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尔自助洗衣店

一位高大的印第安老人，身着褪色李维斯牛仔装，系一条精美的祖尼人腰带，长长的白发用红莓色毛线绳扎在颈后。怪的是，有一年左右，我们总在同一个时间去安杰尔洗衣店。但不在同一个点。我是说，有时候我周一七点到，或者可能周五晚上六点半到，而他已经在那里了。

阿米蒂奇太太情况不同，虽然她也岁数大了。那是在纽约第十五街的圣胡安洗衣店。波多黎各人开的。地板上肥皂水横流。那时我还是位年轻妈妈，每周四上午都要洗尿布。她住我楼上，4–C室。一天上午，在洗衣店，她递给我一把钥匙，让我拿着。她说，要是我哪个周四见不到她，就说明她死了，拜托我去找她的尸体。要人帮这样的忙真是太可怕了；再说了，周四我还得洗衣服呢。

她死在某个周一，我再也没有回圣胡安洗衣店。是管理员发现她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现的。

在安杰尔洗衣店，有好几个月时间，我和那个印第安人谁也没和谁搭话，但我们并排坐在相连的黄色塑料椅上，就像在机场那样。椅子在撕裂的地板革上直打滑，声音让人听了牙疼。

他常坐在那里，一边抿着占边波本威士忌，一边看我的手。不是直接看，而是透过我们对面速比坤洗衣机上面的镜子。一开始我没在意。一个印第安老头通过脏乎乎的镜子盯着我的手，镜子一边是泛黄的“熨衣每打 1.5 元”，一边是橙色幻彩荧光漆的宁静祷文：“愿上帝赐我平静，让我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可后来我开始纳闷，是不是他的手有什么问题。他盯着我，看我抽烟、擤鼻涕、翻阅陈年的旧杂志，这让我紧张。约翰逊总统夫人穿越激流。

最后，我被他弄得也看起自己的手来。他瞧见我盯着自己的手，差点儿笑出来。我们的目光第一次在镜子里相遇，在“请勿使机器超负荷运转”的提示下面。

我眼神中有惊慌。我凝视自己的眼睛，又低头看自己的手。讨厌的老年斑，两道疤痕。非印第安人的、紧张而孤独的手。我从自己的手上看到了孩子、男人和花园。

那天（我注意到自己手的那天），他两手分别放在蓝牛仔裤紧绷的两条大腿上。大多数时候那双手抖得厉害，他也任由它们在膝上抖，但那一天他攥着手不动。他使劲攥着，不让手哆嗦，土坯色的关节绷得发白。

我唯一一次在洗衣店外和阿米蒂奇太太说话，是她家卫生间发大水那回，水顺着吊灯哗哗落到我家地板上。灯还亮着，水在吊灯间飞溅，映出了彩虹。她用冰凉的垂暮之手抓住我的胳膊，说：“真是个奇迹，对吧？”

他叫托尼，是从北方来的杰卡里拉阿帕奇印第安人。一天，他那好看的手落在我肩上，我没看，但知道是他。他递给我三枚十美分的硬币。我没弄明白，差点儿就要说谢谢，但接着我看到他难受得浑身哆嗦，开不了烘干机。人清醒时，那东西就不好用。你得一手转箭头，一手塞硬币，推一下活塞，然后把箭头转回来，再放下一枚硬币。

后来，就在他的衣服软塌塌地掉下来快要烘干时，他回来了，喝得醉醺醺的。他打不开机门，倒在黄色椅子上昏睡过去。我的衣服干了，我正叠着。

我和安杰尔把他抬回熨衣间的地板上。很热。安杰尔负责嗜酒者互诫协会所有的祈祷词和格言。“不要想，不要喝。”安杰尔把一只湿答答的凉袜子搭在托尼头上，跪在他身边。

“兄弟，相信我……我也沦落过……和你一样，到过你现在所处的阴沟里。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

托尼没有睁眼。不管是谁，说自己明白别人的感受，都是傻瓜。

安杰尔洗衣店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第四街。破败的店铺和垃圾场，几家二手商店，里面摆着行军床，几盒不成双的袜子，一九四○年出版的《健康卫生》杂志。粮店，还有汽车旅馆，供情人、酒鬼以及来安杰尔洗衣店洗衣的红褐色头发的老太太们住宿。十几岁的墨西哥裔新娘来安杰尔洗衣店。毛巾，粉红色短睡衣，上面印着“星期四”的比基尼内裤。她们的丈夫们穿蓝色工装裤，口袋上写着名字。我喜欢等着看那些名字出现在烘干机的观察窗中。蒂娜，考基，朱尼尔。

旅行的人常来安杰尔洗衣店。肮脏的床垫，生锈的高脚童椅捆在有凹痕的旧别克车顶。油底壳漏着油，帆布水袋漏着水。洗衣机漏着水。男人坐在车里，打着赤膊，把喝光了的哈姆啤酒罐捏扁。

