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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现民
钱学森回国不仅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新中国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的典范，同时也因其归国曲折而备受关注。60年多来，人们虽然津津乐道于这段历史，但受资料限制，人们对钱学森回国历程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更缺乏在第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上做出全面、清晰的叙述和研究。笔者拟利用新近解密的美国、中国大陆、香港等档案文献以及笔者采访与钱学森同船归国人员得到的口述资料，试图对钱学森回国历程做全景式的梳理和展示，以还原这一过程，并希冀纠正长期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讹传与不实之说。
一、从惨遭怀疑到身陷囹圄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相争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巨大胜利，社会主义国家赢得了世界性赞誉，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建立。美苏等重要大国虽然在二战后确定了雅尔塔体系，划分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是好景不长，这两个集团很快走上了对抗的道路。
关于美国对钱学森的调查，从目前掌握的档案来看，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底。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对钱学森的调查是美国“忠诚调查”的一部分。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忠诚调查”，史学界有一个基本观点：“忠诚调查”始于杜鲁门时期。其实这可以看作“忠诚调查”的狭义概念。但从广义概念看，“忠诚调查”是美国政府对居住在美国本土的本国公民以及外国侨民对美国的忠诚情况所开展的调查，是美国有关部门颁发证件或者审核有关人员从事某一活动所履行的手续。由于战争需要，钱学森被允许参加涉密研究，就需要对其进行“忠诚调查”。如果综合审视这一时期美国对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人员的调查，和对美国国内一些人员的调查，我们不难发现，“忠诚调查”是美国基于本国国家安全需要而进行的必要程序。
1945年钱学森随冯·卡门到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考察军事情况。考察期间，钱学森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回国后，完成了美国航空规划《迈向新高度》的很多章节。12月21日，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雷·阿诺德签署嘉奖令，表彰钱学森的杰出表现。嘉奖令称，钱学森对这个国家以及欧洲的喷气以及火箭推动做出了优秀而全面的调查，同样还对喷气机、火箭性能原理所作的宝贵的原创性理论工作。钱学森的这些工作在喷气推进领域是一种无可估量的贡献。此外，钱学森还着手应用原子能来进行推进的可能性研究。1946年2月1日，美国陆军兵工署署长坎贝尔将军签署嘉奖令，表彰钱学森的杰出表现。
这些都是对钱学森本人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一段时间的表现给予的充分肯定和嘉奖。但就在荣誉接踵而至之时，怀疑也悄然来临。如果说，在这之前的“忠诚调查”是例行公事，那么随后的“忠诚调查”则带有明显的怀疑成分和对抗色彩，是美国社会思潮发生转变的表现。
1946年至1947年美国对钱学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留下海量档案资料。美国很多的国家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渠道来试图了解钱学森。但是，这时对钱学森的调查结果大多是正面的，都对钱学森的性格、能力、“忠诚”等各个方面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只有一位名叫阿尔布雷克特的证人，作证说看到了钱学森出席共产党小组的会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49年，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第一，1949年8月底，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第二，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些事件使得美苏双方对峙气氛更加浓厚，加深了美国国内的戒备和恐慌情绪。1949年11月，美国爆发了间谍希斯事件，美国高级外交官艾尔杰·希斯突然宣称，他在作为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期间，曾经是一名共产党的间谍。这在美国激起轩然大波，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进一步加剧。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针对钱学森的调查也升级了。
从前期调查来看，基本没有人怀疑过钱学森对美国的“忠诚”以及当时他对政治活动的淡漠。但在当时，有一份档案使得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疑虑重重。档案表明，钱学森是美国的共产党党员，经常参加加州理工学院122共产主义小组的会议，并且使用了约翰·戴克这个化名。另外，他们还发现，一位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小组的组织者——威因鲍姆，和钱学森关系非常密切，并且是钱学森将其推荐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工作的。于是他们对钱学森的怀疑和警惕加深了。
