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女工手册

42 路—皮德蒙特路。开往杰克·伦敦广场的慢车。女仆和老太太们。我坐在一位瞎眼老太太旁边。她正在读盲文，手指滑过书页，缓慢而无声地，一行接一行。越过她肩头看她读书，让人心生安慰。老太太在第二十九街下车。那里有块牌子，“盲人国货”，除“盲”字外，其他字均已脱落。

第二十九街也是我下车的站点，但我还得一路走到市中心，去兑现杰赛尔太太的支票。她要是再用支票付工钱，我就不干了。再说了，她从来都不给我坐车的零钱。上周我自己花了二十五美分大老远赶到银行，可她竟然忘了在支票上签名。

她什么都忘，连自己生的病都记不得。我一边掸灰尘，一边替她收拾那些记着疾病名称的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壁炉架上的一张纸上写着“上午十点，恶必”。沥水板上的一张写着“腹泄”。炉灶上那张，“头晕健忘”。她通常会忘记自己有没有服过安眠药，或是忘记自己已经从家里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问我她有没有服药，她的红宝石戒指在哪里，等等。

她跟着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事。我都快变得跟她一样疯癫絮叨了。我一直说我不干了，可我又为她难过。我是唯一会听她说话的人。她丈夫是位律师，打高尔夫球，有个情妇。我想这件事杰赛尔太太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清洁女工什么都知道。

清洁女工确实偷东西。但并不是雇主担心我们会偷的东西。最后到手的都是些多余的玩意儿。我们才不要小烟灰缸里的零钱呢。

桥牌聚会上的某位女士造谣说，要想试探清洁女工是不是诚实，就在房间里随处放几个小玫瑰花苞烟灰缸，往里面留点零钱。我的应对方式是，经常在里面添几分钱的硬币，甚至添十美分的。

我一开工，就会立即弄清各类手表、戒指、绣金晚宴手包放在哪儿。之后等他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地跑进来，我只会淡淡地说：“在你枕头底下，在黄绿色马桶后面。”我真正偷过的只有安眠药，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我偷了一瓶香料岛牌芝麻。杰赛尔太太难得做饭，做饭只做芝麻鸡。菜谱贴在调料橱柜里面。另有备份放在存邮票和细绳的抽屉里，还有一份夹在她的通讯簿里。她每次订购鸡肉、酱油和雪利酒时，都要再订一瓶芝麻。她有十五瓶芝麻。现在是十四瓶。

在公交站，我坐在路缘上。另外三个女佣都是黑人，穿着白制服，在我身边站着。她们是老朋友，在乡村俱乐部路工作多年。一开始我们都很气愤，因为公交车早到了两分钟，我们没赶上。该死。司机知道我们这些女佣总在这里等车，而“42 路—皮德蒙特路”车每小时只有一班。

我抽烟，她们在比较战利品。她们顺手拿走的东西：指甲油、香水、卫生纸。人家送给她们的东西：不成对的耳环、二十个衣架、破胸罩。

（给清洁女工的建议：女主人给什么都收下，并表示感谢。你可以把那东西扔在公交车上，塞进座位缝里。）

我想融入谈话，便给她们看我那瓶芝麻。她们一阵爆笑。“哎呀，真是孩子气！芝麻？”她们问我怎么能在杰赛尔太太家干了这么久。大多数女工连三次都撑不下来。她们问我，她是不是真有一百四十双鞋。那倒没错，只可惜，那些鞋大多一模一样。

一小时愉快地过去。我们把每个人伺候过的女主人都评头论足一番。我们开怀大笑，但也不无怨恨。

大多数资历老的清洁女工不会轻易接纳我。打扫的活儿也不容易找，因为我是“受过教育的”。当然眼下别的工作也根本找不到。我学会了开门见山地告诉女雇主，我的酒鬼丈夫刚死，撇下我和四个孩子，我以前是全职妈妈，从没出来工作过之类的。

43 路—沙特克—伯克利。写着“饱和广告”的长凳每天清早都被水浸得湿淋淋的。我向一个男人讨一根火柴，他给了我一包。“预防自杀”。是那种笨拙的设计，摩擦面在背面。小心点总没错。

