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耶鲁大学罗伯特·席勒教授说：“当今美国与全球其他地方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发起了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的民众抗议活动。运动得到了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等美国50多个大城市的民众的响应，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运动。随后，运动迅速蔓延至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11月17日，法国巴黎爆发了“黄背心”运动。这场运动是当地50年来规模最大的骚乱，起因是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
无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黄背心”运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大量人口失业，从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的最富人口与剩余的99%的人口之间的收入相差甚远，美国也被这1%的最富人口控制。所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属于99%”。
2019年4月20日，法国“黄背心”运动掀起第23轮抗议，而第23轮抗议源于巴黎圣母院大火。2019年4月15日下午，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整座建筑损毁严重，随后全球各方捐款数亿美元，用于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参与抗议的民众认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计划在数天之内就获得了数亿美元的巨额捐款这一事实表明，法国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与巨大的贫富差距，一些法国人其实很有钱，他们可以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捐款，但就是不愿意为穷人慷慨解囊。
在过去的10多年里，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先看看美国。过去30年中，美国的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财富总量在全美国所有财富中所占比例直线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占比一直上升，已经升至22%。美国总人口大约3.3亿，0.1%的人口就是33万，90%的人口就是2.97亿。也就是说，在美国，33万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等于剩余2.97亿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
华盛顿智库政策研究所在2017年11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说，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亚马逊老板杰夫·贝佐斯、微软老板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财富等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的财富加起来等于美国1.6亿人或6 300万个家庭的财富的总和。在美国，400位富豪的总财富为2.68万亿美元，这一金额等于美国64%的人口的财富总和。相比之下，美国家庭净财富（不包括汽车）的中位数是8万美元，400位富豪的总财富相当于3 400万个典型美国中产家庭的财富总和。与此同时，19%的美国最底层家庭陷入财务困境，被称为“溺水家庭”，即家庭净财富为零甚至是负数。
下图显示，1978年以来，在美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中，最富有的1%人口财富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不到10%上升到了2015年的22%，最富有的10%人口财富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31%上升到了2015年的50%，而最底层的50%人口财富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18.7%下跌到了2015年的10.1%。
美国不同人群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的占比
2017年11月15日，国际知名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发布报告说，2017年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50.1%，也就是说，到2017年，全球1%的最富裕人口已经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而在2001年，该比例是45.5%。
我们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基尼系数以0~1的数字表示，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等于0，则这个国家绝对平均；如果等于1，那么这个国家的收入与财富就完全归一个人。我们通常把基尼系数等于0.4视作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到0.4，这个国家的贫富和收入差距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到0.5就相当严重了。美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7，这说明收入与贫富差距问题很严重。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开始越过0.4这一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13年1月18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2003—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9，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0.491，此后开始下降，到2012年下降到0.474。马建堂说：“0.47~0.49的基尼系数不算低。”最近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存在波动，2016年为0.465，2017年为0.467。
从“胡润富豪榜”上的富人们的财富增长状况，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富。“胡润富豪榜”从1999年开始发布，到2017年已经19年了。这19年中，上榜的门槛越来越高。1999—2017年，中国的GDP从9万亿元增长到76万亿元，增长了7.4倍，人均GDP从1.5万元增长到6.3万元，增长了3倍。而“胡润富豪榜”上，1999年前10名的门槛是10亿元，到2017年上升到1 100亿元，增长了109倍，首富的资产则从1999年的80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 900亿元，上涨了35倍。
总体而言，普通老百姓收入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而富人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普通老百姓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富人的工资比穷人高多少，而是富人拥有更多的金融资产，越富有的人，金融资产越多，收益越高。金融活动的结果体现为财产性收入，富人越来越富就是因为他们通过金融活动获得了大量的财产性收入。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的股市持续大幅度上涨，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与道琼斯指数不断创出历史新高。股市的不断大幅度上涨导致富人越来越富。例如，亚马逊老板杰夫·贝佐斯取代比尔·盖茨成为全球首富，就是因为亚马逊的股价不断上涨。
2018年沃伦·巴菲特以800多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仅次于杰夫·贝佐斯与比尔·盖茨的美国第三大富翁。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2018年巴菲特在公司的年薪只有38.9万美元。在2018年标普500公司CEO薪酬排名中，巴菲特位列倒数第四。作为公司CEO的巴菲特，工资收入只是他总资产的九牛一毛，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他持有的大量金融资产，即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而金融化也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例如，2007年，在全国所有的财产性收入中，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了30%，但是到2013年，最富有的10%的人群所占的比例达到60%，与此同时最穷的人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扩大的趋势，而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样是财产性收入。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度增长，而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200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是45元，2015年为251元，增长了4.6倍；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是128元，而2015年为3 041元，增长了22.8倍。2000年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8倍，而2015年就变成了12倍。
