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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子前院的草坪上，莎朗和朋友们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莎朗被蒙住双眼，而她的朋友在四周尖叫闪躲，尽量不被她捉住。莎朗逮住了一个人的衣袖，她摘下遮在眼睛上的手绢，大喊道“抓住你了！”
接着她眨了眨眼，环顾四周，突然感到恐慌不安。房子，街道，一切都看起来不一样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莎朗跑到后院，看到母亲坐在沙滩椅上。
“你在这里做什么？”莎朗问道，“这是谁的后院？我在哪里？”
莎朗的母亲困惑地看着她。
“你怎么了？”她问女儿，“这是我们的房子啊！”
莎朗完全糊涂了。她告诉母亲，周围的一切都看起来不对劲儿，而母亲显得有些烦躁不安：她不知道莎朗为什么觉得这不是她家。莎朗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而妈妈也无法帮助她。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但是一切看起来都不太对劲儿，”她说，“我觉得很奇怪啊。”
莎朗的母亲盯着她的眼睛，指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你绝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不然他们会说你是女巫，然后把你烧死。”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莎朗在电话中说，“我当时只有5岁。”
第二天早上莎朗醒来，她认为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卧室的墙就像在她熟睡中移动了一样，虽然她还在自己的卧室，但所有东西都看起来不对劲儿。比如，卧室门移到了另一边。“我知道这应该就是我的卧室，”她说，“而且房间的某些部分很熟悉，但又都错位了。没有任何东西在它该在的地方。”
莎朗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大脑出了问题，不能够正确地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定位。
之后她失去方向感的次数逐渐增加，直到最后变成她生活的常态。这让她完全没法认路，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尽管如此，她从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这个困扰，而是用她天生的幽默感和随机应变完成了她的学业，结识了很多朋友，甚至直到结婚也没有人知道，她几乎一生都在迷路的状态中。
“我把这个秘密埋藏了25年。”她说。
“25年？”
“是啊，你知道的，就是……关于女巫的事。”
莎朗的这种症状是我见到的最奇怪的病，我从没有想过一个人还能失去这种定位的能力。
我第一次听说这种病症，是从一本名为《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ia）
的医学杂志上看到的一篇病例报道。这篇论文的一个热心作者帮我联系到了莎朗，因为她的症状是他们发现的案例中最严重的一个。
我给莎朗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迫切地希望能去采访她，进一步了解这种神秘的症状。如果我去丹佛见她，她会接受一次面对面的采访吗？
“好极了！”她在信中回复。
我迫不及待地想在她的家中采访她。据她所说，即使在家中从浴室到厨房的途中她也能迷路。
与鲍勃告别几个小时之后，我在一个陈旧的混合着发酵奶酪和潮湿气味的汽车旅馆里小睡了一会儿，然后在黎明时分起床回到机场。我睡眼惺忪地到达了丹佛机场。当我正在租车的停车场里慢慢熟悉左侧驾驶时（英国驾驶座在右侧，与中、美相反），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原来是莎朗发来的一封短信：“希望你能顺利找到我家，如果你迷路了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我可以给你指路。哈哈，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不禁笑了起来，打开了卫星导航，然而显示屏闪烁了片刻就死机了。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把地图调了出来，不过图像又暗又模糊。即便还有时差的我也不禁感到这太滑稽了。
在几次错误的转弯后，我驶入一个安静的小区，这里都是整齐的小公寓。我在迷宫般的道路上穿行，到达目的地时，看到莎朗正站在阳台上向我挥手。
当我试图关闭引擎并换下我的驾驶鞋时，我不小心碰到了汽车的喇叭，向左邻右舍高调宣布了我的到访。当莎朗为我打开车门时，我刚穿上一只凉鞋。这可不是我理想中想展示给她的第一印象，即便如此，她还是带着大大的微笑用一个温暖的拥抱迎接了我。
“终于见到你了。你真是可爱呢！”
莎朗金红色的秀发高高束起，搭配着亮粉色的衬衫，与她深红色的唇彩相得益彰。她的太阳镜让我联想起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幽默的老太太。
我一边悄悄穿上另一只凉鞋，一边跟着她走到门口，那里摆着一只巨大的铁龙虾，它生锈的肚子上写着“欢迎”的字样。
