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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能够成为指导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的学说，不仅在于它的理论形态与帝制体系之间的契合，更在于它的思想倾向和精神追求符合士阶层的文化心态和人文理想。因而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载体，不仅成为士人修身治国的理论基础，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和价值取向。
儒学思想的优点是人本意识浓厚，缺点在于这种人本的关怀是建立在怀古情绪之中的。孔子一直对周朝制度的衰亡和解体带有伤感，因而以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的使命，而《诗经》《春秋》《仪礼》恰好产生于春秋战国这一政治变局之中，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便不由自主地把孔子对周制的怀念注入进去，使大家觉得天下大乱，是因为违背了周制。那么周制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文王、周公，他们又继承了尧舜等的治国经验。这样，先秦乃至秦汉儒生逐渐勾勒出三代治世的图景，并将这些图景作为一种理想，希望现实中的君臣以三代圣君贤臣为榜样，以仁义、礼乐治国，逐渐演化成了王道政治理想。王道思想将建立“小康”“大同”社会作为理想，将圣君贤臣作为治国模式，讲究“内圣外王”的政治人格，试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途径培养一个个健全的个人，而后参与到家、国政治体系之中，通过均富、安民、礼乐教化等建立起一个上下合同而有序的社会形态。
儒家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参与政治、融入社会、改变人生的意识。可以说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听说有人要用他，就不免心动。《论语·阳货》中记载公山弗扰、佛肸招孔子，孔子想去，而为子路劝阻的事情。建立在这种强烈致用心态上的儒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强烈地关注现实，渴望参与政事。孔子弟子中的子贡、冉有、子游等都曾入仕，秦汉之际，孔子后裔孔鲋直接参加陈胜的起义。汉代以后，儒生可以直接通过察举、科举等制度参与政治，因而经书中经世致用的精神在儒学的传承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儒学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说的是天下按照治道运行的时候，礼乐等制度的建设和征伐等政令的发布都出自天子；无道的时候，则正好相反，大夫不尊天子，自行发布政令，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下层百姓的议论。大家注意，在孔子看来，庶人议政是合法的。因而在《论语》中，有很多议论、批评朝政的话，如季氏伐颛臾、冉有等人聚敛等，都引起了孔子的评论。
这种政治批判精神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定位：第一，先秦儒家认为君臣之间并非隶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郭店竹简《语丛一》里说的“君臣，朋友其择者也”，“友，君臣之道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这种带有遇合色彩的君臣关系，能够使士人从旁观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的得失，因而形成了独立的士人舆论。但在汉代以后，随着士人逐渐变成文吏或官员，其政治批判的客观性遂有所削弱。不过历史形成的“清议”思潮，如东汉晚期的太学生、明末东林党人的政治批判，正是这种旁观视角的延续。第二，儒家学说的理想性。我们说儒家思想长时期为大家所公认，正在于其所设计和描述的“思想图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渴望实现而未能实现的。这种带有完美色彩的图景在成为一个民族公认的理想追求时，便成为融合族群、调和矛盾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历代帝王都将之作为目标。这就使儒学在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成为现实政治的参照，因而士人常以经书的描绘来比照现实政治，从中寻找批判的理论依据，从而引经据典来讨论政事，这成为中国士人的话语传统。我们在这里提出士人，是因为他们不仅熟知经典的描述，而且也具有参与现实政治的可能性，更具有担负这种建设的责任感。
儒家思想最值得我们肯定的，就是始终坚持通过士人的培养，引导人人向善，在改变自我的同时，去改变社会的风气。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提倡随时随地学习，向周围每一个人学习，选择那些著名的人物、完善的道德、善良的行为和深刻的思想，去学习、去领悟。“善”，无论在儒家学说还是在道家学说，均指代最高的德行和最美的境界。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我们的每一步努力都应该向善靠拢，思想修炼也好，行为校正也好，都应把“尽善尽美”作为自己修身的要求。人生不光是做事，更重要的是做人；学习不光是学知识，更是学修身。《荀子》开篇就是《劝学》，认为人要在后天努力中不断学习，通过礼乐熏陶，通过严格要求，把个性中恶的东西抛弃掉，才能成长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那么，怎么去学习呢？要坚持不懈。《荀子·劝学》又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成功之道就是要勤奋、要坚持。孔子概括说，对知识的学习，要“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习”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鸟反复学飞”，要反复来练习、来温习。在德行上的修炼中，要做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论语·季氏》）。说人要成长，要交三种朋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季氏》）就是要与正直、宽容、博学的人交往。正直的人清澈透明，心机纯正；宽容的人胸襟博大，宽和容众；博学的人博通古今，视野开阔。与这样的人交往，有助于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格局。而与那些脾气古怪的人、性格柔弱的人、阿谀奉承的人交往，心胸会变得越来越狭隘，心理越来越阴暗，行为越来越懦弱，久而久之，一生就被毁掉了。因此，孔子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论语·里仁》）看到好的行为，首先要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到，看到不好的行为，应该反省我们有没有类似的举动？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品德不好时，会不屑一顾，甚至嘲笑。但孔子说，看到别人的错误时，我们要感觉很悲伤，来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是如此，以此警省自己。