关于阿尔布雷克特，司法部为了证实他以前的说法，在1950年专门拜访过他。但这次阿尔布雷克特的说法与之前截然不同。他表示，他过去曾说他从1938年以来同钱学森关系密切，那是因为他们俩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但是并不意味着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他还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虑之后，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他参加的会议中钱学森都没有参加过。
但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红色恐惧时代，美国对他们所怀疑的“共产党分子”“亲共产党人士”以及“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员”的任何证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特别是在他们调查时，发现一份党员登记表上有钱学森的名字。这使他们疑虑重重，最终得出结论：钱学森是共产党员，并且推荐了威因鲍姆到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工作。就这样，灾难落在了钱学森头上。
1950年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会议召开，研究决定钱学森（他们称“约翰·M.戴克”）案件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重要议题：第一，钱学森是否应该被停职？参会人员在审阅了他们获得的记录材料以及有关信息后认为，如果这时候将钱学森从加州理工学院停职，事实不明确，证据也不充分；第二，是否取消钱学森的涉密研究资格证？他们一致认定，有理由相信，钱学森从事涉密和航空研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全体成员决定，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内部、秘密、机密和绝密）以及航空研究致函钱学森工作单位加州理工学院。陆军、海军和空军代表在会议决议上联名签字确认。正是基于这一决定，6月6日，三军正式签署了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研究的通知，并吊销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
6月6日当天，还发生一件对钱学森来讲十分重要的事——联邦调查局人员专程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办公室造访。
会见时，调查人员向钱学森宣称，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使用了“约翰·M.戴克”这个化名。钱学森则断然否认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党员。钱学森说：“我非常困惑我的名字是怎么出现在1939年的共产党员记录簿上的。”他还进一步表示：“我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鉴于我是一名外国侨民以及这样的身份，我被排除在所有这样的组织之外。”他再一次发表声明称：“我不知道我的名字以及别名是怎么出现在共产党员记录簿上的。我更不知道约翰·M.戴克名字的由来，在那期间或者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约翰·M.戴克的名字。”
对威因鲍姆的举荐责任，钱学森说：在推荐威因鲍姆的时候，他就意识到，由于工作的性质，威因鲍姆会接触到一些涉密资料。然而，钱学森认为，他没有理由不推荐威因鲍姆，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使他对威因鲍姆对美国的忠诚产生怀疑。
会谈最后，钱学森再一次明确否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虽然此时钱学森还没有收到被吊销从事机密研究许可证的通知。但是，他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妙。他说：“‘怀疑的魔掌’正在投向我。”
6月16日，加州理工学院人事部门将军方关于禁止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决议的书信转送给他，并且让钱学森写确认书。钱学森收到这封信之后，当天就去拜访了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林德瓦尔，提出辞职请求并表达回国的强烈意愿。
就在第二天，即6月17日，一位告密者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他从一个政府机关了解到钱学森已经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计划返回中国。当天，联邦调查人员威滕伯格通过电话联系钱学森，询问有关他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的情况。钱学森在电话中声明：“我只是向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弗雷德·林德瓦尔博士提出辞职的想法，因为这是当时留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钱学森还解释说：“当时林德瓦尔博士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后来也不知道辞职的请求是否得到校方的准许。”威滕伯格追问钱学森：“倘若辞职请求被批准，你打算干什么？”钱学森回答说：“如果辞职申请得到批准，我打算返回中国。”他还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假如说你想要了解一下我回国之后有什么打算和计划，我们可以约定时间谈一谈。”