然而来安杰尔洗衣店的大多是印第安人。来自圣费利佩、拉古纳和桑迪亚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托尼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阿帕奇人，不论是在洗衣店还是在别处。我喜欢稍稍斗着眼，盯住装满印第安服饰的烘干机。亮丽的紫橙红粉，转成模糊的旋涡。

我来安杰尔洗衣店，说不清是为什么，不只是因为印第安人。这里和我住的地方隔着整个城区。距我只有一个街区的地方就有校园洗衣店，店里有空调，有抒情摇滚背景乐。有杂志，《纽约客》《女士》《时尚》。助教的妻子们会去那里给孩子买零牌糖棒和可乐。和大多数洗衣店一样，校园洗衣店有块“严禁染色”的牌子。我带着一条绿色床罩，开车转遍全城，最后来到安杰尔洗衣店，看到它的黄色招牌：“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染死。”

我看得出，床罩虽没有变成深紫色，却成了更暗的污绿色，但我还是想再来。我喜欢那些印第安人和他们洗的衣物。坏掉的可乐售卖机和到处淌水的地板让我想起纽约。波多黎各人拖了又拖。他们的投币电话总是出毛病，和安杰尔洗衣店里的一样。我当初会在周四去找阿米蒂奇太太的尸体吗？

“我是我们部落的酋长。”印第安人说。他刚才一直坐在那里，呷着波特酒，看我的手。

他告诉我，他太太给人打扫房子。他们原本有四个儿子。最小的自杀了，最大的死在越南。另外两个是校车司机。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他问。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是红皮人。”他指指镜子中我的脸。我的皮肤确实是红的，可我确实从没见过红皮肤的印第安人。

他喜欢我的名字，用意大利语发音。露–琪–亚。二战时期他在意大利。果然，他美丽的银嵌绿松石项链上有块身份识别牌。上面有个很大的凹痕。“子弹打的？”不，是从前他害怕或欲火难耐时自己咬的。

有一次他提议我们到他的露营车上，一起躺着歇歇。

“爱斯基摩人说要一起欢笑。”我指了指黄绿色的幻彩荧光漆牌子：“禁止丢下机器无人看管。”我们在相连的塑料椅上咯咯笑起来。然后，我们坐着，默默无言。一片寂静，只有洗衣机有节奏的哗哗水声，像海浪翻涌。他佛陀般的手握住我的手。

一列火车驶过。他用胳膊肘轻轻碰碰我：“好大的铁马！”我们又咯咯笑起来。

对于人，我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概括，比如黑人一定都喜欢查理·帕克。德国人很可怕。所有印第安人都像我妈妈，有种古怪的幽默感。我妈妈最喜欢的一个笑话是，一个人弯腰系鞋带，另一个人过来打了他一顿，说：“你总是在系鞋带！”另一个笑话是，一个服务员上菜时，把豆子撒在某人的腿上，于是说：“哦，哦，豆子遍地跑，秘密泄露了！”洗衣店生意寥落的日子里，托尼经常反复给我讲这些笑话。

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撒酒疯，在停车场和几个俄克拉荷马州来的农民打了一架。他们摔碎了他那瓶占边威士忌。安杰尔说，只要他听话乖乖回到熨衣间，就会给他买半品脱酒。我把我的衣服从洗衣机拿出来放进烘干机时，安杰尔正对托尼讲“每天进步一点点”。

托尼出来时，把硬币塞进我手里。我把他的衣服放进烘干机，而他正和占边酒瓶的盖子较劲。我还没来得及坐下，他便冲我大吼。

“我是酋长！我是阿帕奇部落的酋长！浑蛋！”

“你才浑蛋，‘酋长’。”他只是呆坐着，喝着酒，透过镜子看我的手。

“阿帕奇人的衣服干吗要你来洗？”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那句话。那样说很过分。也许我以为他会笑。结果他还真笑了。

“你是什么部落的，红皮人？”他说，看着我的手。我掏出一支烟。“你知不知道，我的第一支烟是一位亲王给点的？你相信吗？”

“我当然信。要火吗？”他给我点着烟，我们相视而笑。我们挨得很近，而后他又昏睡过去，镜子里只剩我孤单一人。

有一位年轻姑娘，不在镜子里，而是坐在窗边。水汽中，她的秀发卷成一缕缕小卷，如飘逸的波提切利。我读着牌子上所有的文字。“愿上帝赐我以勇气。全新婴儿床，从未使用——宝宝夭折。”

那姑娘把衣服放进绿松石色的篮子里，离开了。我把我的衣服放到桌子上，查看一下托尼的，又投进一枚硬币。在安杰尔洗衣店，我独自同托尼在一起。我看着镜子中自己的手和眼睛。漂亮的蓝眼睛。

多年前，我乘游艇驶离维尼亚德尔玛。平生第一次，我向人要了支烟，向阿里·汗亲王借火。“很荣幸。”他说。其实他并没有火柴。

我叠好衣服，安杰尔回来后，我就回家了。

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才意识到，我再也没见过那位印第安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