莎朗把我请进她家，房子是开放式的，安静而整洁。她给我倒了一杯酒，然后我们一起走到厨房，我停下来观察她的冰箱。像其他人家一样，冰箱门上挂着各种纪念物——朋友的照片、冰箱贴、电话号码、晚辈的照片、《神奇女侠》的宣传海报——但正中间的一大张纸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张年轻英俊的意大利人的照片，他有浓密的眉毛和青短的胡碴，目光看向远方。固定照片的磁性贴上面写着：“真正的朋友知道你的一切……无论怎样都喜欢你。”上面还夹着一张小一点的照片，上面是莎朗和那个意大利人坐在餐桌旁，两人互相搂着对方的肩膀在镜头前微笑。
“这是谁？”我问道。
“那是朱塞佩。他是不是很可爱？他是一个非常温柔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朱塞佩·伊里亚（Giuseppe Iaria）是一名年轻的博士后，专注于研究方向感的问题。他的兴趣始于大学，当时作为一名本科生的他正在研究一个项目，调查为什么那些大脑一侧受损的人有时会遇到方向感的问题。后来，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期间，他决定研究为什么在健康人群中一些人的方向感要优于常人。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不知怎么突然出现在他的实验室，我们暂时称她称为克莱尔，她向朱塞佩讲述了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她长期都在迷路的状态中。
伊里亚怀疑克莱尔失去方向是由其他情况引起的。他开始逐一排除可能的情形。例如，内耳感染可能损伤脆弱的内耳迷路组织结构，患者会有天旋地转的感觉。他想，也许正是这种情况导致克莱尔时常转向？另外，脑肿瘤、组织病变和失智症都可能造成海马体的损伤，而我们知道，海马体涉及多方面类型的记忆。会不会是这些症状中的某一种导致克莱尔失去方向感呢？又或者是癫痫令她记不住方位：大脑中失控的突发性大量电信号可以导致这种情形。伊里亚和他的导师杰森·巴顿（Jason Barton）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排除所有潜在的可能，但就目前他们的测试结果显示，克莱尔在各个方面都很健康。
克莱尔告诉伊里亚，她并没有失去定位能力；她只是从来没有获得过！她回忆说，从6岁开始，每次在超市只要母亲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她就会惊慌失措。上学期间，她不得不与姐妹或父母一起行动，从来不敢自己一个人出家门，因为她每次尝试都必然会迷路。成年之后，克莱尔通过乘坐特定的公共汽车，记车站的位置，利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著名地标来记住上班的路线。但她的公司马上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于是她认为是时候寻求一些专业帮助了。
伊里亚对此很感兴趣。他常常见到迷失方向的人，但通常是因为某种疾病的并发症，而他还没有碰到这种单纯的发育障碍，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发生的症状。为了了解问题的本质，他带着克莱尔在附近散了会儿步，然后给了克莱尔一份详尽的说明，告诉她如何重复刚才走的路线。克莱尔可以根据说明完美地完成任务。但当伊里亚要求她绘制刚刚走过的路线，或者她居住的小镇地图时，克莱尔完全做不到。她说：“在我的脑海里不存在任何地图。”
伊里亚称她为一号患者，并将这种病症命名为发展性地形迷失障碍：虽然没有任何脑损伤，但患者无法在脑海中产生或使用地形图。
伊里亚相信肯定还有其他相同症状的人，于是他创建了一个网站，鼓励人们测试地形认知和导航技能。他还参加了一个电台聊天节目来探讨这种症状。在节目中，他接到了一个直播电话。
“简直就像我们事先安排好了一样，”他告诉我，“一个男人打进电话说，‘我总在迷路中。我一直都这样，每次我告诉别人时他们都无法理解，他们以为是我心不在焉，所以我后来放弃了，我不再跟别人讲这件事。他们就是不相信我的方向感能那么差劲’。”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里亚找到了许多其他患者。其中一个人告诉他：“无论我在同一栋楼里住多久，我都无法在头脑里想象出洗手间的位置。”
而莎朗是他的四号患者。遗憾的是，这时她已经61岁了。
我拿着水杯在沙发上坐下，莎朗坐在我的对面。
“能跟我说说最开始的情形吗，你从5岁起就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并不是，”她说，“有些时候，我的世界看起来很正常而我也可以很好地认路。但有时候，突然之间我的世界就天旋地转然后我就变得完全失去方向感了。”
“而你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从来没有。相反，我是班上的开心果。因为我想如果我能站起来让同学都开怀大笑，他们就不会注意到我的秘密，所以我成了爱搞笑的小丑。”
“那真的没有人注意到你大部分时间都完全没有方位感吗？”
“没有。当我们走路上学时，我就跟着朋友。如果在课上，我就用上课的时间来记住教室的样子，这样一来下次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找到方位了。”
当莎朗还是一个年轻女孩时，有一天她突然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她当时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大家在轮流玩“钉上驴尾巴”的游戏。
“你知道那个，”她说，“你蒙上双眼原地转几圈，然后开始找挂在墙上的驴子图片，为其钉上尾巴。”当我转圈之后我觉得一切都不对了，我能感到自己走的方向完全错了。我把尾巴钉在墙上，每个人都像往常一样大笑起来。我解开眼罩时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知道自己在朋友家，但这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她家。”
