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与圣徒

等等。听我解释……

我这辈子总碰到这种情况，就像那天早上与心理医生之间发生的事。他的新房在装修，他就暂住在我家后面的小屋里。他看上去和善极了，人长得也帅。我当然想给他留下好印象，本想送他巧克力蛋糕，又不想让他觉得我太主动。一天清晨，天刚亮，我和往常一样，一边喝咖啡，一边望着窗外的花园。那时的花园很美，香豌豆、飞燕草和大波斯菊争奇斗艳。我感觉，怎么说呢，我感觉满心欢喜……我为什么会犹豫一下才告诉你呢？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很矫情，我想留下好印象。总之，我当时很开心，往露台上撒了一大把鸟食，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看几十只哀鸠和雀鸟飞下来啄食。然后冷不丁地，两只大猫跳到露台上，开始撕咬鸟儿，一时间羽毛乱飞。恰在此时，心理医生走出门外。他看着我，表情惊愕，说了句“真可怕！”便逃开了。自从那个早晨之后，他拒不与我照面，而且这可不是我的想象。我根本没法解释，当时一切发生得太快，我笑，不是因为看到鸟儿被猫一通大嚼，而是因为看到香豌豆和鸟雀的喜悦还没来得及消退。

打记事起，我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总是十分糟糕。在蒙大拿那次，我不过是想脱下肯特·施里夫的袜子，那样我们就可以光着脚，谁知他的袜子竟和秋裤是缝在一起的。可我真正想说的是圣约瑟学校的事。喏，心理医生们（请不要误解，我不是对心理医生有什么迷恋）——在我看来，心理医生过于关注原初场景和前俄狄浦斯期匮乏，却忽略了小学以及别的孩子给人造成的创伤，而孩子是残忍无情的。

我甚至无须细讲在维拉斯发生的事。那是我在埃尔帕索上的第一所学校。完完全全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三年级，开学头两个月，我来到圣约瑟学校外的操场上。我的新学校。我怕极了。我本以为穿校服会起点作用。可我背上箍着一副沉重的金属矫形架，为的是矫正所谓的弯曲，明说吧，就是驼背。因此，我不得不在矫形架外面套上肥大的白衬衣和格子裙，而我妈妈当然也想不到，至少该把裙边收短一点。

另一个重大误解。几个月后，梅赛德斯修女正在维持纪律。她是位年轻温柔、肯定经历过一场悲剧恋情的修女。那男人可能是投弹手，死在战场上。学生们两两并排从她面前经过时，她碰了碰我的驼背，轻声说：“亲爱的孩子，你有十字架要背呢。”可她怎么知道呢？那时的我已经成了宗教狂，而她那些毫无恶意的言语只会让我相信，自己命中注定和我们的救世主紧密相连。

（哦，还有母亲们。就在几天前，在公交车上，一位母亲带着她年幼的儿子上了车。显然她是位职业女性，刚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神情疲惫，但看到孩子还是很开心，问他一天过得好不好。他把自己一天做的事原原本本讲给她听。“你真是个特别的孩子！”她搂着他说。“特别就是说我是弱智！”孩子说。他眼含大颗大颗的泪珠，坐在那里，怕得要命，而他妈妈还在笑，和我看鸟儿的情况一个样。）