街对面，洁净洗衣店的女人正在打扫门前的人行道。她两边的人行道上都飘着垃圾和树叶。奥克兰正值秋天。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霍维茨家打扫完回来，洁净洗衣店门前又是满地的落叶和垃圾。我把换乘车票也丢在那儿了。我总是会拿着换乘车票。有时候我会把票给出去，但通常还是攥在手里。

特尔从前老取笑我，干吗总是攥着东西不放。

“听着，玛姬·梅，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攥得住的。也许，只有我除外。”

晚上，在电报大道，我醒来，感觉他把一个康胜啤酒罐的拉环放进我掌心合住。他微笑着低头看我。特里是一个年轻的牛仔，来自内布拉斯加。他不肯去看外国电影。我刚意识到那是因为他看字慢，跟不上。

特尔难得看书，每当他看书时，就会看一页撕一页，再扔掉。我回到家时，窗户总是敞着，或窗玻璃破了，书页满屋子飘荡盘旋，仿佛喜互惠超市停车场上的鸽子。

33 路—伯克利快车。 33 路车迷路了！本该在西尔斯百货那里上高速路的，可司机开过了一个路口。大家都在按铃，而司机满脸通红，往左一拐上了第二十七街。结果我们一头扎进一条死胡同。人们涌到窗前看公交车。四个男人下车帮司机把公交车从停满车的狭窄巷子里倒出来。一上高速路，他就开到八十迈左右。太吓人了。我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这件事让大家挺开心。

今天是琳达家。

（清洁女工：一般说来，绝对不要去朋友家打扫。他们迟早会因为你对他们了解太多而讨厌你。要不然就是你不再喜欢他们了，因为你对他们了解太多。）

可琳达和鲍勃是我很要好的老朋友。即便他们不在家，我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温情。床单上的精液和蓝莓果冻。卫生间的赛马新闻报和烟头。鲍勃留给琳达的纸条：“买些烟，开车去……”等等等等。安德里亚画的画，送给亲爱的妈妈。披萨饼皮。我用稳洁牌清洁剂给他们擦吸食可卡因用的小镜子。

在我打扫的人家中，这是唯一一户从来就没干净过的。实在是肮脏不堪。每周三，我就像西西弗斯那样爬上楼梯，进入他们的起居室，里面永远像是一副正在搬家的景象。

给他们家打扫我挣不到多少钱，因为不按小时计费，也没交通费。午饭是肯定没有的。我干得确实很卖力，但我也闲坐很长时间，待到很晚。我抽烟，看《纽约时报》，看色情书刊，看《如何建造屋顶露台》。多数时间我只是望向窗外，看隔壁的房子，那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拉塞尔街 2129 ½号。我望着那棵结着榅桲的树，从前特尔经常朝它射击。木栅栏上嵌着亮闪闪的气枪弹珠。贝金斯商店的招牌，曾在夜晚照亮我们的床。我想念特尔，我抽烟。白天的时候听不到火车声。

40 路—电报大道。米尔黑文疗养院。四个坐轮椅的老太太老眼昏花，呆望着街道。在她们身后的护士站里，一个美丽的黑人姑娘伴着歌曲《我射杀了警长》起舞。那音乐连我听着都很响，可老太太们根本听不见。她们下面的人行道上有一块粗糙的牌子：“肿瘤研究所I:30”。

公交车晚点了。车子一辆辆驶过。车里的富人从来不看街上的人，根本不看。穷人总是看……实际上，有时候他们好像只是开着车转悠，看路上的人。我就那样做过。穷人老是需要等待。社保救济，失业求职，自助洗衣店，投币电话亭，急诊室，监狱，等等。

等40 路车时，大家向米尔和艾迪洗衣店里张望。米尔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一个磨坊里。他正横躺在五台洗衣机上，在机器上方安装一台巨大的电视。艾迪冲我们表演滑稽可笑的哑剧，做出电视永远安不上的样子。过路人都停下脚步，和我们一起围观米尔。我们的影子都反射在电视上，仿佛在演街头真人秀。

