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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 倌 人。星言夙驾， 说 于桑田。 匪 直也人，秉心塞渊， 騋 牝三千。
释音：倌，音官。说，音税。匪，读为彼。騋，音来。
这首诗的关键就在“定之方中”的定星是哪一个国家的星宿，以及楚宫、楚室、景山都在什么地方。得将这些问题解决，才能追寻出诗义。谨先看定星是哪一个国家的星宿。
《毛传》：“定，营室也。”《汉书·天文志》：“营室、东壁，并州。”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晋志》说：“营室、东壁卫并州。”卫并州就是保卫并州。卫国就在并州，那么，定星是卫国的星宿，而卫卫国的是定星。楚宫、楚室都因楚丘而得名，再看楚丘在什么地方。朱右曾《诗地理征》引《寰宇记》说：“楚丘古城在卫南县西北四里。”又说：“景山，在澶州卫南县东南三里。”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卷十）引《括地志》说：“白马故城，在滑州卫南县西南二十四里。”（《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引作三十四里）。又引《北道刊误志》说：“白马城在卫南县西二十里，古卫之曹邑。”由此看来，白马故城就是《击鼓》篇“土国城漕”的漕，而楚丘在其北，景山在其东北。为明白起见，兹绘图如下：
《诗经》里有一种现象，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一定要祭祀祖宗和宴会庆祝，而这首诗说“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就是计算着日子来完成楚室。又说：“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马七尺以上曰騋。牝应为牡字形近之误，作战时不用牝马。騋牡三千，就是七尺以上的牡马有三千匹。加上“匪直也人，秉心塞渊”的恭贺语，三千匹牡马不就是胜利品吗？孙子仲是从漕这个地方去平陈与宋，现在战争结束了又回到漕，在漕建筑楚宫楚室以庆贺，两篇诗不是很自然地连到一起吗？谨以此义将此诗作一解释。
一章。定星于十月望至十一月初昏而中（王引之说）。那么，定之方中，是指十月十五以后到十一月初这期间而言。于，为。楚宫、楚室，均因楚丘而得名。揆，度。树，栽。《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卷二十）于“桐”条引陆玑《疏》：“白桐宜为琴瑟，是作琴瑟宜冈桐、白桐二种也。”又曰：“梓实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是白桐、梧桐二种俱有椅名也。”又于“梓”条（卷二十）引《说文解字注》：“椅，梓也。《释木》曰‘椅、梓’，浑言之也。《卫风》传曰‘椅，梓属’，析言之也。椅与梓有别，其分别甚微也。”又于“漆”条（卷十九）引《图经》：“木高二三丈，皮白，叶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黄。六月、七月以竹筒钉入木中取之。崔豹《古今注》曰‘以刚斧斫其皮开，以竹管承之，汁滴则成漆’，是也。”又于“榛”条（卷十七）引《开宝本草》：“树高丈许，子如小栗，军行食之当粮。”又于“栗”条（卷十五）引陆玑《疏》说：“惟濮阳、范阳栗甜美，长味，他方者悉不及也。”漕邑正是接近濮阳。整章的意思就是：定星正在天空的时候，忙着建筑楚宫。计算着日子，在建筑楚室。栽些榛树、栗树以及椅桐、梓漆，可以伐作琴瑟。
二章。虚，大丘。楚，楚丘。堂，指楚宫、楚室而言。京，指漕城。问龟曰卜。古时，在建筑宫室时一定要卜。允，诚。臧，善。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是指楚丘、楚宫的风水都很美好。整章的意思就是：登到那个高丘上，望一望楚丘的形势。望一望楚丘、楚宫、景山与城邑之后，再到桑田里从下边往上看。当初卜的时候就说好，现在完工了，果然真好！
三章。灵雨，好雨。零，落。倌人，《毛传》注为“主驾者”。星，通夝，古晴字（马瑞辰说）。言，而。匪，彼。直，为一种美德，《诗经》中常用以赞美人。如《郑风·羔裘》篇“洵直且侯”，《硕鼠》篇“爰得我直”，《小明》篇“正直是与”，《崧高》篇“柔惠且直”，都是用直以美人品。秉，持。塞渊，深远。整章的意思就是：命令倌人说：“这场好雨下过后，天晴的时候，一早就把队伍迁到桑田里。”他的为人真正正直，而且计谋又非常深远，获得了七尺以上的牡马三千匹。