6月19日，钱学森和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办公室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中，钱学森发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声明：“在过去的10余年时间里面，我的确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为此我还引以为荣，诚实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相信我的到访对双方都有利，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我对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都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我唯一能做的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
调查人员再一次紧紧抓住钱学森的党员身份不放。他们询问钱学森，为什么他的名字出现在共产党员登记簿上？钱学森回答说，他的名字出现在共产党员登记簿上完全是可能的，他也不怀疑那份记录现实存在的真实性，但是他的确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样出现在共产党员登记簿上的，如果一直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推测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次会谈后，钱学森有了回国打算，积极筹备各项回国前的准备工作，包括预订机票、托运行李、听证申诉等等。
首先，关于听证申诉。加州理工学院希望通过听证申诉，为钱学森重新获得机密研究许可证而努力。经过加州理工学院与国防部工业就业审查委员会的多次交涉，最后确定8月23日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
其次，关于预订机票。钱学森回国的时候，原本计划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但是他从洛杉矶英国领事馆得知，从这方面取得签证非常困难，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很多中国朋友在办理回国手续时都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这时有朋友告诉他，西雅图的国际贸易服务协会可以帮助他取得香港签证。于是钱学森购买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
第三，关于托运行李。7月24日，钱学森致电白金斯搬运和仓储公司，告知行李托运事宜。7月25日，公司经理塞克史密斯亲自来到钱学森家中查看需要打包运输的行李。商定8月18、19日两天打包，8月18日打包家中行李，8月19日打包办公室行李。8月19日这一天，钱学森早早来到办公室，先对物品进行初步整理，由于钱学森有事需要外出，他要求公司打包人员先将材料放进箱子里，然后带回公司仓库再完成打包工作。20日下午，公司打包员在整理这些资料时发现涉密字样，随后报告公司经理塞克史密斯。21日早晨，公司经理就将相关情况报给洛杉矶海关。21日下午，海关规费征收办公室行政助理陪同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办公室、空军和国务院相关人员来到打包公司的仓库抽样检查。他们发现一些资料标有“内部”和“绝密”字样，领域涉及原子能、火箭、导弹、喷气推进及相关领域。他们在现场达成了初步意见：由于这些资料具有上述性质，所以不应该返还给钱学森博士，而应该置于政府机构的控制之下，以等待全面的调查。最后海关人员向公司经理交代，要求公司将钱学森的所有物品严控起来，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接触。这一切，钱学森一家全然不知。
钱学森一心准备在华盛顿召开的听证会。8月21日，钱学森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次日上午拜访了海军部副部长丹·金贝尔。这是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建议，同时金贝尔也是钱学森的朋友，钱学森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在金贝尔看来，钱学森作为在美国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他有能力也有可能向美国的敌对势力——苏联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因此，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太有价值了。”钱学森还告诉金贝尔，加州理工学院也不愿意他离开美国。金贝尔说：“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不应让你回去。我认为你应该留在加州理工学院。”金贝尔极力劝说钱学森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他说：“在未澄清关于国家安全许可证的事情之前，你可以担任数学教授。”他还给钱学森介绍了一位辩护律师保罗·鲍特。最后说：“你去见鲍特律师，一切就会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就在钱学森来华盛顿拜访金贝尔之前，金贝尔已从其他渠道了解到钱学森将要回国的消息。我们可以从一份档案中得出这一结论。1950年8月17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写给司法部助理检察长詹姆斯·M.麦金纳尼的一封邮件，汇报了这件事。邮件上说：“海军上将西德尼·W.索尔斯通知我，由于钱学森接触了涉密资料，海军副部长金贝尔对试图阻止钱学森回国表达了很大兴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就在钱学森来金贝尔办公室前，金贝尔已从不同渠道了解了钱学森想要回国的消息，而且表达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的决心和意愿。