学习、修身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儒家培养君子的基本手段。通过学习，人可以掌握很多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的哲理；通过修身，则可以把这些经验和哲理变成自己的行为。虽然“至善”不可能立刻实现，但如果一个人不停地去追求，就会实现自己的价值；虽然“至善”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实现，但如果大家都向着完善完美的境地努力，我们的社会就会一点点地好起来。儒家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来作为社会风气的引领者，道德行为的实践者。这样的大丈夫才是一个社会的脊梁，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果社会上的人都是充满仁爱的人，善于学习的人，那我们这个社会中，就少了很多的罪恶，少了很多的灰暗。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就是道德充实所形成的铮铮傲骨和伟岸气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是所有人心中期望的理想，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品格伟人和道德完人。这种傲骨来自于理想人格的坚持，这种气度来自于仁爱精神的宽广。这些精神是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尊敬自己的老人，然后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先做家里的榜样，再做天下人的榜样。把这种思想和行为推广出去，就可以治理天下。在儒家看来，修养身心的目的，除了完善自己的品格，更要把内心的仁爱、善良施于周围的人，广施于天下。
儒家的修身治国思想，彰显了他们的宽容、博大和严谨。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让别人去做。我们反过来看纵横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想办法让别人去做。一比较，做人的境界和高下就分出来了。孔子又主张：“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即使自己不能顺利发展，也不要抱怨。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自己没有怨言，国家怎么样自己也不埋怨，不愤世嫉俗，默默地去建设它，去改变它；在家也是如此，不要发牢骚，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家庭琐事。二是要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自己治家，家人不埋怨我们；自己行政，国人也不埋怨我们。如果能达到这样的世事洞晓，人情练达，就可以去治理天下了。
儒家强调的修身，是以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德行，通过修身把知识和德行转化为自己的行动，进而推广到自己的家庭中，推广到社会中，进而担负起建设国家和服务社会的使命。儒家的智慧，在于深沉的自我坚持，坚贞的自我修炼，看起来不聪明，却是成就事业的第一步。一个人只有自我修养到一定的境界，才能把个人的价值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自己的修养作为事业发展的开端，把天下人的德行培育作为学说的立意，鼓舞并激励人人向善，人人进取。这种刚健不息、勇于进步、不断完善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只有不断提高，不断完善，前赴后继，才能够战胜所有困难，实现至善至高的理想。
坚持学习和修身，是为了达到“内圣”；注重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顺畅，是儒家“外王”之道的立足点。儒家把社会归结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类关系，并规定出各种身份的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准则，来保证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比如说，用忠来处理上下级关系，用孝来处理父子关系，用和来处理夫妻关系，用义来处理兄弟关系，用信来处理朋友关系。
儒家认为治国之道是国、家和身三者统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族是由一个个家庭作为单元构成的，国家是一个个家族构成的。儒家从培养一个个体入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一个家族先要内部和谐。一个人在家族内部能够给妻子做榜样，给家庭其他成员做榜样，能跟家族成员处理好关系，这样的人将来参加工作，才能够跟同事、领导处好关系。把对长辈的“孝”和对国家的“忠”联系起来，把家里兄弟之间的“悌”移作外面朋友之间的“义”，在家里先做一个好孩子，在工作上做一个好职员，然后才能做一个好领导。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首先要注意实现每个家庭的和睦，一个个家庭关系处理得好，社会才会稳定。中国古代为什么愿意去表彰那些贞妇、孝子呢？就是用榜样的力量，宣扬一种道德，弘扬一股正气，这些正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稳定所需要的。儒家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善于理政的人，能够让老百姓富足起来；善于理国的人，能够使民心向善。为了引人向善，儒家主张兴教育：“兴国之本在教化，教化之本在学校。”让国家振兴，首先就要振兴教育。那么，振兴教育的根本在哪呢？在学校。所以，儒家从培养人开始做起，试图一步一步地把社会上所有的成员和公民，都培养成为心智完善、知识丰富、修养良好的人。百姓文质彬彬，国家没有理由不文明；百姓富足了，国家没有理由不富强；百姓拥戴政府，国家没有理由不稳定。由内圣到外王，由个体到整体，一家一邦地向善，最终达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