沿街下去，富歇殡仪馆正举行一场盛大的黑色葬礼。以前我一直把那块霓虹招牌上的字看成“着剑” ，总想象死神戴着面具，剑尖抵住我的心口。

我现在已经有三十片药，从杰赛尔、伯恩斯、麦金泰尔、霍维茨和布卢姆几家拿出来的。我这些主顾每家的兴奋剂和镇静剂存量都很大，足以将一个地狱天使飞车党在监狱里关上二十年。

18 路—公园—蒙特克莱尔。奥克兰市中心。一个醉酒的印第安人如今已经认识我了，总是说：“这就是生活，你无能为力，宝贝儿。”

在公园大道，有一辆县警局的蓝色大巴，窗子都用板子封了起来。里面约有二十个囚犯，正被押去接受审讯。那些人被链子锁在一起，移动时有点像穿着橙色连体衣的机组成员。实际上他们也怀有同样的队友情谊。车内一片黑暗，窗玻璃上反射着交通指示灯。黄灯“等一等”。红灯“停一停”。

漫长又昏沉的一小时，驶入雾蒙蒙的富裕区蒙特克莱尔丘陵中。车上都是女佣。路德会锡安堂下面有一块很大的黑白牌子，上写“小心落石”。每次看到它我都哈哈大笑。其他女佣和司机都转头盯着我看。如今这成了惯例。过去每逢经过天主教堂，我总不由自主地在胸前画十字。后来我不这样了，可能是因为车里的人总是转头盯着我看。每当听到警笛声，我仍然下意识地默念一声万福玛利亚。这是件麻烦事，因为我住在奥克兰的皮尔丘上，挨着三家医院。

开丰田车的女人们在蒙特克莱尔丘陵脚下等她们的女佣下车。我总是跟梅蜜搭车驶上蛇路，她的女主人总是说：“喂梅蜜，我们戴上那种挑染的假发，我穿上我那身喷涂艳丽的衣服，是不是很漂亮？”我和梅蜜抽烟。

女人们同清洁女工或同猫讲话的时候，声调总要提高两个八度。

（清洁女工：说到猫……千万别和猫交朋友，不要让它们玩拖把或抹布。女主人会吃醋的。但是，绝对不要把猫从椅子上拨拉下去。相反，要常和狗交朋友，第一次上门时，花五到十分钟给切洛基或斯迈利挠痒痒。记得放下马桶盖。不然毛茸茸的下巴会到处滴答水。）

布卢姆家。这是我打扫过的最怪异的地方，唯一的一所漂亮房子。两口子都是心理医生，婚姻咨询师，领养了两个“学龄前儿童”。

（千万不要去有“学龄前儿童”的人家打扫。婴儿很好——你可以一连几小时看着他们，抱着他们。可是再大点……你就得忍受吱哇乱叫，对付干了的脆谷乐麦片，那是被打翻后又被穿史努比连体睡衣的脚踩实了的事故现场。）

（也千万不要去心理医生家干活，你会发疯的。我也能帮他们分析分析……穿的是增高鞋吧？）

布卢姆医生，那个男的，又病休在家。他有哮喘，真要命。他穿着浴袍，无所事事，用拖鞋搔着苍白的毛腿。

喔喔喔喔，罗宾森夫人。他有套价值两千多美元的立体声音响和五张唱片。西蒙与加芬克尔的，琼妮·米歇尔的，还有三张披头士的。

他站在厨房门口，这会儿在搔另一条腿。他问我干吗偏选这一行做。我像“清洁先生”一样做出旋转拖把的撩人动作，一转身从他身旁闪到早餐桌边。

“我想是因为内疚或愤怒吧。”我慢吞吞地说。

“等地板干了，我可以给自己泡杯茶吗？”

“哦，听着，你坐好，我去端茶。加糖还是蜂蜜？”

“蜂蜜。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再来点柠檬，要是不……”

“坐着去。”我给他端来茶。

有一次我给四岁的娜塔莎拿来一件带亮片的黑色女士衬衫。是让孩子装扮着玩的。那位女布卢姆医生大发脾气，大喊大叫，说这是搞性别歧视。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她责怪我勾引娜塔莎呢。她把衬衫丢进垃圾箱。我后来又给找了回来，现在我自己偶尔穿，只是打扮打扮。

