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一、国外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典型政策

美国和欧盟是数字经济倡导者的代表，21世纪以来已出台诸多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应对数字经济挑战。以英国、日本、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其他各国也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

美国作为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衔国家，出台了多项战略规划巩固其优势，先后发布《美国数字经济议程》《电子复兴计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等；2018年又相继发布《数字科学战略计划》《美国国家网络战略》《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旨在借助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工业经济、生物医疗、航空航天、军事通讯、商业贸易等领域积累基础数据、建立数据分析支持系统，提供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增强美国市场创新活力，促进美国就业市场稳定。

欧盟在2018年发布了《欧盟人工智能战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框架条例》《促进人工智能在欧洲发展和应用的协调行动计划》《可信赖的人工智能道德准则草案》等系列政策，旨在积极应用社会经济变革，帮助欧盟站在全球数字经济研究和创新发展的前沿，强化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为每个人提供所需的数字技能以消除数字鸿沟，并加强培养多元化、跨学科人才。

英国是欧洲数字经济的领导者。早在2009年，英国政府就推出“数字大不列颠”行动计划；2018年3月，英国发布《数字化战略》；5月《数字经济法案》正式成为生效法律。英国数字工作主要由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承担，近年来由于数字经济领域工作愈加繁重，占到其全部工作量的一半，2017年7月DCMS的名称中新增加了数字部门，更名为数字、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Culture，Media and Sport）。英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政策主要有加强监管、加强数字文创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收费管理等。

德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典型代表是其主导的“工业4.0”战略，也就是继工业1.0蒸汽机时代、工业2.0电气时代、工业3.0信息时代后的又一种工业形态，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中国的“智能制造2025”内涵相近。“工业4.0”的核心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数据为主线，利用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建立高效的智慧工厂、智慧车间、智慧生产线以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将企业生产系统和生产流程高度集成，实现个性化、智能化、定制化的柔性生产，不断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

日本高度重视互联网战略和规划，2009年7月制定了《2015年i-Japan战略》，2018年发布了《日本制造业白皮书》《综合创新战略》《第2期战略性创新推进计划》等战略计划，除了致力于推进数字化技术设施建设，促进新型产业培育和经济复苏之外，还着重优先发展电子政务、智慧医疗保健和互联网+教育三个领域。

作为数字经济的后发国家，俄罗斯自去年开始日益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总统普京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数字经济的厚望。2016年12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俄将向数字经济过渡；2017年6月，普京公开表示：“发展数字经济，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第一要务”。2017年7月，数字经济被列入俄罗斯联邦2018—2025年主要战略发展方向目录，随后俄罗斯政府正式批准《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8月，成立隶属政府信息技术运用委员会（由总理梅德韦杰夫负责）的数字经济分委员会，负责数字经济规划的落实 。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概况

我国十分重视网络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的促进引领作用，早在1993年就启动了金卡、金桥、金关等重大工程，同年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确立了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然而，长期以来在具体工作推进中较多采用了金字工程、信息产业、信息化、两化融合、电子商务、“互联网+”、大数据等概念。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新经济、积极培育新动能，更加重视从经济视角研究数字化问题。数字经济的概念应运而出，成为统领网络信息技术相关领域各项工作的总称。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数字经济作为我国政府的核心关切，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在其后的两年半时间内，在正式采用数字经济之前，我国更多采用了信息经济的提法。在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2016年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采用的就是信息经济；2016年春节前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中央网信办）“小三定”方案确定，信息化发展局下设信息经济处来主抓数字经济工作，其主推的示范区也被命名为“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造，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在2018年全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习近平在2019年向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中强调，中国高度重视智能产业发展，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思想方针，国务院、中央网信办、工信部等部委相继发布了系列促进政策，近3年典型的有《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1363号）、《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网办发文〔2016〕5号）、《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工信部联规〔2016〕349号）、《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工信部规〔2016〕412号）、《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2017）、《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工信部信管函〔2018〕188号）、《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发改就业〔2018〕1363号）等。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呈现规模化高速扩展态势。根据中国信通院、中商产业研究院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达34.8%；数字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力量（见图1-3） 。

三、数字经济形态演进

数字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概念。自提出2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丰富，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全面融合的阶段，人们对其难有统一认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会从不同的着力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如电信基础设施、ICT技术、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数字内容、工业4.0等，各国具有不同侧重点的强调内容。

本章第一节分别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释义。实质上，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内涵差异的本质不在于本身性质或特征的差异，而是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的自然演进。首先，计算机的问世大大增强了人类信息收集、存储、加工、管理、传播、利用的能力。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计算机逐步从军用转为民用和商用。人们利用计算机进行文本编辑、制图、复杂计算、过程控制、生产管理等工作，设计程序和软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项难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准确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意味着信息经济形态的形成。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计算机网络诞生，互联网形成因特网并被广泛商用。传统大企业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转化为泛在的现代电子商务，甚至于“21世纪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此后电子商务的发展壮大不仅颠覆性改变了商贸流通业的业态，也对企业生产方式、供应链管理方式，以及企业组织架构和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团购网、外卖网、打车软件、SNS平台等新兴事物的出现，标志着互联网的功能逐步泛化为“连接器”和关系形态，互联网的影响从“互联网+商业”进一步蔓延到“互联网+生活服务”“互联网+制造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各行各业。网络经济基本上代表了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主流形态。再到近几年，互联网带来了数据量的几何式倍增，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并走向商用，数据通过强大的处理器、存储设备以及愈加复杂的算法被有效加工利用并产生了重要价值，因此可认为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成为了重要的生产工具，数字经济时代正朝人类快步走来。图1-4大致描述了进来年人类主流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