这次短暂的风波后来竟变成了她的救命稻草，帮助她在今后的生涯里找到方位。因为当再次轮到莎朗蒙上双眼转圈时，她的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那时我才知道转圈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但同时转圈也能让我复原。”
“现在我一般会找个最近的卫生间，”莎朗说，“我走进隔间，闭上眼睛原地转圈。这种感觉难以言喻，它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一切都复位的感觉。当我再次睁眼时，我的世界就又是那个我熟悉的世界了。”
她笑着指着贴在冰箱上的照片。“我把这叫作我的神奇女侠特技。”
“你为什么要去卫生间转圈呢？”
“嗯，如果你看到一个老太太闭着眼睛在她的车旁边原地转圈，你会怎么想？”
她这样说确实有道理。
“我总是私下自己一个人做这一切，因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方向感是轻而易举，与生俱来的。当到达一个新城市，大脑就开始记住这个地方。第一天，你能找到自己家或是所在的旅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渐渐开始识别某些地标，熟悉周围的环境。
伊里亚的许多患者都感到他们长期生活在这个“第一天”里，无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待多久，都不能熟悉周围的环境。
像克莱尔一样，许多人通过记住特定的转弯顺序来记住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几条路线。比如从办公桌走到卫生间，他们知道在打印机那里要左转，在盆栽那里右转，最后通过双层门就到了。
然而，普通人不这样记路是有原因的。要想记住所有的线路对你的记忆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相反，我们借助一种被科学家称为“内嵌式地图”的动态系统，这种大脑内的表征方式让我们在熟悉周围环境时，只需要想象事物的相关位置而不必记住特定的方位顺序。
你现在就可以自己试验一下。如果我让你想象一下去洗手间的路线，你能做到吗？你可能不费吹灰之力。我们通常认为，能够在脑海中描绘一条路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技能——事实上，这是我们大脑最复杂的功能之一，科学家们为此困惑了数十年之久。
难点在于，一般的方位识别需要激活几个不同的脑区，而每个区域都会和其他区域进行极其复杂的交互对话。
除了扫描研究世界记忆冠军的大脑，埃莉诺·马奎尔（Eleanor Maguire）也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搞清楚到底是大脑的哪些区域在进行对话。她的动机并非完全没有私心：虽然她是英国研究方位感的顶级科学家之一，但她本人的方向感也极其糟糕。
“这也是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终极原因，”有一天我顺路把她捎去实验室时她告诉我，“我的认路能力非常差——这真的让人羞耻。”
我们坐在伦敦西北角布卢姆茨伯里区的办公室里。马奎尔告诉我，当她走出前门时，她会故意朝她要去的反方向走。这样一来，她说，“十有八九我能走对”。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我从马奎尔的实验室出来然后赶着去剪发。因为已经迟到了，我急忙冲到主干道招手拦出租车。我幸运地拦到了一辆黑色出租，司机是在伦敦有着20多年载客经验的杰夫。我钻进汽车伸手去够安全带。
“去哪儿，亲？”他问道。
“南莫尔顿街。”我答道。
没有片刻的犹豫，杰夫掉头从一条小路穿出直接前往发廊。他自始至终没有看一眼地图。那是因为他已经将“道路知识”熟记于心了，这是一项所有伦敦黑色出租车司机必须通过的著名测试，需要记住在查令十字街方圆6英里内的多达25000条的全部道路。
马奎尔试图通过研究杰夫这样拥有杰出方向感的出租司机，来揭示人们擅长认路的原因。通过扫描他们的大脑，她发现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后部（尾端）比非出租车司机更大。
但这是他们成为出租车司机之后的结果，还是海马体较大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出租车司机？为了找到答案，马奎尔从他们开始学习“道路知识”时就进行扫描，在4年内多次扫描了79名见习出租车司机的大脑。那些通过测试的人海马体尾端比开始时更大了，而未通过考试的那些实习出租车司机，以及31名有着相似年龄、教育程度和智力，但没学过“道路知识”的对照组人员，都没有显示出差异。
显然，海马体伴随着认路能力也一起增大了，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海马体是如何帮助我们从A点到B点的？
在20世纪60年代，同样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英国神经科学家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开始尝试解开海马体是如何认路的谜题。为了验证这个理论，奥基夫研究了在开放空间里自由行动的大鼠，他想知道当它们探索环境时大脑哪些神经细胞会变得活跃。通过在海马体中埋放的一组电极，他能够记录到单个神经细胞与周围环境交流通信时产生的微小电流。