（清洁女工：你会遇见很多思想解放的女性。第一阶段是女性意识觉醒团体；第二阶段是清洁女工；第三阶段，离婚。）

布卢姆家有大量的药片，过剩的药片。她有兴奋剂，他有镇静剂。男布卢姆医生有贝拉冬娜。我不知道那药是做什么用的，但倒是希望我能有那样好听的名字。

早上，我听他在早餐桌边对她说：“今天我们做点随性的事，带孩子们去放风筝吧！”

我的心不由得被他牵动。一部分的我很想像《星期六晚邮报》背面的女佣一般冲进去。我会做漂亮的风筝，知道在蒂尔登哪里是有风的好地方。蒙特克莱尔没有风。另一部分的我打开吸尘器，这样我就听不到她的回答。外面大雨倾盆。

游戏室里一片狼藉。我问娜塔莎，这么多玩具，她和托德真的全都玩过了吗。她告诉我，每到星期一早晨，她和托德起床后，就把玩具倒在地上，因为我要来了。“去把你弟弟叫来。”我说。

我正让他们俩收拾着，女布卢姆医生进来了。她教训了我一通，说我指手画脚，说她拒绝让孩子“承受任何负罪感或责任义务”。我听着，面带愠色。她转念一想，让我去给冰箱除霜，并用氨水和香草精清理冰箱。

氨水和香草精？这下我不讨厌她了。这么简单的事。我看得出，她确实希望拥有一个温馨的家，不想给自己的孩子施加负罪感或责任义务。那天晚些时候，我喝了杯牛奶，尝起来一股氨水和香草精味。

40 路—电报大道—伯克利。米尔和艾迪洗衣店。艾迪一个人在店里，清洗巨大的厚玻璃窗。在她身后的洗衣机上，一颗硕大的鱼头从一只塑料袋里探出来，瞪着一双怠惰的瞎眼。一个朋友，沃克先生，带鱼头来让他们炖汤。艾迪在玻璃窗上飞速画着硕大的白圆圈。街对面，圣路加托儿所里的一个孩子以为她在冲他挥手。他也挥手回礼，胳膊画着同样的大圆圈。艾迪停下来，笑了，这次是真的挥手回应。我等的公交车来了。沿电报大道向伯克利开去。魔杖美容院的橱窗里，一颗铝箔的星星连在一只苍蝇拍上。隔壁是一家矫形用品商店，里面有一双恳求的手和一条腿。

特尔不肯搭公交车。坐在车里，周围的人让他感觉压抑。但是他喜欢灰狗车站。从前我们去过旧金山和奥克兰的车站。还是以奥克兰为主，在圣巴勃罗大道上。他曾对我说，他爱我，是因为我像圣巴勃罗大道。

而他像伯克利垃圾场。我真希望有去垃圾场的车。我们对新墨西哥思乡心切的时候，就到那里去。那地方一片荒凉，老是刮风，海鸥翱翔着，如同沙漠上的夜鹰。放眼望去，四周、头顶尽是天空。垃圾车雷鸣般轰隆隆地穿过灰尘汹涌的土路，仿佛灰色的恐龙。

特尔，你死了，对此我不知该怎么办。但这一点你知道。

就像那次在飞机场，你就要登上履带坡道，飞往阿尔伯克基。

“哎，见鬼。我不能走。你肯定找不到车的。”

还有一次，你要去伦敦，你一遍又一遍地问：“玛姬，我走了你可咋办呢？”

“凉拌呀，傻瓜。”

“玛姬，我走了你可咋办呢？”

“你真以为我那么需要你呀？”

“是啊。”简简单单，一句内布拉斯加式的回答。

朋友们说我沉溺于自怜和懊悔。说我眼中再看不到别人了。我一笑，手就下意识去捂嘴。

我搜集安眠药片。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约定……假如到一九七六年生活还是没有转机，我们就到码头尽头开枪自杀。你信不过我，说我会先打死你，然后跑掉，或者先打死自己，诸如此类。特尔，我已经厌倦了讨价还价。