很明显，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
再举个例子，京东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刘强东自愿每年只领1元工资，但是，刘强东比我们绝大部分人不知道有钱多少倍。这并非因为他的工资比我们高很多，而是因为他有很多金融资产，即京东的股票。刘强东持有京东大约15%的股份，而京东目前的总市值大约450亿美元，刘强东的这15%的股票就价值大约70亿美元。如果以后京东的股价上涨，刘强东的财富将随之增加。
所以，导致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是工资性收入，而是财产性收入。通过增加工资收入实现咸鱼翻身的机会已非常渺茫。
几年前，有一篇题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文章火爆网络，文章的作者在一家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部任职。这篇文章说，现在越来越看清楚“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这东西是融于骨髓的，这和学校教育没多大关系，大多取决于成长的环境。从大学毕业开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往往是家庭背景，普通家庭的孩子可能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一大截。
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及阶层固化，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上升通道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导致底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很难进入中产社会，而中产家庭的孩子也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一个人要脱离家庭出身而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消失。那么寒门是不是真的就难出贵子呢？阶层固化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名著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奋力前行，逆流而上，但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奋力向上发展，却因为不断地遭受挫折而无法前进。
在对很多国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提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理论。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确实存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这条曲线说明，在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越大的社会，父辈的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对子女的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的影响越大。这意味着，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越低，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经济地位决定，出身普通的平民要想翻身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越难。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现实社会已经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
美国著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也做过一个社会流动性研究项目。他们的发现是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真正实现了收入增长和阶层跨越的人只有不到1/3。有16%的人的收入和财富比父母在同样年龄时要少，也就是说这16%的人不但没有能够向上发展，反而向下坠落，掉到了下一个阶层。如果是出身底层，想通过白手起家，连升几级，逆袭进入中上阶层的概率只有4%。
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恩·里尔登研究了美国标准化数学和阅读考试的分数，发现家庭收入与孩子的成绩正相关，出身富裕家庭的学生与出身贫困家庭的学生的分数差距比30年前加大了40%左右。这并不是因为出身富裕家庭的学生变得更聪明了，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出身富裕家庭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成绩更好，因而他们更可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牌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工作与更高的收入。
美国哈佛大学2019—2020学年的总费用高达73 800~78 200美元。《纽约时报》报道说，哈佛学生的家庭收入中值为16.88万美元，其中67%的学生来自收入最高的20%的美国家庭，大约15%的学生来自家庭收入位居前1%的家庭。哈佛大学自己的调查显示，2021届来自富裕家庭（家庭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新生比例为46%。哈佛大学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家庭收入位居前1%家庭的孩子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常青藤名校的概率，比家庭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家庭的孩子高77倍。
2019年5月15日，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本科母校乔治城大学教育劳动中心发表报告说，在美国，有钱但成绩不好的孩子比贫穷但成绩好的孩子更容易取得成功。从学业来看，家境好、成绩好的孩子未来有75%会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而家境差、成绩好的孩子仅有30%能拿到学士及以上学位。
中国也已经开始出现与美国类似的情况。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一流大学，甚至所有一本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的比例在持续下降。到现在，该比例已经不足20%。
2013年，北京大学首次公布了该校的农村生源比例：在招收的3 154名本科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为14.2%，而2012年只有12.5%。2009—2015年，即便在实行了农村专项自主招生政策“腾飞计划”的情况下，复旦大学的农村户籍新生也从未超过20%。对清华大学2010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2010年的高考考场里，农村考生占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总数的62%。
正是因为一流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不断下降，2013年5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
此外，2000年以后的10多年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招生人数越来越多，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生源中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不少农村学子放弃高考，因为即使上了大学，毕了业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工作。
2013年高考前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农村学生放弃参加高考传递出一个信号：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则世代穷。
2004年，著名写手麦子写下《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一文，讲的是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方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被很多人认为是自己那代人的真实写照。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几位教授在2016年第12期的《金融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题为《知识改变命运：金融知识与微观收入流动性》的论文研究了2010—2014年中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金融研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在国内的金融学学术刊物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以前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国内金融界的影响力非常大。
这几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研究表明，在2010年属于最高收入阶层的家庭中，有49.34%的家庭在2014年继续保持了这个优势，即继续保留在最高收入阶层中。与此相对应的是，42.43%的最低收入阶层的家庭4年后依然处在收入底层，从最低收入阶层跳入最高收入阶层的家庭比例只有不到5%。在调查期间，超过1/3的家庭所在的收入阶层没有发生变动。
几位教授认为，以上的统计情况与美国社会的情况也很相似，这说明与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的确面临着收入固化的现象，实现家庭收入逆袭的可能性已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