8月22日下午，钱学森会见了金贝尔向其介绍的辩护律师鲍特。鲍特指出，8月23日召开听证会时间过于紧张，建议钱学森第二天再见一下金贝尔推迟听证会。第二天，钱学森又会见了金贝尔。就在钱学森离开之后，金贝尔立即打电话给司法部，告诉他们，以钱学森所具备的学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于是，23日晚上9点半左右，钱学森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滞留。司法部检察人员向钱学森出示了一个命令——不准离开美国。8月24日钱学森打电话要求退票，但夫人蒋英女士和孩子的机票保留，因为钱学森最初的想法是让蒋英女士带孩子先走。24日下午，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杜布里奇到他家造访，谈话中钱学森说了自己的打算，杜布里奇说他不希望看到他们家庭分离。这时蒋英女士改变了想法，她25日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取消了她和孩子的机票，要留在美国，和钱学森一起面对眼前的困难。
25日，《洛杉矶时报》刊登钱学森行李被扣的消息。当天很多记者涌到钱学森家中了解情况，钱学森随即发表声明：“我计划返回中国，是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有一个家庭问题需要我去处理。我已经安排了打包公司去为行李打包，并协办所有必要的海外运输所需要的法律手续。周三晚上，我收到洛杉矶移民局的命令，不准我离开美国。在这之前，我的所有物资都已包装完毕，并准备托运。打包前，我仔细核对了我的个人物品，将带有涉密性质的材料都剔除出来，并将它们锁到了我办公室抽屉里，将抽屉钥匙交给克拉克·米利肯博士。据我所知，在我携带的资料中没有带有内部、秘密或者绝密的字样。”这个声明发表在第二天的《洛杉矶考察家报》上。
此时的钱学森回国受阻，行李被扣，如同一步步滑向令人动弹不得的泥沼。美国司法部还加大了对钱学森的监视，派遣特务跟踪。这时，钱学森足不出户，却也能发现家门外鬼鬼祟祟的影子。威因鲍姆等朋友被捕的消息相继传来，钱学森已觉察到离自己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9月6日，两名移民局官员叩开了钱学森的家门，其中之一就是在洛杉矶机场宣布禁止钱学森离境的人。当时蒋英女士怀抱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去开门。这两位移民局官员首先让钱学森发表了关于个人基本情况的声明。钱学森在声明中指出，他从来不是美国共产党成员，也不允许共产党和任何组织用他的名字；回国是因为父亲和岳母需要他的帮助和支持。
即便如此，移民局官员依然出具并宣读了已经准备好的拘禁令。由于此时行李审查尚未完成，因此对钱学森的指控没有涉及行李问题，他们依然在共产党员身份上做文章。他们控告钱学森违反了《移民法》，理由是他被发现了在进入美国之前符合《移民法》所列举的如下情况：试图利用武力或者暴力倡导、唆使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协会的外国人。下午五时许，钱学森被这两名移民局官员带走，先被囚禁在洛杉矶拘留所，后迁至特米诺岛。
钱学森被带走后，蒋英女士立即打电话给加州理工学院求助。加州理工学院开始想方设法营救，包括聘请律师、派米利肯到拘留所看望、校长杜布里奇本人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军方进行交涉等，杜布里奇还和冯·卡门进行书信往来。杜布里奇首先致函金贝尔，希望他来洛杉矶协助处理此事。金贝尔得到消息后，从华盛顿飞往洛杉矶，首先同杜布里奇和米利肯见面，然后在他们安排下又同钱学森的辩护律师见面。这次金贝尔的到访也让洛杉矶了解到华盛顿对钱学森被囚禁的态度。实际上，金贝尔不希望钱学森离开美国，但并不希望他被囚禁。
9月16日，杜布里奇、林德瓦尔和钱学森的律师到拘留所见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就他们了解的情况试图和军方交涉，要求释放钱学森。9月18日杜布里奇给金贝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怀疑他跟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往来，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同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集会。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矶，后来人们延迟告诉他，他所订的船位没有位置，他便写信给国务院询问怎样办理许可离境的手续，国务院的官员在私人交谈中告诉他，可以将他列入学生名单，返回中国大陆。他给国务院的信中解释他离开的意图，要求获得必需的协助。后来，因为以学生名义返回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他才与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接洽，想经过温哥华至香港。加拿大航空公司下属的旅行社，帮助他办理途经英属加拿大领土以及香港的一切签证手续，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未曾否认过这些安排。相反地，他公开进行此事，而且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些计划，我知道他在8月底赴华盛顿时，也把这些安排告诉过你和鲍特。”
金贝尔回到华盛顿后，同司法部副部长福特做了沟通和交流。福特同意释放钱学森，遂电话通知驻洛杉矶检察长。检察长召集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林德瓦尔以及律师具体商谈释放钱学森的事宜，但要缴纳1.5万美元保证金。