利用这种技术，奥基夫发现有一类神经细胞只有当动物在特定位置时才会发送电信号。每次大鼠经过这个位置，那个神经细胞就会砰砰地放电。而旁边的另一个神经细胞只关心另一个位置：砰砰！只要大鼠走过那个地方它就会放电。然后下一个神经细胞又对另外的一个位置产生反应，依此类推。砰砰，砰砰，砰砰！许许多多这样的神经细胞一起合作就能准确地预测这只大鼠的精确位置，误差在5平方厘米内。奥基夫将这些神经细胞命名为“位置神经细胞”，并揭示出它们是如何协同合作告知其他脑区“这就是我现在所处的环境”。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又发现“位置神经细胞”并不是单独完成这项工作的，他们接收海马体附近的一个被称为内嗅皮层的区域中其他三种神经细胞的输入。一种类型的神经细胞被称为格点神经细胞，是由迈—布里特·莫泽（May-Britt Moser）和爱德华·莫泽（Edvard Moser）发现的。这对曾经的夫妻搭档都出生于挪威西海岸的一个偏僻小岛上。
他们意识到导航能力部分依赖于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来自何处以及如何移动。想象一下你在停车场走到付款机，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到车上的场景，莫泽二人发现正是格点神经细胞负责将这些信息整合到我们的“内嵌式地图”中。
要想理解格点神经细胞是如何工作的，不妨想象自己走在一块蜂窝六边形地毯上，当你到达其中任何一个六边形的顶点时，一个特定的格点神经细胞就会相应放电。而当你把这些六边形网格在地毯上稍微平移，每次到达新的六边形任意顶点时，另一个格点神经细胞就会放电——如法炮制，这些格点神经细胞就建立了一个通用的空间地图，可以实时更新所处位置和地标之间的相对距离。
而边界神经细胞位于内嗅皮层，这些细胞负责提供有关边界壁垒的信息。比如，当你靠近一堵在南面的墙时，某个细胞就会放电。而到达两面墙之间或者靠近悬崖边缘时，另一个神经细胞就会放电。
最后，边界神经细胞还需要与朝向神经细胞共享信息。顾名思义，朝向神经细胞只有在头朝特定方向转动时才会发放。
对于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认路，目前最广为接受的理论是：大脑存储了位置神经细胞在某些特定位置会放电的信息，这样一来就可以引导我们返回该位置。想象一下，经过漫长一天的大采购之后你试图回到自己的停车位，你的位置神经细胞被头的方向，身体的位置和周围的场景所影响，不停地发送信号引导你四处寻觅，直到当前的放电模式与存储的信息完全匹配，哇啦！你就找到了你的车。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虽然大脑里有这么多的行为，但单凭我们的内部指南针系统还不够。面对方位导航这个难题，我们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而它的存在与否可能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
当你找到我的遗体时，请给我的丈夫乔治和凯莉打电话。如果他们知道我已经死了，以及我在哪儿被找到的，那将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无论多少年以后。
66岁的杰拉尔丁·拉尔盖（Geraldine Largay）在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国家小径上徒步，她偏离主干道几步去上了个厕所，想不到竟然迷路了。她的昵称叫格利，是一名退休的空军护士，之前在家乡田纳西附近进行过多次长途徒步。阿巴拉契亚山脉长达2200英里，跨越了14个州，之前她完成了穿越整个路线的课程，在过去的6个月已经完成了超过1000英里的路程。
2013年7月22日，格利试图给丈夫发短信，他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给她输送补给。短息写道：“遇到些麻烦，离开主干道去厕所，现在迷路了。能否给AMC打电话让道路维护人员来帮我？位于树林路以北的某处。XOX”
因为没有信号，这条短信没发送成功，格利当晚就在那里露营。第二天搜索行动正式展开，人们在茂密的林地里找了她好几个星期。
直到2015年10月，一名为美国海军工作的林务员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旁边还有一个睡袋。根据《纽约时报》
的一篇报道，在不远处还有一个倒塌的帐篷和一个装有格利财物的绿色帆布背包，整整齐齐地装在密封防水袋里。附近是一个被苔藓覆盖着的笔记本，上面写着“乔治收XOXO”。在笔记中，格利解释说她找不到返回的路之后，又走了两天，按照训练中的方法，她露营在那里，希望有人能发现她。日记的最后记录日期是2013年8月18日。
虽然我们不知道隔离当时能做些什么来避免惨剧的发生，但毋庸置疑的是，她迷路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她走失的这段是最为崎岖的一段路径。不必走很远，她就被厚厚的灌木丛和千篇一律的杉树紧紧地包围起来，完全看不到小径了。这样一来，没什么可以辨别出一个方向和另一个方向，简而言之，那里完全没有地标。
你可能觉得记住街道尽头的邮箱或者办公室外的公共汽车站没什么大不了，但实际上，将这些永久地标识别并整合到内嵌式地图的能力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在源源不断地把有意义的内容加入我们的地图库之中。试想，告诉一个朋友从附近车站到你家的线路时，你会选择什么信息来指路呢？我会提到我家附近的装饰艺术酒吧，一个有海象标本的博物馆，以及埋葬着瘟疫受难者的独特三角形的山丘。
我们识别熟悉地标的能力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大脑有一个专职的区域——它被称为压后皮层（retrosplenial cortex），当它被损坏时会导致严重的导航定位问题。
当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的空间记忆是非常出色的。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导航、移动地图等，我们会逐渐失去导航能力吗？毕竟，计算器已经导致许多人的心算能力下降。在科学期刊《自然》的一篇评论中，皇家航海学院的前任主席罗杰·麦金莱（Roger Mckinlay）认为的确有可能。他说：“如果不珍惜这些能力，我们的天然导航能力将随着越来越依赖智能设备而恶化。”