从《击鼓》篇“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我们知道孙子仲与尹吉甫是由卫国的漕去平定陈与宋；从《泽陂》篇“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过了夏；再从《采葛》篇“彼采葛兮”，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又过了秋；这首诗“定之方中”是在十月十五到十一月初，这时他们又回到了漕。季节是多么衔接。诗一方面讲“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另一方面又讲“秉心塞渊，騋牝三千”，明明是建筑宫室来庆贺这次的胜利。再从《诗经》中有关战争后必要祭祀宴会的例子，使此诗又变成钥匙诗而启开《清庙》与《武》两篇的意义。
《毛序》：“《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毛传》：“《春秋》闵公二年冬，狄人入卫，卫懿公及狄人战于荧泽而败。宋桓公迎卫之遗民渡河，立戴公以庐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鲁僖公二年，齐桓公城楚丘而封卫，于是文公立而建国焉。”他们的错误以及后人之所以始终不能把这首诗解释清楚，都由于认错了这个“漕”字。《诗经》里三次言“漕”，都是有三点水的漕；《左传》中凡言曹，都是没有三点水的曹。曹在山东省曹县，漕在河南省滑县，两地分得很清楚。可是自从《毛序》《毛传》这一错认，不仅经学家解不通诗，连历史学者、地理学者也都搞糊涂了。假如漕就是曹，那么，漕本为卫地，闵公二年《左传》怎么可以说“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呢？土地并没有完全丧失，不过是偏安而已，怎么可以说是灭呢？又说“封卫于楚丘，卫国忘亡”，假如认为这个楚丘就是漕的楚丘，那么，楚丘在卫南县西北四里，漕在卫南县西二十里，相去也不过十数里，在漕就谓之亡国，在楚丘就谓之复国，这不是古今的大笑话？原来曹是曹国的曹，所以《左传》中始终言曹；楚丘则为漕之楚丘，所以僖公二年《左传》说：“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因为从曹国迁回来，所以说：“卫国忘亡。”《汉书·地理志》明明说：山阳郡成武“有楚丘亭，齐桓公所城，迁卫文公于此。”希望以后的人不要再把这两个地方弄混。《诗经》里的“漕”有三点水，《左传》里的“曹”没有三点水！
於 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 不 显 不 承，无 射 于人斯！
释音：於，音乌。不，读为丕，下“不”字同。射，音亦。
这首诗的关键就在“於穆清庙，肃雝显相”这两句。《毛传》于《定之方中》篇注“定，营室也”，《史记·天官书》“营室为清庙”，那么，清庙就是营室，营室亦即定星。《国语·周语》“日月底于天庙”，韦注：“天庙，营室也。”由此可知，定星一名天庙，一名清庙，又名营室，一星而数名。於，叹词；穆，美。於穆清庙，就是美丽的清庙星呀。肃雝是成语，《诗经》中用此成语的共有三篇，就是《何彼襛矣》《有瞽》与此诗。《何彼襛矣》篇“曷不肃雝，王姬之车”，用肃雝来形容车马；《有瞽》篇“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用肃雝来形容乐声。《毛传》将“肃”注为敬，将“雝”注为和，如以和敬来解“曷不肃雝，王姬之车”，就是怎么能不和敬，这是王姬的车呀，成何文义？再以此义解释“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就变成他的洪亮的声音呀，和敬和鸣，先祖来听，又成了什么文句？肃雝是成语，庄严肃穆的意思，不能分开解释。曷不肃雝，就是怎么能不庄严肃穆呢？这是王家姬姓的车呀？肃雝和鸣，就是庄严肃穆地应和着。於穆清庙，肃雝显相，就是美丽的定星呀，显出了它庄严肃穆的形相，这不正是定之方中吗？这首诗是在定之方中时祭定星的作品，毫无问题。
《诗经》中用“多士”成语的共有三篇，就是《文王》篇“思皇多士”“济济多士”，《泮水》篇“济济多士”，与此诗“济济多士”。《尚书·周书·多士篇》：“尔殷遗多士”“尔殷多士”“告尔殷多士”。凡言“多士”都与殷有关，那么，在卫国的祭祀诗篇里怎么出现多士呢？《史记·卫世家》说：“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卫国的人民就是殷民，而卫国是征兵制，在解释《绸缪》篇的良人时曾经讲过。现在出兵征陈宋的就是这批殷民，故有多士的出现。从这一点，加上“於穆清庙，肃雝显相”的定之方中，更可证明是平陈与宋后在卫国的祭祀。《诗经》中单用“文”字的并不是专指文王。周人尚武崇文，文是文德，故常用以尊崇祖宗。如《江汉》篇“告于文人”“矢其文德”，《烈文》与《载见》篇“烈文辟公”，《思文》篇“思文后稷”，《雝》篇“亦右文母”，《泮水》篇“允文允武”，都是这个意思。秉文之德，就是秉先人之德；《郑笺》解为“文王之德”，非是。对越，对扬（王引之说）。对越在天，就是发扬在天上的恩德，指定星。骏，急貌（马瑞辰说）。骏奔走在庙，形容祭祀者的急忙情形。两“不”字均读为丕；丕，大。显，显德，指定星；承，承受，承受定星之德。射，厌。人斯，斯人之倒文，指在祭祀的这批人。《诗经》中所谓“颂”，除《鲁颂》《商颂》不是颂而误为颂外，其余都是祈祷文，都是一章，也都是散文。此诗是真正的颂。全篇的意思就是：灿烂的清庙星呀，显现了它的庄严肃穆的形相。济济一堂的多士，承受着它的恩德。为宣扬在天上的恩德，急急忙忙地在庙里奔跑。大大地显示恩德吧！大大地承受吧！不要厌倦了我们这些人！
