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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蒙学似乎是已经封闭的故纸堆，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所有的社会关系、历史背景或者生存方式，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无论如何研究，都无法唤醒似乎已经沉睡或者已经逝去的观念，更无法返回过往的历史之中，何况蒙学中还有诸多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训诫、教诲，似乎与现代社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让我们既无法放下，又无法忘怀，只能满怀矛盾地审视那些说教，不知道其是否能引导我们走出当下启蒙教育的困境。因此，总会有声音在批判传统的教育，我们理解这些焦虑、担心和不安，是担心我们尚未走进更开明、更理性的现代社会，又会身不由己地回到古代社会，重蹈历史覆辙。但历史研究的意义是，要知道我们“何以如此”，就要更为清晰、更为理性地知道时间赋予我们的所有，是如何支配着个体、推动着群体在不由自主中前行，在无法超越时世的行进中走过一生、走过一代、走过数千年。
蒙学是成年人为孩童设计出来的读物，是带有几分强制性、几分诱导性的教育。在孩童空白的人生经验上涂上各种各样的记号，成为他们一生不能摆脱的幼年记忆。这是一个人成长之初最快获取知识、经验并形成恰当行为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人类的知识越丰富，发展得越快速，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限就越多。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朝两端延伸，以保证孩子们获得足够完整的教育，适应不断增长的知识与技能。一是延长教育年限，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路走来，常常到三十岁左右才完成专业教育。二是提升启蒙教育的质量，尽可能多地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孩子进行充分的滋养或灌输。从孩子的胎教开始，家庭便处心积虑地计划着如何把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加在孩子身上，使其卓尔不群、超凡脱俗。这需要孩子本身的好奇、好学，但很多时候家庭期望只是长辈的单相思。问题在于，现在很多父母并没有家庭教育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启蒙教育，只能手足无措地面对孩子的成长。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的很多理念和知识，但这些年却发现，有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做法，却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孩子及其成长的氛围。近年来，很多教育机构又不自觉地转回到中国传统中去，努力去寻找更适合中国家庭的传统教育经验。于是故纸堆里的很多文本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或用为启蒙教育的读本，或作为管理员工的行为规范。但问题在于，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些书在古代是否在用、如何在用、能否管用。
要么弃毁、要么捧杀传统的蒙学教育，都是跟着感觉走的人云亦云，这就需要我们用学术的眼光来理性分析这些蒙学文献。有必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理性观察蒙学建立了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形成了怎样的教育理念，积累了哪些有意义的经验，清晰而准确地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人文情怀和学术旨趣。其中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要仔细思考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分析其误入歧途的原因，先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考证，再进行恰如其分的价值判断。即便那些一本正经的胡说，源自怎样的思想动因、社会期待和历史病理，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则改之的理据。分析教训要比总结经验更需要有耐心，也更需要有理性，如果不能分析教训何以产生，就无法避免下一次挨打的到来。
对蒙学的研究，起点当然是蒙学文献。这就需要一本书一本书地考证，去观察这些书是怎么形成的。教材从来都是新版本替代旧版本，在千锤百炼中不断完善。无论是知识类的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幼学琼林》《蒙求》《龙文鞭影》《幼学歌》等，还是学规类的蒙学文本如《弟子职》《程董学则》《弟子规》等，或者作文类的蒙学教材《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千家诗》等，都在大浪淘沙中不断震古烁今，以新著替代旧述，最终凝结为某一经典文本；或者日新月异中不断增衍补益，衍生诸多续书，形成庞大的蒙学文库。每一本蒙学文献，都不是创作出来的，或为因干续叶的推陈出新，或为有模有样的狗尾续貂。考镜源流的文献考察与恰如其分的学理分析，是整理与研究蒙学的初步，既不应因为有些文献的后出而忽略其价值，也不应因为有些文本的早已形成而顶礼膜拜。
这就需要辨章学术，对每一本书的形成、版本、流传进行辨析，考察这些书的历时形成过程，观察文本的累积方式，对相关文献的生成过程做一个系统的梳理。明白这些文献历史上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对其知识体系的建构和教育理念的分析便会更客观理性。在这过程中，我们对每一本书、每一个版本都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存世的蒙学文献，很多是家族传本、家庭藏本，每本书的背后，都有一个曾经拥有的主人，也有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共同阅读史。墨痕氤氲，有的是抄写印刷的不良，有的则是使用者的泪痕，无论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我们常能感觉到书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是一段段烟云浮现的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