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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既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开创地之一，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价值观输出最为积极的国家。在世人印象中，美国的形象往往与平等、安全、自由等价值追求相联系，这当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因素，也带有二战、冷战时期国家形象营销工程的余韵。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美国建国初期就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被法典化，其中包含了一部分美国建国者对国家反对欧洲列强的期许——个体的自由唯有建立在田园经济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才能免于重蹈欧洲发展模式的覆辙。杰斐逊主义者提出的出路是抗拒国家制度设计中任何中枢化的倾向，这当中既包括人口密集式的城市工业形态，也包括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的行政模式。但同时，以联邦党人为代表的政治人士则偏好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工业制造，并不介意联邦政府获得强势的地位，他们甚至强调中央控制的重要性。
控制文化是美国价值体系中一条一以贯之的伏线。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尼杰（James Beniger）指出，自西方进入蒸汽时代以来，工具在速度、效能和复杂度上的质的提升迫使人们采集更多信息对其加以控制。这种文化传统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间成长稳健，电报、邮票、统一的纸币、打字机、打卡机、广播等一系列信息手段在西方兴起，帮助社会协调管理各种新生的产业与观念。贝尼杰将这一时期信息处理手段的变革称为“控制革命”。
在美国，控制文化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占据上风，这源自市场统一后大型企业扩张版图的现实需要；二战之后，自由主义在冷战舆论中赢得上风。尽管其内涵早已不复18世纪的田园精神，但其作为美国内政外交的文化符号，自由主义生命力旺盛，并延续至今。控制文化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动态平衡构成了美国价值观的基础。
今天，人工智能对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仍然沿着这两条线索发生，控制文化在技术层面的二次发育使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人工智能算法将社会不公客体化，使之成为可以深入批判和纠错的技术对象，有助于美国社会在自省自觉的语境下改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积弊，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激励个人数据的商品化和中枢化，强化了少数科技公司的寡头地位，成为了科技商业领域“马太效应”的催化剂。人工智能在非商业领域的应用对美国宪法第二、第四修正案中对私权的保护形成冲击，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美国民众的安全观念及其对国与民之间权力关系的认知。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塑造美国平等、安全、自由等价值观念，它不仅拓展了它们的内涵，还在新的科技语境下，积极改写它们所能达到的完善程度。同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和日益常态化的错用与争议，促使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公开性和道德性提出要求。那些看似显而易见和一成不变的传统价值观，在技术革命大潮的冲击之下，也不得不被新的内涵所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