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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玛丽·雪莱（1797—1851）是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珀西·雪莱的第二位妻子。她的父亲威廉·戈德温及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均为英国十八世纪末的著名政论家。玛丽自幼博览群书，对当时的浪漫派诗歌及哥特式的小说颇有研究。她容貌出众，气质不凡。一八一四年夏，珀西·雪莱偕妻子哈丽特造访戈德温，与玛丽一见钟情。后来两人不顾众人反对私奔。他们先后旅居法国、瑞士，于一八一六年九月返回伦敦。不久，哈丽特自杀身亡，同年十二月，玛丽与雪莱正式结婚。
玛丽·雪莱一生坎坷，曾数度遭到家庭不幸。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范妮自杀而死，她的三个孩子亦先后死去；更为不幸的是，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当她与雪莱在意大利度夏时，雪莱在划船中突遇风暴，不幸溺水身亡。
一八二三年，玛丽·雪莱由意大利返回英国。这时，她在文坛上已很有名气。她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1818 ）颇受读者青睐，并被改编成戏剧。二十世纪初以来，这部小说被改编成数十部电影，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这部小说在英美等国仍长盛不衰，成为频频再版、拥有广泛读者的一部小说，玛丽·雪莱也因此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弗兰肯斯坦》现已被西方文学界公认为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如历史小说《瓦尔珀加》（ Valperga，1823 ）和科幻小说《最后一个人》（ The Lost Man，1826 ）等均获得成功。
玛丽·雪莱于一八五一年二月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小说《弗兰肯斯坦》叙写了一个无名氏科学怪物自出生之日起便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因而奋起反抗主人、反抗社会的故事，揭露了统治阶级欺压人民的罪恶，歌颂了被压迫者的反叛精神。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现代机器和现代工业，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成为农村中的雇佣工人，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激化了英国的社会矛盾，争取自由、平等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各种革命组织，如伦敦通信协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建立起来。革命者散发传单、讨论社会变革、鼓动广大劳苦大众走法国大革命的道路，起来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英国政府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突出的例子便是“彼德卢惨案”——一八一九年，曼彻斯特的劳工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治改革；政府派兵镇压，打死打伤示威群众数百人。
玛丽·雪莱十分关心法国大革命，并深深同情英国的民主运动。她怀着极大的热情系统地研读了当时著名激进派政论家托马斯·佩恩、威廉·戈德温等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论著，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她痛恨暴政，蔑视权贵，深深同情被压迫者的悲惨遭遇。她的《弗兰肯斯坦》便是以当时英法等国社会为背景，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热情讴歌了被压迫者的反叛精神。
小说主人公之一，生物学家维克托·弗兰肯斯坦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研究。他试图征服死亡，创造一种新的生命。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终于发现了创造生命的秘诀。他从住地附近的藏尸间采集来各种死尸肢体，在一间极其秘密的斗室中，怀着犯罪的心理，制作了一具八英尺高的人体。通过数月夜以继日的努力，维克托终于在一个阴沉的夜里使他的创造物睁开了眼睛。然而，维克托创造生命的动机是自私的——他欲以新生命的创造者自居，要世人对他感恩戴德。他的自私动机注定了他实验的失败。当他发现他的创造物面目丑陋，如同怪物时，便无情地遗弃了他，拒绝履行主人的职责。怪物尽管生来丑陋，但他是无辜的；既然被创造出来，就应该受到社会，特别是维克托本人的善待和保护，然而，怪物自出生之日起便遭到维克托的鄙视和遗弃，致使他处境极为艰难。他不得不栖身于森林之中，备受饥寒的煎熬。为了寻找食物，他壮着胆子走进一个村庄。村民们都因其丑陋，或落荒而逃，或以石头击之，将他打得遍体鳞伤。
尽管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怪物仍坚定地寻找人类的爱和理解，并以实际行动试图换取社会的承认。他经常帮助村民们收集柴火取暖，并摒弃了偷村民食物的坏习惯，代之以野果、树根充饥；他在去日内瓦的路上救起了一溺水女孩。然而，他的善举并未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接纳；相反，他所得到的回报永远是冷漠、鄙视和遗弃。维克托创造的怪物终于无法忍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起而抗争，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抗争。
怪物反抗的矛头首先对准他无情的主人维克托。他多次出现在维克托的梦幻中，日夜折磨维克托，致使他长期处于紧张、痛苦的状态。维克托在恐惧中惊呼道：“救救我，救救我吧！我仿佛觉得那怪物将我攥住，我拼命挣扎，昏倒在地上。”维克托饱尝了受精神折磨的苦头，原来美妙的梦幻成了他可怕的地狱。