确实，高科技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天然导航技能。研究表明，跟随GPS系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们，与使用传统纸质地图的人相比，会感到更难找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像我们大脑的许多天赋一样，这也是会用进废退的。2009年，马奎尔和她的同事们证明，退休的伦敦出租车司机在导航测试中的表现要逊于同龄的在职出租车司机。
最终我们的技术支持是否会侵蚀我们的天然导航能力尚不清楚，而眼前更迫切的问题是，人们有时甚至不能意识到GPS把你带到不想去的地方。2013年，一位年长的比利时妇女出发前往38英里之外的位于布鲁塞尔的家，但不小心在GPS输入一个错误地址后，她最终到了萨格勒布，在901英里之外，而且是两天后！还有更悲惨的故事。2015年，巴西的一名女企业家在去往海滩的途中，跟着导航程序的指示经过了一个帮派控制的贫民窟而遭枪杀。即使是最先进的导航系统，它们能够确定位置，但并不一定是一条最佳路线。
那么失去导航能力是不是极度危险？一般来说，跟随GPS很少会出现这样糟糕的状况，也不太可能完全让你的天然导航能力完全消失。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时刻记住自己拥有一个内嵌式地图，至少在今天，它比最聪明的GPS还要强大。
我和莎朗出发去附近的一家餐厅吃午饭。我提议由我来开车，但莎朗坚持她认路，没问题。她说这些话时信心十足，不过，对一个找到自己厨房都有困难的人来说，开车真的没问题吗？
当莎朗向我展示她的房子时，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她。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比如她突然露出困惑的表情，然后撞上一堵墙或什么的。但任何异常都没发生，所以我安心地坐在了副驾驶座上。
从她的公寓出发，我们开车绕过几个环形交叉路口，经过一组交通信号灯，然后顺畅地左转再右转。我们安全地开上一条穿过小镇的高速公路，山顶还有皑皑白雪的落基山脉一路向西延展开来。
莎朗指着山脉告诉我，有时她会开车进城，然后她会突然意识到她的世界已经转向了，因为山脉变成朝北的走向了。我还没明白这句话，她就指着餐厅告诉我到了。然后我们开过入口：“我不能直接进去，因为那里是一个大转弯。”她说，就像是在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等我们停下车，我再次瞥了一眼岿然不动的山脉。它们怎么会突然朝北？
我们来到一家名为萨尔萨布拉瓦的店里，坐下点了两份冰红茶。我要求莎朗重新解释一下。
“你能再详细说说，当你的世界转向时你看到的情景吗？”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让我选一条伦敦热闹的购物大道，我选了牛津圆环广场，那里总是人潮涌动，人流络绎不绝。
“想象你在那里大采购了一整天，”她说，“你走出最后一家商店，然后向左边的车站走去。”
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
“但突然间，你发现车站其实在你右边，因为你其实在街对面的一家商店里。在一刹那你短暂地感到迷失了方向，因为你认为在东的车站现在在西边了。世界虽然没有翻转，但你的感觉却转向了。”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大多数人的大脑会惊人地宽容。一旦出现困惑，大脑就会旋转周围的一切，然后在几毫秒内重新定位自己和你。而那瞬间的内嵌地图与实际位置的不匹配，就是莎朗在她的世界转向时的感受。因此，当她说山脉突然朝北时，是因为虽然山没有物理位移，但她的内嵌地图却把它移到了北方。
“我无法像常人一样把我的世界转回来，”莎朗说，“除非我使用我的神奇女侠特技。”
我问到为什么刚才我们要绕道进餐厅时，莎朗解释说弯曲的道路会让她的世界翻转。这使得莎朗找工作很困难，在她二十几岁时，她费了很大精力找工作。每次面试，她都需要事先弄清楚那座楼在哪里，以及所在道路是不是有大弯。如果建筑内部有很多蜿蜒的走廊，她不得不直接拒绝工作。
我不禁好奇莎朗在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她完全不能认出周围的环境到达目的地？
“这很难解释，”她说，“想象你站在浴室组合柜面前，打开柜门通过里面的镜子看向房间的其他部分，你是知道这确实是你的浴室，但一切都在错误的地方。同时你还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一切看起来都完全不同了。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当莎朗半夜需要去厕所，或她早上赶时间不能施展神奇女侠技能时，她就觉得自己像在别人家里。当她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如果在夜里她突然被吵醒，就不得不顺着他的哭声去寻找孩子的房间。
“当这种情况发生在家里时，我虽然知道自己在厨房却没法说出每个橱柜或抽屉里都有什么，因为我对它们没有任何熟悉的感觉。我必须告诉自己，‘好，假装你在自己知道的那个厨房里’。因为我知道自己平时找勺子时会去冰箱右侧的抽屉，所以我先找到‘另一个厨房’的冰箱告诉自己，‘好，勺子就在这里’。”
在上学期间，莎朗一直向朋友和家人隐瞒了她的问题。显然，年幼时母亲的警告已经扎根在她的心里。我不禁感到同情，莎朗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她待人如此友好，风趣幽默，而且非常聪明。我很难想象她一直以来自己一人保守着这个秘密。