关于这笔保释金，很多人撰文说是集资得来的。但研究发现，这笔保释金是钱学森一个学生的未婚妻捐助的。1.5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普通教授每个月工资也只有三四百美元。另从美国最高法院公布的一份法庭记录和文件看，钱学森1.5万美元的保释金也是非常之高。蒋英正在准备筹集钱款的时候，钱学森一位学生的未婚妻，名叫波琳·里德贝格·米勒斯，家庭非常富裕，说她愿意拿出这部分资金，以保释自己未婚夫的老师。但她不愿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保释金由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林德瓦尔去协办的。1955年5月，联邦调查局人员就保释金问题询问林德瓦尔，林德瓦尔说：“她（指米勒斯）告诉我说，她和她丈夫马克·米勒斯的生活早已比较惬意，她不希望让人知道马克的妻子能够筹集这么大一笔现金。她希望让我安排此事是因为她不希望让她丈夫的同学知道她丈夫娶了一名阔太太，否则会让她的丈夫显得很尴尬。她还说，那是她继承来的钱。”
这笔不菲的保释金也并非交的现金，而是购买了美国的债券。林德瓦尔尊重米勒斯的意见，没有公开米勒斯的身份，也没有公开说出那笔保释金是由米勒斯提供的。林德瓦尔拿到米勒斯捐赠的1.5万美元现金，并没有以现金的形式直接交给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或其他政府部门，而是购买了面值为1.5万美元的美国债券，但买入价是15251.43美元，差价由林德瓦尔垫付。
二、从被判驱逐到获得假释
经过多方努力，钱学森从特米诺岛上被释放，但钱学森案件并没有随着他的释放而终结，随后，司法部召开了四次正式听证会。所谓正式听证会就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听证会，也就是司法部根据这四次听证会的证词对钱学森做出判决。
这四次听证会召开的时间如下：1950年11月15日、16日第一次，1951年2月15日、16日第二次，1951年4月11日第三次，1951年4月16日第四次。
这四次听证会形成的记录多达282页，其中一次听证会的记录就有143页。就环节展开的过程看，这四次听证会真可谓层层深入、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先就钱学森的基本情况，让钱学森本人出庭，随着讯问情节的缓缓展开，依次召唤有关证人出庭作证。从听证内容看，美国移民局官员时常是变着法儿刁难钱学森，甚至设置圈套让钱学森去钻。但是针对检察官提出的刁难问题以及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钱学森避免采取与他们进行硬生生斗争的方式，而是利用他文人学者的风骨、胆识与学养，与检察官进行了巧妙而毫不畏惧的论辩，回答得也非常巧妙和睿智。
以第一次听证会为例，这次听证会的内容包括钱学森的出生，来美经过，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会议，与威因鲍姆、奥本海默以及马林纳之间的关系。以下是主审官古尔丘和钱学森的部分谈话摘录：
古尔丘：“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
钱学森：“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古尔丘：“你想怎么处理它？”
钱学森：“那就保留在我心中。”
古尔丘：“你会让它对中国有用吗，共产主义中国？”
钱学森：“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任何人，就像把我的能力卖给任何人一样。”
古尔丘：“但是你没有想过要去台湾吗？”
钱学森：“因为我回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家庭问题，碰巧我父亲不是在台湾。”
古尔丘将话题转到了1947年钱学森返回中国和蒋英结婚以及后来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的问题上，然后又回到了效忠的问题。
古尔丘：“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吗？”
钱学森：“是的。”
古尔丘：“在这种情形下，你遵守美国选募法？”
钱学森：“是的。”
古尔丘：“一旦战争爆发，你究竟是否会为美国向红色中国作战？”
钱学森：“我未曾考虑到这个问题。”库柏站起来表示抗议，但古尔丘说，他愿意给钱学森时间，无论多少时间都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库柏抗议道：“你不能让别人在五分钟内决定态度。如果你让他对此问题多加思索，你要给他时间，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六个月。”古尔丘辩解道：“我们愿意在这里等六个月。”
库柏询问钱学森是否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决定态度。钱学森认为可以，于是库柏让钱学森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五分钟过去了，钱学森表示还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古尔丘就等得不耐烦了，对钱学森说：“你是不能答复这个问题，还是不想答复这个问题？”这让钱学森非常气愤，他硬生生地说：“我现在能够答复这个问题，答复如下：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有问题的。”
古尔丘：“你想要先做出决定，决定究竟这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吗？”
钱学森：“是的，我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古尔丘：“你不准许美国政府替你决定这个问题吗？”
钱学森：“不，当然不。”
随后又召开了三次听证会，无论第一次听证会还是后来的三次听证会都没有出现明确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但是本着“宁可错杀百人、不让一人漏网”的原则，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1951年4月26日，美国移民归化局还是选用了不利于钱学森的证词，最终做出了驱逐钱学森的判决。
