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

我们对脚下的世界所知甚少。晴朗无云的夜晚，你仰头望天，可以看到数万亿英里外的星星发出的光芒，小行星在月球表面撞击出的陨石坑也清晰可见。而低下头，你看到的只有表层土、柏油路，和自己的脚指头。仅仅下到距地面十码 ，我就觉得已远离人世间。这里，最初在古海洋大陆架上形成的石灰岩层闪闪发光，我看得入了迷，那感受实在罕有。

地下世界牢牢保守着它的秘密。直到最近二十年，生态学家才追踪到林地土壤中的真菌网络。这些真菌将单独的树木连成了彼此联通的森林，这一活动已经持续了数亿年。二〇一三年，在中国重庆发现了一个拥有独立天气系统的洞穴网络：大团大团的水汽在巨大的中央洞穴中聚集，冰冷的尘雾如云层般在远离阳光的洞室中飘荡。在意大利北部一千英尺 的地下，我沿着绳索滑到了一个空旷的圆形石室，满地都是黑色的沙堆，地下河从中横贯而过。踩在沙堆上，就像穿行在漆黑星球上的无风沙漠中。

为什么要往地下去？这样做完全是反本能的，既违背理性的意愿，恐怕也少有人会心生向往。特意把一件东西埋入地下，大都出于某种隐蔽的目的。而从地下取回一件东西，无一例外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正是由于进入地下的困难，长久以来，地下世界便成为一种象征，代表不可说、不可见的事物：失去、悲伤、深藏在头脑中的模糊想法，以及伊莱恩·斯卡利（Elaine Scarry）形容的肉体痛苦——一种“深埋于地下的事实” [1] 。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似乎对地面以下的空间抱持着长久的憎恶。用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话说，它总是和“世界深处的可怖黑暗” [2] 联系在一起。说起地下世界，恐惧和厌恶是人们的惯常反应，泥土、死亡和残酷的劳动则是最主要的联想。幽闭恐惧显然是常见恐惧中最尖锐的。我注意到，即便只是转述，幽闭恐惧的共情反应依然会侵扰人心，这种影响比恐高要强得多。很多人一听说某人被禁闭在地下的故事，就会不安地转身、退后，或者朝有光线的地方看，好像语言本身就能把他们围困起来。

我依然能想起十岁时，在艾伦·加纳（Alan Garner）的小说《布里希加曼的怪石》（ The Weirdstone of Brisingamen ）中读到的情节。在英国柴郡的阿尔德利埃奇，外露的砂岩中有许多矿道，两个小孩为了躲避危险，顺着矿道走到了地下。走至深处，周围的岩石越收越紧，几乎把他们困住：

他们完全趴在地上，石壁、地面和头顶的石头像第二层皮肤一样紧贴着他们。他们的头扭向一边，否则嘴就会被挤到沙子里，没法呼吸。要向前移动只有使劲用手指尖往前扒，用脚趾往前顶，然而他们的腿完全不能动，胳膊也不能弯，一弯就可能会挤到被压在身下的手臂。接着，科林的脚后跟被卡住了，他上不去，也下不来。石头硌着他的小腿，他疼得忍不住叫了出来，但他又动不了…… [3]

这段描写让我感觉心揪在了一起，像肺里的空气被全部抽空了一样。现在重读，还会有同样的感受。另一方面，那种情景反倒对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叙述吸引力——如今也是。科林动弹不得，而我手不释卷。

很多时候，语言中埋藏着人们对地下世界的反感。许多比喻性的词句都会颂扬向上的高度、贬低向下的深度，而这些比喻已是我们语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比方说，“uplifted”（兴高采烈）要好过“depressed”（低落消沉）或“pulled down”（拉下，推倒），英语中“catastrophe”（灾难）的字面意思是“向下转”，而“cataclysm”（大灾难）则是“向下的暴力”。在传统的科学观察和描述中，也存在对深度的偏见。史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在《垂直》（ Vertical ）一书中这样描述：在地理学和地图学中占主导的，是一种他称为“平面传统” [4] 的习惯，它塑造了我们“水平的世界观”。要避开习以为常的“水平视角”对我们来说很困难，格雷厄姆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也是认知上的失败。因为它规训着我们，让我们安然忽略垂直的网络，却又不断攫取、利用地下世界来支持表面世界。

