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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成冬
“我是接受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培养和教育。”
这是钱学森晚年回忆父亲和母亲时说过的一句话。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而父母则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与身教，会深深地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那么，钱学森父亲和母亲又是如何培养和教育他的呢？钱学森曾经在一份手稿中写到父亲和母亲对他产生的影响，分别是“文言文”和“爱花草”。
当我们对钱学森父亲和母亲有所了解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在家庭教育方面富有智慧和充满耐心。这对我们如何做好父亲、如何做好母亲，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下面，就让我们先从钱学森父亲和母亲的生平讲起。
一、父亲钱均夫
钱学森父亲的本名叫钱家治，均夫是他的字，后来以字行名。1882年12月26日（光绪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钱均夫在浙江杭州出生。钱均夫家世可以追溯至吴越国王钱镠，是其第三十二世孙。吴越钱氏家族源远流长，自钱镠建立吴越国后繁衍不息。钱均夫祖父钱继祖，世居仁和县城东街，经营丝行，家境富有。钱继祖育有四子：长子钱承镕、次子钱承鎡、三子钱承铎，四子过继给钱继祖夫人卢家，改姓卢。钱承鎡育有两子，长子钱家润，字泽夫，次子即钱家治。
中国传统社会崇尚“士农工商”秩序，钱继祖致富后同样希望子嗣能够学而优则仕。于是，他将丝行交由大伙（即经理）管理，自己全身心地培养儿子读书。未料大伙在管理中渔利，获得万贯家产，钱家丝行因此破产，家道衰落，仅能维持一般生活。钱均夫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远不如从前，但父亲钱承鎡仍支持他读书。
钱均夫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888年，钱均夫六岁时被送到蒙馆读书，开始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启蒙读物；1898年前往上海王氏育才书塾（现上海南洋中学前身）求学；1899年考入浙江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求学。钱均夫读书之际，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所以，他在求学之际常常与同学讨论如何救国的问题，在求是书院读书时树立了“教育救国”的信念。正因如此，1902年9月，钱均夫以浙江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留学，选择教育学作为专业。
1902年9月至1904年3月，钱均夫在宏文学院完成规定的日语学习，并于1904年7月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日本筑波大学前身）第二学部（地理历史部）学习。1908年春，钱均夫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经过四年学习顺利毕业，随后又在日本考察教育半年时间。1908年底，钱均夫结束在日本七年的留学生活，回籍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钱均夫在日本留学期间，还与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经亨颐、杨昌济、陶孟和等人成为挚友。这些留日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教育史上的著名学者，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思想、文化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均夫回国后在教育系统任职20余年，一直到1934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同时也作出重要贡献。钱均夫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时，由于国内师范学堂还没有统一教材，于是他广泛收集材料，先后编写《名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教材。
钱均夫回国后，曾于1909年（宣统元年）参加清政府学部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获得“优等”成绩后“着赏给文科举人”。第二年，又再次前往北京参加“廷试”，考试成绩列为二等。经过廷试后，钱均夫被“著以内阁中书补用”。内阁中书官阶从七品，主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和缮写等，经过一定年限后可升入同知、直隶州知州，或保送军机处章京。但他并未选择留在北京从政，而是选择回到浙江担任学务公所普通科副科长，1911年6月改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1914年1月4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任命了一批教育部官员，其中，就包括任命钱均夫为教育部视学。钱均夫接到任命后便只身北上，前往教育部任职。1917年10月3日，教育总长范源廉签署任命令：“委任视学钱家治为本部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包括教育部在内的中央机关南下迁往南京。1928年，钱均夫由教育部次长马寅初聘任为普通教育司一等科员。当时，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正准备考大学。钱均夫考虑转学对钱学森的影响，便只身前往南京任职，仍将钱学森留在北京，由妻子章兰娟照顾。钱均夫在南京任职未及一年，于1929年由浙江省教育厅召回，被聘任为教育厅督学。同年，钱学森考入交通大学，是年秋钱家举家南下，回到杭州居住、工作和生活。