从清庙，知道它是定星；从显相，知道这时是定之方中；从多士，知道是殷民去平陈宋；再从定星，又知道是卫人在祭祀。那么，认为这首诗是平定陈宋后孙子仲在漕的楚丘祭定星，不是没有根据吧？
《毛序》：“《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为什么周公要在定之方中的时候祀文王呢？且诗里哪一点显出是“成洛邑”？姚际恒就批判说：“《小序》谓‘祀文王’，是。《大序》谓‘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谬也。按《洛诰》曰‘则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诗专祀文王，岂可通乎？至谓‘朝诸侯，率以祀文王’，此本《明堂位》之邪说，谓周公践天子位，朝诸侯也，尤为诬妄。《集传》偏从《序》，何耶？”姚际恒所批判的对了；然他谓“祀文王”，错了。《武》篇才是祭文王、武王的诗，此诗只是祭清庙星。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 耆 定尔功。
释音：耆，音旨。
这首诗的关键就在“胜殷遏刘”一句，这句诗了解了，整首诗的意义就显现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刘氏出自祁姓。帝尧陶唐氏子孙生子有文在手曰‘刘累’，因以为名。能扰龙，事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封为杜伯，亦称唐杜氏，至宣王，灭其国。”由此可知刘为豕韦氏之古称。《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于滑县说：“古豕韦氏国，春秋时卫地，汉置白马县。”如此讲来，滑县就是豕韦氏国，也就是漕。《击鼓》篇说“土国城漕”，而主持城漕的是孙子仲，这不是“宣王灭其国”吗？到此，我们知道城漕的原因了。《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于白马废县说：“每河北有变，滑台常为重地。盖其地控据河津，险固可恃也。”滑台就指漕地。卫国为宣王复兴周室，必先安定本邦，豕韦氏地既控据河津，又在邻近，自然是最先征服的对象。灭掉豕韦氏后，才再平陈与宋。《击鼓》篇说“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不是就先城漕而后平陈宋吗？遏作绝讲（马瑞辰说），遏刘，就是灭绝了刘。胜殷，即胜宋，因为殷是宋的古称。文王在先，武王在后，文王又是武王的父亲，祭祀时不是应该先称文王而后武王吗？此诗怎么先武王而后文王呢？武王为卫人的直接祖先，依卫的近亲而言，应该是先武王而后文王。由此，更可证明是卫人在平定陈宋后祭祀文王、武王的作品。
於皇，大哉。无竞，无比。烈，《尔雅·释诂》：“谓功业也。”允，诚；文，文德。嗣，子孙。耆，底之假借；底，致（马瑞辰说）。尔，指武王与文王。整篇的意思就是：伟大的武王呀，有着无比的功业。诚然是有文德的文王给他的后世开创了天下。我们子孙承受了这个武力，战胜了宋国，灭亡了豕韦，安定了您们的事业。
从“胜殷遏刘”，知道是平定陈宋后的作品，再从先武王而后文王，知道这是卫人在祭祖。如此看来，将此诗摆在这里，不是极合理吗？
《毛序》：“《武》，奏《大武》也。”屈万里引《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来证明说：“武王伐殷，克之于坶野，乃荐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试问：武王是死后的谥，他活的时候，怎么自称武王，而自己祭自己呢？哪有儿子祭自己而将父亲摆在自己的后边呢？周公是定礼作乐的人，怎能如此颠倒上下，目无尊亲呢？他又引据宣十二年《左传》“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就认定“以《赉》为《武》之三章，以《桓》为《武》之六章。是古时《武》原分章，而今本则以章为篇也。”要知道三百篇是三百篇，武王克商后所作的颂是武王克商的颂，两者各不相关。然怎么会有同样的语句呢？自然是尹吉甫承袭前人的，但不能就此断定是一篇作品。
以上三篇，就是《定之方中》《清庙》与《武》，都是宣王三年孙子仲平定陈宋后，在漕祭祀时尹吉甫所写的祭文或歌颂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