1951年5月3日，钱学森收到了这份判决书，5月23日钱学森的律师代他提出申诉，申诉书长达72页，抗议美国法院证据不充分，没有遵循公正的原则，侵犯了个人的民主权利。
次年2月8日，美国司法部做出裁决：驱逐出境但暂缓执行。2月26日钱学森提出上诉，11月26日上诉被驳回，移民归化局致函钱学森，要求：“你还获得不准离开美国的命令。根据驱逐令，你离开美国的行动将因此暂缓执行。”后又改为假释，要求他每个月到司法部报到，活动被限制在加州一隅。档案材料表明，假释期间钱学森的活动被严格限制。
钱学森被滞留期间，生活十分艰苦。他的研究工作经常受到移民局的监视并随时进行调查谈话，甚至电话都要受到窃听。虽然他的身心都在遭受折磨，但这些困难没有磨灭钱学森的创新精神和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在此期间，钱学森完成了两大成就——创建物理力学和出版《工程控制论》。特别是《工程控制论》在1954年出版以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科学美国人》想专题报道钱学森的科学成就，被他断然拒绝。1954年6月30日，钱学森复函《科学美国人》杂志编辑杰奎斯卡特尔，说：“虽然我对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但是如果把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很难有同感。换句话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的一员，我感到很耻辱。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钱学森没有忘记美国带给他的屈辱和痛苦，只能和妻子蒋英通过自娱自乐的形式排解心中的苦闷。正当钱学森泛舟在科学的学海，一场有关中美侨民归国的谈判正在日内瓦拉开帷幕。
三、从等待时机到解除禁令
关于钱学森回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方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利用钱学森写来的那封求援信与美方代表交涉，最后要回了钱学森。
经过研究，这与史实不符。事实上，中方以钱学森事例与美方进行斗争，也就是利用那封求援信与美方代表进行交涉，这是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即1955年8月8日的事情，而美国司法部正式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的通知则在1955年8月4日。也就是说当美国做出释放钱学森的决定时，我国政府是不得而知的。
钱学森回国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极力争取留美学生回国的一个重要事件。只有把钱学森回国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放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侨民回国谈判的历史坐标中审视，我们才能看清钱学森回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才能就钱学森回国得出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史称“日内瓦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钱学森回国问题实际上就已经成为美国考量的重要问题之一。在释放钱学森回国问题上，美国国防部的意见非常重要，他们非常清楚钱学森的分量，所以他们坚决反对释放钱学森回国。6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给日内瓦美国代表团发来电报，就国务院了解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说：“国务卿已经口头和书面请求司法部长逐步向那些想回大陆的中国学生发放离境许可，国防部的意见是他们离开美国不能违背美国的安全利益，司法部长口头同意。根据非正式的审查，国防部迄今只发现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FYI唯一的制导导弹专家，加州理工学院，是你们453号表上的第一名）。”
随着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临近，美国国内给国务院及国会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俘获了美方大量军事人员，那些被俘美国人的家人、朋友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宗教界、新闻界和国会的压力也纷至沓来，要求国务院争取解救被扣在中国的亲属。他们认为，这些在押人员的命运受到了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影响，他们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在各种意见纷争不断、难以统一之时，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出面了。1955年6月1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国务卿杜勒斯就双方侨民归国问题进行了交谈。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杜勒斯说：“有两个人，国防部所指出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钱学森，另一个是从事奈克火箭研究的王大卫，国防部对他们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都掌握非常高的涉密信息”。总统回答说：“这不应该成为障碍。”他还说：“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第二天，国务卿就把同总统沟通的情况向美国国防部做了传达，杜勒斯还希望国防部就这方面的意见和总统交流一次。