58 路—大学—阿拉米达。奥克兰的老太太们都去伯克利的欣克百货商店。伯克利的老太太们则去奥克兰的卡普韦尔百货商店。车上的人，包括司机在内，不是年轻的黑人，就是上年纪的白人。白人老司机脾气坏，又紧张，尤其是开到奥克兰技校附近的时候。他们总是开得跌跌撞撞，急踩刹车，嚷嚷着不要吸烟，不要开收音机。他们猛开猛停，砰！把白人老太太们晃得撞到杆上。老太太们的胳膊立即泛起瘀青。

年轻的黑人司机开车快，欢乐谷路就算亮着黄灯，他们也大摇大摆地轻快驶过。他们的车很吵，烟雾腾腾，但是不会颠簸。

今天去伯克太太家。她家的活儿也得辞。那里一成不变。总是一尘不染。我不明白自己去她家干什么。今天我感觉好受些。至少我搞明白那三十个蓝圣斯桃红葡萄酒瓶是怎么回事了。这次有三十一个。显然，昨天是他们的纪念日。他的烟灰缸里有两个烟头（不只是他的那一个），一只酒杯（她不喝酒），还有我新见到的桃红酒瓶。保龄球赛奖杯挪了位置，一点点。我们共同的生活。

她教了我很多家务方面的知识。放卫生纸的时候，要让它能从下面抽出来。彗星去污粉的拉环只打开三个孔，而不是六个。勤俭节约，细水长流。有一次，我一阵倔劲儿上来，把整个拉环扯下来，不小心把去污粉全撒到了炉灶里。一片狼藉。

（清洁女工：让雇主知道你打扫得很彻底。第一天上班，把所有家具挪回去的时候都错开点……离原来的位置五到十英寸远，或者放反朝向。掸尘土的时候，把暹罗猫雕塑的位置颠倒一下，将奶油壶放在糖的左边。把牙刷上下反过来放。）

我在这方面的杰作是在清理伯克太太的冰箱顶时留下的。她什么都看得见，但假如我没有留着手电筒没关的话，她就不会注意到我把华夫饼烤模擦干净，重新涂了油，修好了艺妓娃娃，还把手电筒清洗过。

把一切都放错，不但让他们觉得你打扫得很彻底而感到放心，还给了她们绝对自信的机会，让她们有种做“老板”的感觉。大多数美国女性对雇人打扫感到很不舒服。你在那里，她们都不知该干点啥好。伯克太太会重新核对她的圣诞卡收件人名单，或者熨去年的包装纸，诸如此类的活儿。在八月份。

争取给犹太人或黑人干活。他们会管午饭。但主要是因为犹太女性和黑人女性尊重工作，尊重你做的工作，而且她们也不会为一整天无所事事而羞愧。她们付钱给你了，对吧？

基督教东方之星a信徒则是另一种情况。故而她们不会心存愧疚，不会总是摆出一副样子，要做一些她们绝对不会做的事：站到炉灶上清理飞溅到天花板上的可口可乐。把自己关进玻璃淋浴房。把所有家具，包括钢琴，推过去抵门。她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再说了，她们也进不去。

谢天谢地，她们总算至少有一个看上瘾的电视节目。我把吸尘器打开半个小时（那声音让人安心），躺在钢琴下面，手里攥一块除尘抹布，以防万一。我就那样躺着，哼着歌想心事。特尔，我拒绝前去辨认你的尸体，这招来很多麻烦。我担心自己见了你会忍不住要打你，因为你竟然会做那样的事。死去。

擦拭伯克家的钢琴，这是我收工离开前做的最后一样活儿。糟糕的是钢琴上只有《海军陆战队赞歌》。结果每次去汽车站，我总是昂首阔步唱着：“从蒙特—祖—玛的大厅…… ”

58 路—大学—伯克利。一个坏脾气的白人老司机。天色已晚，下着雨，车上很挤，很冷。圣诞节可不是乘公交车的好时候。一个喝醉的嬉皮女孩吼道：“让我从这该死的车上下去！”“到站再下！”司机吼了回去。一个胖女人，是个清洁女工，吐在前排座位上，呕吐物淌到别人的雨鞋和我的靴子上。那气味令人作呕，于是好几个人在下一站下车了，她也下去了。司机在阿尔卡特拉兹大道的阿尔柯站停下，拿一条水管冲洗车内，可当然只是把脏东西全部冲到了车尾，搞得车里更湿。司机气急败坏，满脸通红，在下个路口闯了红灯。拿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冒险，坐在我旁边的男人这样说。