二、母亲章兰娟
钱学森的母亲叫章兰娟，有关她的史料留存极少，仅有几张历史照片和几段点滴回忆。章兰娟生于1887年，1934年底因不幸患上伤寒医治无效去世。章兰娟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大家庭，父亲章珍子曾担任过数年的盐官，卸任后在杭州经营盐业、丝业和酱园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现在位于浙江杭州方谷园2号的“钱学森故居”和上海市愚园路1032弄的“钱学森旧居”，最早均归章家所有。但章家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股票投资中惨败，家族经济走向衰落。
章珍子育有一子三女：长子章乐山，长女章兰娟，章兰娟之下还有两个妹妹。长子章乐山好善乐施，以家族产业为依托，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积极参加沪杭两地的公共和文化活动，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贤士，还曾是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浙江分会第一届会员。
章兰娟出生时，正值家族极盛之际，家境优越。她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知书达理。从留存照片可见，章兰娟的长相端庄秀丽，五官精致，流露出温柔贤淑的女性气质。钱均夫和章兰娟的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包办，但极为恩爱、相处融洽。所以，章兰娟去世后，钱均夫终身未再结婚。钱学森曾经回忆说：“我的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大女儿，据说我的外祖父是因为我父亲的才，才把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
1911年12月11日，农历十月廿一日，钱学森在上海出生。后来，父亲钱均夫和母亲章兰娟一直亲昵地称钱学森为“申儿”，因“申”与“森”谐音，又因上海被称为“申城”，一字双意。钱均夫还给钱学森取了一个字：柏青。后来，钱学森读书时很多同学和朋友都用“柏青”称呼他。
1913年革命风潮渐息，钱钧夫带着章兰娟和钱学森回到杭州，仍任第一中学校长。1914年钱均夫接到教育部任职之令，只身先行北上赴命，出发前，他们还在杭州大方伯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留念。钱均夫抵京办完入职手续且安顿好之后，便写信告诉章兰娟可以携带钱学森北上来京团聚。1914年初夏，母子二人由杭州乘坐火车前往上海，等待北上的轮船。在上海逗留之际，他们还在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他们在天津登陆后乘坐火车抵达北京，一家人经过短暂分别，重新团聚。
钱家在北京生活之际，蒋百里同样在北京任职。就在此间，章兰娟提出希望蒋百里能将三女儿蒋英过继给他们做女儿，于是便有了钱学森和蒋英爱情故事的开端。不过，那个时候双方父母还不会想到钱学森和蒋英会走到一起。章兰娟当时的想法就是给钱学森找一个玩伴，不至于儿子养成孤僻和认生的性格。
钱家在北京生活十五年，恰是钱学森的少年时光，青灯有味在此时。钱均夫和章兰娟还经常带着儿子游览古都风光，1993年钱学森在一份手稿中讲到自己的“北京时代”，不无感怀地写道：
我从前在旧北京呆过15年，1955年回来后，在新北京也已38年了。在这前后53年，曾无数次到中山公园北面筒子河旁的树荫下坐望紫禁城，看城上建筑，看那构筑别致的城上脚（角）楼，更有说不尽的滋味。
1929年钱学森考取交通大学之后，全家又南下搬回杭州居住。1934年底，热心肠的章兰娟为居住在上海的一位友人之子介绍女朋友，专程从杭州乘坐火车去上海，不幸在回杭州的列车上感染伤寒，虽经医治仍撒手人寰。当时，钱学森正在参加清华大学安排的专业实习，接到父亲发来的母亲重病的电报后，立刻向清华写信请假回家看望母亲。青年丧母，对钱学森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1935年钱学森留学前，为母亲立好墓碑才安心出国。出国时，他还将与母亲的合影珍藏在身边，留美之际每当想起母亲时便会拿出来看，默默回忆母亲的点点滴滴。1947年暑假钱学森从美国回国探亲，第一件事情就是陪同父亲钱均夫回杭州为母亲扫墓。扫墓之际，钱学森还专门拍了母亲墓碑和周边风景的照片，以作怀念。
三、家庭教育
钱学森秘书涂元季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钱均夫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但他的才华没有全部施展出来。如果要论钱均夫的贡献，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培养出了钱学森。”这段话非常恰当地总结了钱均夫在钱学森成长过程中的作用。而钱学森也总结过父亲钱均夫对他的影响：在于“写文言文”。当然，这里的“文言文”并非狭义上的四书五经，而是广义上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尤其是父亲钱均夫在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给予钱学森人文和艺术方面的熏陶，奠定了他成为科学家的思维基础。
事实上，钱学森的人生之幸就在于他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懂得教育的父亲。钱均夫有二十多年教育实践经验，既执教过大学和中学，又有教育行政机关的任职经历。他深刻地认识到要培养“完善的人”，学校教育之外的家庭教育不可或缺，家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补充，而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
中国家庭训练其子弟，深可疑虑。盖教育非仅恃学校所能收效，尚有赖乎家庭为之协助。倘家庭与学校共负教育责任，斯教育可收成效……曾有一般家庭父兄以为子弟送入学校，责任即了，此其观念根本错误。更有责备学校教育如何不良者，曾不思家庭教育是否完美。所谓薄责于己，而厚责于人，良可慨也！希望今后家庭中为父兄者深切觉悟，与学校共同合作，则教育前途，自必乐观，更有进步。