当天，美国国防部就滞留钱学森以及最终决定放回钱学森的经过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约有五千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学生外已全部释放。现把这两名学生的信息提交如下：钱学森，空气动力学的著名权威，喷气推进专家。他目前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戈达德教授。在1951年他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被吊销前，他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从事高级机密的国防项目。”报告还指出：“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这样，在总统亲自斡旋下，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就释放钱学森达成了原则意见。
1955年8月召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只是为释放钱学森提供了一个机会。正当会谈进行中，美国国防部于1955年8月3日，由国防部部长助理威廉·W.戈德尔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确认国务卿、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和古德温帕斯特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到1955年6月11日达到了白热化。国防部撤回了反对意见，如果钱学森要求出境签证，同意释放他。我们理解，美国国务院正在和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在合适时候可以做出释放的决定。”文件还说：“这个事情早已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且他已同意释放他们。”8月3日，美国国防部将这份发给国务院的电报抄送给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局长。这份文件很重要，是一个重要的提醒。经过美国国务院以及司法部的最终确认，8月4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艾伯特·德尔·古尔丘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在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正式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决定的当天，移民归化局官员电话通知了钱学森可以离境的消息。
四、从身处异域到回归故土
在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后，钱学森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回国的各种准备。收到通知当天，他就致函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希望他们协助转运行李。然后订购回国的船票，即使是三等舱，钱学森也依然买下了，因为他不想在美国多待一会。在取船票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联邦调查局要钱学森当他们的间谍。据陪同钱学森取票的好友说，从售票处到停车场的路上，钱学森被两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叫住。当时的探员把钱学森叫到一旁，要钱学森回中国后做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并说会随时与钱学森联系。钱学森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可以随时联系，但要自冒风险。”
回国前，钱学森收到父亲寄来的一个处方，希望钱学森在回国前能从美国为他的胃病拿点药。钱学森带着这个处方到地方药房买药，遭到拒绝，他们告诉钱学森，由于处方是从中国寄来的，并且是以中文的形式书写的，这个处方需要得到当地美国医生的确认。在经过一番周折后，钱学森联系到曾经给蒋英治病的查尔斯·波斯纳博士。9月12日，钱学森首先给波斯纳办公室打电话。经同意后，他随即赶到波斯纳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北哈德逊大街99号的办公室。波斯纳博士为钱学森确认了那个处方。随后，钱学森离开了波斯纳的办公室。钱学森的这次访问纯属医学问题的专门访问，却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特别是在钱学森访问后的两三天时间里，波斯纳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不安以及烦躁情绪更引起了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疑虑。他们联想到钱学森将要回国的事实，认为钱学森和波斯纳进行了针对美国安全的阴谋活动。为了切实了解钱学森这次访问的动机，彻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联邦调查局兵分两路分别对波斯纳和钱学森进行问话。1955年9月16日，威廉·G.卡彭特和弗朗西斯·D.库利在波斯纳位于加州帕萨迪纳北哈德逊街大街99号的办公室会晤了波斯纳。就在联邦调查局人员会见波斯纳的同一天，威廉·J.圣考利和罗杰·S.C.沃尔科特在洛杉矶西六街512号附近会见了钱学森。经过联邦调查人员的访问，他们明白：无论钱学森还是波斯纳，他们说的得到了相互证实，也表明了钱学森确实是为父亲确认药方来找波斯纳的，他只是在准备拿药之前需要一位美国内科医生对这份来自中国的处方进行确认。就是因为这个目的，钱学森拜访了波斯纳博士，也就是经过这样的盘问以及调查，才消除了联邦调查人员压在心头的疑虑。