是的，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想回避地面之下的事物。但是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地下的世界。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在《空间物种》（ Species of Spaces ）中写道：“努力让自己把目光放平吧。” [5] 而我想反驳：“努力让自己把目光投得更深吧。”无论对现实世界的物理结构来说，还是对我们的记忆、神话和隐喻来说，地下世界都至关重要。它涉及我们每天的关切和思考，也一天天地塑造着我们。然而，我们却被训导着用偏颇的方式理解它，或者以离谱的方式想象它。对于人类栖居的这个具有深度的世界，以及我们将要留下的深时遗产来说，“水平视野”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目前处于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世代见证了全球范围的、令人恐惧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星球级别的。“危机”不再是远在未来的灾难，而是持续发生的事件。越是脆弱的事物，遭受的影响越严重。时间已经彻底陷入混乱，空间也是。本应一直被埋藏的东西自行露出了地面，让我们无法再忽视，那种强烈的侵入感令人愕然。

在北极，古甲烷从永久冻土那融化开裂的“窗口”不断泄漏。驯鹿尸体原本埋在冻土下，现在却因温度升高而腐烂，散发出炭疽孢子。 [6] 在东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一个巨型坑洞在不断软化的土地上张开了血盆大口，它已经吞下数以万计的树木，坦露出已有二十万年历史的地层。当地的雅库特人称其为“地下世界入口” 。阿尔卑斯和喜马拉雅的冰川连年退行，露出数十年前被冰雪掩埋的尸体。在英国，近年来的酷暑使得古代建筑遗迹纷纷闯进人们的视野——罗马时期的观测塔、新石器时代的围墙……陆续被揭开面纱，就像大地上的麦田怪圈，从空中俯瞰即可辨认。干旱如同X射线，被土地封存的历史在它的辐射下显现了出来。在易北河流经捷克共和国的河段，近年来夏季的水位降得很低，露出了“饥饿石”——几个世纪以来，前人用这些巨大的石头来纪念历史上的旱灾，也警示由此造成的恶劣后果。其中一块饥饿石上刻着：“Wenn du mich siehst, dann weine” [7] ，意思是“如果你看到我，请哭泣吧。”格陵兰岛西北部，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导弹基地在五十年前被封在冰盖下，如今它即将重见天日，里面储存着数十万加仑 的化学污染物。考古学家波拉·佩图尔斯多蒂尔（Þóra Pétursdóttir）写道：“问题不在于地层中埋藏着那些东西，而在于它们非常持久，比我们的寿命更久，而且有朝一日会裹挟着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巨大力量卷土重来。它们就像是‘沉睡的巨人’ [8] ，从‘深时’的睡眠中被唤醒。” [9]

“深时”（deep time）是地下世界的纪年 ^[Ⅰ] 。深时就是地球那令人眩晕的漫长历史——时间从当下向前向后无尽延展。深时的计量方式让人类显得微不足道，它的计量单位是“世”和“宙”，而不是“分”和“年”。它的载体是岩石、冰川、钟乳石、海床沉积物和漂移的地壳板块。深时通向过去也通往未来，五十亿年后，随着太阳能量的耗尽，地球也会落入黑暗。我们正踮着脚尖站在边缘处。

深时会带来一种暗藏危机的安慰，就像忘忧草对人的诱惑。以地质学的尺度来衡量，“智人”（ Homo sapiens ）眨眼间就会从地球消失，我们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呢？从沙漠或海洋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精神世界是荒谬的、无关紧要的，对价值的强调也是徒劳的。由此推演出本体论的观点：在最终的毁灭面前，一切生命都一样毫无价值。物种灭绝、生态破坏，对于这个星球不断循环的侵蚀和修复过程来说，微不足道。