莎朗快30岁时她的秘密才被公之于众。莎朗的哥哥打电话，让她帮忙送自己去医院。他患有肠道慢性炎症克罗恩病，当时感到很不舒服。莎朗惊慌失措地冲出房间去开车，选了一条近路前往哥哥家中。但在路上某处，她的世界突然翻转了，于是她彻底地迷路了。她开进一家加油站开始打电话。
她给哥哥电话。“我找不到你家了。”她说，并描述了加油站。
她哥哥迷惑不解。他说：“你现在就在我家的两个街区之外，怎么会不知道你在哪儿呢？”当他们两人从医院回来之后，她哥哥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当时情绪太激动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是莎朗自5岁以来，第一次谈起她的病情。
“当我告诉他母亲对我说了什么之后，他非常生气。不过他也理解了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说过。我们的父母相处不太融洽，而我们没有正常的童年。”
后来莎朗的哥哥对他的医生提起她的病情，医生就联系了一位神经科医生和她会面。临近和医生会面的时候，莎朗不得不把这一切告诉她的丈夫。在那之前，她一直成功地在他面前掩饰了一切。
“我一般很少开车，而且通常我开去的地方都离家很近，”她解释道，“而且我把路线都安排好，让自己只开直道，所以不会迷路。”
就连我对她撞墙的顾虑也不是完全没发生过。她告诉我，有时在紧急情况下她非常担心自己无法照顾好孩子。当她在半夜起床去照顾孩子时，她几乎总会撞墙，而她的前夫以为她只是很笨拙。
“我就让他那样认为而从没解释过。因为我觉得比起来，这件事情听起来更傻。”
当莎朗在结婚8年后终于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真相之后，她只记得他说道：“哦，这就是为什么开车的时候你总问我咱们在朝哪个方向开？”
“他当时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莎朗的神经科医生告诉她，鉴于她的问题是长期性的，她很可能患有良性肿瘤或癫痫症。不论是哪种情形，他说：“我们会安排你来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治好你。”
如他所说，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来探测莎朗大脑的异常活动，试图寻找癫痫或某些生理病变的迹象来解释她迷路的成因。
“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神啊，请让他找到什么问题，这样他就能治好我了。”莎朗说。
但结果是没有癫痫，没有病变。莎朗的大脑非常健康。
“他们说我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他们以为我疯了。”这次的诊断让她一度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我当时想到了死，”她说，“他们给了我希望，让我以为医生能找出问题把我治好。”
莎朗去看了长达一年以上的心理医生，医生虽然帮助她解决了抑郁症，却无法治愈她的迷路症。他让莎朗每隔几年就联系一下神经科医生，看看科研界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他说：“我相信这一切是由于你大脑中有些科学还不了解的东西。”
后来直到莎朗40岁，她才有足够的力量听从这个建议。她当时在一家医院做行政助理工作，就在那里约了一位医生。
但是她一到诊室就感觉很别扭。
“这位医生拿出她的纸和纸板问我怎么回事，”莎朗说，“我试着尽可能简单明了地告诉她——当我的世界翻转的时候我就完全迷路了。她看着我就像我在编故事一样。她问我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告诉她我原地转几圈就好了。她说，‘那你示范一下给我看看’。”
莎朗有些意外，她之前从没在任何人面前转过。
她边回忆边打了个冷战。
“我强忍着羞耻，站起来闭上眼睛。那真是太尴尬了。我原地转了几圈，直到我感到世界已经翻转了。”
医生问莎朗看到了什么。
“我说，‘嗯……我现在在另一个房间里。这看起来和我进来时不是同一个房间，虽然从逻辑上我知道并不是这样’。”
莎朗又转了几圈坐下来。医生放下手中的笔和纸板，问：“有没有人说过你可能患有多重人格障碍？”
莎朗感到奇耻大辱。
“我感到自己好不容易说出了自己的秘密，然后又被人质疑我是不是疯了。我绝不想再重蹈覆辙，于是我马上背起包离开了那里。”
又过了10年，莎朗才再次尝试去了解自己的大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位朋友读过几本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书，他建议莎朗写信给萨克斯讲一讲她的症状。几个星期后萨克斯回了信，他先是表示抱歉说自己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但他又提到自己联想起来一些宇航员告诉他的经历，他们说在太空中有时会“感觉不太对劲”，像是上下颠倒或者倾斜了。而这个感知的世界又会突然被矫正过来，一般是通过某些线索——通常是触觉——令他们的定位系统又重新调整过来。萨克斯还告诉她，这种不能辨别熟悉环境的问题也可能类似于一种被称为脸盲症的情况，也就是人们无法识别熟悉的面孔。
听到这些之后，莎朗在网上用谷歌搜索了“脸盲症”。她点进去一个测试识别面孔能力的网站。测试结束后，有一份问卷调查，中途的一个问题引起了她的注意：“你有没有遇到过，你觉得自己应该认识但感觉并不熟悉的场景？”
“我当时的感觉真是‘活见鬼了！’于是我在评论区尽可能简洁地描述了我的有关情况。”莎朗说道。这时服务生刚好把我们的午餐端了过来，他露出一副困惑的神情。
莎朗停下来转向服务生。