在奥克兰技校，二十来个带收音机的学生在等车，排在一个严重残疾的男人后面。技校的隔壁就是社会福利局。当那个男人十分吃力地上车时，司机说了句“ 噢，老天爷！ ”，男人吃了一惊。

又是伯克家。没有变化。他们有十个数字钟，都显示相同的正确时间。等辞职那天，我要把所有电源都拔掉。

我终于辞掉了杰赛尔太太的活儿。她总是用支票付我工钱，有次她一晚上给我打了四个电话。我给她丈夫打电话，告诉他我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她忘记我已经辞职，昨天晚上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她是不是看起来更苍白了。我想她。

今天是位新的女主人。一位真正的淑女。

我从来不把自己当作保洁女士，尽管他们就是这么称呼我的，她们的女士，或她们的女工。

约翰森太太。她是瑞典人，说的英语夹杂着很多俚语，像菲律宾人一样。

她开了门，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老天儿诶！ ”

“哦，我来得太早了？”

“一点也不早，亲爱的。”

她引人注目。一位八十岁的格伦达·杰克逊。我给惊到了。（瞧，我现在说话已经跟她一个样了。）刚进门厅就被她给惊到了。

进了门厅，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脱掉外套——特尔的外套——她就向我讲了她一生的经历。

她丈夫约翰六个月前去世。她觉得日子很难熬，最难的是入睡。她开始拼拼图。（她朝起居室的牌桌比画了一下，一幅杰斐逊的蒙蒂塞洛故居眼看就要拼完，只剩右上角，一个张着大口的原虫洞穴。）

夜里，她一门心思摆弄拼图，一宿没睡。她忘了，确实忘了睡觉！实际上也忘了吃饭。她早上八点吃过晚饭，然后打个盹儿，两点醒来，下午两点吃早饭，出门去，再买一幅拼图。

约翰在世的时候，早饭六点，午饭十二点，晚饭六点。我要告诉这荒唐的世界，时间已经改变。

“不，亲爱的，不是你来得太早。”她说，“只不过我说不定哪一会儿就突然倒在床上睡了。”

我仍然站在门厅，很热，盯着新女主人明亮又惺忪的睡眼，等待她的胡言乱语。

我需要做的只是擦窗户，给地毯吸尘。但在吸尘之前，得先找到一小片拼图。带一点枫叶的天空。我知道它不见了。

在阳台上清洗窗户，很舒服。冷，但有太阳照在背上。房间里，她坐在拼图前。很入迷，尽管如此也端着姿势。她当年一定很漂亮。

擦完窗户，下一个任务就是找那片拼图。绿色粗毛地毯上，一寸一寸地找，饼干碎屑，捆《纪事报》的橡皮筋。我很开心，这是我干过的最棒的工作。至于我抽不抽烟，她才“不管那一套”。于是我就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抽着烟，随手滑着一个烟灰缸。

我找到了那一片。离放拼图的桌子很远，隔着整个房间。是带一点枫叶的天空。

“我找到啦！”她叫道，“我就知道不见了！”

“是我找到的！”我叫道。

然后我就可以吸尘了。她拼完拼图，叹息一声，而我开始吸尘。离开的时候，我问她，什么时候需要我再来。

“谁知道呢？”她说。

“好吧……怎么着都行。”我说。我们俩都哈哈大笑。

特尔，实际上，我根本不想死。

40 路—电报大道。洗衣店外面的公交站。米尔和艾迪洗衣店内挤满了人，在等洗衣机，但热热闹闹的，像在餐厅等位似的。他们站在窗前闲聊，喝着绿罐雪碧。米尔和艾迪像和蔼的主人一样挤在人群中，兑换零钱。电视上，俄亥俄乐队演奏国歌。密歇根雪花狂舞。

这是一月寒冷而晴朗的一天。四个留连鬓短须的自行车手像风筝串一般，在第二十九街拐角出现。一辆哈雷摩托车在公交站空转。几个孩子在一辆五十年代的道奇皮卡的后车厢里冲邋遢的摩托车手挥手。我终于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