在小说的第十章，作者设计了一场怪物与维克托之间的舌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鲜明对照。玛丽·雪莱将维克托描写成一个疯子，对着怪物咆哮，威胁要杀死怪物：“我们是冤家对头。滚开，否则就让我们比力斗劲，大战一场，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怪物却显得沉着、冷静。他首先批评维克托抛弃他的冷酷态度，继而抨击社会对他的不公：“相信我，弗兰肯斯坦，我原本是仁慈善良的；我的灵魂闪耀着爱和人性的光。然而现在，难道我不孤独吗？难道我不是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吗？你，我的主人，尚且恨我，那我还能从你的同类中得到什么希望呢？”
怪物对主人的反抗进一步扩展到对整个社会不公的反抗和揭露。在小说的第十四章，怪物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宗教迫害。怪物在森林中栖身时，偶然发现了被法国政府流放到此的德拉西一家。这家人被流放的原因是帮助了土耳其姑娘萨菲的父亲越狱。原来，萨菲的父亲在巴黎经商期间，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被法国政府逮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法国政府草菅人命的行径使整个巴黎群情激愤。德拉西的儿子费利克斯得悉此事后义愤填膺。他几经周折，在父亲和妹妹的帮助下终于将萨菲父亲营救出狱。事发后，德拉西一家财产被抄，并被永远逐出法国。萨菲与德拉西两家人的不幸遭遇激起了怪物对他们的深切同情，他痛恨这种“闻所未闻的迫害”，这种可悲的“人间罪恶”。
在揭露统治阶级草菅人命的罪行的同时，怪物还揭露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剥削。怪物发现，德拉西一家租种别人的一块土地，生活十分艰难。为了贴补家用，老人常打发儿子外出帮工。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食不果腹，在饥饿中苦度时日。正如怪物所说：“他们经常要忍受饥饿的痛苦煎熬，而那两个年轻人就更是如此。他们常将食物放到老人面前，而没给自己留下一点吃的。”怪物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深恶痛绝，他愤怒地指出，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你没有地位和财富，你就会被看成是“流浪汉和奴隶，注定要为少数上帝的特选子民徒然卖命”。
怪物对主人及整个社会不公的反抗，不仅深刻揭露了一七九○年前后英国黑暗的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当时英国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激烈的大论战。以辉格党人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政客恣意攻击法国大革命，哀叹反动王朝的垮台，将革命党人斥责为食人肉的妖魔鬼怪。为了反击伯克的谬论，著名激进派政论家托马斯·佩恩在《人的权利》（ The Rights of Man，1791 ）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任何不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谋利益的政府都必须被推翻。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彻底摧毁魔鬼般的贵族阶级。威廉·戈德温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其他著名激进派政论家亦纷纷著书撰文，抨击法国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强调要以暴力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弗兰肯斯坦》的反叛主题正是呼应了当时那场以压迫与反压迫为中心的大论战。
小说的最后几章主要描写了怪物与主人维克托之间复仇与反复仇的生死斗争，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反叛主题。怪物在长期遭受孤独和遗弃之后，要求维克托为他制造一个异性同类以伴余生，并保证他们将远离人类文明，去南美的荒原中安家落户，这再次表现他对情与爱的渴望。然而，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却遭到维克托的无情拒绝。他担心，如果雌雄两怪物繁衍出整个一代怪物，起而造反，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怪物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忿忿不平地呼喊道：“每个男人都可以娶个老婆搂在怀里，连畜生都可以成双成对，难道要我打光棍不成？”
此后，怪物怀着一腔怨恨，将维克托引至北极。这时，维克托已是奄奄一息，最终在严寒疲惫中死去。怪物闻讯后，向北极探险家沃尔顿重申了自己反抗主人的缘由，随后跃入海中，消失在远方茫茫的黑夜里。
在这篇小说中，玛丽·雪莱塑造了一个反叛的怪物形象。他虽然面目丑陋，但勇敢机智，颇具爱心。他生来受到主人的冷淡和遗弃，因而遭受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然关心和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他敢于抨击社会的不公，揭露统治阶级鱼肉人民的罪恶；同时，他敢于反叛自己无情的主人，为获得社会的承认，人类的爱和同情而抗争。小说这一反叛主题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英法等国正义与非正义，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斗争。虽然玛丽·雪莱后来放弃了她的激进的民主思想，但她在《弗兰肯斯坦》中所表现的反叛精神却鼓舞了当时人们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英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刘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