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耗时多年的第三本小说《纠正》，出版于世界贸易中心崩塌前一周。那似乎是自我和商业都应该默不作声的时候——套用尼克·卡拉韦的话，那是你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着军装，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姿态” 的时刻。然而，在商言商。大难过后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又在接受采访了。

采访者对他们所称的“《哈泼氏》小品文”特别感兴趣。（没有一个人用杂志编辑赋予它的原始标题“偶尔做梦” 。）他们大多以这个问题开场：“在你一九九六年的《哈泼氏》小品文中，你曾保证你的第三本书会是一部大型社会小说，攻击主流文化、振兴美国文学；你觉得《纠正》是否实现了这个诺言？”我对接下来每一位采访者都这样解释：不，相反，我在那篇文章里几乎未提我的第三本小说；所谓“保证”完全是空穴来风，是《纽约时报周日杂志》某个编辑或标题作者杜撰的；事实上，我非但没有承诺要写一本针砭主流的大型社会小说，反倒把那篇文章当成一个声明放弃种种抱负的机会。因为多数采访者并未读过那篇文章，而读过的极少数人又似乎对它有误解，所以我渐渐能熟练地对它的论点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直至十一月，在我第一百场还是第一百一十场采访时，我终于归纳出一小套妥当的说辞以正视听：“不，事实上，《哈泼氏》小品文是在讲我要 放弃 身为小说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去学习写一本具有趣味性、娱乐性的小说……”我实在困惑，甚至感到不止一点的委屈，竟无人能明察文中这个简单又明确的想法。我心想，这些媒体人可真是固执得愚蠢！

十二月时，我决定整理出一本随笔集，收录《偶尔做梦》全文，并澄清我在其中说过和没说过的话。但当我打开一九九六年四月份的《哈泼氏》杂志，却看到一篇显然出自我手的文章以五千字的抱怨开场，其尖叫声之刺耳、逻辑之匮乏，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从五年前写了那篇文章至今，我竟已忘却我曾是一个满肚子怒气、满脑子理论的人。我曾认为美国人爱看电视、不读亨利·詹姆斯 是末日般令人担忧的事；也曾是那种狂热分子，深信既然世界无法认同其独特的信仰（对我来说即对文学的信仰），我们一定是活在末日时代。我曾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是个庞大的阴谋集团，目标就是阻挠我的艺术抱负、消灭人类文明中所有令我愉快的事物，并在此过程中强暴、谋害我们的星球。《哈泼氏》小品文的前三分之一就是由这等愤怒和绝望写成，满纸理论，怨气冲天，现在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害怕。

的确，早在一九九六年，我就企图以那篇随笔记录一个止步不前的小说家如何逃离愤怒思想的监牢。所以现在，有一部分的我想要重现它最初的面貌，算是对我年少轻狂的记录。但我想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对这样的宣言感兴趣：

在我看来最清楚不过的是，假如有哪一位商业大亨或政府要员相信书有未来，我们就不会眼睁睁看着华盛顿和华尔街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疯狂筹募五千亿美金，那些拥护者嘴上念叨着此举会使阅读遭到蹂躏（“你得习惯在屏幕上阅读”），但还是无法掩饰他们内心对这种前景的漠视。

这一点点东西就够受的了，所以我行使了作者的权利，把那篇文章砍去四分之一，并彻底改写（还把标题改为“何必苦恼？”）。虽然文章还是很长，但我希望现在它读起来没那么累赘费劲，行文也较直截了当。别的不提，我希望至少能够指着它说：“看，这论点一目了然，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适用于《哈泼氏》小品文的，同样也适用于这本随笔集。我想让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挥别充满愤怒和恐惧的孤寂，转而接受——甚至颂扬——读者和作家身份的一种记录。这并不表示世上已经没那么多令人恼火和害怕的事了。我们国家对石油如饥似渴，这已经造就了两个布什总统和一次丑恶的海湾战争，眼看又要带领我们没入永无止境的中亚冲突。虽然你以为绝无可能，但现今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质疑似乎比一九九一年还少，而主流媒体可谓集体性倒向武力外交。就在国会再次否决放宽SUV节能标准的同时，福特汽车的总裁仍然可以在电视上忧国忧民地捍卫他们的产品，宣称美国人绝不能接受“任何种类的限制”。

尽管每天都有那么多离谱的新鲜事上演，我仍选择仅对本书其他文章做最低程度的修补。没有了世界贸易中心，《天下第一市》读起来会有点不一样；《帝国卧室》是在约翰·阿什克罗夫特 带着他对个人自由的漠视上台前完稿的；炭疽病 令美国邮政总局的状况雪上加霜，《迷失在邮件中》早已呈现其困境；奥普拉取消了她的读书俱乐部对我的邀请，让“精英主义”这个修饰语在好几篇文章里荧光闪闪。但对我而言，比起地方性特殊事件，这些文章共同的深层探究更为重要：在喧闹嘈杂、五光十色的大众文化中，如何维持个体性和复杂性，即，如何独处的问题。

二〇〇二年 Yuv1IN9CH/jl0UlWe34lsPrnxhtuBS2BgBqs8TRIHGRJXqh8GS1Nmh/54J/Lwq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