那天，在操场上，我知道自己一辈子也无法融入环境。何止是无法适应，是根本就融不进去。操场一个角落里，两个女孩在摇一条很重的绳子，脸蛋儿红扑扑的漂亮女孩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跳到绳子下面，跳，跳，然后及时跳出来，正好又排回队列中。啪，啪，没有一个人跳错一拍。操场中间有架圆秋千，上面有个圆形的座位，欢快地转啊转，从不停下，令人眩晕，但孩子们欢笑着跳上跳下，竟然没有……没有一个掉下来，也没有一个改变速度。操场四周，我目之所及都对称整齐，和谐同步。两位修女，她们手中的念珠发出协调的咔嗒咔嗒声，她们干净的脸庞宛若一样，同时向孩子们点头示意。抓子游戏。小球在水泥地上弹起，声响清脆，几十颗石子儿飞向空中，细小的手腕一翻，唰的一下将它们同时接住。啪啪啪，其他女孩在玩错综复杂的拍手游戏。有个小小的荷兰人。啪啪。我游来荡去，不仅无法融入，而且仿佛隐形人一般，这倒是好坏参半。我逃到大楼一角，在那里可以听到从学校厨房传来的动静和笑声。我离开操场，躲在那里，里面传出的友好声音让我心安。但那里我也不能进。可就在那时，尖叫声、呼喊声响起，一位修女在说，哦不行，我就是做不到。这时我便知道我可以进去了，因为她不敢做的，是把死老鼠从夹子上取下来。“我来吧。”我说。那些修女们因此十分高兴，对我进厨房这件事也没说什么，只有其中一人悄悄对另一人说了句：“新教徒。”

我就是这样开始融入的。她们还给了我一块小点心，涂上黄油，热乎乎的，味道好极了。当然我已经吃过早饭，但点心实在太好吃了，我两三口就吞了下去，于是她们又给我一块。每天我帮她们清理并重置两三个老鼠夹子。作为回报，我不光得到了小点心，还有一枚圣克里斯托弗奖章，后来我把它用作午餐代币。这让我省去了上课之前排队拿硬币换午餐代币的尴尬。

由于我后背有问题，我被获准在体育课和课间休息时留在教室。只是早间很难熬，因为校车到达时，学校还没开门。我勉强自己去交朋友，和同班女生说话，但这根本没用。她们都是天主教徒，从幼儿园起就在一起。说句公道话，她们人很好，是正常的孩子。我跳过级，年龄要小得多，战前只在偏远的矿区生活过。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出这类话：“你喜欢课上讲的比属刚果吗？”或者：“你有什么爱好？”我只会冷不丁走到她们面前，没头没脑地说：“我叔叔有只玻璃眼珠。”或者：“我发现了一头死掉的科迪亚克棕熊，脸上爬满了蛆。”她们要么不搭理我，要么咯咯笑起来，要么说：“瞎扯，瞎扯，裤子着火！”

所以，一时之间，我上学前有了可去的地方。我感觉自己有用，为人所欣赏。可后来，我听到女生们小声议论，不光是“新教徒”，还有“贫困生”，后来她们开始叫我“老鼠夹子”和“老鼠米妮”。我假装自己不在乎，再说了，我喜欢厨房，喜欢厨房中穿着朴素睡衣样式修女袍的厨师们发出的轻柔欢笑和絮语。

当然，那时候我已经立志要成为一名修女，因为她们看起来从不紧张，但主要还是因为她们穿戴的黑袍子和白头巾，那种像上过浆的巨大白色鸢尾花的头巾。我敢打赌，自从她们开始打扮得像普通女交警，天主教会便失去了很多准修女。后来，我妈妈到学校来，看看我过得怎么样。修女们说我功课优秀，行为举止无可挑剔。塞西莉亚修女告诉妈妈，她们厨房里的人是多么欣赏我，她们保证让我早饭吃得好好的。我妈妈是个势利眼，穿着破烂的旧大衣，脖子上围着破烂的狐狸毛领，上面的珠子眼睛都已脱落。关于老鼠的事让她觉得很难堪，很厌恶，而圣克里斯托弗奖章的事更令她火冒三丈。因为我一直每天早上都能得到十美分硬币，全用来在放学后买糖吃了。鬼鬼祟祟的小毛贼。啪。啪。真丢人！

就这样，我的好日子到头了，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天大的误会。显然，修女们以为我老在厨房晃悠，是因为我是个贫穷饥饿的流浪儿，她们只是出于善心，才把老鼠夹子的活儿交给我干，根本不是因为她们真正需要我。问题是，我至今也不明白，那时候该如何避免这样的错误印象。也许，我就不该要她们的小点心？

