量（空间）以及几何形状（如三角形）出现了。LU这个词也被使用，表示“人、人类的个体”。 同样重大的是私有财产概念的演化，这可以从城外墓地得到证明，它们只为特殊的群体建造。 这是巴比伦人又一个重要的“第一”。

因此，正是在这些第一批城市中，人类发现了自己在艺术、文学、贸易、法律，以及很多新事物方面的才能。我们称之为文明，并且会想到它在神殿、城堡和宫殿遗址中的体现。但是，远不止这些。群居生活是一项很伟大的试验，激发了一种全新的心理经历。这种经历，甚至在今天，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激发更多的人。在推动生活前进的几乎所有方面，城市一直是孕育思想、观念和创新的温床。 VFTPyNDRwjLAUxe0HH4Q8g1uGK6IryJIEeDixaGzNeXIBt/RlGLprxgfkJxjWgU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