“她正在写一本关于疯子的书，”她对服务生说，“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她大笑起来，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而是继续讲述她的经历。
“不到一周我就接到了布拉德·杜查恩（Brad Duchaine）的电话，他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名研究员。”杜查恩设计了莎朗填写的在线测试，是用于研究识别亲友大脑机制项目的一部分。
“他非常体贴，”莎朗说，“他相信我所说的一切，并向我保证一定会有一天有人会研究出这个问题。”
“我向你保证，”杜查恩告诉她，“只要我找到研究者和他们的地址，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他真的让我不再害怕，”莎朗说，“让我期待自己的经历有朝一日可以被证明是真实存在的现象，而我既没有疯，也不是个女巫。”
那之后过了不久，杜查恩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有个好消息。一位意大利裔研究员要搬去温哥华，会开始研究她的症状。那人就是朱塞佩·伊里亚。不久之后，伊里亚联系了莎朗并邀请她去自己的实验室。
“朱塞佩第一次打来电话时，我坐在厨房里给他讲了我的整个故事。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当我告诉他关于女巫的事情时，他几乎要哭了。”
伊里亚告诉莎朗，他推测她大脑中不同的导航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方式可能存在问题。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开始检验这个理论。
他先扫描了健康人的大脑来研究负责定向导航的几个脑区之间是如何联系的，以及这些联系是如何影响到定向的。他的团队得出的结论是：导航能力越强的人，那些相关脑区的联系活跃度越高。
这个概念被称为大脑网络理论，是许多人类行为的基础——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用以传递信息的联系可能比这些区域自身的功能更为重要。这就像是集中了世界上一流的铜管乐演奏家，不论他们的独奏是多么出色，如果他们不能协调合作，四重奏时就会变得混乱一团。
然后伊里亚的团队又对和莎朗患有类似症状的人群进行了大脑扫描。他们注意到这些人的右侧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的某些区域活动异常，而后者的功能是使我们把导航的相关信息收集起来做出判断，同时它也会参与一般的推理和智力活动。
伊里亚的被测试者们在记忆力或推理能力上并没有任何问题，他由此得出结论：这种症状应该是由两个脑区之间的沟通不当所造成的，而非某个脑区单独的缺陷。
他告诉我：“仅仅大脑的各个区域都能工作是不够的，它们也必须能进行良好的交流。”
从那之后，伊里亚的团队发现，莎朗和克莱尔的情况类似，她的大脑在解剖学上看起来很正常，但几个导航相关的脑区无法正常交流。我明白这为什么会让莎朗不能生成她的内嵌式地图，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她有时又能正常地导航呢。“那是什么导致了她的世界的突然翻转呢？”我问伊里亚。
“有些人实际上并不缺少生成内嵌式地图的能力，”他说，“而是在收集拼图碎片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不断累积和某些信息的丢失，使得地图会突然发生变化。”
不同人的症状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伊里亚有个病人，她的世界每分钟都会翻转，天天如此。“这一刻，她的大脑告诉她浴室在她的左边，下一刻又说在右边。简直要把她逼疯了。”他说。
我问伊里亚对莎朗原地转圈的方法怎么看，他说他知道有人能够重置他们的内嵌式地图，一般是通过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事物上。但据他所知，莎朗的方法是独一无二的。
“我必须承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能起作用，”他说，“她的耳蜗前庭系统没有任何问题——她不会感到恶心，平衡感也没问题——但不知怎么通过转圈搅动这个系统就可以重置她的内嵌式地图。”
他叹了口气。
“我虽然可以扫描她的大脑，却无法读出她的心思。”
最近，伊里亚一直在试图论证发展性地形迷失障碍具有遗传性。
在所有被他诊断出这种症状的人中——总共近200人——大约30%有至少一个家庭成员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为了证实他的假设，他和同事们一直在测试患者的整个基因组。他们已经锁定了一些可能的致病基因。“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到底是哪些基因导致了这个症状。”他说。
这将是一个重大进展：这项研究能让医生对有家族病史的儿童进行基因测序，并预测他们是否也会产生导航问题。虽然近期内还不太可能直接进行基因干预，但他们可以进行相关的大脑训练，来帮助这些孩子学会使用大脑的其他部分认路。
“我们越早发现这些基因就越可能进行干预，让这些孩子学会在自然状态下学不会的导航技能。”伊里亚说。
我不禁好奇，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提高自己的认路技能呢？还是说当我们成年之后就为时已晚了。“当然有，”伊里亚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环境，你应该选一个原点——你的初始坐标——经常回访那儿的地方，一般会有助于更好地构建你的内嵌式地图。”他还说应该更多地关注周围的环境，注意那些标志性建筑并思考它们的相对位置。“还有，别忘了时常转身往回看看：这是很多动物经常使用的一个技巧，可以让它们更容易找到回家的路。”