所以，钱均夫认为亟需改变那种“子弟送入学校，责任即了”的观点。钱均夫还经常用“人生如船行海中”作比喻说：“如船身不固，连帆不灵，司柁不准，未有不遭倾覆者。”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包括健康的身体、充分的知识和崇高的道德，即德智体全面发展。
在家庭教育方面，钱均夫比较注重培养钱学森的人文气质和艺术兴趣，重在训练他的形象思维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钱学森“大跨度”地思考问题，尤其在他后来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晚年钱学森回忆父亲时颇为感恩地说道：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可见，钱学森的人文与艺术熏陶主要得益于父亲钱均夫的悉心安排。而且钱均夫特别善于因势利导，例如当钱均夫发现钱学森对绘画产生兴趣，便请好友高希舜担任美术家庭教师。钱学森心灵手巧，很快掌握了绘画技巧，开心地对父母说：“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钱家搬到杭州后，钱均夫还特地将钱学森的几幅绘画作品装裱后挂在家中。可惜的是，1937年日本轰炸杭州时投掷的燃烧弹正中方谷园，那几幅作品毁于一旦。
所以，钱学森在晚年思考教育问题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教授不但是科学家、工程师，而且同时又是文学家、诗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惜当今的中青年中，这个传统已近消亡！”而当他回忆自己中学时代的人文与艺术熏陶，不无自豪地说：
我自己在中学就：1.画过水彩画、中国画；2.拉过小提琴；3.写过小品文。在大学吹过号，参加过学校的管乐队。要注意的是：形象思维不同于抽象思维，它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值得一提的是，钱均夫读书时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三步读书法”，后来便将这套方法“秘传”给儿子。每到学校暑期，钱均夫会开列阅读书目，并且还同钱学森一起阅读。每次阅读分三步：第一步初读，浏览书籍基本内容；第二步精读，将感兴趣的书籍从头至尾读；第三步重点读，即将书籍中重要内容反复阅读且做读书笔记，并须将读书笔记交给父亲审阅。
这种读书方法是父子两人“切磋学问”的途径，尤其是父亲通过审阅读书笔记可以知晓钱学森对书本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其所思所想。与此同时，这种读书法对扩大钱学森的知识面相当有作用，他可以接触更多学校里无法学到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培养求知欲。
这种“切磋学问”的方法对钱学森走上航空航天道路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钱均夫有阅读报刊的习惯，尤其特别关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经此长年累月的积累，钱均夫具备了非常丰富的航空知识。1932年3月7日，钱均夫任职浙江省教育厅之际，在一次演讲中作了《御侮声中应具备之航空知识》的专题讲座。他从航空事业、空军组织、航空势力和航空经营四个方面，对国际国内的航空形势作了分析，如数家珍。当时日本很嚣张，凭借飞机优势，侵沪轰杭。钱均夫的演讲使听者醍醐灌顶，莫不以为然。讲座最后，钱均夫从教育角度认为，德国和日本已经从儿童、小学时代培养“航空事业之兴趣”，然而我国“非特事事落后，即临渴而欲掘井”，因此呼吁国家大力培养航空人才。
实际上，钱均夫准备讲座前还同钱学森有过深入交谈，探讨世界各国航空事业的现状和中国发展航空事业的前景。此后，钱学森在1933年至1935年陆续发表六篇有关航空航天方面的文章，这显然不是巧合。并且，钱学森在文章中使用的例子、数据和观点，与钱均夫在讲座中的举例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一历史细节透露出父子之间的“切磋学问”，极有可能是促使钱学森转向航空航天研究的“思想源头”。最终，钱学森于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航空门（机架组）”名额，同时也实现了父亲的航空强国梦。
下面，再来看一下钱学森母亲是如何进行家庭教育的。
钱学森回忆母亲对他的影响是“爱花草”，但其实花草代表生态自然，象征生命张力。章兰娟通过培养钱学森“爱花草”的兴趣，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儿子能够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完善人格和丰富情感。真是润物细无声！此外，还有一例足见母亲章兰娟的育儿智慧。钱学森说，在北京读小学时每到寒假之际，母亲便会要求他用毛笔描九个字：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这是有名的“九九消寒图”。由于这九个字均为九笔，于是章兰娟给钱学森布置了一项硬性任务，即每天端坐桌前描写一笔，描完正好81天，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就过去了。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使钱学森练习了毛笔字，而且在无形之中锻炼了他的耐心和毅力。
由此可见，“懂得现代教育”的父亲钱均夫和秀外慧中的母亲章兰娟，在家庭教育中充分尊重并激发了钱学森的兴趣爱好，同时引导钱学森树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因此，钱学森的那句“我是接受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培养和教育”是有重要内涵的，值得当今为人父母者思考。这是因为那种认为“子弟送入学校，责任即了”的偏颇观念，至今仍旧存在于不少父母的观念之中。
现在再来看钱学森在手稿中，总结父亲“写文言文”和母亲“爱花草”对他的影响，是有丰富的解读内涵和借鉴价值的。
作者简介：吕成冬、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研究馆员。