在做好回国的各种准备后，钱学森一家迎来了那个期盼了很多年的归国之日。9月17日下午，钱学森一家在马勃和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同时，联邦调查局人员罗杰·S.C.沃尔科特也到码头上监督钱学森离境。在洛杉矶港，一位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来，钱学森回答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当有记者问钱学森是否憎恨美国时，钱学森说：“我并不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你不能够恨那条狗，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当有人问他是否将帮助中国政府重整军备时，钱学森回答说：“这是一个我拒绝答复的假设性问题。”还说：“我是同情中国政府的，我相信我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的，都在谋求和平和追求幸福。”下午3时许，邮轮起航开始向夏威夷进发。
9月22日，“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船停靠檀香山。回国留学生都被美国警察限制在轮船休息室内，不准上岸。下午4时44分，钱学森在这里发出了给国内的第一封电报，是写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电文如下：
想到回到祖国，很是高兴。“克里弗（夫）兰总统号”邮船十月八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阻碍。
在夏威夷简单停留后，船开始驶向日本横滨。在那里，他们迎来建国六周年，他们在船上举行简单而隆重的庆祝活动。钱学森发表了简短讲话，同船归国人员在船上举行了文艺表演活动。十一过后，“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开始驶向菲律宾。10月5日，承载着40余名中国乘客的轮船抵达马尼拉。在马尼拉港，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钱学森。问他是否在美国从事火箭或喷气式飞机的设计，钱学森没有回答。问他是不是共产党，钱学森的回答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10月6日晚，“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
“克里夫兰总统号”抵达香港九龙港湾后，由小船将他们安全送到尖沙咀警察码头。为什么邮轮不直接将归国学生送至香港码头，而停靠在港湾内，然后由小船把他们转运至九龙上岸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为了钱学森和这一批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安全，转移更多人的视线。在查看了许多留学生归国途经香港时的一些记载，他们几乎千篇一律的采取了这一方法，因此对“转移视线”论产生了一丝丝疑问。据研究发现，因为当时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途经香港须办理过港签证，英国驻美国的领事馆以大陆为共产党控制为由，拒绝给留学生办理过港签证。“总统号轮船公司”有一项“集体行动”，那就是只要同船去中国大陆的乘客超过十人，就可以在九龙附近改乘小船上岸。
钱学森等一行在九龙火车站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中午时分，他们搭乘11时25分的火车赴穗。下午1时许，钱学森等一行归国人员到达了罗湖桥火车站。然后在英国警察的监视下通过了罗湖桥，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为了迎接钱学森一家回国，国务院做了大量救援和其他准备工作，首先责成中国科学院负责本次迎接工作，然后派朱兆祥到深圳迎接，还指示广东省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
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在广州短暂逗留后一路北上，首先到达上海，然后去浙江，后又返回上海，最后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钱学森一家当天入住北京饭店256、257房间，第二天去了天安门广场。11月1日，郭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7楼宴请钱学森，11月4日，陈毅代表国务院会见了钱学森。钱学森正式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案件的审查并没有随着钱学森的离去而终结。美国放走了钱学森，一时间引来了民众对政府的批评和不满。也许是为放走钱学森的决定寻找理由，或者是应对社会上存在的对政府的批评，美国在钱学森离美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后续审查工作。他们就是要让有关证人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员。不管美国政府怎样寻找理由或者证据，怎样为放走钱学森辩解，似乎都不能阻止美国民众和媒体对钱学森的持续关注。
但钱学森对这一切全然不顾，而是将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的祖国。钱学森从1950年下定决心回归祖国，到1955年最终踏上祖国的大地，五年间他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与羁绊都是难以想象的。通过本文中的细节，我们甚至能够从内心体会他心境的变化。但所有磨难都没有使他的坚定意志动摇过半分，也正是这样的坚强意志，彰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和大爱，集中反映了伟大人物在艰难时代中表现出的伟大人格和伟大魅力。这种精神不仅仅是钱学森这位世界杰出科学家的爱国体现，更早已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在新时代不畏艰难险阻、勇赶潮流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张现民，历史学博士，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