就这样，我开始在上学前去教堂里待着，而且真的决意要当修女，或者圣徒。第一件神迹是，偌大一间教堂关得严严实实，那些沉重的大门一扇都没开着，可是摆在每一尊雕像——耶稣、圣母玛利亚和约瑟——下面成排的蜡烛都在闪烁、抖动，仿佛有阵阵风吹进来似的。我相信在这些雕像之中上帝的灵太强大，能使蜡烛摇曳，嘶嘶作响，因受难而战栗。每次烛光细微的跳跃闪动，都照亮耶稣那瘦骨嶙峋的煞白双足上的凝血，仿佛那血还是湿的。

起初我待在最后面，被焚香的气味熏得头晕眼花，像醉酒一样。我跪下，祷告。因为驼背，矫形架嵌进脊椎骨中，跪着时无比痛苦。我确信这会使我变得圣洁，是基于我的罪孽的苦修，可疼得太厉害，最后我只得作罢，只是在阴暗的教堂里坐着，等待上课铃响。通常情况下，教堂里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星期四，那一天安塞尔莫神父会将自己关进忏悔室。几个老太太、高年级女生，偶尔还有小学生会走进来，在圣坛前停住脚，跪下，在身上画十字，走进另一边的忏悔室之前，又一次跪下，画十字。令人不解的是，离开忏悔室后，她们祷告的时间长短不一。要是能弄明白忏悔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我愿意拿整个世界去换。我说不清自己过了多久才鼓足勇气走进忏悔室，心怦怦直跳。里面比我想象的要精致得多。缭绕的没药烟雾，天鹅绒的跪垫，圣母玛利亚以无尽的怜悯和同情俯视着我。雕花隔板的另一面是安塞尔莫神父，平时他是个心事重重的小个子男人。但此时他是剪影，像梅蜜墙上那个戴高帽子的男人。他可以是任何人……泰伦·鲍华，我父亲，上帝。他的声音根本不像安塞尔莫神父的，而是深沉而轻柔的回声。他要我说一段我不知道的祈祷词，于是他提词，我重复，为冒犯天主而感到万分难过和抱歉。然后他问我有何罪过。我没有撒谎，我的的确确没有罪过可以坦白。一件都没有。我感到很惭愧，我总归能想起点什么来吧。深深挖掘你的内心，我的孩子……没有。实在没办法，我太想让他高兴，就编了一个。我用梳子打过妹妹的脑袋。你嫉妒妹妹吗？哦，是的，神父。嫉妒是一种罪，我的孩子。祈祷吧，用祈祷来除掉这罪，念三遍万福玛利亚。跪着祈祷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忏悔很短，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但没有下一次了。那一天，塞西莉亚修女在课后留下我。她太善良了，这只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她理解我有多想体验教会的圣餐和神迹。神迹，是的！可我是一个新教徒，我没有受洗，没有行坚振礼。我能获准来到她们学校，她很高兴，因为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但我不能加入她们的教会。我要和其他孩子一起待在操场上。

我有种不祥的念头，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四张圣徒卡。每次我们在阅读或算术上得满分，就会得到一颗星星。到了星期五，星星最多的学生会得到一张圣徒卡，跟棒球卡相似，只是圣徒卡上的光环闪闪发亮。我可以留下圣徒吗？我问她，心里很难受。

“当然可以啦，而且我希望你能赢更多的卡。”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又赐给我一个恩惠。“亲爱的，你仍然可以祈祷，祈求指引。我们一起念一遍万福玛利亚。”我闭上眼睛，热切地向我们的圣母祈祷，圣母一直长着塞西莉亚修女的脸。

每当外面街上响起警报声，无论远近，无论我们在做什么，塞西莉亚修女都会让我们停下，把头枕在桌子上，念一遍万福玛利亚。我现在仍然这么做。我是说，念万福玛利亚。好吧，我还是会把头枕在木桌上，侧耳倾听，因为桌子的确会发出声响，像在风中摇晃的树枝，仿佛它们依然是树的形态。那些日子里，确实有很多东西令我困扰，比如是什么给了蜡烛生命？桌子里的声音又是从哪儿来的？如果在上帝的世界，万物皆有灵，甚至包括桌子，因为它们发出声音，那就一定存在天堂。我不能上天堂，因为我是新教徒。我只能去灵薄狱，但我宁可下地狱，也不愿去叫什么“灵薄”的鬼地方，多难听的词，听起来就蠢，像胡谄八扯，一个毫无尊严可言的地方。