当我和莎朗离开餐厅时，我问她的儿女和孙子有没有遗传到这个症状的迹象。
“谢天谢地，并没有——他们都很擅长认路。”她说。
我们又默默地走了几步。我想知道，那莎朗的症状是自发性的还是遗传的呢？
“你觉得……”我开口问道。
“我妈妈？”莎朗猜道，“是的，我想她一定也有这个症状。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说得通了。她从来没有对我的父亲提起过我的症状，很可能是因为她从没说过她自己的问题。要是没有其他人陪着，她从不送我们上学或去接我们。只有和父亲一起开车或上街去拜访邻居的时候她才会出门。她自己从来不去任何地方——从来没有。”
虽然帮助莎朗可能为时已晚，但仅仅是知道有人在研究这个症状已经改变了她的生活态度。
“我总是装得很傻很搞笑，因为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不去注意我极力掩盖的那些东西。大家总说，‘你总是看上去那么高兴’。他们不知道晚上回到家里我会哭。而现在我再也不用这样了。现在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得了什么病，也知道在外面为什么有时我要离开一下去使用我的神奇女侠特技。”
当然这不意味着她的症状不再给她带来麻烦。最近她在一家百货公司迷路了，而她要去参加的派对已经迟到了。为了转圈找到回去车上的路，她抓起一条短裤就跑进了更衣室。等她举起短裤时才意识到她拿的是一件婴儿装。她尽量保持平静，走出更衣室。
“我就告诉店员，‘不行，小了点’。”
在回莎朗家的路上，我已经能认出某些道路，我不禁好奇我俩的大脑是完全两样，还是她处在导航能力分布曲线的一个极端。我后来问了伊里亚这个问题。他说，这种症状的严重程度确实因人而异，不过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还不足以判断莎朗的情况是在一个正态分布曲线的极端，还是与常人完全不同。
“你可以这样想，”他说，“如果你将100个人搬迁到一个新的城市，一些人将在几天之内就开始认路了，其他人则要过几周，有些人需要花几个月。一年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对这周围的道路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把一个有莎朗这种症状的人带到那里，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导航，一年之后不能，甚至十年之后还是不能。他们每天都会迷路。他们可能用了跟我们一样的思维方式，但某些地方就是和我们不太一样。”
莎朗和我走回到她的房子，这次她把我带到厨房，那里有她为我烘烤的香蕉蛋糕，让我在回程的航班上享用。我们再次站在她的冰箱前面，讨论我到底能拿多少蛋糕而顺利通过安检。莎朗坚持认为我可以把整个都带走，我最终做出妥协，用锡箔纸小心地包好三片香蕉蛋糕。稍后我还收到了她的短信和电子邮件，确认我安全到家了。
我告诉她，知道了她经历的这一切，我非常惊讶于她的善解人意和行事正常。说这个的时候，我清楚她绝不会感到被冒犯。
她回头看了一眼冰箱。“现在的我要归功于朱塞佩。在遇到他之前，我完全不是这样的。真的，我一直都是那个胆怯的小女孩，直到十年前我才意识到我终于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女性。现在的我是快乐的。我终于认识到人生要过得充实，我需要学会喜欢自己并接受自己。”
她笑了起来：“所以现在我的冰箱上才有神奇女侠。我为今天的自己感到自豪。”
在她的家门口，我又看到草坪上那个巨大的龙虾雕塑朝着我挥手。
“我知道这看起来有点可怕，”莎朗把我送到车上的途中说道，“但我给他起了名字叫路易。”她回头看着房子，“当我在小区迷路的时候，只要看到路易我就知道自己到家了。”
在飞机上，我找出我俩在餐厅一起拍的合照。莎朗鲜红的头发和灿烂的笑容是如此耀眼。仅从外表上，你永远不知道她的世界有多么奇怪。但其实她眼中的山脉可以倾斜，她熟悉的屋子可以瞬间改变。
我们正在慢慢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认识到我们海马体内部和周围的各种细胞是如何相互关联来生成内嵌式地图。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足够了解这个系统，当它出错的时候能把它修好。但在此之前，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像莎朗一样在隐藏着类似的秘密。那些人使用各种借口和小伎俩，甚至陷入抑郁，因为他们担心被人非议。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客观地比较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外面太美了，对吧。”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人指着窗外说道。
我向下望去，看到了伦敦闪烁的灯光，微笑表示同意。但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几天前，我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正在欣赏同样的景色——深蓝色的泰晤士河和若隐若现的议会大厦。但莎朗的故事告诉我，这位先生看到的世界和我可能完全不同。我看着他，不知道我眼中的伦敦是否与他的一致。
当飞机快降落时，摘星楼那独特的灯光在机窗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不禁想到，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