我们要警惕这种逆来顺受的思维。实际上恰恰相反，深时应当是一种更加激进的视角，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而不是变得无动于衷。以深时尺度去思考问题，不是让我们逃避麻烦重重的当下，而是重新想象它，用那缓慢而古老的、关于创造与湮灭的故事，去抵抗现今急速运转的贪欲和骚动。理解了深时，就能意识到，我们本身归属于一张大网，那是已经持续数百万年、仍将持续数百万年的馈赠与传承，它敦促我们思考：自己眼下的所作所为，会给我们身后的生命乃至后世留下什么？

用深时的视角来看，我们原本认为恒久不变的东西便有了生命，新的使命在召唤他们。万物的欢乐跃入我们的眼睛和头脑，世界再一次变得丰富离奇、充满生机。冰川有了呼吸，岩层有了潮汐，山脉经历着蜷缩与伸展，石头有了跳动的脉搏。我们栖居的地球，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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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听地下世界最古老的故事需要冒一定风险，要下到漆黑的“死亡之境”。创作于公元前二一〇〇年左右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 Epic of Gilgamesh ）的某个版本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次冒险：冒险者叫恩基，是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的仆人，他要下到冥府为吉尔伽美什取回失去之物。恩基驾船穿越冰雹风暴，那些冰雹像锤子一样砸下来，大浪像巨龟和狮子一样撞击着他的船，最终他抵达了冥府。然而，他一到冥府即被囚禁，后来年轻的武士乌图开了一个通到地面的洞，带着恩基乘着上升的轻风逃了出来，这才让他重获自由。阳光下，恩基和吉尔伽美什促膝长谈。恩基没能取回失去之物，却带回了已逝之人的宝贵消息。“你有没有见到我那没有出生、从不知道存在意义的孩子？”吉尔伽美什急切地问道。“我见到他们了。”恩基回答。 [10]

类似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一遍遍出现。古典文学里记录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希腊语称其为“katabasis”（退入地下世界）和“nekyia”（向鬼魂、神灵或逝者询问人世的未来）。比如，俄耳甫斯从冥王哈迪斯手中夺回挚爱欧律狄刻；埃涅阿斯在西比尔的引导和金枝的保护下远航，以向父亲的影子寻求建议。之前，将泰国足球队员们从深山洞穴营救出来，就是一次现代的“katabasis”，这个事件受到了全球关注，恐怕部分原因就是它具有某种神话的力量。

这些故事都暗示着某种悖论：黑暗可能带来洞察，下降之旅或许通向启示而不是丧失。常用动词“understand”（理解）就包含“从某物下方通过，从而获得更加全面的领悟”的意思。另一个动词“discover”（发现），则是“通过发掘而展现”“向下挖掘并使某物现于日光之下”“从深处取回”。这些释义都来自古老的联想。欧洲已知最早的洞穴艺术是西班牙洞穴中彩绘的阶梯，以及洞壁的斑点和手印。这些彩色的痕迹距今已有六万五千年，尼安德特艺术家留下了这些图像，比智人第一次从非洲来到欧洲还要早两万年。负责为这些艺术遗迹测定年代的一位考古学家写道，早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来到如今的西班牙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启了通向黑暗的旅行” [11] 。

本书讲述的是黑暗之旅，是对地下的求知之行。我将从宇宙诞生之初形成的暗物质，讲到人类世即将到来的核前景，用一场深时之旅连接起这两个遥远的端点。一条叙述线在旅程中徐徐展开，即不断变化的当下；各个章节会追踪不同的主题，进而展开一张充满了呼应、图案和联结的地下网络。