我对妈妈说，我想成为天主教徒。她和外公大发雷霆。他想把我送回维拉斯学校，但她说不行，那学校里全是墨西哥人和少年犯。我告诉她，圣约瑟学校也有很多墨西哥人，但她说那些都是好人家的孩子。我们是好人家吗？我不知道。我现在还经常透过落地窗看别人全家围坐在一起，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之间都是怎么聊天的。

一天下午，塞西莉亚修女和另一位修女来到我们家。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来，她们也没有机会开口。一切都乱成一团。妈妈在哭，外婆梅蜜也在哭，外公喝醉了，冲她们扑去，叫她们乌鸦。第二天，我害怕塞西莉亚修女会生我的气，担心课间休息她留我一个人在教室时，不会对我说“再见，亲爱的”。但是离开前，她递给我一本叫《理解贝琪》的书，说她认为我会喜欢的。那是我读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我爱上的第一本书。

她在班上表扬我的作业。每次我得到一颗星，或者在星期五赢得一张圣徒卡时，她都会向其他同学评论一下。我尽心竭力地取悦她，在每页纸上端仔仔细细写上A. M. D. G. ，抢着擦黑板。祷告时我的声音是最响的，她提问时我是第一个举手的。她继续给我书读，有一次她给我一张纸书签，上面写着：“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我在食堂把它拿给梅丽莎·巴恩斯看。我傻乎乎地以为，既然塞西莉亚修女喜欢我，女生们也会开始喜欢我的。然而这时，她们不再嘲笑我，而是开始痛恨我了。我上课站起来回答问题时，她们就窃窃私语“走狗，走狗，走狗”。塞西莉亚修女选我来收大家的硬币并分发午餐代币，每个女生接过代币时都小声说，走狗。

后来有一天，突如其来地，妈妈对我大发脾气，因为爸爸给我写的信比给她写的多。那是因为我给爸爸写的多。不对，你就是他的走狗。有一天，我回家晚了。我没赶上购物中心的公交车。她站在楼梯顶上，一手拿着一封爸爸寄来的蓝色航空信，一手的拇指指甲上点着一根火柴。当我飞奔冲上楼梯时，她便开始烧信。那景象总令我毛骨悚然。小时候我没看见火柴，还以为她点烟是用燃烧的拇指呢。

我不再说话。我并没有说，好吧，我从此再也不说话了，我只是渐渐不说了，当警报声呼啸而过时，我把头枕在课桌上，喃喃低语，小声祈祷。当塞西莉亚修女叫到我，我摇摇头，重新坐下。我不再得到圣徒卡和星星。为时已晚。现在她们叫我呆瓜。同学们离开教室去上体育课时，她留在教室里。“怎么啦，亲爱的？我可以帮你吗？拜托请跟我说话。”我紧咬牙关，就是不看她。她走了，我在半明半暗的炎热教室里坐着。后来她又回来，拿来一本《黑美人》，放在我面前。“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只是读了会让人很伤心。告诉我，你在为什么事伤心吗？”

我没拿书，从她身边跑开，进了衣帽间。当然，因为得克萨斯很热，衣帽间没有衣帽，只有装着积了灰的课本的箱子。复活节装饰品。圣诞节装饰品。塞西莉亚修女跟着我进入这小小的房间。她让我转过身，按着我跪下。“我们来祈祷。”她说。

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的亲子耶稣受赞颂……她的双眼满含泪水。我无法承受其中的柔情。我挣脱她的手，不小心把她撞倒。她的头巾挂到一个衣帽钩上，被扯掉了。她并没有像女生们所说的那样剃了光头。她惊叫一声，冲出了衣帽间。

同一天，我被遣送回家，因为打了修女而被圣约瑟学校开除。我不明白，她怎么会认为我要打她。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