十五年来，我一直在书写地理形态和人类心灵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只是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谜题——青年时代的我，为什么对高山如此着迷，有时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在所不惜？后来，这种兴趣慢慢发展成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我用五本书、大约两千页的内容，试图对世界进行更有深度的描绘。从冰雪覆盖的最高峰出发，一路下行，到达最底端的终点，开始地面之下的探索。“下沉是种召唤/正如上升也曾是种召唤。” [12]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在其晚年的一首诗中写道。直到人生的后半程，我才理解了威廉姆斯想表达的意思。在地下世界，我见到了一些希望自己永远铭记之物，也见到了一些宁愿从未目睹之事。意外的是，我本以为这本书是我所有作品中与人类最不相关的一本，事实上它却成了最具共通性的那本。如果说我之前的书呈现的核心形象是行路者抬起和放下的脚，那么这本书则是一只伸出去的手，以致意、共情和标记。

在萨米族传说中，地下世界像是人世的颠倒镜像，地面就是镜面，“生者直立，而逝者行走时上下颠倒，二者的脚彼此接触” [13] 。很长一段时间里，那画面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生者和逝者足底相抵，这亲密感十分触动我。当我看到来自马尔特拉维索、拉斯科、苏拉威西岛洞穴中的远古手印照片，我想象自己比对着那些轮廓，让手掌与无名创作者留下的手印贴合。我还想象，冰凉的岩石里伸来一只温暖的手，穿越时空跟我的手相触，指尖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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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踏上本书记录的旅程前，我收到了两样东西，随之到来的，还有两个请求。这两样东西十分特殊，我不得不应允。

第一样东西，是个双重浇铸的铜匣子，天鹅蛋大小，放在手里沉甸甸的。这是个魔匣，里面装的东西非常危险。匣子的主人在纸上写下了他生命中的“魔鬼”：他的愤恨、恐惧和失落，他带给别人的痛苦，以及别人带给他的痛苦——他所有的恶。随后他烧掉了这张纸，将灰烬封进匣中。他对匣子进行二次浇铸，又包裹了一层铜，加强封存的力量。最外层的铜面凹凸不平，如同行星表面或其上空的天气。最后，他用四枚铁钉钉穿匣子的中心，切掉两端多余的部分，用锉刀锉平。这个匣子的制作过程有着极强的仪式感，它承载的能量可谓罕见。说它是过去两千五百年间任一时刻铸造的都合理可信，实际上它刚被制作出来不久。

给我匣子的人，希望将它放到我能到达的最深且最安全的地方——永远留在那儿，再也无法取回。

第二样东西，是用鲸鱼骨雕成的猫头鹰像。这是一枚护身符，它的故事也非常奇妙。一头已死亡的小须鲸被冲到了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的海岸上，它的一根肋骨被截成段，打磨抛光，每段的大小不到半英寸 厚、六英寸长。其中一块被雕成猫头鹰的形状，雕刻方式大胆粗犷：四刀下去，两刀雕出眼睛，两刀雕出翅膀线条。这小小的雕刻品异常美丽，有一种冰河时代造物的简洁之美。它的制作时间可以是过去两万年来的任何一个时刻，但它同样成品于不久前。

送骨雕猫头鹰给我的人，希望我在地下之旅的全程都将它带在身上，它会帮助我在黑暗中视物。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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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通常认为“深时”一词出自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1981年出版的《盆地与山脉》（ Basin and Range ）一书；1788年6月，约翰·普莱费尔（John Playfair）和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在西卡角探查岩层的不整合面时，写下“时间的深渊”（赫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均变说”，是“深时”概念的起源）。——原注

[Ⅱ] 在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哈里斯岛上，雕刻家史蒂夫·迪尔沃斯（Steve Dilworth）制作了魔鬼铜匣子和鲸鱼骨雕猫头鹰，并将它们交给了我。我在另一本书（ The Old Ways ）的“片麻岩”章节中详述了史蒂夫非凡的生活和作品，他的雕刻及作品照片见：www.gallery-pangolin.com/artists/steve-dilworth。——原注 9UNpwoX/3v9Z3liZsdno5AwWXYvK0zmKoZq4pERRuUg3C5VctrQuyXGxV0s6Am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